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蠹餘錄

一本愛書人寫的書，書的內容大抵分爲版本目錄學與晚近學人的文史故事。 上次去上博看展時，深深地被東山魁夷前輩爲鑑真大師繪的畫所感動，當時想着有這麼一段故事在，中日間的情緣終是斬不斷的。作者補充的這段材料讓我知道海外漢學研究與我們的古舊書竟在日本有這麼多故事，我想這亦是一種血脈上的聯繫吧。 不過這一段的文史材料，尤其是宋版書的流出，我看的一些材料大抵是不大光彩的。 恩恩怨怨的公案離本書相去甚遠，之所以有感而發，是因爲前不久和同學一起去了外灘邊上的建投書局。 我覺得書店佈局很新，選書亦有眼光，因爲我看的書較多，所以基本上是領着幾個同學一口氣從一樓介紹到四樓的。 但每本書拿到手裏，和電子書的閱讀終是不同的。電子閱讀很多時候會讓人覺得這只是一本書，是爲了快爲了便利，即使看了一本很厚的書，腦海中的質感大概也只是頁數和付出的時間。不像紙質書，不同的封皮、不同的紙質、不同的厚度，有時那種文本外的吸引力會讓人不自然的沉浸進去，在空白處留下黑的思索。 如果要問爲何讀書的話？我想有目的的求知是一種，讓自己平靜下來亦是一種吧。 佛家和禪宗的書我看過一些，也看過許多市面上流行的關於陽明心學的研究。其實很多時候會覺察到一個誤區，好多人會覺得看的多自然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包括曾經的我，卻不知有時“靜”不是你讀完與“靜”有關的所有書才能做到，很多時候是要做“減法”的，是要一個人主動停下來，想一想的。 在一個讀書的環境裏，翻開一本自己喜歡的書，不絕如縷的時光打散在紙張的翻頁間。 分別時，人影像幻燈機一般打在白色的牆上，過道上的每棵樹竟成了那放映的分界線。 抬頭看看一輪明月掛在空中，“長溝流月去無聲，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 這大概是我現在最喜歡的樣子了。 是爲記。

