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若望的疑問

六百五十八天後，當胡若望從1725年法國的沙朗通精神病院出來時，他問的第一句話是：爲什麼要把我關起來？ 這就是胡若望的疑問。 胡若望可能是達到歐洲並安全無虞回到中國的第二人。 在他之前，有一個叫沈福宗的中國人在1680年代前往歐洲，覲見了路易十四與詹姆士二世兩位國王，卻在返國的途中死於海上。 1714年，黃嘉略來到巴黎，娶了一名法國女子，生下一個女兒，任職於王室圖書館，不久之後全家因瘟疫而亡。 1707年，山西人樊守義前往歐洲，遊歷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地，覲見了葡萄牙國王若昂五世和羅馬教皇克勉十一世，後安然回國，前往北京覲見了康熙皇帝。 胡若望本來可以安安穩穩過一生，卻在1721年遇到了傳教士傅聖澤。 胡若望是個地地道道的中國人，祖籍江西，生長於廣州，受洗後取名John，即若望。當時，胡若望是廣州教廷傳信部的看門人。傅聖澤獲得中國皇帝批准，南下廣州，準備啓程回歐。他有十一箱四千多本中國書籍。傅聖澤打算僱傭一箇中國人，名義上的工作是，幫他抄寫四千多本中文書籍，背地裏的打算是，把一箇中國讀書人帶回歐洲，利用他將中國書籍尤其是古典文獻闡釋出基督的化身。 傅聖澤癡迷於此，他興奮地發現中國經典文獻中早就有上帝的身影。比如，《易經》的第十三卦明確指出以馬內利的降臨。第十四卦指出，人世間的敵人將在漫長的三年間反抗天主並且抗拒他的律法。第二十四卦提及耶穌，第五十九卦提到上帝的意圖。傅聖澤指出：“這個卦象明白預言了所有民族的重新聚合，屆時人類最初的狀態與世界最早的喜樂都會因此恢復。所有願意承認至高無上的天主並且臣服於他的國家，都將爲一道明亮的光芒所照耀。” 爲了向心存懷疑乃至抱持敵意的上司證明這些觀點，傅聖澤必須在典籍中爲自己的每一項論點找出確切證據。 傅聖澤與胡若望擬了一份書面合約，各自簽名。胡若望擔任五年的抄寫員，期滿之後，傅聖澤送他回國。胡若望的基本年薪爲白銀二十兩，傅聖澤負擔他的飲食所需、前往歐洲的旅費，以及旅程上的附帶開支。這些款項的支付前提是：胡若望必須依照傅聖澤的指示抄寫孔蒂親王號上的四千本書中的任何一本。 1722年1月5日，傅聖澤與胡若望已搭上孔蒂親王號，啓程奔赴歐洲。 在傅聖澤看來，胡若望這個人有些怪。他與船員鬥毆。他聲稱看見了異象，心中滿是天使，而且天使都呼喚着他，說他負有一件特殊任務，必須引介中國皇帝認識基督教的真理。抵達西班牙後，官方禁止他們靠岸補給，胡若望說“給我一艘能夠劃到鎮上的救生艇，我會說服總督重視我們的需求。我會讓他准許我們上岸採購我們維生所需的物品。”遭到船員譏笑。 達到法國之後，胡若望成了名人，人們叫他堂吉訶德。 他“偷馬”奔馳，“一日看盡路易花”，當被問到爲何偷馬時，他說既然當時馬沒有人用，爲何他不能用。 在前往瓦訥的路上，胡若望從趨馳的馬車上跳下來，沿着樹籬跑下坡，一把抓下不知名的莓果，塞進嘴裏，然後從樹籬間的缺口衝向道路旁的原野，，僕人想要強押他回到車上，他卻乾脆整個人趴在地上，賴着不肯起身。 他突然失蹤。警察巡邏隊全城搜尋，凌晨三點找回了他，全身都凍僵了，衣服也骯髒不堪。 他想要當乞丐，他要一邊行乞一邊步行穿越法國。他不要馬車也不要馬匹，只要靠自己的雙腳即可。 後來他真的又失蹤了，長達一個星期。他可能是當時法國境內唯一的中國人，語言不通，身無分文，他竟然從巴黎徒步到了奧爾良。 或許一開始，傅聖澤僱傭胡若望時，兩人就各懷鬼胎。胡若望可能打算遊歷歐洲，寫一本自傳，以名垂青史。 可是，他並沒有做到。