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與唐帝國（講談社·興亡的世界史 03）

★★★★☆“7、8世紀的唐朝乃是名副其實的世界第一帝國”✋🏻😭🤚🏻 搭配姊妹篇《歷史學家寫給所有人的絲路史：遊牧、商業與宗教，前近代歐亞世界體系的形成》讀完的，二書雖主題相關，卻各有側重，殊少冗餘。陸臺譯本之異可參看女佛老師辨析。森安教授以充滿現實關懷的筆觸與犀利詼諧的論辯，令一位活力充沛的光頭學者形象躍然紙上——本書是其對當前日本政治的批判和追求歷史完美主義思想的結合與體現。 全書以粟特網絡爲核心敘事線索，鋪陳奆唐與突厥、回鶻的互動關係，對我而言最有魅力者，當屬對民俗的生動紹介與出土文書的深度解讀，伯希和1283號藏文文書描述海東諸國爲未開化的食人蠻夷，私以爲藏文語境中的霍爾（hor），其語義指涉或與漢文中的“胡”有着相似的演進軌跡。森安氏曾揭櫫，漢文之“胡”歷經了從對外族泛稱，到唐代語境下專指粟特的語義收縮；而藏文的hor，亦可循此理路，完成了從對外族的籠統指謂，到特指回鶻 ［'u-yi-kor（འུ་ཡི་ཀོར）；ho-yo-'or（ཧོ་ཡོ་འོར）；ho-yo-hor（ཧོ་ཡོ་ཧོར）］的語義聚焦。揆諸阿里出土文書與芒韋氏詔書的書寫慣例，人物稱謂往往以全稱彰顯禮敬與正式性，而敘其功業時則徑取單音節簡稱以臻簡潔，hor的語義流變，或正是這一書寫傳統的投射。另需辨明的是，【Ⅰ-4】所載之高麗，應爲高句麗（ke'u-li/ཀེའུ་ལི），其所指雖爲一脈相承的渤海，卻恰恰印證了相關族羣對從徵高句麗的集體記憶，這也可能是其對海東諸國的記載帶有妖魔化色彩的原因。至於“拓跋王朝論”，森安教授的高足白玉冬老師已予以有力批判：蒙元時期“Qitay（契丹）”常被用來指稱金朝而非遼朝，今日俄語圈也以“Qitay”稱呼咱們鬧鐘，所以突厥魯尼文碑文中的“Tabγač（拓跋）”亦不過是遊牧族羣對中原漢地的習慣性舊稱，與統治唐的是漢人還是鮮卑人並無關聯。至於“征服王朝論”與“中央歐亞型國家論”，我認爲秉持多維立體的認知框架，方能跳出單一敘事的桎梏，而不是從“島夷”的偏見栽進“索虜”的執念。 ps：作者吐槽日本的研究成果往往得不到有效參照，但你倭國電子化這吊樣心裏沒點逼數嗎…… 另把吐蕃都算進帶唐版圖真是印證了東瀛對我唐的精神依戀——“既是父親又是母親，同時還是師父的，只有唐朝。”

這本書顛覆了我對唐朝和絲綢之路的認知。 很早以前看到一個說法：唐朝時期甘肅是唐帝國重要的經濟中心。作爲一個甘肅人，很難把今天荒蕪貧瘠的黃土高原跟繁華的經濟重鎮聯繫起來，但是看這本書纔對這個說法有了清晰的認識。 從這個角度看，也就不難理解玄奘當時會繞遠路，經過中亞到達印度。當時絲綢之路上商賈雲集、貿易發達，因爲人多，所以相對來說也比較安全。以前的印象裏玄奘走的是一條荒無人煙的小路，實際上玄奘走的這條路，相當於沿着東南沿海從廣東走到北京。 這本書唯一的缺點，日本人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式的思考方式，很難站在中國——這種普世大帝國——的角度去思考其中的歷史事件。唐帝國作爲中國歷史的一個高峰，當時的氣象有點像今天的美帝，今天的美國，奧巴馬可以當總統，唐帝國也積極選拔外民族的人才爲己所用。但總的來說，白璧微瑕，書中的這點問題並不影響本書的價值。 此外，初唐和盛唐時期，甘肅和絲綢之路的繁榮，也就能讓人理解爲什麼當時的唐朝要把首都設在長安，估計唐初期中央政府很大一部分財政收入來自於絲綢之路的商稅。當時甘肅和長安之間的關係有點像晚清到民國時期的上海和南京，從晚清時期到日寇佔領上海以前，中國最富裕和高效的部門乃是上海的海關。蔣介石之所以定都南京、號令全國，原因在於南京國民政府可以得到上海海關的關稅收入。 安史之亂最大的問題在於，把通過甘肅的絲綢之路打崩了。從此以後，一部分人開始通過東南沿海一線和國外展開貿易，江南和嶺南開始繁榮起來，晚唐通過南方送來的賦稅又續命一個多世紀。另一部分人通過回鶻(蒙古高原)進入中亞，展開跨國貿易，這條線催生了塞北三朝(西夏、遼、金)的興起，併爲蒙元帝國統一歐亞大陸埋下伏筆。 這本書總體涉及的時間尺度有一千多年，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難發現，隨着世界產業鏈一次較大規模的調整，一部分地區緩慢衰落，另一部分地區又會逐漸興起。昔日繁花似錦的甘肅，目前的人均GDP全國倒數第一，而香港和上海在近代以前，完全是不起眼的小城鎮。 眼下的中美對抗，世界正在逐漸分裂成東方陣營和西方陣營，雙方爲了自己的國防安全，各自在想辦法將自己的產業鏈補充完整，或將其遷往自己的盟國。在這個過程中，又會有哪些地區興起、哪些地區衰落呢？

