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明輝
本書爲近代歷史人物錢穆的傳記,是“江蘇歷代名人傳記叢書”中的一本。本書借鑑引用了近年來國內外錢穆研究的最新學術成果,勾勒出錢穆先生這位出生於江蘇無錫的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國學大師自學苦讀、誨人不倦並取得巨大學術成就的人生軌跡,重點對其學術生涯、學術成就、學術特色以及重要的學術著作等進行介紹和評論,尤其突出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互動,力求全方位地展現這位來自鄉土中國、完全靠自學成才的學者跌宕起伏的人生之路,讓人深刻地感受他一生爲祖國傳統文化招魂吶喊的赤子之心。
《江蘇歷代名人傳記叢書·錢穆》是一部旨在勾勒國學大師錢穆一生軌跡的傳記作品。本書對於錢穆先生的學術生涯與成就進行了深度解讀。讀後感觸深刻的的是錢穆先生的學術思想。在西方文化強勢衝擊的背景下,他堅持從中國歷史內部尋找生機,強調對本民族文化的自信與復興。這種“爲往聖繼絕學”的赤子之心,貫穿了全書始終。向民國大師們致敬!
本書以“知人論世”爲創作原則,既依託紮實翔實的史料和國內外錢穆研究的最新成果,又在敘事中融入優美的文字和生動的細節。它沒有陷入純學術傳記的晦澀,而是將學術考據與流暢的敘事相結合,使讀者既能獲得深度的文化洗禮,又不會感到生澀難懂,真正做到“敘事嚴謹又文采盎然”。 這本書揭示了錢穆的一生幾乎與書相隨,從讀書、教書、淘書、藏書到著書,孜孜不倦,最終鑄就了人生的輝煌。書中對錢穆在蘇州、北京琉璃廠等地“淘書”的經歷有生動的描繪,展現了一位學者與書籍之間的深厚情感,使傳主形象更加立體豐滿。 本書不僅僅講述了錢穆的個人故事,還通過描述與他相關的學術大家(如胡適、顧頡剛、呂思勉等)和重大事件,讓讀者得以一窺清末民初直至八九十年代的時代變遷。這種將個人傳記與時代歷史緊密結合的寫作手法,使讀者能夠更深刻地理解錢穆在近代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堅守傳統文化的不易與可貴。 作者對錢穆的學術生涯和著作展開了中肯的描述與公允的評析。書中重點介紹了《劉向歆父子年譜》《先秦諸子系年》《國史大綱》等里程碑式著作。尤其在評價錢穆的史學地位時,作者保持了持平之論,既肯定其作爲“史學四大家”之一的卓越貢獻,又結合了近年來國內外錢穆研究的學術成果,不盲目拔高,顯示出良好的學術素養。 本書尤其突出錢穆與中國傳統文化的互動,力求全方位地展現這位“來自鄉土中國、完全靠自學成才”的學者跌宕起伏的人生之路。書名中“一生爲故國招魂”六個字精準概括了錢穆的學術使命——在近代西方文化衝擊中國的大背景下,錢穆始終致力於發掘中華文化的內在價值與生命力。 錢穆的最高學歷僅爲中學肄業,完全靠自修苦讀而在學術界確立地位。本書對這一獨特經歷有詳盡的梳理,尤其突出了錢穆在鄉村小學任教期間的“十年自學苦讀”,揭示了他如何在缺乏正規學術訓練的條件下,憑藉非凡的毅力和超人的悟性,從一名鄉村教師躍升爲大學教授,這種“逆襲”本身就具有極強的勵志力量。 書中重點描繪了錢穆在西南聯大任教期間編著《國史大綱》的經歷。該書在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時期出版,揭示了中華文化悠久、無間斷的歷史特性,爲民族國家鑄“國魂”,爲抗戰中的國民鼓“士氣”。錢穆在《國史大綱》中提出的對中國歷史應有的“溫情與敬意”,通過本書的梳理,成爲理解錢穆文化民族主義思想的一把鑰匙。 本書的一大亮點在於打通了錢穆“鄉土出身”與“國粹大家”身份之間的精神脈絡。錢穆出生於無錫七房橋一個衰落的書香門第,早年家貧輟學,但父親“寧可餓死,也不可讓孩子失學”的士大夫情懷深深影響了他。作者正是通過對這種家族精神和地方文化傳統的細膩勾勒,讓讀者明白:錢穆對中華文化的堅守並非居高臨下的“保存”,而是發自血脈的深情與擔當。 總的來說,本書是一本集權威性、可讀性和思想性於一身的優秀傳記。它以一個同鄉學者的溫情目光,爲我們呈現了一位國學大師從鄉土走向世界的完整人生畫卷,堪稱瞭解錢穆學術與心靈的入門佳作。