傅聖澤安排給他的抄書工作，他連一本書都沒抄。 傅聖澤打算擺脫他。 當傅聖澤前往羅馬教廷時，他終於擺脫了傅聖澤，將他安排進了精神病院。 傅聖澤與教廷大使花了四天的時間才備妥將胡若望送進瘋人院所需的文件 祕密逮捕令乃是由國務卿以國王的名義簽發，再交由警察總監執行，因此被捕的人在未經正式審判的情況下就可能被監禁長達數年之久。 接近兩年之後，一位叫戈維裏的教士解救了胡若望。胡若望穿着一件骯髒襤褸的中國式上衣和一條襯褲，腳上套着一雙黴爛的中國襪，蹬着破損的拖鞋，肩上圍着一件破舊的歐式短上衣。他的一頭黑色長髮披散在肩上。他的臉看起來像是從墳裏挖出來的屍體一樣。 然後，胡若望被送回中國。 胡若望是是我行我素，不守規矩，給人帶去無限麻煩的痞子？還是充滿浪漫主義的理想主義的堂吉訶德？

#史景遷《胡若望的疑問》 史景遷 Jonathan Spence, 是美國著名漢學家，善於通過歷史中不起眼的小人物的故事，展示出時代畫卷。 本書以日誌形式記述了18世紀初一名叫胡若望（“若望”就是“約翰”，當時常見的基督教教名），的中國天主教徒在法國奇蹟般的生活經歷，並輔這一早期中外文化宗教交流的史事。東西方文化的巨大差異使這個中國人的法蘭西之旅充滿艱辛手曲折，靈魂也備受煎熬，以致最後竟淪落到精神病院。本書再現了胡若望200多年前的奇遇，並試圖對他的疑惑予以歷史和文化的解釋。 胡若望最令人驚奇的一點，也許就在於我們竟然會知道有這麼一個人。雖然信奉天主教，他在教會里卻沒有升上多高的職位；他雖然在1722年曾到過歐洲一次，並且待了三年以上，但大部分時間卻都被囚禁在瘋人院裏，針對這段經歷他也只寫了兩封簡短的信件，其中一封還遺失於寄送途中。 然而，關於胡若望這個人的詳細記載卻保存在世界三大檔案庫裏：羅馬的梵蒂岡圖書館（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倫敦的大英圖書館（British Library）以及巴黎的法國外方傳教會檔案館（Archives Affaires Etrangères）。後來伏爾泰在他的《哲學辭典》裏，也根據關於胡若望在巴黎的內容不完整的報道而增寫成一篇短文。此外，廣州地區的高階官員呈交給皇帝的機密奏摺當中（這些奏摺皆收藏於北京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近來以影本印行），雖然沒有提及胡若望的姓名，卻詳細記載了他前往歐洲所搭乘的法國艦隊在中國的到港與離港狀況。 史景遷就根據這些保存完好的資料，重構了300年前胡若望從廣州到巴黎的艱難旅途，以及在巴黎生活的經歷，讓讀者看到那個時代的社會生活。

很多人會說胡若望的故事是中西文明交流的一次失敗案例，一個在廣州聖教會看門的小吏跟隨神父傅聖澤去了巴黎羅馬，剛開始被歐洲歡迎，隨後就當成了神經病，最後唾棄被麻繩綁着回到了廣州，就這樣23年，無論他以中國方式放置傢俱，還是向羅馬大使連磕響頭，恭謙低垂站着，再或者是用粵語佈道，等等一系列中式行爲習慣都被歐洲人看做怪異的行爲藝術，在此，不管是胡諾望還是歐洲，都是彼此絕對的他者，雖然結局非常不美好，中西接觸非常失敗，但在史景遷的描述下還是能感受到兩種文明寬容，理性接觸的可能 比如胡若望製作旗子和鼓，然後手舞足蹈的擊鼓前進並用漢語向法國人“傳道”，儘管那些圍觀者並不知道他在說什麼，但並不削減大家的熱情，他的情緒已經感染了衆人，再比如，精神病院的院長一直在努力尋找懂漢語的人瞭解胡若望，而不是偏見的認爲胡若望就是瘋了，包括巴黎的那位房東對胡若望始終如一的包容，都似乎證明了不同文化是可以對話的 所以這不應該看做是失敗的接觸，胡諾望也不是小丑，史景遷還是豐富展現了胡諾望的視角的，但感覺內心戲份還是不足，因爲顯然胡諾望也不是瘋狂和學習能力差的人，他有着自己思維方式，以及面對外在文化衝擊下的恐懼以及無助，這部分其實也是我們接觸外在文化常常有的心態，恐懼感會讓我們站在自己文化立場去拒絕他者

