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本質、發展和前景

政治權力本身，它是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源，需要更好地利用，而不是隨意地處置。 在總結了當代關於國家的最重要的理論流派後，波齊比較了進化論的國家觀、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以及近代化的國家觀。他認爲，結構功能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都是以社會爲中心的而不是以國家爲中心的觀點，兩種解釋將國家的起源和發展看作是具有高度決定論的現象。 政治權力的特點就是對暴力手段的控制，而不是直接和頻繁地訴諸暴力的使用。在任何情況下，政治活動或政治權力的非強制性的一面，纔是大量的和重要的。 一種政治權力關係，與其他權力一樣，就其試圖建立一種確定的權利與義務關係而言，總是要求這種權力關係得到更多的保障，權力的行使更爲有效、代價更低。如果它能夠實現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稱其具有合法性。 社會遠非被當作國家主要是爲了自己的利益而進行管理且社會利益必須服從國家利益的對象，國家本身也不得不成爲社會自主發展、自我調節的一種工具。國家的存在以及國家的活動模式，不得不尋求正當的理由，國家的發展按照其自身的邏輯展開，而不是專斷地推動國家的發展和使國家服從於自己的目的。 這種國家與社會之間顛倒過來的關係，首先要求國家權力受到限制而不是絕對的。在18、19世紀，憲法的概念被廣泛用於概括這樣一種新型的關係。 關於國家內部日益增長的分化，以及國家活動的多元化，我首先介紹一位德國社會學家所提出的分類。根據瑞內特·梅因茨（Renate Mayntz）的觀點，國家活動的主要內容可以分爲五類： （1）管理特定的社會與其他社會之間的關係； （2）管理社會內部個人與個人之間、集體與集體之間的關係； （3）向政治—行政體系提供所需要的資源； （4）爲了滿足公共需要而提供公共服務； （5）引導社會發展以實現特定的目標，例如提高國家的整合程度、促進社會平等、推動經濟增長、改善公共衛生或提高教育水平。 在上述五種職能中，前三個職能是界定國家邊界的職能[插圖]，歐洲國家歷史上“傳統的”政府部門就是爲了系統地實現這些職能而建立起來。從國家機構對應的角度看，國防部和外交部主要承擔第一種職能，司法部和內務部承擔的是第二種職能，財政部承擔的是第三種職能。 社會學家經常使用一個概念來概括由此產生的結果，即失範。這一概念——在亨利·梅因（Henry Maine）對“地位和契約”的比較中已經指出——揭示了從一種規範嚴格約束個人行爲的情形轉變到另一種規範允許（或有時迫使）個人自由的“選擇”，可以自主活動的情形。 在後一種情形中，規範的功能就是規定人們可以自主地活動的框架。即，規範並沒有明確規定個人做什麼，也沒有表示個人如何做出自己的選擇，但是排除了個人的某些特定選擇。問題就變成了：這些規範的來源是什麼？這些規範框架是如何制定的？ 由於需要管制的現象是新出現的、且容易引起混淆和爭議，因而新的規範並不能對人們如何活動產生普遍適用的、有約束力的、決定性的效果。 這就是國家需要介入的地方，伴隨着兩個獨特的、交叉性的資源：實證法，即一套有目的的、約束性的、持續的且可以調整的規範；以及一套專門進行制定、實施和執行這些規範的機構。 規模較大的社會通常具有理性的特點，是因爲社會內部的政治事務由國家來處理，而不是通過其他的政治安排。通常的情況是，一個國家被分成有序的、不同的機構，每一個機構均承擔着專門的分工活動。然而，不管是作爲整體還是某個部分，國家均容易陷入一種只考慮自己專門事務的傾向，每一個機構均從自己的角度去思考更宏觀的社會現實，因而表現爲自我指涉的特點。[插圖] 這種傾向在近代國家的功能分化過程中尤其明顯。