隨着2026年曆史大劇《太平年》熱播,吳越錢氏再次闖入大衆視野。這個文化世家,開祖即窺一斑,錢鏐的“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寫出歷史上最溫柔的情話,流轉千年。錢弘俶的“納土歸宋”,傳承了祖訓“天子爲輕,君王爲輕,民爲重,太平爲重”,格局之大令人震撼。 錢氏家族的家國情懷沉澱在基因裏,宋朝出過三百多名進士,近代雲集大師、學者、科學家無數。無錫錢氏有句老話:“東有七房橋,西有七尺場”。七房橋指的是湖頭支,七尺場指的是堠山支。錢穆屬於湖頭支,而錢基博屬於堠山支。這兩支錢氏都是學術大師輩出。在湖頭支中,有“一門六院士” ,指的是國民黨中研院院士錢穆,錢穆的女兒中國工程院院士錢易,錢穆的侄子中國科學院院士錢偉長,以及同支的中國科學院院士錢俊瑞、錢臨照和錢令希。而在堠山支中,則以錢基博、錢鍾書父子爲代表。 錢穆,有人把他稱爲“中國最後一位國學大師”“最後一位讀書人”。卻不知,中學肄業是他的最高學歷。時逢亂世,能靜然端坐,閱古博今,自學鑽研,註定了錢穆的不平凡。影響錢穆最深的,除了父親錢承沛士人風範,還有恩師屠元博、呂思勉(也是趙元任老師,簡直是夢幻聯動)和童斐,但引路人卻是遙遠的梁啓超。梁的《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他提出“中國不亡論”,令錢穆極其震動。他想透過對中國歷史的考察來尋找中國不會亡國的根據,從中找到挽救危亡的方法。可以說,錢穆此後八十年的歷史研究都是爲這個信念所驅使。 作爲現代新儒家之一的錢穆,和胡適並駕“北胡南錢”,但他們一尊古倡中國精神,一疑古張全盤西化,代表了不同流派,且一個不爲政治所裹,一個爲民主奔波,不同立場和學術方向的二人難免衝突。書裏有很多細糠。比如蔣氏退守臺灣,搶救學者,胡適和傅斯年把錢穆排至門外,錢被迫流走香港;在院士評審時,郭沫若赫然在列,而錢穆幾次被拒,直到68年第八次院士會議全票通過。錢穆的觀點也許和那個時代背道,甚至被同行嗤之以鼻,引發了不少口水仗。他在哈佛大學演講,李濟在座,這位“平時喜作青白眼”的考古鉅子對錢穆的演講很不以爲然,有人注意到他當時的反應是“白眼時多,青眼時少”,哈哈,笑死個人,這表情是怎麼做到的呢? 舍舊謀新,本不可一概而論,是非曲直也難肅清評判。但錢穆能堅守初心,弘揚國學,是一代大儒。他在香港艱苦籌辦新亞書院,可謂殫精竭慮,此書院後來與崇基書院、聯合書院合併成香港中文大學。在五六十年代大陸轟轟烈烈搞運動當會兒,新亞以培養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爲目標,爲保留文化根脈培植了一片淨土,這個功勞就大了。 1966年,大陸搞“文化大革命”,蔣介石則搞“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力邀散居海外的大師級人物赴臺“共襄盛舉”,錢穆、林語堂、張大千等成爲敦請對象。錢穆自此移居臺灣,在素書樓一住就是20餘年。在後來的政治鬥爭中,陳水扁以“非法霸佔公共財產”之罪,逼走雙目失明且已九十五歲高齡的錢穆。三個月後,心情鬱悶的錢穆病逝,一代大師隱入歷史,享年96歲。此書還爆,陳水扁在錢穆搬出素書樓之後,把素書樓改爲“錢穆紀念館”,錢穆知道後,很氣憤“我活着不讓我住,死了紀念我幹什麼?”政客嘴臉,真正醜陋啊!“素書樓事件”是陳水扁無法遮掩的詬病。當“錢穆紀念館”在素書樓開館時,作爲臺北市長的陳水扁講話,反覆表達了對錢穆的道歉,這番操作,我只能視他作秀,政客,戲子爾! 讀罷此書,充滿敬意。當知曉錢穆等人命名未名湖,2025年北大淺學一週,我和這位大師,也算跨越時空,有了一次近距離仰視…
