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文明

《商文明》成稿於1978年，距今已將近50年，它通過高屋建瓴對當時商文化研究領域取得的成果進行一番精心梳理，成爲一本不可多得的商曆史讀物，對今天想要了解那段古代知識的人來說，依然是一本不錯的教科書式的入門級讀物。 全書從研究商代歷史的五種途徑：傳統歷史文獻、青銅器、卜甲和卜骨、考古學、理論模式入手，構成了全書的第一部分。 殷商時代在我國漫長的文明史中是特殊的存在，它開啓了信史時代。我們對商代的認識，首先來自於傳統歷史文獻的記載，它們提供了商代的先公先王世系、簡略的遷徙情況及商代大致的時間跨度，但後人對這些零星文獻資料的解讀充滿了很多無法釋疑的困惑。 始於上世紀二十年代考古學的發展，無論是考古發掘、青銅器和卜甲卜骨的研究，爲我們揭開商代歷史真容，提供了寶貴的與文本相對應的參照資料。它們讓我們對商代的認識從文字走向實物，能更加近距離地感受商代文明的輝煌與存在的真實。張光直先生穿梭於歷史文獻和考古學的田園考察現場，在他的文字裏，讀者能相對完整地接觸到這個被往日塵埃所湮沒的王朝。 這五種研究途徑，前四種都涉及一個具體深入的分支研究方向，而理論模式則是將前四種的研究成果，整合還原成最接近它可能曾經存在的狀態。張光直先生回顧了幾十年來在商文化研究中，占主導地位的兩種史學理念在闡述商曆史中的得失，依據考古學對古代文明溯源的普遍原則，提出了選擇合理理論架構統領史料組織，對整體性認識古代文明的重要性。歷史學家在合理框架中“重建過去的社會並恢復它們失去的因素”時，要注重史料間的自然銜接，既要體現這些史料架構的內在邏輯，又要避免因人爲因素造成的史料扭曲。它充分反映了一個嚴謹的歷史學者以深厚的專業素養對商代文明研究的深度反思。 全書的第二部分則可以看作是對理論模式爲引導整合材料的嘗試，張光直先生在前書所陳列的各種商代材料的基礎上，以其充滿想象力而又以令人信服的邏輯，將這些分散瑣碎的材料，巧妙地連綴起來，使它成爲一個可以被認識被理解的活的社會性系統，以此來模擬出商代社會的生活環境、生活方式，以及王朝結構和運作方式。 通過這種聯繫，作者把商王朝以血緣爲核心以親緣爲主體的統治層、在國家機構（軍隊、法律）組成的框架上，形成以向上向心的經濟網絡爲基礎的高度一體化的王權統治的特點，清晰地呈現出來。支撐起這個強大王權政治的是商代社會的生活環境和生產方式所構成的豐富物質基礎和維繫王朝經久不衰的精神力量（祭祀宗教）；以及它足夠強大穩定的繼承關係及合適的層級架構（族羣關係和封土建邑），所有這一切構成了它在垂直網絡系統和橫向疆域寬度上盛極一時的控制力。 在此基礎上，作者越出安陽殷墟考古發現，把研究對象置身於更爲廣闊的地域和更長久的文化演化中考察，在比對各類考古遺址中，逐漸確立起中原地區的文化序列。 值得一提的是，張光直先生通過研究商代祭祀問題，提出商代的繼承關係：乙-丁制（簡單說：商王族分成兩組繼承序列，輪流繼承的方式）【紙質書p187】，成爲學界對商代繼承問題的五大觀點之一，這對一個學者來說，可算是深耕研究領域，獲得認可的一種標誌。 張光直先生善於把局部文化探討推向更爲縱深廣闊的領域，本書的第三部分充滿展現了作者這方面高超的技能和宏大的視野，他把對商文明的研究嵌入到世界文明的研究框架中，成爲探討國家起源這個課題的重要一環。 他從世界早期文明發展的狀況和已有的商代資料這兩方面出發，提出夏商周三代平行存在，時間上有重合，它們彼此有弱小到強大的發展軌跡存在時間上的差異，這種差異導致了天下共主地位的更替。這對讀者頭腦中，既有的“三代連續發展，是野蠻文化所包圍的文明島嶼”的思維定勢，是一次極具顛覆性的挑戰，在他的破窗重錘之下，我們看到了窗外嶄新的風景。 第三部分的閱讀，對讀者來說，是一場思想風暴的洗禮，諸如以下觀點： 🔺 國家、文明和城市化從一開始就同時出現，它們相互影響，構建起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 🔺 貧富分化、城市化和國家關係是文明的三個必要的社會決定因素。 🔺古代文明的發展規律： 1，早期文明只能出現在一個國家以上的政治環境中；單一國家孤島式存在於野蠻中，不可能出現文明，它需要更大的系統（戰爭或聯盟）。 2，國家內資源再分配越不公平或不平衡，那將產生的文明的標誌就越顯著。 🔺一個文明的衰落標誌一個社會的進步。 這些思維邊界的拓展，都給予讀者這是一次不同尋常的閱讀體驗…… 一旦你翻開張光直先生《商文明》的第一頁，就註定這是一次難以忘懷的閱讀征程。 