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哲學史（第三卷）（國家出版基金項目：政治哲學史）

初讀前言，竟然又是老掉牙的救亡壓倒啓蒙主旨，差點就沒興趣看下去了。多虧還是咬了咬，往下看了，否則確實會失去很多好東西。 這本書寫的最好的是嚴復的政治思想。衆所周知，嚴復是中國近代有名的進化論者。但是作者從嚴復所處的時代環境，從一箇中國近代愛國思想家所有的生活世界出發，爲我們展示了一個更加豐富也更加深刻的嚴復。嚴復的思想簡單說就是中國化的天演思想。西方進化論更多地是將生物的演化看做一種客觀的規律，而嚴復卻出於中國的傳統史觀，將演化看做道的演化，歷史的演化。“由天演而有歷史，由歷史內籀而得公例，由公例而得政治科學，這是嚴復歷史觀的邏輯。道就在歷史中，並隨着歷史不斷擴充，這帶着濃重的進化主義色彩。道不是一次性就獲得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一個集合體，這個集合體要尊重兩個基礎——歷史基礎和現實基礎，因此必須同時具備'向前看'和'向後看'兩種歷史眼光。嚴復的這種歷史觀實際上是融合傳統的歷史觀和進化主義史觀。”接着，和康有爲類似，嚴復認爲進化到當下，中國的演化與西方的演化歷史相遇了，由於時運，中國必須改變自己傳統大一統的天下觀，進入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只有通過民族主義的建設，將中國的傳統融入現代民族國家的特殊性中才可能保存自己的歷史演化，以期未來進一步演化形成新的普遍主義天下觀。嚴復明確提出了中國化的天演論就是一種歷史政治學。正好最近楊光斌教授提出可以通過歷史的路徑，建構中國的政治學。可以說這是百年之間的心有靈犀。 其次，對梁啓超的評介也很精彩。作者對明治後日本思想界比較瞭解，他從日本民族帝國主義思想的影響角度梳理梁啓超的政治哲學，有很多獨到的見解。我真沒想到，梁啓超通過明治時代的日本政治學所瞭解的西方現代國家的本質，比很多當下研究西方政治哲學的所謂學者，要深刻的多（儘管他是通過帶有軍國主義極端思想的影響而獲得的理解）。在梁啓超看來，西方現代國家的形成就是一種不斷進化的模式，從民族國家（重民權以團結全民）逐漸演化到民族帝國主義（擴張，弱肉強食，消滅落後民族），這是客觀規律。所以不想亡國，中國就必須儘快擺脫落後的傳統模式，儘快建立起民族國家，以強力求生存。這是梁啓超認爲中國必須變法，給予國民民權（有民權纔可能團結）的根本原因。當然，正因爲梁啓超認爲民權的最終目的在羣（也就是將國民團結成整體的力量），所以梁啓超並不認爲民權是一種抽象的個人主義權利，要救國就是要喚起民衆的國家意識，形成新的國民（《新民說》）。其實這個思路和馬基雅維裏《論李維》中的思路一致，同馬基雅維利一樣，梁任公也不會去抽象地思考國體和政體問題。儘管作者整體上還是陷入救亡—啓蒙這樣的意識形態，但對梁啓超流亡日本之後到晚年之間思想的特點分析是非常精彩的。至於對梁啓超後期的思想反思，並未做出很好的解讀。 除此之外，對康有爲大同普遍主義思想的解讀和對章太炎通過國粹（歷史與語言）來團結民族的分析也很有深度。對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分析也不錯，但是其對民權主義的評論意識形態色彩太重。不想再展開了，寫的有點多了，大家可以自己看。這本書是這套書裏面最值得一讀的。 最後談談爲什麼救亡—啓蒙模式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意識形態。首先，它是一種缺乏歷史感（時間感）的說法。在19世紀末20世界初，中國面臨全面的危機。在這個時候，卻要求思想家拋開現實世界去抽象地思考個人主義和個人自由，這就是“極麻痹而不知痛癢之人”，一個麻木不仁的人也不可能有深刻的思想。何況，對於當時的中國人來說，思考中國國家的獨立和現代國家的建設本身就是啓蒙的結果。其次，救亡—啓蒙說是一種靜態的獨斷（也可以說是專制）思維，它抽象地將英美現代化的模式當作是一個唯一的不變的模式（事實上用這種模式解釋英美自己的歷史都是一種理想化的解釋）。所以中國落後就是因爲對這種“普世”模式學的不徹底或者爲了救亡的目的而歪曲所導致的。他們從來不去思考，近代那麼多思想家爲什麼都不去接受西方（主要是英美）那種元子化個人主義的自由。其實，孫中山在三民主義講演中研究解釋過，他們卻當沒看見。再深一層，正如梁啓超對西方政治學的思考，個體主義並非西方現代化過程的全部，也不是西方比中國先進的根本原因；相反正是近代西方的民族國家的組織形式和公民團結才恰恰是我們近代需要學習的。更深的理由是嚴復提供的，即中西方歷史演化的路徑本就不同，無論是要救亡還是啓蒙，都必須從中國自身的歷史和麪臨的問題出發去思考問題。最後，對於個人自由是否需要國家自由的強大作爲基礎，睜眼看看敘利亞，烏克蘭，巴勒斯坦人的處境就知道了，不用再費脣舌。

前面部分還行 後邊越來越沒勁。但可做一個入門瞭解 讀者當謹慎 截取其中有利部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