史景遷善於用一個時代容易被人忽略掉的小人物，來映射這個時代下的人性，這是一本有爭議的書，不是因爲記述本身，而是因爲書中這個人物胡若望。 早年出國的人，常常被認爲是接受了西方影響又保持中國傳統美德的人，比如書中記錄一位叫做樊守義的人。他的老師艾若瑟在海上去世，樊守義堅決保護他的屍身，不肯讓自己敬愛的老師被人海葬，而是將他一路運回中國，在聖土上接受基督徒的葬禮。 胡若望卻是不一樣的，他在康熙皇帝去世那年出國，時年40歲，在國外4年多，其中有兩年在精神病院裏度過，後來順利回國。然而，他回來後，甚至他的兒子也受不了他的裝腔作勢。 胡若望在廣州時，是個看門的，雖然識字會寫字，但是沒有功名，是否考過並不清楚，他大概出身於鄉土人家，爲人腦子活，有點小聰明，但是書中並沒有記錄其有走南闖北的經驗，也沒有記錄其在40歲之前是如何與人相處的。他在康熙皇帝去世那年出國，時年40歲，在國外4年多，其中有兩年在精神病院裏度過，後順利回國。 書中說“他性格惹人煩厭，其貌不揚，出身寒微、生活貧困，又沒有地位顯赫的親戚可供攀附，而且只受過粗淺的教育。” 獨自一個人隨着僱主傅聖澤神父去到語言不通的異國，在海上胡若望需要用強大的信念來意淫自己所從事的事業是偉大的，以支撐他在茫茫海上的苦悶無助，傅聖澤講什麼他都不以爲然，但是傅講的正好就是能把他拉回現實的東西，他不在法國，所以還體會不到。中西方文化的差異，胡若望以爲正常的行爲，傅聖澤覺得是神智不正常。 例如：胡若望“只要一看到她，就會扮鬼臉、揮手驅趕她，或直接背對着她。每次用餐他也都這樣對待女管家” “他把牀墊和底下的草墊搬到地板上，然後打開了窗戶。屋裏的傭人看到之後，就把牀墊搬回牀上，並且關上窗戶。接着，胡若望又把牀墊搬到地上，再次開窗。這場沉默的拉鋸戰來來回回，直到傭人放棄爲止。” “胡若望跪在花園裏，朝着天空高舉雙手，臉上表情扭曲，發出古怪的呼聲。” “在鄉間到處亂跑。他只要看到自己沒見過的東西，就一定要跳下車去看” “他熱愛巴黎的一切——那裏的喧鬧繁忙、氣派的私人住宅、教堂的堂皇富麗、塞納河沿岸的碼頭、盧浮宮、雄偉的橋樑，還有公共廣場。“這裏是天堂，”他有一天對傅聖澤說，“這裏是人間天堂。”胡若望並不常說這種話。” “他任意遊蕩，每天一早就帶着當天的伙食費出門。他只要餓了，就買下自己看了想喫的東西，並且直接就地喫起來。他會在街頭上擺出各種姿態，或者耍寶搞笑，或者高聲吟誦。他在巴黎馬雷區成了著名人物，也許還不僅限於那裏。” 讀胡若望這個人物時，常常讓我想到魯迅筆下的人物，或者是費孝通講述中的鄉土中國，他不是個案，他是一個羣體。

2021·1《胡若望的疑問》史景遷 18世紀初期的歐洲，對東方中國還是很敬仰並嚮往的。 從中國帶回去的絲綢，瓷器，書籍都很受歡迎，如果巴黎來了箇中國人？ 有學識的會成爲座上賓，普通人也會備受矚目。 這就是外出勞務胡若望的時代故事背景。 但是這位可憐的外勞前輩，在漫長航行中了“癔症”，種種形跡，和精神錯亂無異。 更不幸的是，他的僱主，教士傅聖澤是一個雄辯，意志堅強，寸理不讓的吝嗇鬼。 就是在這樣的陰差陽錯之下，胡若望登上了巴黎街頭，一時衆人矚目，又最終被投入了慈善兼監倉性質的精神療養院。 書裏兩條敘事線發人深省： 一是胡若望，初到境外，受到的種種厚遇款待，與後來的毆打拖行； 二是傅聖澤從中國帶回巴黎的圖書，受到各方的追捧，所屬權的爭奪。 前者是不符合心裏期望，也無法交流的活“文物”，可惜沒幾個人有耐心教導他，他自己也沒這樣的能力學習新語言和新文化； 後者是不會說話的典籍，寄託着由此打開中國人，中國文化和宗教的內核的幻想。 作爲雙方文化交流的代表人物，胡若望是命運不幸挑選的“幸運兒”，傅聖澤就是辜負了時代和機遇給他履行聖職的“鐵心人”。 話說回來，這十來年，海外出行的人越來越多，禁忌百科的知識儲備和入鄉隨俗的心理建設，的確很有必要。 安全，開心，哪一個遠行的人缺得了。