作者學識淵博，觀點新穎，歷史的發展，王朝的興盛，都是很多因素交叉作用的結果，人類共同起源於非洲智人，然後發展成不同膚色，不同人種，建立了不同的國家，形成了各色的民族，創造了多種多樣的文化，然而不同人種，國家，文化都是融合發展的過程。隨着歷史的發展，狹隘的民族主義終究會被更加包容，更加多元的民族文化所取代，和而不同纔是正道。

這位日本史學家的視角，還是有一定獨到之處：簡單說就是既非“歐洲中心主義”，也非“東亞中心主義”，而是“歐亞互動主義”（原諒我生造概念，不過是爲了打一個形象的比喻） 此書的最大亮點，其實並非將中亞史置於整個世界互動史框架內進行重估（這種行爲近年來國際史學界似已蔚然成風，不再新鮮了）此書的優勢還似在於巧妙應用考古和史料證據（國外館藏，國內罕有提及的部分）重新論證隋唐歐亞互動的歷史性質，甚至推翻了中國史學界許多一貫的觀念（比如隋唐帝國建立發展，其實很大程度上是由中亞胡人策劃推動的結果，比如當年回鶻軍隊南下，是在安史之亂的叛亂方和唐朝之間斟酌、考量和取捨後才選擇幫助唐朝、比如粟特文獻中提到的中亞超自然現象……）你在中國史家的著述中是不可能得見的，這些是最大亮點。 缺憾也有，比如作者對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的起源和人類學特徵幾乎沒多少深入的研究（估計是他關注歐亞考古學，尤其2005年之後的新成果嚴重不足）所以書中仍然有不少謬誤。 總體值得一讀，我給3.5星。