癡愚總是讀書人 “國慶節要不要去哪裏玩？” 之前我們讀《唐詩裏的十八場旅行》，還興致勃勃地構思了包括滕王閣、天姥山在內的唐詩之旅，結果硬生生地被盛夏的高溫給逼成了躺屍之旅。最近總算天涼快了些，被空調拯救了一個夏天的我，又蠢蠢欲動地構思起旅遊計劃來，甚至心裏還盤算着，如果旅行也OK的話，就可以考慮下一步和老闆結婚領證的事了。 “我有個地方倒是一直很想去，但又沒那麼想去，”坐在電腦前盤賬的老闆側過身子問我，“你知道神保町嗎？” 這我當然是知道的，舊書業不能沒有神保町，就像西方不能沒有耶路撒冷。大概從明治年間起，神保町逐漸集聚了一大批古書店，可謂書肆林立，文風鼎盛。而國人赴日訪書，神保町可謂必打卡之地。只是，爲什麼老闆既想去，又不想去呢？ “就像北京琉璃廠、英國的查令十字街那樣，神保町的很多古書店都因爲店主年事已高，要麼交給下一代後轉型，要麼就乾脆關門大吉。那些在歷史長河裏頗有盛名的古書店，終究不可避免地消逝在歷史之中，”老闆不無傷感地說，“尹敏志這本寫於2016年的《東京蠹餘錄》，就提到不少古書店在時代浪潮之中的艱難生存，如今又過去了將近十年，值得一去的古書店可能就更少了。” 那還不趕緊準備去……我正想這麼問，突然發現一個有趣的點，“我記得你之前寫文章，結集的名字就叫‘蠹餘錄’誒。” “厚顏一點說，就是‘英雄所見略同’吧。但其實我和作者可能都只是自稱‘蠹魚’，實際上是將‘讀餘’的所思所感整理成文，說到底大家都是‘癡愚的愛書人’罷了，”老闆把書遞給我，“這本書其實融作者的訪書記和各家書店的歷史於一體，相比李小龍的《書舶錄》，故事性更強，也更好讀一些。其中還有關於周氏兄弟翻譯的故事哦。” “那我可要好好讀。”作爲翻譯選手，我對作爲翻譯家的周氏兄弟也是非常崇敬的。 新文學“外援”丸善 “尹敏志先生書中有一句很有分量的話，‘若沒有丸善株式會社這一日本“外援”，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運動史恐怕就得重寫了’。這不光是因爲周氏兄弟需要通過丸善書店買外文書，更重要的是他們年輕時東渡日本求學，當時就受惠於丸善書店，”老闆爲我解釋說，“周作人1906年赴日，和魯迅一起在東京求學。兩人購書太多，生活拮据，便考慮聯手譯書，‘既能緩解經濟拮据，又能向國內介紹新文學，可謂一舉兩得’。” “我來看看，最早翻譯的是《紅星佚史》，還是由商務印書館出的，那時張元濟已經在商務工作，擔任編譯所所長，周氏兄弟這本書可能還是在張元濟手裏出版的，”我繼續往下讀，“周氏兄弟得到二百元稿費，相當於半年多的留學官費，‘兄弟倆貧兒驟富’，不過他們嚐到甜頭後，翻譯大部頭的《銀公爵》（周氏兄弟譯作《勁草》）就慘遭滑鐵盧，倒不是因爲翻譯得不好，而是有人先他們已經翻譯過此書了。” “兩兄弟由此痛定思痛，決定翻譯東歐國家的文學作品，而當時東京書市上甚至連英譯本都沒有，魯迅就只好開列書單，託人向丸善書店訂購”，老闆笑着說，“尹敏志解釋說，魯迅開的‘書單一大張，而算賬起來沒有多少錢’，估計無顏面對店員，只好托熟人出面。” “翻譯的這些書就結集爲著名的《域外小說集》。額，周氏兄弟當時聽章太炎的課，學習嚴復和林紓，故意把常用漢字換成古字，”我對此有些無語，“這也難怪賣得不好，虧損嚴重啊。” “不過另一方面，周氏兄弟在翻譯過程中，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變化，畢竟‘看見了被壓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酸辛，的掙扎’。今天我們以後視鏡視角來看，如果他們當初的翻譯事業一路順利，可能我們就會多兩名優秀的翻譯家，而少兩位新文學的戰士了，”老闆嘆了口氣，“因爲翻譯事業觸礁，周氏兄弟也逐漸‘分道揚鑣’。魯迅回到我母校的前身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教書，周作人與羽太信子結婚，繼續在日本的學業。早年兩兄弟親密無間合作譯書的美好時光終究一去不復返了，但通過丸善書店購買外文書的習慣，兩兄弟依然保留着。” “光這麼一件事，說丸善書店對周氏兄弟的人生有影響沒問題，但說新文學運動會改寫，會不會有些言過其實了呢？”