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曉山
通過仔細品鑑精彩紛呈的中國園林詩歌,作者匠心獨運地考察了中唐至北宋期間文學傳統中的私人領域的發展。唐宋的文人士大夫們發現傳統的道德、政治和審美價值取向不足爲訓或者說不合時宜,於是,他們一直在努力地尋找變通與調和之道。然而。無論是作爲世外桃源建構起來的城市私家園林,還是園林中四處羅致而來的各種玩好(比如奇石、珍禽和名畫),一旦面對公共領域的各種價值標準,這個精緻文雅的私人空間便因受到擠壓而開始變形。這是一個精彩的世界,也是一個脆弱的世界,作者通過對唐宋園林詩歌的解讀。爲我們展開了一個可居可遊的審美空間,也揭示出了其中鮮爲人知的一面。
通過唐宋詩歌中的“園林”與“玩好”的文本及其意象上的傳承、流轉與變化作爲切入點,討論了唐宋之際文人羣體間的“私人領域”。這個角度去讀詩歌,感覺很有新意,值得一讀。 但是感覺因爲文化傳統的原因,歐美學者解說中國傳統詩歌有時過於拘泥文本,只能看到表象,很少情感上的共鳴。例如本文對很多白居易的詩歌解讀,感覺爲了本文寫作目的僅停留在表面,並不能像日本學者埋田重夫的《白居易研究:閒適的詩想》一書一樣,結合白居易的人生經歷、生活狀態、健康狀況、心境起伏、居住環境,從這些方面綜合的進行討論,也就是對各位所涉及的詩人缺乏足夠的理解與同情。所以總感覺作者對書中提到的白居易等人在某些地方有些道德上的苛責,所以在行文中可能犯下一些錯誤。作者在本書第四章“第一節 雙鶴記”中可能就存在錯誤,作者所說“白居易看似詳盡的清單裏,卻沒有提到他從杭州所得的一雙白鶴,這反而顯得有點欲蓋彌彰了”,應該就是他所討論的《池上篇序》中的白居易“杭州所得華亭鶴一雙”,作者這是誤以爲除了這雙華亭鶴另有一雙白鶴。 個人感覺,因爲文化上的淵源,日本學者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更值得關注,他們在對研究對象的解讀上更能與被研究者共情。
三星四星之間。 本以爲偏重園林,結果不是。信息量也沒那麼大,尤其本書的註釋、附錄徵引極繁多且有價值。 新角度,新閱讀體驗,新>其他。 隔着文化的距離,果然感覺不親近啊。
我想擁有這個系列的所有書吧。不是單純簡單地描寫園林,多是和唐宋時期文人的愛好和政治相連的思考。
還行,講唐宋文人對城市物質生活與自然野趣的折中是推崇“中隱”,怪石審美亦不是一種理所當然的文人趣味,而是始終籠罩在費民力、致國亡的道德批判下。因而唐宋文人對園林、怪石、江南之物的追求並不僅僅是一種標榜,或者說即使這是文化資本的積攢,卻仍然體現了自虐癖式的矛盾——文人批判怪石與追捧怪石的一體兩面是公私領域混淆的焦慮,或者焦慮產生的審美快感。
因題目中有“園林”二字而誤以爲作者要從唐宋詩句中研究古典園林,實則是將園林做爲中唐至宋間文人閒適生活追求與玩好的產業,與奇石珍禽文玩畫作等收藏物品並列。正文從詩句文字中對白居易等唐宋名人間的各種私好和交往做解讀揣測,流於表面理解判斷。直至尾聲一節對東西方的“公”“私”領域界定類型做了介紹,纔算呈現了內容與全書題目的關係。不過,本書研究的切入點還是有點獨特。
說一些海外漢學研究方法的借鑑意義:本書與艾朗諾的書都是橫跨唐宋兩個朝代的研究,並不侷限於一種個案或者是某一種物質的收藏史,雖然可能因此遭受了“不夠深入”的批評,但爲唐宋時期士人的文化全景提供了脈絡。這種對唐宋的全局審視或斷代審視應該來自於包弼德的《斯文》。 其次是如何理解整個研究的內在邏輯:圍繞“私域”展開的思考,這本身是一個非常大的話題,如果對私域這個概念來說的話“玩好”其實並不應該算作“私域”而是“私物”,這也是第三章看起來有些遊離的根本原因。 最後是一些批評指出本書缺乏理論支持,原因在於“收藏史”本身的研究是極爲少見的,而園林是一種“藏品”的彙集,即便在中文世界中都是一個少見的學術話題。該話題的經濟意義和實操意義更強,畢竟大多數當代學者都沒有足夠的財力支持收藏這一活動。這也是未來本土研究對海外研究最需要取經的視角。
這本書最大的價值在於新視角的提供。作者的文本解讀與探究都透着對詩詞寫作模式與傳統士紳文化的隔膜。參考文獻能找到不少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