《江蘇歷代名人傳·錢穆》是一部有溫度的地方性學術傳記。作者巧妙地將錢穆宏大的學術人生,與江南水鄉的廊橋、書齋、方言、家族記憶編織在一起,讓讀者看到:一代宗師並非懸於歷史星空,其精神底色正是在無錫七房橋的晨曦、太湖的煙波與戰亂中的流離中逐漸染就。 此書最可貴之處,在於揭示了“地域”與“天下”的辯證。錢穆一生守護的是超越王朝更迭的“大中國”文化道統,而這“守”的定力與情懷,恰恰源於其江南士人家庭深厚的詩禮傳統與鄉土之戀。他晚年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那份“爲往聖繼絕學”的悲願,其精神原點正是無錫鄉村的琅琅書聲。 讀畢沉思:在全球化與數字化的今天,我們如何安放自己的“文化故鄉”?錢穆先生以其一生給出了答案——只有深植於一方水土的文化自覺,才能真正擁有面向世界的文化自信。這本書,是一代宗師的回鄉之路,也爲我們點亮了尋找自身精神原鄉的燈。
這是讓我倍加感動的書。錢大師的形象在我的心中矗立起一座豐碑。 他沒有上過大學,但能在大學的講堂上口若懸河,贏得衆生的滿堂喝彩。他的學術成果顯著,世界各大學爭先請他教學。並贏得世界知名大學的榮譽博士稱號。 他終身致力於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不畏權威,不畏冷漠,不畏排擠,不畏寂寥。不畏物質利誘,追求道義,堅持真理。尊重客觀,埋頭學問,民國所有的學人都承認他的學說成就。 他做學問忠於讀原著,喫透原著的每一個詞句。板登寧做十年冷,反覆推敲做文章。在抗日戰爭時期的聯大任教,克服沒有資料,生活艱苦,敵機轟炸,等困難,獨立完成《中國歷史大綱》著作,創造出史學著作的顛峯地位。至今仍然保有學術價值。 他的學問讓胡適,傅斯年先是佩服,後是排擠。在胡、傅把持的臺灣文化教育領地上,拒絕大師進入臺灣大學的課堂。 他不畏政治左右。大陸爭取他留下,他不相信黨派,排斥馬克思主義,婉拒邀請。 蔣介石向他拋出橄欖枝,暗示他從政,並用辦公經費補助他辦學,他也沒有因此而感恩戴德。爲其服務。 他用一己之力創辦香港集美書院,打破了英殖民者在香港包辦大學的學霸作風。 晚年受到黨派之爭的打擊,甚至到了居無定所的地步。三個月後辭世。馬英九在他墓前祭奠道歉。 在九十高齡的時候,倡導一箇中國,和平統一的思想。 他是舊中國向新中國過度間的最後一位士大夫,他堅持研究中國經典文化,繼承經典文化,維護經典文化的精神值得中國人的讚美。
看最後主要參考書目,就知這本書寫的比較客觀和全面了。從開始第一頁到最後一頁,都非常有吸引力。幾乎是一口氣看完的。因爲喜歡看一些歷史書(像這本書提到的那些中國古籍如《讀通鑑論》沒有嘗試讀過),對錢穆一直比較好奇。在義務教育中,沒有機會接觸此人。還有正好是無錫太湖邊上的人,讀了他的生平,對家鄉的往事、人名、地名有了深一點的瞭解。書中提到很多故事都是第一次聽說比如盪口七房橋的故事、錢老讀的果育小學舊址還在、寶界橋是榮德生60大壽時捐建,橋有60個孔代表60大壽、哥倫比亞大學有一個丁龍講座、徐復觀屬於新儒學派,他的書後面想讀一些。徐復觀早年留學日本後來偷偷抗日被遣送回國當兵打了很多仗,後面做過蔣介石的機要祕書,還到延安做了半年的聯絡員。在1946年他轉投國學,從武將轉研究史學。他和錢穆從相知到反目的過程,我是比較認同徐的觀點。錢穆認爲中國沒有君主專制,中國的一人專制制度是民主制度的一種;徐的觀點相反。錢穆和胡適、傅斯年,在學術上分歧也很大。錢穆是中國古籍智慧的代言人,同時感覺他有點迷信或是遵從士大夫的體面,不想把中國歷史中不堪或是離亂示人,有先得結論再找論據之嫌。在他那種時代背景,他真實的一生,讓我看到他存在的合理性。還是多看一點古書,回報他的良苦用心吧。
