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印度公司與亞洲之海（講談社·興亡的世界史 09）

剛剛把這本書給讀完了，主要講的是歐洲東印度公司向亞洲擴張以及壟斷各種貿易的過程，不知不覺就萌發了一個念頭：自大航海以後，歐洲拼了命的在海上擴張，而那時候的中國，卻在幹什麼？中國爲什麼不和歐洲一起分一杯羹呢？ 衆所周知，古代的中國是領先於全世界的，然而，到了近代，卻變成了落後捱打，尤其是甲午戰爭，連邊上的小國日本都能慘敗，爲什麼會搞成這樣子？ 用個很專業的術語來概述上面的問題，那就是“李約瑟難題”。 自己也想了很久，也找了許多資料，最後得出的結論就是：中國之所以會落後於西方和西化的日本，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皇權的不受限制。 也就是說，中國是被法家韓非子的那一套給害了。 都說中國的封建社會漫長，長達兩千年，但這是錯的，實際上，在秦始皇統一六國的時候，就已經不是封建社會了，秦始皇之後的漢武帝，更是硬生生的把整個中國變成了徹頭徹底的大一統社會。 封建社會≠大一統社會！ 在封建社會里，皇帝不是一個人說了算的，皇帝下面有王、公、侯，每個貴族都有自己的領地，我下級的下級，就不是我的下級。 你說這樣的社會好不好，只能說是有好有壞，壞處就是皇帝不能集中力量辦大事，自己想對外打仗，只能指揮下面的王，而不能直接領導公、侯，行政效率不高。 分封制的頒佈，同樣也會導致後面的混亂，周朝的春秋戰國、西晉的八王之亂、朱元璋的分封，到後面，都是慘烈的內戰。 當然，有壞就有好，就失就有得，分封制也有好處，好處就是對外抵抗力強、應變能力強、社會活性強。 而日本，在學習中國的時候，由於各種原因，最後吸收了中國的分封制，並且在國內發展、演化，最終，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幕藩體制”。 於是乎，“李約瑟難題”的關鍵點，就是兩點： 1.“幕藩體制”要比大一統社會更加能適應社會的轉型 2.受到一定限制的君權，這樣的社會總體來講要比君權不受限制的社會要更好 再強調一遍：中國是被法家韓非子的那一套給害了！ 所謂的法家，說白了就是法西斯，其目的就是爲了要增強君主的權力，讓君主大包大攬的進行個人獨裁，在加強君權的同時，還要打倒貴族。 “我下級的下級，不是我的下級！”，法家出現之前就是這樣的，但被法家改造過以後，就變成了不管任何人，就是君主的奴才，世界上沒有了貴族，有的僅只是代表君主意志和利益的代理人——官僚。 大一統官僚制度，從長遠來講，是敵不過封建貴族制度的，因爲前者沒活力，且官僚會貪污腐化，然而從短期來看，卻能爲君主帶來很大的利益,一個社會法家化、法西斯化之後，君主愛幹嘛就能幹嘛，戰爭機器一運作，那個行政效率可是驚人的，打起仗來也是一個個都同打了雞血一樣。 然而，一時的亢奮，只會帶來長久的負面效果，中國法家化以後的大一統官僚社會，所帶來的，是不受限制的君權，是積貧積弱，是極大的貧富懸殊，是遍地的愚民。 想來，《韓非子》、《商君書》這兩本書，真的是同毒品一般，一喫下去，短期內爽嗨爽爆炸了，但爽勁過後，則是長遠的抽搐不起…… 明清時期的君權，是高度高度集中的，大一統官僚制又成熟又發達，結果皇帝是很爽了，但積貧積弱的社會，對於外界的侵略，則變得一點抵抗力都沒有，一旦代表先進生產力的資本主義國家來征服來掠奪了，那就只能gg！ 大一統官僚制的國家，官府對老百姓是非常兇暴、殘虐的，而整個國家對於外部的強敵，卻又是非常馴服、順從的。 大一統官僚制的國家，對內積貧積弱，且培養了一堆愚昧無知的傻不啦嘰老百姓，只會向權貴磕頭，在強敵來侵略的時候，國家會號召這些老百姓一個個都奮不顧身、捨己爲國、拋頭顱灑熱血、奮勇殺敵，但仔細想想，百姓都被不受限制的皇權給奴化成這樣子了，還要求百姓都當英雄，這不很搞笑嗎？！這就像是兩隻手使勁的按着剎車，還要讓騎自行車的人加油加速的往前衝一樣！ 可能有點扯遠了，這本書講的主要是西方國家在亞洲之海的擴張歷史，先擴張到西亞，再是東南亞、馬六甲，最後則是中國、日本，那時候，英國都工業革命了，都資本主義很久了，而中國卻還是“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刀槍不入”…… 君強民弱、君弱民強，只能說君主的權力不能太強也不能太弱，太弱的話自己就可能會被篡位者給殺掉，太強的話，貴族、民就會太弱，這樣的國家，在對抗外部強權的時候，就會不堪一擊。 甲午戰爭中國輸給了日本，想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輸在了制度上，光靠買點軍艦是不頂用的，中央得給地方放權纔行，要讓地方自由的去摸索各種方法來應對，要讓地方有一定的自主權力，要讓地方有積極性。 與此同時，君主的權力一定要受到限制！ 總之，君權受到一定限制的貴族分權社會，總體長遠來講，要優於法西斯大一統的官僚社會。 也許，這就是“李約瑟難題”的核心之所在。