適合打發時間的小書，閱讀難度低。可以當做十八世紀歐基督教中國傳教記錄來看。也可以看到那個時候航海通商的具體操作和規則。胡若望這個人，總讓我想起太平天國的底層士兵和糾結於自己敘事的偏執狂（參考很多偏執信訪者），很像那種鄉土裏出身不高有點文化自視甚高愛貪小便宜的“文人”，享受“傳奇”的標籤和“被看見”，他的信仰，沒有深入的定力和精神的追求，也沒有神學和哲學的思考。我甚至能想象他回中國後在老家向鄉鄰講述自己海外經歷時那種誇張、偏見、自得和享受。而傅聖澤神父，對自己的觀點不被接受、挑選了個不合格中國助手這些事心懷不滿，胡若望的怪異舉止讓他的不滿找到了出口，但礙於神父的身份，又不能丟掉基本的體面。神父本想帶回一箇中國奇蹟來說服同僚接受自己關於中國經典研究的觀點；胡若望沒有什麼契約精神，以爲能夠憑自己的實力和小聰明讓神父心甘情願帶他遊歷歐洲再衣錦還鄉，結果father要他履行契約（像個苦行僧或修士一樣），加上文化衝擊，怪異行爲是他的情緒出口，也是他以前能夠拿捏對方的手段。

把胡若望的疑問先放一邊 談談我的疑問 胡若望顯然沒瘋 傅聖澤爲什麼一定要咬死他瘋了 裏面是否另有隱情 胡若望既然簽了合同 同意做抄寫員 爲什麼後來拒絕抄寫 而且傅聖澤明顯躲着他 厭惡他 他爲什麼還要緊跟着他 討回工資 跑路就得了 教廷爲什麼也十分關心這件事 作爲一個抄寫員 教廷大使還特意要見他 我也看過康熙的紅票 兩本書結合看 就知道當時的背景 教廷內部有中國禮儀之爭 是按照利瑪竇把祭拜孔子 祭拜祖先當成是民俗 可以寬容 還是像多明我會那樣認爲是宗教儀式 必須禁止 傅聖澤想通過翻譯解釋中國的經典 讓教宗相信中國的祭祀和天主教是相通的 這也是胡若望的價值所在 畢竟 他是一個讀書人

這個題目單就本文試圖聚焦的著作來說，難免有一些大而化之。史景遷作爲久負盛名的美國漢學家，雖然他自己對其漢學家的身份有所懷疑，但他對中國問題的持續關注使這一頭銜恰如其分。關於他的歷史書寫方式，學界一向爭議頗多，認爲他小說式的寫作方式注重敘事，而不注重問題的提出與解決。史景遷本人對這一批評的回答是：“我並不在章節結束時做道德批判，我願意讓著作的結構來呈現一種道德評說和道德環境。”相較於評判，他更願意通過呈現完整的歷史事實的方式，讓讀者自己完成對歷史的評價。然而，他的願望是否能夠達成？從敘事學的角度來說，選擇如何敘事、敘述什麼本身就體現了作者的立場和觀點，寫作者無法完全從文本中隱身。如果我們秉持這一觀點，能否在《胡若望的疑問》這一作品中，看出史景遷本人的某些治史觀念？ 首先，對歷史人物的選擇。史景遷以“微觀史學”書寫著稱，極其擅長從小人物入手撕扯開歷史的切面，展現時間的紋理。他認爲，從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開始，西方世界就流行着一種完整單一的中華大帝國概念，中國，亦或是說明朝和清朝，以整體面貌出現。西方傳教士的作品中，中國人通常以模糊不清的面貌出現，“中國官員”“普通民衆”“婦女”“苦力”等身份和性別特徵成爲了他們的代名詞。中國人的個體身份被抹去了，只剩下對其行爲、性格的描述。