📌最後的彩蛋： 🔹 【附】商代王制（即商王的繼承關係），學界的五種觀點及相關文獻： （1）“商之繼統法，以弟及爲主，而以子繼輔之，無弟然後傳子” ①自然世襲：王國維 《觀堂集林·殷周制度論》 ②貴族選舉說：徐中舒 《殷代兄終弟爲貴族選舉說》 （2）殷代是“子繼爲常，弟及爲變” 李學勤 《論殷代親族制度》 （3）商代“子繼與弟及並用，無主輔之分” 陳夢家 《甲骨斷代學甲篇》 （4）殷代是“子繼爲常，弟及爲輔”（此說的子繼又有長子繼承與幼子繼承二說） ①長子繼承： 楊升南 《是幼子繼承製還是長子繼承製》 《從殷墟卜辭中的“示”、“宗”說到商代的宗法制度》 ②幼子繼承： 趙錫元 《論商代的繼承製度》 （5）政治勢力隔代輪流執政說 張光直 《商文明》 🔹通過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文獻中心與作品文本閱讀並舉，可以有效地抵禦因時間所造成的優秀學術作品的滯後性，解決文本閱讀中遇到的大部分困惑，爲閱讀學術著作提供更爲全面的紮實的知識背景。

清揚齋讀史札記 /三代的文明源頭 遠古的終極迴響/     讀罷張光直先生《商文明》已有月餘，其時震撼與感慨頗多，奈何業已過了寫萬字書評的少年時代，故而一拖再拖，想法於瑣碎中遺失了七七八八。今夜，在閱讀王明珂先生《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的過程中，讀至文本表徵分析策略之陶瓷比喻時，前時記憶如幻燈片般重複再腦中放映。一月之前讀完張光直先生《商文明》時的震撼與悸動，年前閱罷李碩教授《翦商》時的存疑與反思，以及更早之前看罷胡氏父子《殷商史》時的不解與糾結，種種閱讀情景的再現是我不得不提筆的重要原因，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我告訴自己：念念不忘必有迴響，是時候用書寫代替遺忘了。     首先談一下作者。張光直先生畢生的精力都奉獻給了中國史前考古，在學術上的貢獻可謂碩果累累。他在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中國文明起源的特點，中國文明的地位問題等問題的闡述中頗有建樹。李潤權先生在《張光直教授的學術成就》一文提到：“在西方世界，近40年來，張光直這個名字幾乎是中國考古學的同義詞。…… 我曾經聽到中國的有些學者說，張光直的最大成就是及時地把中國考古學的最新發現介紹給西方世界。”     其次介紹一下著作《商文明》。它與《古代中國考古學》等一系列著作，早已成爲國外學術界瞭解中國考古學的“聖經”，至今無人取代，被譽爲是“比任何其他著作都更能把古代中國放在美國人類學意識的地圖”上的對中國考古學的典範分析。此書應用已有考古資料，融合人類學、社會學等跨學科領域對三代文明及政治框架進行深入探索，雖然成書於上世紀七十年代，但其探索性與啓發性，足以堪稱一時典範。 然後闡述閱讀過程中振聾發聵的幾個觀點及其精彩絕倫的論證過程：一是“商王乙丁天干羣繼承製”的開創性研究，二爲“三代平行說”以及其“政治歧異與文化類似”，三是對“夏商周並非文明孤島”的論證。     /Part.1  商王乙丁天干羣繼承製/     背景-統計發現，在1295件有銘文幷包含天干日的商王名字的青銅器中，偶數天干的佔比超過86%，顯然無法用此前人們 提出的種種假說（如：商王的出生日/死亡日/在兄弟中的排行等）來解釋。商王的天干集中於兩組之中：A組（甲、乙、戊、己）和B組（丙、丁、壬），庚、辛則遊動於兩組之間。     假設-商王王族被分爲10個祭儀羣，皆以天干日爲名，又可稱“天干羣”，商王選自這10個不同的單位，在他們死後則以原所在祭儀羣的天干名爲期諡名，並以此規定其祭祀活動。       論證-根據卜辭得出的商王世系爲：上甲-報乙-報丙-報丁-示壬-示癸-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仲丁-祖乙-祖辛-羌甲-祖丁-小乙-武丁-祖甲-康丁-武乙-文武丁-帝乙-帝辛。王室世系中所反映出來的這兩個天干羣體，代表着王族的兩個分支，因爲屬於兩組幹名的商王出現的次數最多，且任何王室法定配偶皆沒有使用這兩組幹名的現象。王族中出現的這兩個分支就是“乙”組和“丁”組。     佐證-伊尹與太甲的矛盾。在甲骨卜辭中發現，伊尹在武丁統治時期常被祭祀禮拜，祖甲時期則無；當他被祭祀時，祭日也常選在丁日。在商王朝建立之初，伊尹是丁組的首領。如是，當乙組首領爲王時，伊尹則是商王的副職。     聯想-西周昭穆制度。