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澤良昭
《東南亞:多文明世界的發現(講談社·興亡的世界史 06)》夾在中國和印度之間的東南亞,面容似乎總是半露半掩。中國、印度、阿拉伯、歐美……全世界的文明在此碰撞交匯,而在紛繁多樣的表象之下,則是當地不變的、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生活。這種非線性發展的多文明世界,或許是未來人類發展的選擇。石澤良昭教授鑽研東南亞歷史五十餘年,從遺址和碑文出發,重構吳哥王朝的歷史全貌,展現東南亞昔日普通人的衣食住行,以及獨特的精神文化。
本來打算出發去吳哥窟前讀完,沒想到拖了整整三個月 總體來看,本書還是值得一讀的,書名雖然以“東南亞”起頭,但超過80%的部分都是在寫柬埔寨的歷史,作者在最後部分纔回歸到整個東南亞,想必是想用一種“以點帶面”的寫作策略。 理論基礎:解構線性史觀與東南亞的自我成長模式西方傳統史學習慣將歷史視爲一條伴隨着生存危機、克服自然困難、技術革新與制度進步的線性發展軌跡,即從古代、中世紀走向近現代的必然路徑。然而,作者在本書序章及第一章就指出,東南亞的歷史進程絕對不能被生硬地套入這種“線性進化論”的框架中。相反,東南亞的歷史是一部基於“森林、水田及海”的自我成長史與精神文化深化史 。 這種獨特歷史模式的物質基礎,在於其得天獨厚的季風氣候與自然環境。東南亞地區雨季與旱季分明,受惠於充沛的降水與炙熱的陽光,農作物生長極爲了容易。只要沒有遭遇毀滅性的戰爭,當地居民幾乎無需擔憂衣食住等基本生存危機。這種被地理學者稱爲“植物文明”的社會,使人民僅需付出最低限度的勞動力便可獲得豐收並維持生存。在這種極爲優渥的生態環境下,社會內部缺乏推動劇烈技術革命或對外進行極度帝國主義式擴張的內在生存壓力。 因此,東南亞各民族的歷史演進呈現出一種與自然高度和諧共生的恆態。國家的興亡與朝代的更迭,並非絕對的文明斷裂,而是統治中心在內陸河谷(如吳哥、蒲甘)與沿海港市(如室利佛逝、佔婆)之間的交替循環。同時,歷史的推演不以追求生產力的無限擴張或全球化競爭爲主軸,而是展現在對生命輪迴的探索、對自然神靈的敬畏,以及對宗教藝術的極致追求上。這種“非線性發展”爲理解東南亞人民至今依然保持的寬容、平和及不嚴格遵循勤勉時間觀的生活哲學,提供了歷史的解釋 。 東南亞地處中國與印度兩大古文明的交匯處,但分析其歷史發展軌跡,當地社會從從未被動地全盤接收外來文明,而是展現出極強的文化主動性與選擇性。書中將這種文化吸收過程生動地比喻爲“拼布技巧”:東南亞人民擷取外來文明(特別是印度文明)的精華,與在地固有的傳統核心相融合,進而創造出符合自身政治利益與審美情趣的新文化形態。 在宗教與政治制度層面,這一特徵尤爲顯著。隨着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印度的婆羅門教、佛教以及相應的宇宙觀與王權概念傳入中南半島。然而,以吳哥王朝爲代表的東南亞政權並未照搬印度的種姓制度或單一神祇崇拜,而是將印度教的溼婆神、毗溼奴神與當地古老的土地精靈信仰進行深度縫合,創造出獨具一格的“神王崇拜”(Devaraja,提婆羅闍)體系。在這一體系下,國王被塑造成神明在人間的化身,君主透過世襲婆羅門祭司主持的神祕儀式與神明合體,以此確立其在分散的村落社會中的絕對統治合法性。 在藝術表現上,這種“拼布式”的在地化同樣令人驚歎。儘管吳哥的雕像深受印度圖像學的影響,但高棉的工匠們捨棄了印度藝術中常見的那種令人恐懼或極度肉慾的元素,轉而賦予雕像沉穩、圓融且帶有高棉人面部特徵的特有美感。例如,在闍耶跋摩七世時期極受歡迎的大乘佛教“蛇神坐佛像”,便巧妙地將庇護佛陀的印度神話與柬埔寨本土象徵土地主權的水神信仰完美結合,形成了其他佛教世界未曾見過的獨特藝術符號。