從亞當·斯密到彼得·德魯克｜東印度公司在“亞洲之海”的制度創新、治理困境與歷史終結 一、問題的提出：爲何“最成功的公司”必然失敗？ 在近代世界史中，東印度公司常被描述爲“史上最強大的公司”：它擁有軍隊、稅收權、司法權與外交權，曾在亞洲之海構建起橫跨兩個世紀的貿易與統治網絡。然而，這一制度創新的高峰，卻最終以破產、國有化與解散告終。 這一結局並非偶然。若從亞當·斯密對股份公司與壟斷的批判，以及彼得·德魯克對現代組織治理的洞察出發，東印度公司在亞洲之海的實踐，恰恰構成了一次從制度創新到治理失效的完整歷史實驗。 二、亞當·斯密的預警：股份公司與壟斷的內在矛盾 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對股份公司持極爲謹慎的態度。他並未否認其在高風險、長週期事業中的優勢，但明確指出： 當股份公司獲得壟斷特權，並脫離競爭與公共監督時，其效率與道德必然衰敗。 東印度公司的崛起，恰恰印證了斯密所承認的“必要條件”： 1. 遠洋貿易風險極高，單一商人無法承擔 2. 股份制集中資本，分散風險 3. 國家授予特許權，確保航線與市場穩定 在“亞洲之海”這一高風險、不確定性極強的空間中，東印度公司以股份制與特許壟斷的結合，成功解決了資本動員與長期投資的問題。這正是其制度創新的合理性所在。 但斯密同時指出，一旦公司不再只是貿易組織，而轉向以權力維持利潤，其經濟理性便會被侵蝕。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的演變，正是從“市場中的創新者”滑向“權力中的尋租者”。 三、制度成功的轉折點：從貿易公司到“治理組織” 羽田正所強調的“亞洲之海”，爲公司提供了巨大的制度試驗場。但正是在這一空間中，東印度公司完成了致命轉型——從商業公司變成準國家。 這一轉型帶來三重結構性後果： 1. 目標錯位。公司不再以長期商業效率爲首要目標，而以維持壟斷收益與政治控制爲導向。 2. 代理問題失控。遠離本土的公司官員，既非國家官僚，也非私人企業家，而是權力與資本的混合體，腐敗與掠奪成爲理性選擇。 3. 反饋機制斷裂。市場競爭無法約束公司行爲，而本國議會與公衆又無法實時監督其海外治理。 在斯密看來，這正是股份公司最危險的狀態：沒有競爭約束，卻擁有公共權力。 四、德魯克的視角：組織使命的膨脹與治理失敗 如果說斯密指出了股份公司“爲什麼會壞”，那麼彼得·德魯克則解釋了它們是如何失敗的。 德魯克反覆強調，任何組織一旦失去清晰、可評估的使命，其治理必然走向崩潰。東印度公司在亞洲之海的後期，正處於一種“使命失真”的狀態：它既要爲股東創造利潤，又要替國家徵稅、維持秩序，同時還要管理龐大的屬地人口… 這種多重使命並未形成有效制衡，而是導致責任邊界的全面模糊。德魯克稱之爲“組織使命的無限擴張”——組織能力被權力誘惑放大，直至自身無法承載。 從現代治理角度看，東印度公司失敗的核心，並非道德墮落，而是治理結構無法承受其功能複雜度。 五、爲何失敗具有必然性：三重不可調和的矛盾 綜合斯密與德魯克的視角，可以看到東印度公司在亞洲之海中面臨三重不可調和的制度矛盾： 1. 市場邏輯 vs 權力邏輯 一旦利潤來自壟斷與徵稅，市場創新就失去意義。 2. 股東責任 vs 公共責任 股東要求回報，但治理需要長期公共投入，兩者難以兼容。 3. 組織規模 vs 治理能力 公司可以無限擴張權力，卻無法同步擴展治理透明度與責任機制。 當這三重矛盾同時存在時，失敗不再是偶然，而是時間問題。 六、歷史終結的意義：失敗本身也是制度進步的一部分 東印度公司的解體，常被視爲帝國主義的失敗，但從制度史角度看，它更像一次必要的“制度糾偏”。正如斯密所預言、德魯克所強調的那樣：公司可以成爲創新的工具，但不能成爲治理社會的主體。 在“亞洲之海”中，東印度公司完成了全球貿易、金融與航運的整合實驗，卻也以失敗的方式劃清了公司與國家的邊界。這一失敗，爲現代公司治理、國家監管與全球市場秩序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歷史教訓。 七、爲何當代跨國科技公司正重新走近“東印度公司的危險區”？ 從制度史的角度看，東印度公司的失敗並非殖民時代的特殊產物，而是當一種組織同時佔據市場、制度與治理關鍵節點時，所必然遭遇的結構性風險。若將亞當·斯密與彼得·德魯克的公司治理洞察置於當代背景，可以發現，一批跨國科技公司正在以新的形式，逼近東印度公司曾經跨越卻最終難以承受的邊界。 （一）從市場中介到“規則節點”：平臺權力的轉化 與東印度公司最初以貿易中介身份進入亞洲之海相似，當代大型科技公司亦是以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的創新者形象出現。搜索引擎、社交平臺、雲計算與支付系統，最初被視爲市場基礎設施的優化工具。 然而，隨着規模擴張，這些平臺逐漸從“市場參與者”轉變爲“規則制定者”。算法排序、內容審覈、數據訪問與接口標準，事實上構成了一套準制度體系，直接影響信息流通、商業機會與公共討論空間。這一轉變，與東印度公司從貿易公司轉向掌握航道、關稅與司法權的過程，在結構上高度相似。 （二）壟斷優勢的再生產與斯密式困境的迴歸 亞當·斯密對股份公司最核心的警告，並非針對規模本身，而是針對壟斷與缺乏競爭約束的結合。當代科技公司通過網絡效應、數據壁壘與資本集中，形成高度穩固的市場支配地位，其競爭壓力顯著低於傳統產業。 在這種條件下，創新逐漸讓位於對既有生態的維護與鎖定，利潤更多來自對入口、接口與規則的控制，而非生產效率的提升。這一情形，與東印度公司後期依賴政治特權與強制力維持收益的邏輯，在經濟結構上呈現出明顯的同構性。 （三）治理責任的外溢與德魯克式“使命膨脹” 彼得·德魯克強調，組織失敗往往源於使命的不可管理擴張。當代跨國科技公司正承擔着超出其原始商業使命的社會功能：信息傳播、公共輿論、金融基礎設施、甚至國家治理能力的補充。 然而，這些公司並不具備與其影響力相匹配的公共問責機制。它們既不是國家機構，也不完全受制於單一司法管轄；既追求股東回報，又不可避免地影響公共利益。這種多重身份的疊加，使其治理結構承受與東印度公司晚期極爲相似的張力。 （四）“數字海域”中的政治之海迴歸 在羽田正的框架中，“政治之海”並未消失，而是在特定歷史階段被壓制。當代世界正經歷這一邏輯的迴歸。數據主權、技術安全與平臺監管，正在成爲各國重新介入“數字海域”的主要方式。 跨國科技公司由此進入一個與東印度公司後期相似的情境：它們既依賴國家授權，又試圖維持跨國運作的統一性；既需要政治保護，又必須面對政治約束的強化。這一張力，使其制度優勢逐漸轉化爲治理負擔。 （五）危險區的本質：功能與權力的失衡 綜合歷史與當代經驗可以看到，所謂“東印度公司的危險區”，並非規模過大或技術先進本身，而在於組織功能與其權力後果之間的失衡。當企業在事實上承擔準公共職能，卻缺乏相應的責任、透明度與制度嵌入方式時，其合法性與效率都會遭遇根本挑戰。 東印度公司的終結，並非源於其創新能力的枯竭，而是其治理結構無法承載所積累的權力。當代跨國科技公司若無法在擴張過程中重塑自身的治理邊界，歷史所展示的，並非遙遠的警告，而是可以被理性推演的風險。