注：毫無疑問，日本歷史上受中國影響很深。但日本對中國歷史的研究和書寫有一股潮流，就是將中國放在歐亞角度研究，強化放大中國受其他文化的影響，從而間接表明日本歷史上並不是受中國的影響，是全球文化交流的一環。閱讀本書需要考慮這種視角的影響。 本書定位成對傳統唐史研究重要補充，適合用來破除單一王朝史觀，理解中古歐亞文明交流的真實樣貌，《絲綢之路與唐帝國》能幫讀者跳出教科書固化認知；​但不可全盤採信，需中原王朝內政視角 + 內亞遊牧絲路視角雙向結合。研究唐代既要看到粟特、突厥、絲路對唐朝的塑造，也要承認中原制度、經濟、文化的主體性，二者結合才能形成完整、客觀的唐代歷史圖景。 對森安孝夫史學觀點的綜合評價 一、合理價值與學術貢獻 1. 以中央歐亞本位打破中原中心史觀，重構中古史敘事框架 傳統中外唐史長期以中原王朝爲絕對主體，把突厥、回鶻、粟特視作周邊附庸、邊患、異族。森安孝夫將蒙古高原、中亞綠洲、粟特商業共同體置於歷史主軸： - 指出李唐建國、軍事強盛、財政繁榮高度依賴內亞力量（借突厥兵力、粟特商貿稅收、遊牧騎兵），盛唐本質是農耕—遊牧複合帝國，並非純粹漢族農耕王朝； - 把安史之亂從“叛將作亂”升級爲絲綢之路地緣經濟體系崩潰，安祿山集團是粟特商貿+東北邊疆軍政複合體，矛盾根源是絲路利益分配衝突，極大拓寬了安史之亂的解釋維度。 這套視角彌補了傳統漢籍只記政治征伐、忽視內陸族羣與跨區域貿易的短板，讓唐代史真正納入歐亞大陸整體史。 2. 多語種史料互證，考據基礎紮實 依託粟特文、回鶻文、突厥魯尼文、藏文、波斯阿拉伯文獻、敦煌吐魯番文書，對照《舊唐書》《新唐書》漢文史料交叉考證： - 釐清粟特人在薩寶制度、絲路貿易、唐代軍政裏的真實作用，糾正過去將粟特人簡單等同於胡商的片面認知； - 釐清回鶻、摩尼教與唐朝的綁定關係，解釋中晚唐回鶻掌控北方貿易、掣肘唐廷的內在邏輯。 相比僅依靠中原正史的研究，結論可信度更高。 3. 重新定義絲綢之路內涵 摒棄“絲綢外運商道”的窄化理解，將絲綢之路視爲政治同盟、軍事聯防、金融信貸、宗教傳播、人口遷徙一體化網絡：絲路通暢則唐興盛，河西斷絕、西域失聯直接推動唐朝走向衰敗，把絲路興衰和王朝國運做強關聯，爲中古經濟史、邊疆史提供新分析範式。 二、存在的侷限與爭議點 1. 存在“矯枉過正”，過度弱化中原內生動力 爲對抗中原中心論，森安孝夫一定程度低估唐王朝自身制度優勢： - 唐完善的均田制、科舉制、中央官僚體系、府兵制度（前期）、強大農耕經濟基礎，是唐朝能夠整合內亞、經營西域的根本底盤。沒有中原充足糧食、人口、手工業產能，即便掌控絲路、拉攏遊牧部族，也無法維持龐大西域駐軍與跨區域秩序； - 過分強調粟特、突厥對唐朝的塑造，弱化漢地文化、典章制度對遊牧族羣、粟特社羣的反向同化與吸引力。 2. 對安史之亂歸因片面化，放大絲路經濟因素、淡化內部社會矛盾 森安將安史之亂核心歸於絲路利益衝突，存在單一歸因問題： - 忽略盛唐內部核心矛盾：均田制瓦解、土地兼併、藩鎮制度固有缺陷、中央朝政腐敗（玄宗後期怠政、李林甫楊國忠專權）、邊疆節度使權力過度膨脹等中原內政問題； - 安祿山個人權力野心、唐廷邊疆治理制度漏洞，同樣是叛亂關鍵誘因，不能完全簡化爲商貿利益糾紛。 3. 研究視野偏重內陸歐亞，忽視海上絲路與江南社會 研究重心集中在北方草原、河西、中亞陸上絲路，對唐代江南經濟崛起、海上貿易（廣州、交州、揚州海外貿易）、南方社會變遷極少討論。 中晚唐財政越來越依靠江淮賦稅，並非只依賴陸上絲路商稅，其對唐朝財政體系的判斷不夠完整。 4. 史學立場帶有日本內亞史學傳統烙印 日本近代以來形成獨立的“中央歐亞史觀”，側重遊牧文明的獨立歷史價值，意在跳出以中國爲東亞核心的敘事體系。森安的觀點根植這一學術脈絡，部分論述帶有學派預設傾向，並非純粹中立客觀。

非常精彩的一本書，在中亞遊牧帝國興起的視角下定位唐朝，對傳統漢族中心主義的史觀降維打擊，熟知的唐朝歷史變得非常不同。突厥，回鶻，吐蕃一時與唐並立，唐太宗滅亡突厥重掌西域，天可汗實至名歸，這一稱呼卻也並非唐天子獨有，蒙古高原不斷興起強大的遊牧民族帝國。只是漢文文獻爲了面子把其他民族的天可汗用譯音記載。