這種對異質信仰的包容與改造,使得東南亞成爲一個多種宗教(印度教、大乘佛教、上座部佛教、伊斯蘭教)的多文明熔爐。 水利立國與王權劇場:吳哥王朝的政治與經濟由於古代柬埔寨使用易腐爛的貝葉作爲書寫載體而導致文獻缺失,現代歷史學者和考古學家大量徵引了刻於石柱與迴廊上的梵語及古高棉語碑文,作者結合法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以及中國元代使節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爲讀者描繪了古代的吳哥王國。吳哥王朝的興盛,本質上是卓越的水利工程與被高度神格化的王權劇場相互交織的結果。 此外,吳哥王朝之所以能夠在十二世紀達到鼎盛,建立起擁有數十萬人口的龐大都城,其經濟命脈在於高度發達的集約化水利農業。統治者利用吳哥地區微小的自然傾斜度,修築了龐大的矩形人工蓄水池,通過切斷堤防進行越田灌溉,實現了旱季的稻作生產。 除了水利設施,闍耶跋摩七世更建立起以首都爲中心、向四面八方輻射的“王道”幹線網絡。這些王道通過石橋跨越河流,沿途設立了一百二十一處名爲“明燈之家”的驛站,以及一百零二處配置了詳盡醫護人員與物資的醫院。這些龐大的公共建設不僅促進了國內物資的流通與貿易,使得“條條大路通吳哥”成爲現實,更是國王向臣民展現其作爲“世界守護者”慈悲與絕對權力的具體象徵。 通過對古高棉語碑文的深度解碼,作者展示了吳哥時代獨特的法律與懲罰體系。與現代法理不同,當時的社會並未嚴格區分民事與刑事訴訟,任何擾亂社會秩序或侵害私人財產的行爲,皆被視爲對國王神聖權威的挑戰,必須直接向國王或其委任的法庭提出訴訟。 儘管吳哥的法律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借鑑了印度的《摩奴法典》,但在實際執行中卻展現出強烈的本土實用主義色彩。同時,古吳哥王朝實行“高位嚴罰”原則。依據碑文記載,社會地位越高的官職人員或貴族,其觸法時所面臨的罰金呈現倍數級增長。 挑戰傳統的衰亡論:廢佛運動與宗教清洗的暗流關於吳哥王朝最終走向衰亡的原因,西方學界曾長期流行兩種主流假說:其一爲“水利崩潰說”,認爲過度擴張的灌溉系統最終導致土地貧瘠與生態災難;其二爲“建寺疲弊說”,主張闍耶跋摩七世耗盡國力大興土木建造佛寺與公共設施,導致民不聊生,王朝在巨大的社會疲勞中失去了抵抗暹羅入侵的能力。 然而,2001年,作者率領的上智大學考古團隊在班迭喀蒂寺(Banteay Kdei)意外挖掘出二百七十四尊被蓄意破壞並掩埋的廢佛像。這一重大考古發現,爲重寫吳哥王朝末期歷史提供了關鍵物證,挑戰了傳統的衰亡假說。 通過對挖掘現場的還原,作者指出,這些保存極佳的廢佛多爲十二世紀末巴戎寺風格的大乘佛教造像。它們在被切斷頭部與身軀後,由信仰者以極度恭敬、毫無縫隙的方式緊密填埋於地下。這一考古現象強烈暗示,吳哥王朝內部曾爆發過一場極其慘烈的宗教清洗運動。 根據本書的史實推演,十三世紀中葉即位的闍耶跋摩八世是一名極端的印度教溼婆派信徒。在位五十餘年間,他在激進的瑜伽修行者與婆羅門高官的慫恿下,發動了全國性的“廢佛毀釋”運動。他不僅下令將前朝建立的巴戎寺等大乘佛教寺院強行改建爲印度教神廟,更殘忍地鑿去牆面上的佛陀浮雕,代之以印度教神祇或苦行僧的圖像。著名的四面佛尊顏塔,也極有可能在這一時期被重新定義爲擁有四張臉的印度教梵天神,以迎合新的政治正確。 這種統治集團內部極其劇烈的宗教意識形態斷裂,徹底摧毀了闍耶跋摩七世耗費心血建立的社會精神凝聚力。隨後,更爲世俗化、強調個人修行與輪迴解脫的上座部(小乘)佛教通過水路從基層村落迅速滲透。上座部佛教無需宏大的神廟建築,它直接爲普通村民提供了通往極樂淨土的路徑,從而徹底掏空了需要龐大社會動員力支撐的吳哥“神王崇拜”體系。因此,吳哥王朝的崩解,本質上是其立國精神與核心價值體系的瓦解,暹羅的軍事入侵與水利設施的荒廢,僅僅是這一精神崩塌後的多米諾骨牌效應。 