在甲骨卜辭中有“乙門”和“丁門”的記載，可能指的是通向宗廟兩側面的大門。據西周青銅器銘文，西周時期祭祀也多選在乙、丁二日舉行。進而，西周時期“昭”世祖先的祭日多選在丁日，“穆”世祖先的祭日則多選在乙日。商代的乙丁制度和西周的昭穆制度之間存在着驚人的相似性。“乙”相當於西周的“穆”（西側），“丁”相當於西周的“昭”（東側）。據安陽墓葬發現，恰好是西區乙組七王（盤庚、小辛、小乙、祖庚、祖甲、武乙、帝乙），東區丁組四王（武丁、廩辛、康丁、文武丁）。     理論支持-傑克·古德（Jack Goody）關於王朝繼承製度的研究（Succession to High Office）四種王朝制度類型：貴族制、王族制、男系家族制、雙系家族制，在貴族制與王族制中存在着一種極其常見的習俗，古德稱之爲“輪流繼承製”（Circulating  succession）大多數情況下，這個部族都存在着二分的傾向，即兩個羣體的成員隔代輪流繼承王位；對於兩個或更多的系列之中的輪流繼承來說，不該在位的各羣體首領，常常以在位者的助手/副職/首席大臣的身份而存在。     結論-商王朝的情況尤其看起來像王族制，商代王位繼承的幾條基本原則爲：     1.商代社會乃由一個世系統治階層所控制，該階層具有單一的血緣宗族關係（子姓）。王族裏與王位有關的成員，在祭儀上分爲十個天干羣：甲乙丙丁午己庚辛壬癸。天干羣是祭儀羣，同時也是政治單位，並且是王族之內的外婚單位。這十個天干羣在地位上可能並不平等，一部分政治勢力較強，人口較多，或在禮儀祭祀上也較其他組更爲突出。甲、乙、丁是地位最高的三羣。     2.這十個天干羣之間互相接納合並，最後形成了兩個主要的組系：A組（甲乙戊己）、B組（丙丁壬癸），庚辛超然在外。     3.王位繼承法：a..同一天干羣的成員不能連續繼承王位；b.當王位在A/B組內傳遞時，新王與老王必須平輩（傳弟）；c.王位在A/B組間發生交換時，新王必須比老王低一輩（傳子）。     4.大臣中的首相，或商王朝的次級領袖，常由王的異組首領擔任。王位傳承的時候，首相本人雖因世次昭穆不合而沒有繼承王位的資格，但可能在繼承人的選擇上發揮很大的作用，甚至有可能直接傳到他自己的兒子來。     5.一位王族內的男性成員，如滿足王位繼承法，且有一位原屬王族的母親，他就有可能即位。如果出現兩個以上合格繼承人的情況，他們軍事力量的強弱和政治追隨者的多寡將決定實際的選擇結果。     6.十天干羣可能依據某種規則參與到一個外婚網絡當中。     /Part.2  “三代平行說”以及其“政治歧異與文化類似”/     地理分佈：     1.鄭州商城  根據文獻記載，湯亳之後商人的第二個都城是囂或隞，仲丁和外壬在此居住26年，直至河亶甲遷都於相，按照唐蘭的說法，囂或隞的地望就在鄭州     2.夏家店下層文化  儘管可能並不屬於商文化的範圍，我們需要密切關注將來的發現，特別是其與商文化的聯繫。該文化現在有三個放射性碳素年代數據：2410±140BC，1890±130BC，1690±160BC，使得該文化（至少一部分）遠遠早於二里崗期商文明。它也使得夏家店下層文化出土的紅銅器成爲中國考古學上最早的金屬器。不止於此，考古學上最早的卜骨（鹿和可能是羊的肩胛骨）即發現於遼河上游，但它出土於更早的文化層，年代爲3350BC。究竟商文化如何吸收了夏家店文化，以及前者給予了後者什麼文化影響，是研究商文化起源中的重要課題。     3.盤龍城  1954年發現，位於武漢市區以北5公里的黃陂縣，府河北岸，完全是鄭州商城在500公里外的一個翻版，具有相同的城牆夯築技術、宮殿建造技術、葬俗和青銅、玉、陶器製造工藝。     4.吳城遺址  1973年發現，位於江西省清江縣，發現許多成片的遺存；許多陶器和石範上刻有符號，一些遺物上帶有文字，與商文字相仿，但至今還不能釋讀，明顯受到二里崗期的商文化的影響，但又有許多地方特徵，應歸入地方文化系統。有可能這一地方文化與商文明跨越長江，保持着密切而持續的文化交流，因此許多文化因素髮生了交換，釉陶從南方向北方傳播，而北方一些陶器和青銅禮器流向南方。     人種與文化：     1.安陽人骨屬於蒙古人種，對此學者們的意見基本相同。李濟提出假說：“商王朝在中國北方建立時發生了寬顴骨人種的入侵，在中國北部建立了殷帝國。”，C.S.庫恩認爲，人骨中混合有北歐和一類或幾類蒙古人種的因素。     2.河南和山東的龍山文化爲商文明的最終建立創造了堅實的基礎。不過同樣清楚的是，龍山文化並沒有直接發展爲商文明。在龍山與商之間的變化過程中既有連續性也有創新。     3.