一個日本人寫的世界史視角的絲綢之路與唐帝國。 絲綢之路是世界文明的橋樑，中央歐亞的遊牧民族通過絲綢之路將四大文明有機的聯繫在了一起，並且造就了週期性的繁榮與崩潰。 安史之亂如同風起於青萍之末，標誌着中央歐亞力量的崛起。中央歐亞國家掌握了有效的統治方法，擁有強大的軍事和經濟力量，自安史之亂起，開始攪動世界。 「實際上，唐朝是以異民族，即接受了以漢語爲主的中國文化的民族爲中心而建立起來的國家，或者至少應該是由受到了異民族輸血的漢民族即“唐民族”建立起來的國家。所以，唐朝的統治者對漢民族以外的少數民族毫無牴觸心理，只要有能力，不分出身地域等，一律平等地加以重用。唐代的世界主義、國際性、開放性，既來自唐朝國家的本質，即唐朝本來就是由漢民族與異民族混血、文化融匯所產生的能量而創建的國家；另一方面，也是因爲唐朝是多民族國家，其世界主義、國際性以及開放性纔會不斷地受到促進與推動。在這一方面，唐朝與後來的蒙古帝國、現代的美國其實是相通的。」 「與生產力、購買力並列，推動歷史發展的最大的契機和動力是軍事力量。公元前一千紀初期，在中央歐亞乾燥的大草原地帶，擅長騎馬的遊牧民族登上了歷史舞臺。自從擁有了地面上最強大的騎兵以後，他們的動向便自然成爲推動世界的原動力。 也就是說，從“遊牧騎馬民族的登場”的公元前10世紀前後開始，經過漫長的歲月，遊牧民勢力對富饒的農耕定居地帶的掠奪、征服，或者對農耕定居地帶居民的調和、融合、同化的過程中，反覆交錯上演着成功與失敗。到10世紀前後，他們終於找到了用少數人來對擁有衆多農耕民和都市民人口的地區實施穩定統治的方法，或曰祕訣。這些方法包括軍事統治制度、稅制、人才選拔制度、商業以及信息網絡、文字的導入、文書行政、都市建設等方面。而支撐上述這些的最大的基礎，則是遊牧民族的軍事力量和基於絲綢之路的財富積累。 從這一視角來看，安史之亂就成了與10世紀前後整個歐亞大陸的歷史動向聯動的事件。換句話說，安史之亂是整個10世紀歐亞大陸變動的先兆。中國學者榮新江也指出，在發動並維持安史之亂的背景之中，存在着遊牧民的軍事力量和因絲綢之路貿易而帶來的經濟力量兩方面的因素。也就是說，安史勢力成爲征服王朝的基本條件似乎已經充分具備，然而最終安史勢力卻因未能爭取回鶻成爲自己的盟友，結果在軍事上失敗。如果安史之亂成功的話，那麼可能會成爲安史王朝。然而遺憾的是，在8世紀時條件尚未成熟。因此，安史之亂可謂是一個“過早的征服王朝”。」

作者在前面瘋狂下定義、疊甲篇幅所佔比例近兩成後才緩緩進入主題已經非常耐人尋味，然而其絲綢之路的標題下隱藏的其實是粟特人在東方的命運這條全書真正的主線屬實讓奔着唐而來的中文讀者略感失望，更遑論後面對於唐以及筆者所謂“中華思想”的解構肯定會讓不少大陸讀者怒髮衝冠。不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粟特商人網絡的角度還是可見學術功底，就是論證上限於篇幅？或是類型？很是單薄，說服力非常有限，充滿着主觀和莫名其妙的民族自豪感，令人懷疑其跳脫西方、中華中心主義的初衷不過是爲了樹立起與歷史事實存在的中心國家平起平坐的意識形態，雖然基於當下的世界觀確實如此，但無論如何詭辯，卻與史實卻又拉開了差距。

囫圇吞棗般讀完這本書，可取之處在於，由於讀史的內容尚有限且集中於中國史，在涉及對外關係上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民族主義史觀的誤區內，是一個值得反思的點。 治史者，讀史者，本就很難脫離母國的民族認同，不必過度反思

森安孝夫，日本著名史學家，歷任金澤大學副教授、大阪大學教授、近畿大學教授。現爲大阪大學名譽教授、東洋文庫研究員，代表作有《絲綢之路與唐帝國》《東西回鶻與中央歐亞地區》，編著有《中亞出土文物論叢》《從粟特到回鶻》等。 跳出中國回看自身，作爲中國歷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北方遊牧民族的歷史雖然紛亂複雜，但在與南方農耕民族互動中，總體上呈現爲從“滲透王朝”模式，向“征服王朝”模式演進。在中國古代歷史上，遊牧與農耕文明的交界處是最具活力的地區，是孕育創造力、迭代中華文明的中心地帶。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含義被不斷重新定義。 核心內容 第一部分，爲什麼說“中央歐亞大陸是認識歐亞文明的關鍵”？它和絲綢之路有什麼關係？ 第二部分，以唐代歷史爲例，站在中央歐亞大陸來重新認識一下中華文明。遊牧民族在中國歷史中到底扮演着什麼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