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燭後談（周作人散文自選系列）

本書收錄二十四篇文章，爲緊接《秉燭談》之後的作品，除《關於阿Q》寫於1939年外，其餘均作於1937年4月至10月。 文章大多還是讀書筆記，筆記也不是抓着什麼寫什麼，而是有所揀擇的：“我不喜掌故，故不敘政治，不信鬼怪，故不紀異聞，不作史論，故不評古人行爲得失。餘下來的一件事便是涉獵前人言論，加以辨別，披沙揀金，磨杵成針，雖勞而無功，於世道人心卻當有益，亦是值得做的工作。”（《自己所能做的》）所以這些筆記看似閒適小品，然而仔細體味，實則都是文化批評。還是他之前說的“勝業”。 知堂從前談文章的言志與載道兩派，其中有夾纏不清處，現在他加以補充道：“凡載自己之道者即是言志，言他人之志者亦是載道。”不盲從習俗，不獻媚霸權，不依附正統，無論是言志還是載道，都要以自己的眼、自己的心觀察思考，以自己的手寫下真實的文字。 當然，真實的思想是危險的，說真話是艱難的。知堂《談文字獄》一文，把歷史上的文字獄分爲兩類，一類是以文字殺人的文字獄，一類是以思想殺人的文字獄，其中前者爲害最甚。“蓋普通以文字殺人的文字獄其罪名大都是誹謗，雖然犯上作亂，大逆不道，加上好些好聽的名稱，卻總蓋不過事實，這只是暴君因被罵或疑心如此而發怒耳，明眼人終自知道，若以思想殺人的文字獄則罪在離經叛道，非聖無法，一般人覺得彷彿都被反對在內，皆欲得而甘心，是不但暴君欲殺，暴民亦附議者也。爲犯匹夫之怒而被殺，後世猶有憐之者，爲大衆所殺則終了矣。雖或後來有二三好事者欲爲平反，而他們自己也正爲大衆所疾視，不獨無力且亦甚危事也。” 末尾一篇未曾出版的《桑下談》的序文，反用“浮屠不三宿桑下”典故，對他而言，草木鳥獸乃至故鄉國家都是桑下，寫字作文是出於情誼緣分，然而“愛而莫能助，責望之意轉爲詠歎”，內裏是悲哀沉痛的。所以他一面說着“於世道人心卻當有益”，一面又說“並不是想對於世道人心有什麼禆益，吾力之微正如帝力之大”（《東萊左氏博議》）。 另外，知堂雖一再說文學鋪關門，但“積習”難除，有時仍忍不住談上幾句，都是很得要領的意見，或可作爲我們讀書作文的參考。“……其實據我看來卻是最有力，至少讀過了在心上擱下一點什麼東西，未必叫他立刻痛哭流涕，卻叫他要想。拍桌跳罵，力竭聲嘶，這本是很痛快的，但痛快就是滿足，有如暑天發悶痧，背上亂扭一番，無論扭出一個王八或是八卦，病就輕鬆，悶着的時候最是難過，而悲慘事的滑稽寫法正是要使人悶使人難過。”（《水田居存詩》）“中國文人學士大抵各有他們的道統，或嚴肅的道學派或風流的才子派，雖自有其系統，而缺少溫柔敦厚或淡泊寧靜之趣，這在筆記文學中卻是必要的。”（《俞理初的詼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