李濟在《中國文明起源》講座中，列舉了六條商人區別於其他新石器時代祖先的標誌：1.製陶業的新發展；2.利用青銅鑄造工具、武器和禮器；3.出現高度發達的文字；4.槨墓和人牲；5.使用馬車；6.先進的石雕工藝。     4.安陽王朝時期：二里岡文化、二里頭文化、河南龍山文化、廟底溝二期文化、仰韶文化。     結論：夏商周是一個大文化，但就三者的個體說，它們是相互對立的政治勢力，他們之間是平行關係而不是前後關係，這一點是理解它們發展的關鍵，也是理解中國古代國家形成的關鍵。三代政治制度不同（夏文華生長於中原，商起源於東北，周族居西北方），但是文化則有共同之處。     /Part.3  “夏商周並非文明孤島”/     生物學依據：衆所周知，中國文明的誕生年代要晚於世界上的其他幾個文明，中國文明的近祖完全有可能接受了其他文明的推動。這種外來影響最好的證明是，小麥作爲糧食作物在商文明中的出現，因爲有充分的資料說明小麥種植的發源地是在古代近東。     社會學依據：從社會進化的角度講，中國古代文明的形成經歷瞭如下幾個重要的步驟：1.村落社會階段。仰韶文化和青蓮崗文化時期；2.村落聯盟階段。陝西、河南龍山文化，山東大汶口文化；廟底溝二期文化不確定；3.國家階段。二里頭文化、商文明、周文明。     考古學依據：舊石器-氏族-原始社會-中石器-仰韶-部落-龍山-酋邦-三代（至春秋）-國家-奴隸社會-戰國-秦漢-封建社會     結論：     1.早期文明只能出現在一個以上的政治環境中。僅有一個國家的孤立於野蠻人中是不可能存在文明的。     2.國家內資源再分配越不公平或不平衡，那將產生的文明的標誌就更顯著。     以上三個部分從論點到論據再到結論，給我帶來的震撼是久久不能平息的，猶如餘音繞樑，三日不絕於耳。從歷史觀的角度來說是顛覆性的，也是啓發性的；從學術研究角度出發，既有典範性，又有引導性。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此書給我帶來的收穫與悸動是無與倫比的。     中國歷史的進程無論源於何方，也不管走向何處，我始終認爲是螺旋上升的。誠如張光直先生在書中所說的那般，一個文明的衰落，恰恰可能是社會進步的表現。     這個世界是會變好的，一定會的。

讀完《中國青銅時代》，接着讀一下《商文明》。如果說《中國青銅時代》旨在構建跨越夏商周的宏觀理論模型，是一部關於“中國青銅時代爲何如此”的通論；那麼《商文明》則是這一模型的精細化個案研究，是一部關於“商代究竟怎樣”的斷代史。前者是橫向的綜合，後者是縱向的深潛。但是《商文明》的構思與出版，早於《中國青銅時代》。所以應當先讀《商文明》，這樣能追溯張光直先生的研究路徑：首先通過對商代這一中國青銅文明的典型代表進行全面、紮實的個案研究，建立起一個堅實的實證基礎；然後在此基礎上，將視野拓寬至夏、商、週三代，進行更高層次的理論提煉與宏觀比較，最終構建起一個關於“中國青銅時代”整體文明形態的解釋框架。 《商文明》的開創性首先體現在其獨特而嚴謹的方法論上。張光直在緒論中明確提出，要全面理解商文明，必須打破學科壁壘，綜合運用“研治商史的五個門徑”（或稱“五條途徑”）。 一是傳統歷史文獻，二是青銅器，三是卜甲和卜骨，四是考古學，五是理論模式，這五個門徑互爲補充，共同構成了一個立體證據網絡，使得對商文明的重建不再是“盲人摸象”式的片面解讀，而是趨向於一個完整的、多維度的歷史圖景。張光直審慎地對待《史記》、《竹書紀年》等傳世文獻，將其視爲提供基礎敘事框架的記憶遺產，而非不可動搖的信史。更爲核心的是，他將青銅器從單純的美術史對象提升爲政治與宗教的載體，認爲那些獰厲的紋飾是薩滿通神的“法器”，是商王壟斷神權的“硬件”。與此同時，甲骨文被視作窺探商王室日常決策與意識形態的第一手檔案，而考古學則提供了獨立於文本之外的物質空間與社會結構。最終，所有這些材料在人類學“理論模式”的熔爐中淬鍊，使得本書不再是材料的堆砌，而是一部關於國家起源、城市化和文明演進的總體史。 運用這一整合法，張光直描繪出一個以“巫政合一”爲核心的商代社會。他極具顛覆性地提出“乙丁制”假說，試圖解釋商王位繼承中看似混亂的“父死子繼”與“兄終弟及”。通過對甲骨文廟號天干的統計分析，他認爲商王族內部可能存在兩個輪流執政的世襲羣（乙組與丁組），這種二元對立結構旨在維持王室內部的政治平衡。儘管這一具體假說後來被學者修正，但它極大地啓發了對商代社會組織深層結構的探索。張光直進一步指出，商王權力的合法性根植於其對通神權的壟斷。商王不僅是世俗君主，更是衆巫之首。通過占卜與祭祀，他獨佔與上帝及祖先溝通的渠道，將神意轉化爲國家意志。