本書試圖跳出西方中心史觀，以整體世界史觀覆盤17-18世紀亞洲海域格局與東印度公司興衰。前近代東亞主導權掌握在中、日、華商及鄭氏海上勢力手中，華夷秩序穩固，歐洲早期貿易處處受限。後來東印度公司介入，深入改變了南亞，東南亞，東亞乃至整個世界的地緣結構，深入推進了世界的交流融合。 其特點有四：一是地緣稟賦決定經濟底色，亞洲物產足、成本低具備天然貿易優勢，歐洲本土無優勢，靠美洲白銀完成資本積累，亞洲之海串聯了原料，生產和消費市場，形成了近代全球貿易格局的底色；二是兩套統治秩序根本對立，亞洲重治人、輕疆域，歐洲是一元化主權民族國家，規則衝突是格局重構根源，推升了19世紀後全球民族主權國家的演進；三是內生悖論自我瓦解，東印度公司壟斷貿易催生產業革命與自由貿易，親手培養了顛覆自身的力量，促進了歐洲資產階級的興起和權利的重新分配，甚至成爲兩次世界大戰的動因；四是秩序脫鉤+信息差，東亞格局變動、歐亞信息鴻溝，爲歐洲規則滲透創造條件，進而導致近200年來西方話語主導權的建立。推薦閱讀。