這種描述由於早期西方與中國的語言障礙當然無可厚非，但卻是非常致命的。因爲文化差異和語言隔閡，文本的接收方沒有辦法理解中國人行爲背後的邏輯，以及深深影響着這些行爲的文化。它們只能傳遞相對客觀的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卻沒有辦法揭示背後的文化心理。一旦西方讀者或是這些文本的寫作者試圖以他們的邏輯進行解釋，一定會產生誤讀和誤解。有時這些誤讀是正面的，如伏爾泰認爲中國是開明君主制，沒有比中國文明更優越的了。在後期，這些誤讀則滑向了反面，認爲中國人虛僞、狡詐、愚昧，中國文明急需開化。誤讀不可避免，但正面如何走向反面，卻是值得探究的。從這個意義上，胡若望就是這個歷史進程中的一個小小的切口。儘管史景遷無意在本書中做出最後的價值判斷，但他選擇書寫胡若望，講述這位中國信徒到歐洲的種種經歷，本身就體現了他的價值取向。 那麼就來到了這樣一個問題：本書的書寫策略體現出胡若望是怎樣的形象？故事從1721年9月30日開始講起，康熙六十年。康熙在位期間，在華傳教士比較活躍，皇帝本人對西學的濃厚興趣使得他們得以修建教堂，擔任官職，獲得一定的社會地位。然而如今已是尾聲，兩年後繼任的雍正帝對傳教士們並不友好，對西學也不感興趣，當胡若望於1725年重新回到廣州時，中國對傳教士的政策已經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胡若望對基督教信仰深久，加之受到樊守義遊歷歐洲、謁見教宗經歷的鼓舞，一直渴望前往羅馬。因此，他通過潘如與傅聖澤神父傳達了自己的願望，作爲他的助手一直前往歐洲，期間年薪二十兩，工作是幫助神父抄書。傅聖澤神父此次回歐洲帶了大批中國典籍，他堅信，中國古代典籍中深藏天主的智慧。他們於1722年1月5日共同登船，航行並非一帆風順，胡若望在船上的待遇也堪憂，他不通法語，全船隻有神父會中文。他所拿的薪水比船員低得多，只能跟水手同桌喫飯，沒有人教他用餐禮儀，他還患有嚴重的暈船。胡若望在3月下旬某天與水手發生了衝突，目睹了一場鞭笞，在5月20日患有壞血病並被神父留在船上。他變得與開始時判若兩人，他的計劃從來沒有被神父接受過，到了歐洲情況甚至更加糟糕。因爲不被理睬，他開始自主採取行動，包括堅持睡在地上、“偷”馬去周圍散步、從馬車上逃跑、拒絕舉行彌撒等等。他的行爲讓神父和其他人都認爲其精神業已失常，將他送進醫院，甚至關押起來。但是試想一個人，語言不通，文化隔閡，獨自在異國他鄉，還時常面臨不工作的指控，能活着回到中國已經萬幸。 由於歷史文獻的缺失（胡若望在歐洲僅僅留下兩封寫給神父的信，其中一封還遺失了），本書所採用的史料大多來源於神父的記載，胡若望在其中僅佔很小的篇幅。在神父看來，胡若望出爾反爾，地位低下，後期還精神失常，自己僱傭胡若望就是一個錯誤。但是在胡若望看來，一個人孤苦伶仃，神父安排照顧他的法國人根本不明白他的想法，意見屢被駁回，後期還被關到了牢裏，謁見教宗的願望沒有實現，工資被拖欠，在廣州的家人也沒有得到應有的照料。兩廂看法的差異背後是文化的鴻溝。 史景遷對胡若望的遭遇無疑懷有同情和憐憫，落筆之處亦見辯白。在宏大的歷史長河中，胡若望這樣一個小人物的生平被挖掘出，細細洗淨，雕琢打磨成一部歐洲遊記，儘管相較於胡若望最開始的想法來說，未免太過悲慘。難得的是，史景遷身在西方的文化傳統中，仍能體諒感懷三百多年前一位中國人的遭遇，爲他的種種行爲辯護。這是史家的人文關懷，但倘若我們聚焦於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亦當見文明交往互相體諒、相互尊重的思考路徑。