跨越時空的東亞互動:基督教的掙扎與朱印船的墨跡在探討了古典時代的敘事後,作者將歷史的觸角延伸至近現代亞洲的海上交流,梳理了歐洲基督教在東南亞的艱難傳教史,以及日本與東南亞深厚的早期互動網絡。 自十六世紀中葉起,歐洲傳教士攜帶着西方科學與醫療技術踏入中南半島。然而,在以上座部佛教爲絕對主導的柬埔寨、泰國、緬甸等國,基督教的福音往往與當地人的期待產生巨大落差。當地村民的生老病死已與佛教僧侶及輪迴轉世觀念深度綁定,外來宗教難以打入傳統村落的核心。因此,早期的基督教皈依者多侷限於山區少數民族、政治邊緣羣體或因貿易定居的外國僑民(如葡萄牙人、日本人混血後裔)。這一歷史切面,再次印證了東南亞本土文化強大的韌性與同化能力。 隨後,作者在第十一章中詳盡考證了十七世紀初日本“朱印船”貿易時期,日本僑民在吳哥窟留下的歷史印記。德川幕府初期,大批日本人南渡至東南亞建立“日本町”。在吳哥寺十字形中迴廊的石柱面上,至今仍保留着十四處十七世紀日本參拜者用墨汁書寫的留言。其中最長、最爲著名的一處,是寬永九年(1632年)平戶松浦藩武士森本右近太夫一房的字跡。 當時的日本人受制於地理認知的侷限,誤將宏偉的吳哥寺視爲佛教發源地印度天竺的“祇園精舍”(Jetavana Vihara)。森本右近太夫在銘文中記載,自己不遠千里渡海而來,志在朝拜佛堂,爲父母祈求冥福,並供奉了四尊佛像。作者進一步追蹤了森本右近太夫歸國後的命運:由於德川幕府隨後頒佈了嚴厲的鎖國令與禁教令,凡有海外渡航經歷者皆面臨死罪風險。森本家族被迫隱姓埋名,甚至在其京都的墓碑上抹去了俗名與真實事蹟。同時期流傳於日本的《祇園精舍圖》(實爲吳哥寺平面圖),也成爲了這段驚心動魄的跨國交流史的靜默見證。這段歷史不僅證實了前近代亞洲海域貿易的極度繁榮,更折射出當時東亞人對東南亞充滿神祕、崇敬的文明想象,將日本史與東南亞史緊密地連接在一起。 萬隆精神、東盟邏輯與文明的再發現在全書的終章,作者將對東南亞歷史多樣性與非線性發展的深刻認知,直接應用到對現代東南亞國家聯盟政治生態的分析中,並對日本自身的亞洲觀進行了強烈的批判與反思。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東南亞各國紛紛從西方殖民帝國的廢墟中尋求獨立。1955年的萬隆會議點燃了亞非拉國家反帝反殖民的希望之火。然而,冷戰的撕裂與國內複雜的民族宗教矛盾,使得東南亞呈現出極度破碎的政治版圖:這裏同時存在着越南的社會主義體制、泰國的君主立憲制、緬甸的軍政府、印尼的獨裁製等截然不同的政體。面對如此巨大的內部差異,東南亞國家並未走向無休止的自我毀滅,而是於1967年創立了東盟。 東盟之所以能夠在動盪的國際局勢中維持運作並不斷擴大,正是因爲它完美繼承了東南亞歷史中那種“拼布式”的包容性與妥協精神。東盟所堅持的“不干涉內政”與“協商一致”原則,在西方政治學看來或許效率低下,但實則是對這片土地上數千種語言、多重宗教信仰並存的多元生態最深刻的政治回應。 作爲長期深耕柬埔寨的學者,作者批評了戰後日本以“經濟動物”姿態重返東南亞的功利主義行徑,指出日本在追求經濟擴張的過程中,往往以單一的GDP標準來衡量一切,傲慢地忽視了東南亞豐富的歷史底蘊與人文價值。對此,作者呼籲世人重新認識東南亞的“知產”與“生活文化”。在這片土地上,儘管物質條件依然匱乏,但人民憑藉對佛教的信仰與同自然和諧共處的節奏,獲得了內心的極度充實與喜悅 。這種對生命本真狀態的追求,正是陷入泡沫經濟破裂與深層焦慮的現代日本亟需學習的課題。 結論:重塑東南亞文明的認知座標總之,本書披着區域史的外衣,實則以吳哥文明爲解剖樣本的研究著作。儘管在地理覆蓋的均衡性上略顯不足,但作者憑藉紮實的碑銘考據、突破性的考古發掘以及跨文化比較視角,解構了長期附着於東南亞歷史之上的“文明窪地”與“線性進化”標籤。 