書名應該叫德川幕府時代日本與東印度公司關係淺談，如果想了解全書又沒時間可以直接閱讀最後一章。與作者同爲亞洲人，同意他在書中的這段內容:如果歐洲人沒有把南北美洲變成殖民地，或者沒有在北美髮現銀礦，他們也許就無法準備足夠的資金來購買亞洲的物產。從這層意義來說，歐洲人所謂的“發現新大陸”，對人類歷史的發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意義，東印度公司的行爲，就像不費吹灰之力地使用從別人家裏拿出來的錢，到原本自己無法進入的商店(亞洲)購買一流的商品，然後再把這些商品帶回自己家裏使用或賣出並得到利益。此類活動如果持續兩百年的話，整個西北歐地區變得富裕起來，並擁有統治世界的經濟實力，這也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美洲的白銀和亞洲的物產造就了“近代歐洲”的經濟基礎。

雖然開始讀的時候充滿期待，但是讀完發現正如作者謙虛謹慎的表態，這個主題實在太過巨大，僅靠幾百頁的小冊子是無法駕馭的。 幾家東印度公司肇始於大航海時代，消亡於現代國家誕生之際，它們既是古代經濟體系中的掠食者，也是現代經濟社會的催產婦，從這一點看，本書還是達到了描繪general picture的目的，並且有相當的啓發性。比如讀完本書你可能情不自禁會想到： 東印度公司造福的主要對象是誰？ 多少人處於什麼目的付出了何種代價加入它們？ 他們的運行機制對現代跨國企業有何影響？ 跨大洋的商品的交流是否催生了以世界市場爲驅動的技術革命-比如運輸和通信？ 有多少人是籍東印度公司謀生，傳教或者是旅遊/探險？ 本書留下了許多空白，未盡之言既是遺憾，也是探究心的開始。總體來說，還是一本很不錯的書。

推薦是因爲東印度公司的歷史值得了解和深挖，翻譯的也還不錯。不過日本人處處下意識爲歐洲人洗白，看的時候既來氣，也更深刻的認識到日本史學研究的侷限性。。

關於哥倫布發現西印度的書可謂汗牛充棟，而葡萄牙探索東印度的著作卻了了無幾，而此書恰好補齊了亞洲之海這塊地理大發現的拼圖。 東亞作者寫的書還是非常適合東方人來閱讀理解。作者以西北歐東印度公司爲着眼點，串起整個亞洲之海的貿易發展史，填補了我許多知識空白，受教頗多。但結尾處所敘述的"主權國家"概念，不知是作者還是譯者原因，論據不凊，邏輯混亂，前後矛盾，有洗腦之嫌，需慎辨之。