我的疑問 “這幾十年來歐美出了一位研究中國史的奇才史景遷（Jonathan Spence），他最大的貢獻就是以優美流暢的文筆，把中國近代錯綜複雜的人物與史事，通過嚴謹的歷史考證，參照專家的鑽研成果，以“說故事”的傳統歷史方法，娓娓道來，讓西方讀者“撥開雲霧見青天”，對中國的歷史經歷有了“感覺”。 “史景遷”這個華文名字，是他在耶魯大學研讀歷史學博士學位期間，一位中國史學前輩房兆楹給他取的，寓意明顯，期望也高，學歷史就要景仰司馬遷，以司馬遷爲楷模。司馬遷的《史記》，材料豐富，考辨嚴謹，敘事清楚，條理分明，文筆生動，“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史景遷是現代史家，不像司馬遷出身“史卜巫祝”傳統，有着“究天人之際”的使命，但是，他研究晚明以迄當代的中國歷史，敘事的方法與文體卻循着《史記》的精神，的確當得起“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讚譽。 對於中國讀者而言，這些經由仔細爬梳歐西檔案與文史羣籍得來的歷史資料，經過天孫巧手縫綴成一個個動聽的故事，就像一面面精美的緙絲掛毯，不但引人入勝，也開拓了我們的眼界，瞭解不同文化的相遇、碰撞與互動是多麼的錯綜複雜，時常還驚心動魄，比小說虛構還要離奇。” 以上摘錄於本書總序，如此的介紹使我對本書充滿好奇，首先就是“誰是吳若望？” “胡若望最令人驚奇的一點，也許就在於我們竟然會知道有這麼一個人。中國的傳記傳統大量記載了學者與政治人物、思想家與詩人、道德高尚的人物以及言行異於常人的隱士。商人如果富有而樂善好施，武人如果英勇捍衛國土或平定內亂，也有可能見諸史冊。然而，胡若望卻不屬於前述任何一種人物。他性格惹人煩厭，其貌不揚，出身寒微、生活貧困，又沒有地位顯赫的親戚可供攀附，而且只受過粗淺的教育。因此種種，他唯一能做的工作就是幫人抄寫文件；他與人衝突時雖然勇敢，卻缺乏謀略；他雖然信奉天主教，在教會里卻沒有升上多高的職位；他雖然在1722年曾到過歐洲一次，並且待了三年以上，但大部分時間卻都被囚禁在瘋人院裏，針對這段經歷他也只寫了兩封簡短的信件，其中一封還遺失於寄送途中。” “關於胡若望這個人的詳細記載卻保存在世界三大檔案庫裏：羅馬的梵蒂岡圖書館（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倫敦的大英圖書館（British Library）以及巴黎的法國外方傳教會檔案館（Archives Affaires Etrangères）。這些資料之所以留存下來，主要是因爲當初在1722年把胡若望從廣州帶到歐洲的耶穌會神父傅聖澤（Jean-François Foucquet）心中的愧疚使然。” 奇才史景遷就是從這些資料裏挖出了一個故事： 傅聖澤因教會的安排，急於返回歐洲，希望能找一位中國人作爲助手，在返回歐洲後繼續研究中國的典籍。但因有人反對，而且船期又緊，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找到了胡若望作爲自己的助手。而胡若望作爲一名社會底層的文人，則有不同的想法，他之所以答應跟隨傅聖澤前往歐洲，並不是想做傅聖澤的助手，而是像樊守義一樣，能有機會遊歷歐洲，然後著書立說，好流芳百世。因此，胡若望並沒有按照傅聖澤的願望，履行好一個做“妻子”的本份——給傅聖澤抄寫中文書籍。用傅聖澤的話說，胡若望在上船之初所抄寫的中文書籍的量，別人一天就抄寫完了，之後的7個多月的海上航程中，胡若望總是以暈船爲藉口，再也沒有抄寫過任何書籍了。到達法國後，胡若望甚至拒絕爲傅聖澤抄寫中文書籍。