該書強調,東南亞文明從不是被動接受中印文明輻射的文化荒漠,而是一個具備高度自我主體性、擅長融合異質文化並創造出輝煌在地制度與藝術(如神王崇拜、越田水利、高棉微笑)的獨立世界。從古代的拼布式宗教融合,到近代朱印船貿易的驚鴻一瞥,再到現代東盟求同存異的政治智慧,這種源於自然、敬畏神靈、包容多元的“植物文明”特質,貫穿了東南亞歷史的始終。 同時,本書提醒我們,在單向度追求經濟擴張的全球化浪潮中,東南亞那種非線性的、注重自我成長與精神深化的文明模式,不僅是理解其過去與現在的鑰匙,更是啓發人類未來如何與多元文明和諧共處的寶貴思想遺產。
第三次看這本書 前兩次是在z library下載在電腦上看。。 這次因爲想系統梳理一下知識 導進了微信讀書 📚 第一次看的時候覺得寫的真好 對日本人學術研究還是蠻佩服的 可能也得益於本身民族性格。好吧這次看感覺有點東一句西一句的。。。每次講到一個東西就不深入了 。很雜 真的很雜 。。。。亂七八糟的 沒有我看過的其他的東南亞叢書 或者民族誌好。。
日本學者的調查研究。 這裏提的一個點是, 這個世界很多人,這個時代,很多人很有個性很有想法很複雜。 你相信這個世界的美好,想相信人相信世界,愛這個世界。 但各種事件各樣的人讓你發現這是行不通。 最簡單的故事是農夫與蛇、東坡先生與狼的故事,一直都會存在對立的一方。 不少學者們是無國界的,很多人反對戰爭,可是又很多人在製造敵對情緒。 許多人看到問題,但是卻解決不了問題。 葡萄牙和西班牙率先開始的歐洲對外擴張確實不僅是軍事侵略和掠奪。 沒有考慮對方的情況和處境,他們不斷給對方造成破壞、不做反省、做出了很多極端自私自利的事情也很難被反駁吧! 歷史上以自己爲中心開展對外關係的不僅限於這個時代的歐洲。 在中南亞這書裏有一段 “過去一段時間,日本人只會以經濟爲尺度判斷外國、外國人。除了金錢和物質之外不懂得其他事物的價值。他們雖然關注實現經濟發展的歐美,但在亞洲國家則以金錢衡量任何事情。因此,他們就沒想要了解別國的歷史與文化吧。 “追趕”“超越”,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就力圖成爲與歐美並列的強國。……” 日本 也有少部分人在反思。和中的少部分人一樣。只可惜,總是隻有少部分人。
按照作者自己的描述,東南亞的研究有“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傾向,因此,這本書雖然以東南亞爲名,實際上是聚焦於筆者的研究範圍:吳哥。 這本書是在去暹粒旅行的前、中、後閱讀的,伴隨着實地探訪,因此對於吳哥的歷史和宗教變遷有了更加情緒和具體的瞭解,推薦給每一個要前往吳哥的人閱讀。讀萬卷書行行萬里路的意義,在此刻具像化。 因爲是日本學者,某種程度上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也可以讀到一些國與國的不同視角。講述歷史的時候,也參雜着筆者個人的內省與思考。 東南亞自然資源的富足養育了一羣內心富足的人,去感受一下人的美好吧。
探尋吳哥王朝的興衰,看東南亞前景 20世紀40年代後,英國在二戰期間使用“東南亞”這一名稱。之前這裏都是被冠以宗主國的國名稱呼,例如荷屬東印度(印度尼西亞),英屬緬甸、馬來、新加坡、文萊,法屬印度支那(包括越南、老撾、柬埔寨和廣州灣),西班牙及美屬(1898年起)菲律賓。 東南亞雖是獨立完整的區域,但在地理上橫亙在中國和印度之間,被隱藏在這兩片廣闊地域的陰影之下了。一部分地區被稱爲“外印度”,包含在印度世界之中,與中國接壤的地區則歸入“華南”地區的概念之中。 東南亞各國:文萊(1984)柬埔寨(1953)印度尼西亞(1945)老撾(1953)馬來西亞(1957)緬甸(1948)菲律賓(1946)新加坡(1965)泰國(1932)越南(1945-1976)東帝汶(2002)。