我看向老闆，“像魯迅和內山書店關係也很好，他並不是非得通過丸善書店買書呀。” “如果把尹敏志的話稍稍改改，說日本古書店對中國新文學有影響，那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了，”老闆笑着說，“魯郭茅巴老曹排第二的郭沫若，也和日本古書店關係匪淺哦。” 古道熱腸文求堂 “和郭沫若有關的是文求堂書店呀，”我跟着尹敏志的故事一路往下讀，“‘四一二’之後，郭沫若流亡日本，爲生計考慮，他不得不在文求堂出版了《兩週金文辭大系》，換來了三百日元，這才勉強能在日本立足。” “根據長澤規矩也的說法，文求堂店主田中慶太郎是個頗爲熱情好客的人，沒少請長澤和郭沫若一起喫飯。田中女婿增井經夫也說郭沫若和田中交情甚篤，經常出入文求堂，後來日軍侵華，郭沫若祕密回國之時，一句話沒說就把妻兒留在田中處，這種情誼不可謂不深厚了，”老闆話鋒一轉，“但在郭沫若回國後，對田中卻屢屢表達不滿。好在田中去世後，他和郭沫若的通信保存下來，經過整理可知，兩人關係非常親密，田中不但對郭沫若和他的親屬多有襄助，甚至偶爾還爲郭沫若的研究擔當助理。郭沫若著作出版後，田中也幫忙在國內打廣告，鋪設銷售渠道。就像你剛纔說的，魯迅當時就通過內山書店購買了郭沫若的甲骨文著作。” “那這件事究竟是怎麼回事呢？”我有些好奇，“在網上對於郭沫若的評價一直兩極分化，我不明就裏，不敢評價。” “考慮到郭沫若的政治身份就很好理解了，抗戰時期自不待言，新中國成立後，郭沫若擔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等重要職務，在中日尚未正式建交的時期，自然不能高歌和一位日本商人的友誼。僅僅強調兩人之間顧客和商人的關係，同時多發幾句牢騷，在政治上是更保險的，”老闆感慨地說，“他終究是個政治人物，連安娜這位日本妻子也只能分手，更不要說田中一介書商了。” “後來郭沫若訪問日本，還特地去祭奠已經去世的田中。這樣說起來他也是個赤誠君子，”我繼續往下閱讀，“原來周氏兄弟也和文求堂有淵源，魯迅的小說選集，還有周作人的隨筆，都有在文求堂出版。” “另外，《大唐狄公案》的作者高羅佩當時在東京公使館工作，也曾前往文求堂看書，和田中交情甚篤，田中在德國入侵荷蘭時，還特地請高羅佩喫飯安慰他，”老闆的眼裏難掩傷感，“隨着日荷開戰，高羅佩也離開了日本，到1951年他再赴日本時，田中慶太郎已於當年去世，文求堂也物是人非了。沒過幾年，文求堂清空庫存，轉賣店面，百年老店終究草草落幕。” “終究做了百年啊！”我想起我們這裏許多民營書店，別說百年，很多堅持不到十年就慘淡收場，希望我和老闆這家書店能堅持得再久一些吧。 書生的文化抗戰 “前段時間我聽了一期苗煒和吳真的對談《戰火裏的古籍暗戰：一本書如何逃過日軍掠奪？》，講的是吳真的著作《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老闆向我介紹說，“尹敏志書中也提到了這件事，當然吳真的敘述更加完整全面，對比之下，尹文雖然不能說有誤解和錯訛，但還是有所疏漏的。” 我把書翻到《亦有星星火：從大安到汲古書院》這一章，本章主角是剛纔我們聊到的長澤規矩也，他是當時日本最重要的書志學家之一，對中日兩地的漢籍均瞭如指掌，也曾得到日本外務省文化事業部的資助來華購書。當時“古書爭奪戰”各方勢力雲集，包括哈佛燕京學社、華北交通株式會社、僞滿洲國在內的各路勢力均參與其中，爲了避免“羣趨東鄰購國史”這樣的恥辱，北平圖書館善本部主任趙萬里等人也在積極行動，而另一位書生，時任上海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同樣憂心如焚，他聯合上海同仁積極購買古籍，參與到這場“古書爭奪戰”之中。 “尹著提到‘由已經退守西南的國民政府祕密出資’，其實這筆錢就是庚子賠款，當時美國提出這筆錢要專款專用，只能用於文化事業，胡適就和鄭振鐸商量用來購買古籍，”老闆解釋說，“後來書籍保存到香港，雖然因爲日軍佔領而被一網打盡，但其實還頗有曲折之處。吳真的說法是這批書原來打算要運到美國保存，特地製作了加以辨識的圖章，也就是尹著提到的‘國立中央圖書館考藏’的朱印。