因此，傅聖澤對他感到非常失望，認爲自己花了重金——一年20兩銀子，另外胡若望平日裏的喫、穿、路費等開支由傅聖澤承擔。在出發之前，傅聖澤首先預付了10兩銀子。面對這位不履職的僱員，傅聖澤萌生了要儘早擺脫胡若望的想法，而不是教授胡若望法語而改善二者的關係。 胡若望本來希望像樊守義一樣，能有機會遊歷歐洲，然後著書立說，好流芳百世。但自從一上船之後，在這漫長的7個多月的航程中，語言的不通，除了傅聖澤外，無法與其他人交流，這無疑成了一種精神上的禁錮牢籠，而茫茫大海的航船，也形成了物理空間上的禁錮。因此，在忍受了7個月之久的禁錮之後，航船終於在法國的路易港結束的航程，胡若望也終於踏上了法國的土地。對胡若望來說，雖然語言交流上的禁錮無法消除，但在物理空間上禁錮卻消除了。因此，胡若望把傅聖澤對他提出的各種要求，在潛意識中都看見做是對他個人人身自由的限制。爲了抵抗這種禁錮，胡若望偷了郵差的馬，騎着馬獨自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城市四處亂逛，這種行爲是需要相當大的膽量的。最後，傅聖澤神父不得不借助當地警察的力量，才把胡若望找了回來。在前往巴黎的馬車上，胡若望崇尚自由的念頭再次爆發，當他看見新奇的事物時，不顧正在行駕的馬車，毅然多次跳下馬車，跑過去觀賞。到達巴黎，胡若望與傅聖澤發生分歧後，胡若望毅然按照自己自由意志，私自離開巴黎，在這陌生的而語言無法交流的國度裏，敢於依靠行乞的方式，從巴黎一直步行到110公里之外奧爾良。可想而知，胡若望爲了自由，任何艱難險阻都可能不再顧及。一週之後，奧爾良的一位神父發現他，並聯繫上傅聖澤神父，才把胡若望弄回了巴黎。而此時，可能是胡若望把傅聖澤看作是自己被禁錮的根本原因，所以拒絕與傅聖澤前往羅馬。然而胡若望這一系列崇尚自由的行爲，對於早就想擺脫胡若望的傅聖澤來說，都被看作是不正常的行爲。在多次與胡若望交涉無果之後，傅聖澤不得不找人來強行把胡若望送進了巴黎附近的沙朗通精神病院。2年後，當初反對傅聖澤把胡若望帶往歐洲的戈維裏神父返回了法國，前往沙朗通精神病院探視胡若望，認爲胡若望是一個在精神上完全正常的人，這才把胡若望從精神病院釋放了出來。並聯繫了航船，將還想呆在法國的胡若望送上了船。航船從今天比利時的奧斯坦德出發，9個月之後，到達了廣州。胡若望也終於返回了家鄉。 雖然他們是歷史上的真實人物，但如此“挖掘”的現實意義是什麼？胡若望並不是東方文化的代表，尤其是他的行爲等各方面都不具有普遍性，他們二者之間的衝突似乎不能代表文化宗教等的不同。

如果從本書的細節看，當時廣東地區的中國人應該是能夠接觸到西方人的，並且也見過歐洲各國的武裝商船。那麼爲什麼到了1840年鴉片戰爭時，林則徐不瞭解甚至大大低估了歐洲戰船的戰力？而現代中國代學者又指出林則徐在當時給朝廷上的奏摺裏提到歐洲人膝蓋不會打彎…………等等。爲何如此荒唐？魏源被稱爲中國近代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麼本書中提到的那些曾經去歐洲遊歷的中國人在返回中國後的遊記、筆記以及口述……等等爲什麼都憑空的消失了？ 本書中對胡若望到達歐洲後的記錄非常詳細，從胡的表現看他應該是個非常自信並且有主見的人。這些也與1840後歐洲列強對普通中國人描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胡若望之後的100多年裏雍正，乾隆，嘉慶三朝究竟發生了什麼？使得民力，民智如此衰落？ 李飛的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