這種權力的運作，與商代以血緣爲紐帶的社會結構完美契合。整個國家是一個放大了的宗族，政治等級與血緣親疏同構，王畿與方國之間也通過這種擬血緣的“相互作用圈”維持着動態平衡。 在處理商文明的外部維度時，張光直再次展現了他宏大的理論魄力。他首先對“文明”這一核心概念進行界定，認爲文明的出現必須伴隨着一系列社會複雜化的標誌：社會財富的顯著積累與分化、階級或階層的出現、城市的興起以及作爲強制性權力機構的國家的形成。基於此，他探討了商文明的起源自華北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高度發達的龍山文化。而介於龍山文化和成熟的商文化之間的二里頭文化，則扮演了關鍵的過渡角色。張光直傾向於將二里頭文化與文獻中記載的夏朝聯繫起來，認爲它是探索商文明直接源頭的關鍵。此外，他特別區分了“商文明”與“商王朝”兩個概念。商王朝是政治實體，指商王直接或間接統治的疆域；而商文明是一個文化概念，指共享相似物質文化（如青銅器風格、陶器類型、埋葬習俗等）的地理範圍。考古發現表明，商文明的分佈範圍遠大於商王朝的政治控制區，這意味着存在許多政治上獨立於商，但在文化上深受其影響甚至與其同質的實體。這一區分對於理解商與周邊方國的複雜關係至關重要。 傳統史觀受司馬遷《史記》的影響，將夏、商、周描繪成一個前後相繼、依次更替的單線王朝序列（夏 → 商 → 周）。張光直對此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戰，認爲這是一個被周人爲了論證自身統治合法性而建構的“歷史神話”。他提出，夏、商、周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並非前後繼承關係，而是同時並存、互爲鄰邦、相互競爭的三個政治與文化實體。它們可以被看作是同一個“大文化圈”（即後來的中華文明）中的三個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區域性力量。所謂的“朝代更替”，實際上是這個三元互動格局中，權力中心（或“天下共主”的地位）從一個集團轉移到另一個集團的過程。“三代平行發展論”的提出，徹底打破了中國古代史研究的傳統線性框架，將其轉變爲一個更加動態、複雜和合理的區域互動模型。這不僅更符合考古材料所揭示的實際情況，也爲理解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早期形成過程提供了關鍵的理論鑰匙。 在物質文化層面，張光直的解讀始終貫穿着“器物是思想物化”的主線。他對青銅器的解釋超越了“禮器”的傳統定義，將其視爲薩滿通神的媒介。那些神祕的饕餮紋，在他看來是巫師在通神旅途中藉助的“動物助手”。著名的“乳虎食人卣”，表現的並非恐怖的吞噬，而是人（薩滿）與虎（助手）之間的親密合作關係。同樣，他對商代城市佈局的分析，揭示了其作爲政治與禮儀中心的本質——宮殿宗廟區、貴族墓葬區、手工業作坊與普通族邑等級森嚴的空間分佈，無一不彰顯着王權的至高無上與神性的威懾。 在結語處，張光直將商代個案昇華爲對文明演進規律的冷峻審視。他直言，文明從不誕生於孤島，早期國家必須在“中國相互作用圈”的競閤中才能成型。夏、商、周是並存的競爭實體，正是這種外部壓力強化了內部團結，也加速了剩餘產品的集中。他進一步揭示了一個殘酷的辯證法則：社會財富分配越失衡，文明的物化標誌便越奢華；反之，越務實、越服務於生存的遺存，往往意味着越低的社會分化。商王大墓中無謂的精緻與駭人的殉葬，正是這種極端分化的物證。然而，張光直借約翰·菲弗之言，對“文明興衰”做出了顛覆性的價值重估：一個文明的“衰落”，往往正是另一個社會進步的開始、當服務於貴族的力量減少，用於普通民衆分配的資源便會增多。因此，我們在考古學上看到的“衰退”，從社會進化的尺度看，或許恰是一種更健康、更公平的“進步”。

