中國政治哲學史（第一卷）（國家出版基金項目：政治哲學史）

差不多算一口氣讀完。 現在國內研究中國政治思想的主要有兩派人，一派多出身歷史學，他們將中國政治思想與中國傳統專制統治史結合，極力揭露傳統政治思想的王權主義本質（其實我覺得無論歷史還是思想史，揭露專制權力的往往起的都是相反效果）。以劉澤華先生爲代表，一般以“政治思想史”爲稱。代表作爲皇皇鉅著《中國政治思想通史》。另一派多出生哲學，他們拿西方現代化政治思想作爲標準，或對傳統政治思想進行批判或希望能從傳統中找出創造營轉化的因素，希望傳統文化能符合西方現代化的標準。這一派源自民國時期的新傳統主義者，後爲海外新儒家所借鑑，八十年代後，返銷大陸。通常以“政治哲學”爲稱。此套書便可以說是其代表（儘管裏面的作者也有宗前者的）。但是，還有一派，人數不多，他們希望用現象學“面向事情本身”的方法（本人認爲這就是真正的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對中國政治思想進行研究。也就是儘可能地回到研究對象所處的歷史時代，面向人物所處的生活世界，所面對的時代問題和政治問題，儘可能地回到文本和歷史本身，分析研究對象是如何對這些時代和政治問題所作出的思想反應，以及當時社會和後世對其思想的接受（或拒絕）過程。在此基礎上，再以總體史觀爲基礎，對之在中國歷史中所處的位置和影響作出評價。目前這種路徑的研究成果尚少，在中國思想研究界屬於邊緣半邊緣狀態。這本書中也有個別地方也有接近第三種方法的思考。 回到這本書，主要是講先秦的政治思想，以人物爲線索。包括老子，孔子，墨子，商君，孟子，莊子，黃老，名家，荀子，韓非十人的政治思想的評介。首先，將黃老，名家列入，結合莊子一起介紹，是非常有見識的。從戰國後期到秦漢，形成了一種不同於西周天命人倫爲基礎的德禮政治的自然天道思想，最終到董仲舒，達至完成。而這一轉變的關鍵節點就是莊子，黃老名家這一時期。莊子提出天道自然的觀念，並將之提升到道之上的地位；黃老將自然天道作爲人事政治的規律規定性，從而形成新的政治合法化基礎；名家則通過形名之辨賦予自然天道以具體的“物”的世界形式。有了這些積澱，纔有法家徹底地拋棄西周天命倫理的合法性，提出基於現實的人事治理的法和強國之術。但是法家雖然拋棄了天命人倫的合法性，它也抽到了自然天道的超越性（在韓非那裏，天道就是君主），所以它的這套治理方式缺乏合理性和正當性，其建立的秩序維持必然會呈現邊際成本遞增（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這個問題要到漢代董仲舒，重新結合黃老並參合陰陽五行才最終建立自然天道政治的合法性。所以黃老名家思想可以說是從西周春秋到戰國秦漢思想轉變關鍵節點，研究思想史者不可不多加註意！ 下錄一段文中批註：黃老要將天道放在本源，根本的位置上，才能爲人事提供合法性。但這樣天道就必須與人相分離，成爲人的外在規則。這似乎是戰國末期自然天道觀的共同點，包括荀子的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都包含此意。但它的問題在於，既然天道和人是相分的，又如何可以推出人可以共參天道？其動機何在？其原理何在？這個問題是董仲舒之前的自然天道觀的最大問題。所以法家乾脆給這個天道一個獨斷性的界定，天道即君道，天道就是爲君之道。表面上法家繼承了黃老的道與天道，其實韓非子那裏，道已經完全沒有了道家那種本源的意味了，而完全變成了現實的君臣相處之術。但法家卻面臨一個更麻煩的問題，它的那套現實君臣相處之術缺乏天道的支撐，完全變成了利害關係，這就很難保障其創建的秩序的合法性。只到董仲舒的出現，通過結構性的天人關係才具體地解決了這個難題。 其次，對莊子後學的介紹多有發明。提出了莊子後學的兩種思想傾向，一派莊子後學是將莊子齊物思想貫徹到底，萬物獨化，翻譯到政治上可以說接近一種無政府主義，他們否定了君主治理的任何正當性，認爲任何有君主的治理都會戕害物性，百姓應該各自按其本性生活，不應該有任何外力干涉。（當然，本人認爲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爲什麼還要組成社會？爲什麼還要生活在一起？）另一派莊子後學發揚莊子的天道思想，認爲莊子的齊物主要是一種縱向的相對性，即是在時間維度，每一個時代都有每一個時代的本性，這是天道發展的必然。所以，採用無爲之治，仁義之治還是名法之治，是時代變遷的自然結果。所以，這派莊子後學和戰國後期的黃老和法家思想已經非常接近。這確實有助於我們理解孟子之後的戰國思想。 其他人物思想的論述，或有些細節較爲精彩，但創見並不明顯。 從政治哲學的路徑，這本書已經是非常不錯了。但我還是希望能夠出現一本採用第三種路徑書寫的中國政治思想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