楊明輝的《江蘇歷代名人傳記叢書﹒錢穆》,詳細講述了錢穆先生一生博洽沉潛、矢志教書治學、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卓然成就、特立獨行的士大夫風骨。 錢先生年幼時靠着家族設立的懷海義莊撫卹,與寡母、三個兄弟相依爲命,連初中學歷都沒拿到,卻從家鄉的後宅初級小學教員做起,先後從教於集美中學、無錫省立第三師範、蘇州中學、燕京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大、昆明五華書院、無錫江南大學等名校,並在香港創辦了香港中文大學的前身新亞學院。還應邀到歐美諸國講學,並被耶魯大學授予名譽博士,“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被譽爲“一代儒宗”“鴻儒碩望”,實乃學術史上罕見奇才。 從立德而言,錢穆一生以“君子固窮”自勉,立志要做一個現代中國的士。遵奉諸葛武侯的“謹慎”、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曾國藩的‘扎硬寨,打死仗’品格,畢生爲弘揚我國傳統文化爲己任,不屈不撓爲故國招魂。不但始終保持特立獨行的學術風格,而且終生踐行着中國士大夫的風骨。他的一生,與中國甲午戰敗以來的時代憂患相終始,洋溢着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以天下興亡爲己任”的責任擔當。他的治學,自始至終蘊含着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感情,力圖從哲學的高度反思中國傳統文化的得失,畢生都力圖在中國歷史中尋找出“中國不亡”的確定答案。直到晚年,他還一直諄諄告誡衆學子:不要忘了自己是一中國人,這是一切大本大源之所在。要根據這本源來規定自己學問路向,來改良社會風氣。錢先生自始至終是一位純粹的學者,一位勤勤懇懇的讀書人。終身誨人不倦,踐行儒家的理想和士的氣節操行。他的著述講演,無不是“在不斷的國難之鼓勵與指導下困心衡慮而得”,無不自其對國家民族之一腔熱忱中來。 錢穆先生在新文化運動“全盤西化”浪潮中,自覺高舉文化自信的大話,成爲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鳳毛麟角式的旗幟性人物。爲此,他不惜與先後擔任北大校長的“學霸”(閥)——胡適、傅斯年師徒爲代表的科學考據派針鋒相對,念念不忘追究國民黨失去大陸中胡適的“思想責任”,直到晚年還一直對師徒二人進行口誅筆伐。認爲正是胡適倡導的新文化運動,破壞了中國傳統文化,造成“價值空白”,從而導致中國的亂局一發而不可收拾。爲此,他在胡適、傅斯年師徒把持臺灣教育界期間,不得不長期客居香江。他認爲中國傳統政治是賢能政治、民主政治,而非臺港新儒學派所認爲的“君主專制”,因此與夕日曾經並肩戰鬥的唐君毅、徐復觀、張君勱等臺港新儒學派分道揚鑣。他一貫對“臺獨”思想持批評的態度,認爲“臺獨”主張對中國歷史毫無所知,必無出路。 從立功而言,錢穆先生雖然沒有像他崇敬的諸葛亮、王陽明、曾國藩等古聖先賢那樣建立治國平天下的偉業,但“也是一個非常能幹的行動者”。面對歐風美雨的侵襲和中華民族精神的泯喪,他不顧一介書生的弱小之力,大聲呼喚民族精神之魂,孜孜不倦地培養“新國士”,爲中國文化復興招募義勇兵。