張光直先生，本書作者，生於北京，祖籍福建南靖，美籍華人，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中國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張光直畢生研究中國史前考古，在中國文明起源與特點，中國文明地位等方面有所建樹。 本書系統分析了中國商代社會結構、政治制度、經濟資源及文化特徵，是系統研究中國商代文明的重要考古學著作‌。 人類社會從早期的氏族、部落發展到酋邦以及酋邦聯盟，後發展到國家。商，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發展階段，作爲一個邦國形態，商的早期階段已無從考證。歷史文獻和現代考古挖掘以及出土遺存資料顯示，大量甲骨文陶文占卜文有銘文的青銅器都驗證了商的中晚期社會形態。史傳商族起源於黃河中下游的東夷部落，前後延續五百餘年，歷經十七世三十一王，政治中心主要分佈在黃河中下游地區。商代已經形成完整的社會結構和組織體系，出現了上層王族官僚貴族和下層階層。王位繼承前期兄終弟及，後期父死子繼。商代奴隸制達鼎盛階段，形成完備的官僚體系與常備軍制度。甲骨文與金文成爲中國最早的文字系統，青銅鑄造技術成熟，後母戊鼎等禮器體現高超工藝水平。商代疆域北抵遼寧，南至長江流域，西達陝西，東臨海濱，通過方國據點控制廣大區域。考古也發現商代遺址北至長城，南跨長江，證實了有廣泛影響力的商的地域範圍相當廣泛。二里岡的鄭州商城到安陽小屯的王朝殷墟，是商文明的成熟期。 考古挖掘發現的商代墓穴多以貴族墓葬爲主，如保存完好的商代王室成員墓葬婦好墓，隨葬品極爲豐富，出土了大量的青銅禮器、石玉器、寶石器、象牙器、武器等不同質地的文物，如婦好組圓鼎大型鉞司母辛組大方鼎和四足觥等。部分禮器大鉞製作精緻，質地厚重，造型優美，花紋繁複，極其少見。還有精美的骨刻刀和銅鏡以及瑪瑙珠，石豆石鳥石牛，玉管，殉人骨架和殉狗骨架等。看來商代陪葬和殉葬已經成爲一種尋常，也正是古人的這些喪葬習俗才讓今天的我們能夠穿越歷史的時空去窺視古人的生活，當然幾千年的歷史輪迴和盜墓也讓歷史的真相無法復原，只能是瞭解大概。 考古挖掘發現，在淮河流域和更遠的長江流域都有晚商遺存，如江蘇徐州丘灣商代墓地，安徽阜南和肥西晚商銅器，湖北南部崇陽大銅鼓；湖南寧人面方鼎，湖南醴陵象尊；江西都昌銅甗；四川彭縣銅器和青銅武器。這些與安陽同類器物相似或完全一致的出土文物，是工匠流動還是古人攜器物流動還是商代權利範圍覆蓋所致也未可知。想想看，應該還是商的勢力覆蓋範圍到了這些區域，因爲周滅商以後取得了商的勢力範圍，其分封諸侯的區域是十分廣泛的。 中國歷史的早期夏商周階段，與後期的秦漢是不一樣的，夏商周應該是邦國並立的時代，早期夏占主導地位，商周也同時存在，後來商王把夏桀給滅了，成爲居主導地位的邦國，到商湯被周武王所滅，歷史進入西周時期。周在武王伐紂之前只是商的一個屬國。夏商周應該是不同的部落發展起來的北方邦國，正如考古學家蘇秉琦所說的那樣，中華民族早期文明是滿天星斗般的各自發展起來的，經過不斷的融合最終形成多民族的中華文化。 商文化的特徵，以青銅器和甲骨卜辭爲代表，青銅器工藝精湛，甲骨文是現存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統，用於占卜和記錄。宗教以尊神爲核心，巫師地位崇高，政治決策依賴占卜。祭祀活動頻繁，崇拜超自然神天地神祗和祖先神，後期祖先神祭祀佔主導，存在大量人祭現象。 商文明的起源問題對許多人來說是一個終極問題，因爲商人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國文明的起源。商人從何處來？是原著民發展進化而來還是外部遷入的？是否有過征服並最終導致入侵者統治了土著居民？商代社會是征服的結果還是社會進化的產物？歸根結底，從考古資料來看，商文化是如何發展的，各種文明標誌如文字國家階級城市藝術等各自又如何發展？本書似乎沒有完全回答這些問題。

比較專業的一部學術性著作，可以對商文明有一個相對簡括的瞭解。由於此書的寫成時間較早，有些觀點已經過時了，需要結合其他書來做補充瞭解。

瞭解殷商首推這本。 本書全面呈現關於商的研究，考古資料和發現大致停留在五十多年前，但觀點與論證至今仍極具說服力。張光直先生在緒論清晰地提出了“探索商代的五條途徑”——傳統文獻、青銅器、卜甲和卜骨、考古學、理論模式。他也在書中非常完美地運用這五個途徑論證、假設、作結。相較於內容與其重複度極高的《翦商》，和略早於本書的《殷商史》（胡厚宣 胡振宇），本書絕對可以算得上是擁有國際視野、又立足本土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全書分爲三個部分，緒論、安陽之商代社會、安陽之外的商文化。初看緒論差點勸退我，傳統歷史文獻中關於商的故事結合不熟悉的人名，各種商王名稱的羅列，各個商都的地點，加之天干地支等等等等，雲裏霧裏，只得草草略過。直到看至最後，才發現張老師非常精煉地綜述了前序研究，並以此提出他的傾向與觀點。最關鍵的，在“理論模式”部分，他批駁了20世紀初到五六十年代理論先行忽略史料的研究觀念，提倡“打破”固有藍圖，把筆交給史料，遵從它的表現，重新勾畫一個讓所有細節都有合理位置的解釋。 