等到書籍蓋好章，裝好箱要運走時，安排的貨船運載能力不夠，沒辦法把書全都帶走，只好把書又運回港大。等到第二天，日軍就入侵香港，這批書再也沒辦法帶走了。” “幸運的是這批書在戰爭勝利後又被找到了，又重新回到我國。渡盡劫波書還在，憾無影視敘爭鬥，”我突然產生了疑問，“長澤規矩也當年應該和這件事密切相關，但尹著說他對這件事諱莫如深，到患病去世時也不肯細說。吳真對此有說明嗎？” “其實長澤在這件事裏的角色並不光彩，”老闆又嘆了口氣，“當時這批藏書就是長澤等人負責登記整理的，後來隨着局勢變化，盟軍一路打到日本本土。長澤擔心盟軍也執行‘三光’政策，就提議將書藏起來，避免被發現。事實證明這是個餿主意，書籍還是被發現了，而且朱印鮮紅，容不得抵賴。” “戰爭年代，長澤終究是個日本人啊，”我不由得想起大半生奉獻中國的教育事業，最後“晚節不保”的司徒雷登來。 “長澤的學問人品其實是無可爭議的，但人終究是社會的一分子，不可能脫離他的時代，”老闆摸摸我的頭，似是勸慰，又似自言自語，“不過那一代的日本學人還是很有‘學術爲天下公器’這般風骨的，比如上世紀80年代，社科院的王毓銓想讀汲古書院影印的《皇明條法事類纂》，日本學者山根幸夫聽說了以後，就立馬給王毓銓寄了一套過來。” 然而我的眼睛，卻被這一章結尾，山根幸夫悼念慄林宣夫的文章給吸引了。 志江夫人曾對我說過，慄林氏三四年前得了重病後，以此爲契機對藏書進行了整理。他說藏書最好不要死藏，不然會淪爲無用之物，如果能流回古書市場，讓廣大研究者們重新所用，對於學術研究不是最有益的嗎？ 變革中的古書店 “雖然學者藏書的流通是件好事，但我一無財力，二無眼力，不敢碰這個領域，”老闆自嘲說，“等於是反向的弘文莊了，它只買賣稀見書和珍貴古籍，我反而是隻專注於二手新書的。人家可以只接受訂購，其他交易，一概謝絕。我是網購可以，顧客來店裏買書也歡迎，甚至在店裏看書也行。” 奈何大部分來我們店裏的顧客，還是衝着我的咖啡來的（這話說得有些恬不知恥了），老闆總是賣不出去書。（畢竟我們店裏可以一邊坐着喝咖啡一邊看書，可能不少顧客還以爲我們是公益書屋呢） “其實日本古書店隨着老一輩人的離去，新生代也在主動使用網絡，吳真在播客最後提到的赴日淘書攻略中，也着重分享了網購的方式，”老闆搖搖頭，“書店重要的還是它這個載體，網購固然方便，但終歸還是差了點什麼。” 這點我也很贊同，如果沒有這家書店，我也就不會遇到老闆，我的人生想來也會大不相同了。也是恰巧，我剛好翻到《大隱隱於市：叢文閣書店》這一章，尹敏志提到他去叢文閣書店的事： 有一次我在裏面找了半小時的書，都沒有其他人上來，老闆也在收銀臺前伏案看書，我只能聽到自己把書抽出函套的聲音。樓下重型卡車開過，玻璃窗微微震動，幾秒鐘後恢復平靜，只有抖落的纖塵飛舞、起落。想起錢穆的話：“學問之事，貴能孤往。”感覺又寂寞，又愜意。 但是，看人開店很愜意，自己開店無閒餘。書賣不出去，沒得收入，現在我們兩個人一個變成兼職咖啡師的翻譯，一個跟着匠仔腳步，一邊做校對，一邊送外賣攢錢。 只是書店，我們只能勉力讓它維持下去。 日本的古書店同樣接二連三地關門，但圖書網購似乎不受影響。尹敏志在書的最後，就介紹了雅虎拍賣上的書商湯米，這位神祕賣家的身份在最後被揭露，其實就是光和書房。這家書店背後亦有故事，不過我更關注的是湯米的經營模式，比如用高清相機拍上十多張照片，這點我國的“孔網”也是如此。但湯米還在書旁擺上量尺，這樣書籍的長、寬、高就一目瞭然了。至於目錄、出版地、出版時間、藏書章等重要信息，湯米也會拍攝。另外如果書籍是零本，或有破損、斑點、褪色、脫膠、蟲蠹等瑕疵，也會給特寫或說明。 “這麼做人力成本非常大，得是專業的古書行業從業者，同時至少又精通攝影和網絡纔行，”老闆已經不知道今天幾度嘆氣了，“其實我們也做得來的，但沒時間啊，錢還是不夠多。” 是啊，比如去一趟神保町，旅費暫且不論，去了那裏總會買書吧，就算書費我們拼了命省出來，運回來的運費也不是個小數目。 “先攢錢吧，”老闆起身拿飯盒，“我換件外賣員的衣服去打飯，再看看有沒有比較順路的單子。” 癡愚總是讀書人，我們都只是爲了心愛的事物，而苦苦堅持的痴兒罷了。 歡迎關注我的微信公衆號“所謂大圖書館”（Rexlib）、少數派專欄“六蠹集”。