可以看出二戰前除了泰國是獨立國家以外,其他都是殖民地,隨着二戰大英帝國的崩潰,各國開始獨立。 講談社日本編纂的歷史,因爲日本島國屬性,自認的萬世一襲的大和民族屬性,就不斷在亞洲史和東南亞史強調民族概念,昂撒英吉利島國對歐洲大陸的侵擾,希望大陸不斷分裂,因爲任何統一的大陸都是對島國的滅頂之災,盡力挖掘大陸各民族歷史,激起各自獨立的意識。 本書主要內容是探尋和介紹了吳哥王朝的興衰,希望能挖掘出東南亞的獨立的歷史。 可惜從歷史上看,小國只能成爲大國的附庸,國家的邊界不斷變遷,民族的習俗會被外來強勢文化吞併同化,文明的保留需要足夠的人口基數和文化語碼(文字)。 作者也回顧反思日本和東南亞的歷史交往,從美化侵略中國和東南亞各國的宣傳口號,日本提出了建設“大東亞共榮圈”,到20世紀70年代,日本在東南亞各地建造工場,此時正逢日本經濟高度成長時期(1955—1973),當時的日本人作爲“經濟動物”,在東南亞大肆揮霍鈔票、爲所欲爲,日本電器,汽車一統東南亞,現在中國和印度將再次崛起,東盟是中國第一大貿易區,也將成爲大國博弈的戰場。
我讀《東南亞美術史》的時候,就有這麼一個觀點:東南亞的歷史就藏在雕塑、建築裏。的確是這樣。東南亞歷史的確不好寫,史書太少,文明都埋在土裏了。這本書很碎片化,重聯繫而非闡述。
作者書文筆形散而神不散,看似毫無關聯,但卻圍繞着多文明融合交錯主線徐徐展開,既有古今歷史,也有宗教政治經濟生活。但最大的敗筆恰恰就在題目上,雖是東南亞云云,但全書十二章,其中二至九章都在圍繞吳哥窟以及吳哥王朝打轉,怎麼可能扛得住東南亞這個大帽子,畢竟此區域衆多國家文明實體絕非僅僅一個柬埔寨就可以管窺豹。帶着此種的預期翻開本書,雖然有所收穫但失望和緣木求魚感着實難以言表。此外可以從日本人的感性視角切入也蠻有趣,然而個別書友評論動輒“天朝”上國視角,顯得非常愚蠢和無知。
書名雖然稱爲“東南亞:多文明世界的發現”,但實際上只是一部柬埔寨古代史,而且主要是9—15世紀吳哥王朝的歷史,對東南亞其他國家和柬埔寨歷史的其他時期或一帶而過,或略而不詳。但無論如何,本書最大的貢獻就是把作者自己多年潛心研究吳哥歷史的成果以通俗的形式展現給讀者,向大衆普及有關柬埔寨歷史的知識。《東南亞》的另外一個特點就是,它不是通史類的著作,沒有按照朝代、國王系統地論述柬埔寨的歷史,而是突出柬埔寨歷史的某些斷面。這樣安排也有一個好處,就是不被大量的史實所束縛,而能就作者感興趣的方面進行詳細描寫和討論。
2020022 用作者的話說,她之所以把這本名爲東南亞的書寫成了柬埔寨史是因爲東南亞地域遼闊,有衆多民族和國家,但人口相對較少,在良好的氣候條件下追求更好的物質生活不太需要通過掠奪別國領土也缺乏互相交流的動力,同時各自根據自身文化特點對外來文明進行本土化吸收,各自具有了不同的文化特徵,在共通的自然環境中走出了不同的歷史軌跡,所以東南亞史必然會分化爲每個國家每個民族甚至每個村落自己的歷史,無法作爲完整的地區進行整合。東南亞一向沒有對外輸出的習慣,更多是作爲廉價旅遊勝地,作者幾十年專注研究柬埔寨除了因爲吳哥王朝的魅力,還想要從中反思日本的過去和未來,簡直毫無文化自信。作者評價東南亞各國獨立運動時說建立新國家的基本條件之一是實現人的尊嚴,特殊時期讀書真是隨便看到一句話都能戳中淚點。
#🍋說書# 本書的確文不對題,借東南亞之名,行講述吳哥王朝之實,的確有掛羊頭賣狗肉的嫌疑。何況,30%說有關東南亞的歷史,講的極其不好。不過,作者是東洋史學者,通過碑文研習歷史,算是他的一項絕技。吳哥碑像林立,可令作者大顯身手。從帝制到信仰,從城市建設到窯窟藝術,從法制建設到人文生活,都寫的頭頭是道,堪稱碑文上的緬甸風情。相較於學術研究,本書更像歷史隨筆。內容淺顯易懂。對吳哥文化有興趣的讀者,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