由此，商代王都位置、氣候環境、經濟情況、文化發展等猜想與驗證，鋪展到前所未有的境地。許多噱頭萌生，“震驚！這是陰氣最重的地方”——講商代人祭的；“神祕儀式，原來外星人早就來過中國？”——講青銅禮器和祭祀的；“你知道嗎，3000年前泰山下是大海”——講二里崗時期中原的潮溼氣候……以上純屬杜撰，但在這類文章中，當屬《翦商》最“典型”，李碩抓住人祭題材，各種發揮，利用幾千年與現在的價值差異，博人眼球，氾濫的情感蓋過了剋制地分析，而實際內容與觀點大多與張老師重合，哄得許多小白（比如我）一愣一愣。 但歷史不是標題黨的素材，它是夾縫中留存的種子，永遠吸引着人們趨近真實。這種真實不在於“你怎麼是這樣”，而在於“你原來是這樣”。 第二部分爲安陽核心的各方面綜述，小屯、西北崗和其他遺址的考古發現，串聯出年代、文化、資源、政治、外交等猜想，它們像越過時間的眼睛，帶我們摸索到那個粗糲的表面。那是意外開闊的範圍，原材料能從南運到北，跋涉山川湖海。巨象甩動長鼻，發出鳴叫，在趕象人的指引下，邁步於熙攘地人羣中。其身後的大車裝着石土，滿滿當當。陶窯的苦工揮汗如雨，青銅煉製的匠人被高溫蒸得變形。有戰馬跺地之聲，女將領率部歸來，衆人頂禮膜拜。戰敗的俘虜們似牲畜，捆着綁着堆着，朝無解的宿命走去……那時到處都是水，常年溫暖明媚。商王有點擔心西邊的一個部族，巫咸卜斷龜甲，建議進行祭祀。各色禮器伴隨高貴的神民走上祭臺，按照佔卜結果，請來作爲人祭的家族，無知無覺的表情和戰慄的恐懼，昭示這裏即將綻開神聖的鮮血之花。大刀落下，青銅陳列，戰旗烈烈，風捲雲湧，天地一睜一閉，如此盛大最終也湮沒於地球千千萬的輪轉中。 我想起那四四方方的司母戊鼎，乍看沒什麼特別，連紋路都不甚精細，卻在我注視它的幾分鐘裏，流動着亙古的力量，平靜、肅穆，隱含腥氣，不容置喙。 藉由安陽之外的考察，張老師基本敲定了夏商周三代歷史的樣貌。他開創性地指出，三代是共同存在、互相交流的關係，更大膽地總結：早期文明必然不是獨立存在的，以及資源分配越不平衡，文明的標誌就越顯著。原來，夏商周不同的氣質同時存在於同一片土地，而商，是顏色最重的那塊。 在殷商宏大的影子下，有着太多不可理解之森然，還好有這本小書，圍裹我們，摒除獵奇與謊言，贈與安定與信念，護佑我們繼續好奇。

#32@2021#商文明 張光直先生，原籍臺灣，生於北京，臺灣中央研究院前副院長、院士，美國科學院院士，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當代著名的美籍華裔學者，人類學家，考古學家。就讀於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期間，光直先生曾受教於李濟、董作賓、凌純聲、芮逸夫、石璋如、高去尋等考古學泰斗。《商文明》是光直先生以1928-1976年商代考古發現爲基礎，結合歷史文獻，對商代歷史做描繪與還原。 “商”源於“大邑商”，是商族用來稱呼他們祖先的都城的地名，其具體位置尚無定論。可以確定的是，商人起源於東，其基礎是山東和河南的龍山文化，但龍山文化並沒有直接發展爲商文化，而早商是這個文化序列的重要缺環。 作爲商年代序列的重要階段，本書以安陽小屯殷墟與鄭州二里岡商城兩處考古遺存作爲重點，作詳盡展開。中國信史記錄始於公元前841年，所以關於商的絕對年代，只能通過碳十四與卜辭中月食記錄來推斷，目前普遍認可的絕對年代：商湯建國不晚於公元前1700年，遷都安陽不晚於公元1300年，周人翦商約公元前1100年。 商的大致疆域範圍：北至豫北冀南、東至山東西部、東南到安徽最北端和江蘇西北部地區。而由於與周邊方國關係的動態變化，所謂國界疆域也是不斷變化的。甲骨卜辭有記載方國近80，其中與商交往接觸較多者有8個，周方、羌方、人方均在列。 殷墟墓葬考古表明，安陽王朝時期商社會分化嚴重，一邊是隨葬品數量及質量驚人的作爲社會中心人物的婦好，另一邊是社會底層的大量人殉。王族佔有大量資源，勞動者是“衆人”、羌等。安陽人骨屬蒙古人種，但沒有可用於分析的商王族人骨以判斷商人種族。 關於追溯商文化的一些線索：夏家店下層文化是商代周邊最早使用金屬的文化之一；考古學上最早的卜骨（鹿和可能是羊的肩胛骨）即發現於遼河上游，年代爲公元前3350年；商王的干支廟號及西周的昭穆制或可追溯至夏；漢字或可起源於陶文。 《商文明》是光直先生以1928-1976年商代考古發現爲基礎，結合歷史文獻，對商代歷史做描繪與還原。 “商”來自於“大邑商”，是商族用來稱呼他們祖先的都城的地名，其具體位置尚無定論。