他不辭辛勞地講學、辦校、教書育人、著書立說,把全部的愛心、情感、智慧、生命都奉獻給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偉業。他是中國文化堅定的捍衛者、弘揚者。儘管他對中西文化比較研究所得出的一些結論存在爭議,他的一些思想主張與這個時代多少也有一些隔膜和疏離之處,但是他維護和弘揚中國文化的熱忱和勇氣令人感佩,始終有一份爲往聖繼絕學的氣魄。尤其是1949年來到香港後,在艱難困苦之中,他赤手空拳創辦了新亞書院。通過堅持不懈的講學,傳播思想,培養賢才,使新亞書院成爲弘揚中國文化的重鎮。新亞書院併入香港中文大學,不僅打破了殖民地只設一所大學的舊規,更因以中文授課,打破了殖民地政府官辦大學只以英語爲官方語言的慣例,爲在香港這塊文化沙漠上保存和傳播中國文化起了重要作用。 錢穆先生一生以教育爲業,執教75年,培養了大批弟子,這批弟子遍佈學林,又各自培養了自己的學生……從而使中國傳統文化生生不息,薪火相傳。 從立言而言,錢穆先生學識廣博,精通經史文學,著作等身。從18歲初登講壇,到92歲告別杏壇,再到告別講臺後著述不輟。先後著有《先秦諸子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語新解》、《國史大綱》、《新亞遺鐸》、《朱子學提綱》、《現代中國學術論衡》、《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中國文化史導論》、《理學六家詩鈔》、《莊老通辨》、《中國文學論叢》、《雙溪獨語》、《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晚學盲言》等幾十部著作。他去世後,錢夫人及錢氏門人蒐集、整理成約1700萬言的《錢賓四先生全集》三編。其治學範圍廣及史學與史學史、哲學及思想史、文化學及文化史、政治學與制度史、文學、教育學、歷史地理學等,在人文學科中可以稱得上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堪稱傳統國學中的“通儒之學”,被後學尊稱爲“中國最後一位國學大師”、“最後一位讀書人”。
錢穆—— 山岩巖,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靈,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十萬裏上下四方,俯仰錦繡;五千載今來古往,一片光明。五萬萬神明子孫。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亂離中,流浪裏,餓我體膚勞我精。艱險我奮進,睏乏我多情。 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他認爲中國文化的發生並不依賴於黃河主流,它所依靠的是黃河的各條支流。每一條支流流進黃河時兩水相交的那個角落,纔是中國文化的真正搖籃。
70多年的教書育人,寫作與研究,深耕中國傳統文化,經歷了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內陸和臺灣分治,正是需要弘揚中國文化,凝聚國人的時期,所以錢穆先生一生做的事是非常有意義的, 只是,我更喜歡胡適,新文化,新思想,國人更需要爲民主自由的搖旗吶喊的人,需要智慧和創造,可惜,歷史沒有給這個機會。 歷史上從來不缺在統文化裏找點點星光的學者,但是別忘了,民主自由的訴求一直都在,今日開創的新思想,隨着時間的積累,也能成爲幾百年甚至幾千年後的“傳統”。就如“五四青年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