中國曆代的治國理念多以儒家理論爲方針，和商君書有什麼關係？ 秦始皇用商君法，那是戰時法，爲了統一天下而用。正因爲秦人統一天下後仍沿用法家理念治國，使秦15年而亡。 漢初文帝景帝多采用老莊之法治國，與民休慼，修養因多年戰亂而導致的民不聊生。 漢武帝起，中國曆代開始用儒家思想治國。臣要忠君，君要愛民，總體體現一個仁字。 中國沒有去販奴，沒有去殖民印度，沒有去屠殺印第安人，因爲儒家思想，需要把民視爲自己的孩子一樣，仁愛。歐洲那時還是奴隸制，他們可沒有這種心理負擔。更何況他們因天主教的長期統治，把異教徒視爲洪水猛獸，殺野獸有何負擔？ 少數民族如果不襲擾邊境，你覺得中原王朝願意去教他們種地紡織嗎？因爲他們遊牧，沒有存糧，年景不好必然會入侵中華。所以需要不停的去感化他們，教育他們，還要教他們文化，讓他們成爲文明人，不要掠我百姓爲奴。累不累？文成公主出嫁帶多少工匠藝人種子？ 諸葛亮爲了北伐，七擒孟獲。之後還要教他們種地楊桑，教化他們累不累？ 你以爲大明皇帝派人去大航海後，看見他們那麼落後，一想着還要教育，還要轉移支付不頭疼嗎？ 因爲儒家束縛了我們的思想，把我們教育成了人，獸性不在，所以沒法殖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深入中國民心。 資本主義就是建立在不斷殖民之上的，無論是以前的實際殖民，還是如今改良的隱形殖民個掠奪。去看看教員寫的書。 竟然說軍閥混戰邦國形式好，中國春秋戰國打了幾百年，五代十國打了幾百年。歷來都是大一統的時候人民生活穩定，安樂。人心思漢從何而來？思的不是皇權，而是穩定，安樂，不再流離失所。

讀完7小時34分鐘，2020.10.21，12:19於上海建國西路。第一次讀東印度公司的書籍📚，以前都是碎片化的看，這次瞭解的英國、荷蘭、法國東印度公司的生於滅，我孤陋寡聞，也是第一次知道法國也有東印度公司，作者裏面總結的非常好，歐洲的崛起在於美洲的白銀與亞洲及海域國家的茶、絲綢等商品，如果沒有東印度公司，這些可能都不存在。

看完了。這本書是日本人寫的，提供了日本視角。 1）第一個海權帝國——葡萄牙 1498 年達伽馬抵達印度，葡萄牙希望通過把守印度洋西海岸港口壟斷胡椒貿易。1503 年至 1515 年，攻擊主要港口並派葡萄牙人統治。陸地帝國通過朝貢、稅收穫取利益，海上帝國則收取關稅。但葡萄牙面臨難以完全壟斷亞丁灣和紅海、當地人走私、自身國土小且後期參與宗教戰爭致統治力度減弱等問題，荷蘭趁機而入。 2）第一大綜合財閥——東印度公司 荷蘭因多家公司競爭，於 1602 年成立荷蘭東印度公司（VOC）進行協調，由六個城市的公司合併而成，在爪窪島的巴達維亞設置商館要塞。英國東印度公司（EIC）成立於 1660 年 12 月，由商人集資組建，女王授權壟斷東印度貿易，最初是商業性質，與王室利益不完全重疊。 3）東亞海域的秩序——利用教會做貿易 明朝實行海禁，只允許官方控制的“朝貢”，1567 年緩和海禁政策。葡萄牙人曾在廣州抵禦倭寇並常駐澳門，耶穌會在東印度傳教，其傳教範圍與葡萄牙領土相對一致。 4）日本混血流放澳門 如伊萊胡·耶魯在東印度公司從事走私貿易並致富，還介紹了長崎混血兒的生存狀況等。 審美多少和時代金錢有關，今天我們覺得混血漂亮，過去日本人覺得混血兒像怪物，並將他們流放到澳門。 5）東印度公司運送的貨物 香料：歐洲人對香料的需求可能與傳統醫學的體液四元素說有關，香料被認爲與肉搭配有助於消化和人體健康。（下面我要看看《黃金、香料與殖民地》。 茶葉：也是東印度公司推廣到全球的 鴉片：賣給中國的鴉片是從印度殖民地種的，0元購先搶印度，用印度鴉片打中國，0元購+資源整合，佔領全世界。 6）對歐洲和世界的影響 西北歐地區藉助美洲的白銀等交換亞洲物產，造就了“近代歐洲”的經濟基礎。歐洲的東印度公司與印度洋海域政治權力在國家或統治概念上存在分歧，擁有強大軍事力量的英國的國家秩序最終凌駕於南亞之上。 東印度公司在世界一體化之初登場，連接全世界，隨着一體化深入而退場，其在亞洲之海的活動集遠洋貿易、跨文化交流、殖民掠奪爲一身，推動了世界的變化。 作者以海洋爲中心，打破歐洲中心論和東亞疆土觀念，勾畫出獨特的歷史新圖景，將東印度公司的興亡置於全球史的框架中，展現了 17、18 世紀世界的變化以及亞洲之海在其中的重要地位。 大清在陸地周邊逮誰征服誰已經無敵了，金髮碧眼的敵人從海上來了[旺柴]大清啊，這都是命啊[捂臉] P.S.我在微讀裏搜葡萄牙爲啥衰落了，結果直接搜到了考公教材，好的好的，公務員有點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