3.5星吧，算是看那本漫步神保町的預備了。限於篇幅和深度，似乎側重於書店自身的歷史，加上了一些書志學和近代中日文人的掌故。後來才知道這其中唯一去過的那家丸善書店竟然與周氏兄弟等人有如此姻緣，那個時候更不知道芥川就是在這家書店裏看着那排書脊上世紀末的名字。 “夫物聚於所好，聚散之速，莫書卷甚焉。”說這句話的島田翰竟然因爲試圖偷竊金澤文庫舊藏《文選集註》古寫本而在獄中自殺，真是令人唏噓不已。書事與人事，也許都是大都好物不堅牢。

愛書之人才會寫出這樣一本書，字裏行間流露出作者的書癡本色。跟着作者遍訪日本十多家有故事的古文書店，別有一番風味。作者也充分展現了學術功底，諸如版本目錄學等，都很紮實，考察了清末民初中日兩國學人之間，以古籍漢書爲介質的文化交流，寫了不少印象深刻的故事。這本書有價值，稍顯不足的是文筆較爲普通。

近來在日本，住地離神保町很近，得以一邊讀一邊逛書店，神奇的體驗

日本東京千代田區神保町，是世界最大的古書店街，自明治年間起，這裏便書肆林立，文風鼎盛。晚清以來，大量中國人來到神保町淘書，其中有腰纏萬貫的清朝公使，也有囊中羞澀的留學生，所購有珍稀古本，也有新學書籍。本書作者近年亦負笈東渡，求學期間出入於東京的大小書肆，將實地考察與史料積累結合，寫就此書。本書既是訪書記，又是書店史，所寫的十三家古書店，從江戶時代末期的文求堂書店，到平成時代的光和書房，跨越一個半世紀，學者、書商、政客、作家，各色人物粉墨登場。魯迅、郭沫若、王國維，巖波茂雄、內山完造、吉川幸次郎……他們的故事，就以這些古書店爲背景展開。

第一次讀關於書店、藏書和書籍流通的書。本書以書店爲目分別闡述背後的故事，行文不拘泥於某種編排（如“每章第一部分必須是書店歷史，第二部分……”），而有種想到哪裏寫到哪裏的感覺（有時先點明書店老闆及建立書店的歷程，有時則到末尾方揭示，因此有種十分貼合的“個人”的視角與經歷之感。每章結尾大都有一句或一段類似點評的話語，也常常是對書店老闆個人品質或書海沉浮與漂流的感慨。 於此書中，我不僅僅看到了書店，看到了歷史，更看到了在學術一圈裏的人情。某一天讀到某處，恍然大悟過去二十年所謂“愛書”，不過是一種淺陋無知的自我標榜與安慰，始終不曾登堂入室，於是不盡慚愧。

日本的古書店風景，在東亞是獨一無二的，有着深厚的歷史積澱。從清末楊守敬，民國的羅振玉、王國維、周氏兄弟，再到今天的辛德勇先生，百餘年來的中國學人都在日本書肆留下了各自的印跡。日本人的識字率在江戶時代以來就是全球第一，在全面侵華時期，書籍與食品和藥品一起成爲軍旅生活的必需品，足見日本文風之盛。

北京的琉璃廠，東京的神保町，倫敦的查令十字街都是有名的古書街；北京的琉璃廠和倫敦的查令十字街上書店已經所剩無幾了，只有東京的神保町還是書店林立的。只是我並不知道每間書店背後的故事，又不懂古書所以並無斬獲。作者按照書店的故事鋪陳展開才覺得每一間書店，每一位店主，每一間書店背後的故事和名人的聯繫，都是一段傳奇。

一部關於東京古書店與近代中日學術文化交流的小史。別的不清楚，但作者的這種輕快又樸實的文筆其實很不錯。古籍在海東海西各名家耆宿之間不停流轉增益的故事，真的讓人心馳神往，也許這就是流轉的古本典籍本來的意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