可以確定的是，商人起源於東，其基礎是山東和河南的龍山文化，但龍山文化並沒有直接發展爲商文化，而早商是這個文化序列的重要缺環。 作爲商年代序列的重要階段，本書以安陽小屯殷墟與鄭州二里岡商城兩處考古遺存作爲重點，作詳盡展開。中國信史記錄始於公元前841年，所以關於商的絕對年代，只能通過碳十四與卜辭中月食記錄來推斷，目前普遍認可的絕對年代：商湯建國不晚於公元前1700年，遷都安陽不晚於公元1300年，周人翦商約公元前1100年。 商的大致疆域範圍：北至豫北冀南、東至山東西部、東南到安徽最北端和江蘇西北部地區。而由於與周邊方國關係的動態變化，所謂國界疆域也是不斷變化的。甲骨卜辭有記載方國近80，其中與商交往接觸較多者有8個，周方、羌方、人方均在列。 殷墟墓葬考古表明，安陽王朝時期商社會分化嚴重，一邊是隨葬品數量及質量驚人的作爲社會中心人物的婦好，另一邊是社會底層的大量人殉。王族佔有大量資源，勞動者是“衆人”、羌等。安陽人骨屬蒙古人種，但沒有可用於分析的商王族人骨以判斷商人種族。 關於追溯商文化的一些線索：夏家店下層文化是商代周邊最早使用金屬的文化之一；考古學上最早的卜骨（鹿和可能是羊的肩胛骨）即發現於遼河上游，年代爲公元前3350年；商王的干支廟號及西周的昭穆制或可追溯至夏；漢字或可起源於陶文。

壯哉我大邑商！ 此裒荊之旅，蔚爲壯觀。 泡在殷墟兩天，每天10h，跟堂弟一起，數套手機、相機、充電寶全部“彈盡糧絕”。伴隨此書，可謂享受。 材料準備七七八八，商史略寫作提上日程，不枉與商伴行數年。

#2026年的讀書筆記# 第〇玖叄本 孫慶偉的《追跡三代》裏寫到張光直多次希望參與中國大陸考古發掘都被夏鼐拒絕，直到1988年，徐蘋芳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後，張光直才應邀來訪並簽訂會議備忘錄，次年代表哈佛大學皮博迪博物館提出與中方合作的申請書，在後續聯合開展工作的十年間，他將目光鎖定在了豫東，卻因身體狀況不允許而只去過發掘現場兩次，中美聯合考古隊的工作也隨着張光直的逝世告一段落。 「本書的完成時間是1978年。1980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距今已經快50年了，「本書的價值並沒有因新材料的發現而過時，相反卻仍然具有多方面的參考價值。」 「緒論」寫到研究商代歷史的「主要資料來源並不是同時爲人所知的，...所以至今商代歷史研究者們仍然經常被訓練成只在狹小領域內有成就的專家。本書嘗試使用所有可以獲得的資料來寫一部初步的綜合商代史。」 五條途徑分別是：傳統歷史文獻，如《史記》；青銅器，現存最早的青銅器目錄是1092年成書的呂大臨著《考古圖》​；卜甲和卜骨，之前讀李右溪《了不起的甲骨文》裏有寫「一條完整的卜辭分爲四部分：前辭、命辭、佔辭和驗辭。」並附有實例；考古學，除了安陽和鄭州外，還有北至遼寧南到江南的商代遺存；理論模式，史料學和馬克思主義占主導地位，在這裏又遇到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第三章「商王朝及其統治機構」中第六節「法律」裏寫到「法律決斷（legal decision）具有四個共存的屬性...權威性（authority）、通用性（intention of universal application）、道義和法律上的職責（obligation）、維護社會道德的約束力（sanction）。」商代甲骨文卜辭中只有模糊的關於法律決斷方面的資料。 第七章「關於商文明的幾個主要問題」裏第二節「語言和人種」裏又讀到因日本侵華戰爭而中斷的安陽人骨研究大部分資料遺失，幾千具人骨架最後只剩下410個頭骨。以前只看到過說安陽人骨是蒙古人種，這裏讀到「C.S.庫恩認爲，他所看到人骨中混合有北歐和一類或幾類蒙古人種的因素。」楊希枚將其分爲五類，包括蒙古人種、大洋洲棕色人種、高加索人種、愛斯基摩人種和不知名人種。

連着讀了兩三本有關歷史的，我瞭解到歷史不僅僅是對過去發生的事的探索，它包含諸多方面，如人文、社會形態、軍事、政治、經濟、律法、地理、自然、工藝、制度、人性等等，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綜合學科。 我之前在想，讀史爲什麼能明智，現在慢慢懂了，因爲它涵蓋的東西太多了，太多的東西和參考學科，都能在歷史中找到，所以說歷史不簡單單只是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