這一過程比其他形式更爲抽象，因爲在這一過程中各種各樣的體系並不是由具體的人羣構成的，而是由不同的角色和活動所構成，在每一種體系中可能是由同樣的人羣執行。[插圖]由於這一原因，每一種體系的獨特性必須通過強調該體系活動所依據標準的制度自主性而得到維持，賦予每一個體系以自己的標準（對企業而言就是利潤，對國家而言就是理性），並使其形成一種不同的活動機制（對於科學體系而言就是真實，對於經濟體系而言就是金錢）。“這樣，內在於這些體系的過程從外部社會的緊密控制中得到釋放，社會及社會中的不同體系也接受了更高風險的可能，而社會和不同體系均不需要承擔責任。” 提高不同體系的自我指涉能力的另一個現象是它們訴諸一種有時被稱爲反思性的機制，即這些機制的活動作用於自身。……在一個現代法律體系中，有許多法律是制定其他法律的基礎。這樣一種具有自我指涉性機制的作用結果是推動了該機制大量生產自己的產品。……類似地，一個立法機構中往往出現——通常是這麼做了——制定超出律師能夠掌握的、警察能夠實施的以及法官能夠適用的更多的法律。 這些一般的過程既可以適用於整個國家的活動，也可以適用於國家某個機構的活動。在兩個層面上，它們均可能導致所在的體系過於關注自身。最後，分化出來的部分與整體之間形成的關係，是一種更有效地追求該部分利益的方式，而更少地考慮到與己無關的利益。或者，該部分從自己的角度來看待外部更廣泛體系的利益。 從20世紀中期開始，國家機構的重要部分，以及這些國家機構中工作人員的言談舉止，逐漸反映出趨向一種新型的、理性的政策制定過程，政治目標的選擇，不再運用傳統的方式和手段，而是一種複雜的、科學控制的、結合了理論和實踐的理性活動的產物。 基層國家機構的這種活動傾向的另一個原因在於這些國家機構的擴張具有認識上的合理性、道德上的正當性，這是因爲它涉及人類的各種各樣的需要，涉及人類生活中的剝奪、排斥和悲慘境遇，涉及許多人所遭受的不幸，可以保證社會承擔起責任來緩解和消除人們的痛苦。 近代官僚制國家在政府中區分出了一種技術性的、職業化的或行政的領域，這些領域有別於政治領域。的確，軍隊、公務員機構、科學機構、公共衛生服務機構，從有限的但重要的、非黨派性和職業化的意義上，通常不僅被認爲而且在法律上被要求獨立於政治。 官僚政治 然而，關於國家的故事還沒有結束。因爲活動日益增多的、分化的、自主性越來越高的行政機關構成了一種不同的政治領域。這一領域與公共領域中人們所見到的政治活動的聯繫日益減少，也遠離日常的政治，但是，它自身卻完全構成了一種日益重要的政治過程——官僚政治。 國家發現越來越多的、日益分化的機構開始負責行政活動。這些機構已經成爲不同的、只顧自己的利益的承載者，這些機構之間的權力關係以及它們之間利益關係的互動和調適，日益決定着國家政策的實際內容。 官僚政治首先表明了從政府機構中分化出來的所有單位具有自我指涉的趨勢（上一章已經分析過這一特點）。換言之，它們主要是爲了考慮自己的目的而活動，這也成爲這些單位看待它們與其他單位以及與整個行政機關的關係的出發點。 看不見的政府 首先，位於決策地位的政策制定者在決策活動中越來越多地得到工作人員和顧問的幫助。 這些規則使人想起了家長制，而不屬於官僚實踐。[插圖]這些規則對工作人員或顧問施加了一個嚴格的條件，要求他們無條件地忠誠於決策者，隸屬於決策者，服從後者的絕對命令，而不是將自己的專業判斷能力和專業理念運用到客觀的決策標準中。而且，偶爾情況下在日常事務中這些工作人員有效地取代了決策者的地位，他們有能力控制和推翻他們所在機構中高層行政人員所做出的決策。 公共領域的條件 從已經分析的內容來看，讀者們也許得到一個印象，在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中存在着一個公共領域，從制度上是作爲政治活動的潛在場所，並且原則上也能夠進行政治運作。但是，這一領域日益遠離政治決策的實際過程，因爲決策活動的環境、創議者以及具體過程越來越遠離公共領域並不受其監督。 政治的經濟化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在所有的西方工業社會中，政治過程逐漸圍繞經濟問題而展開——主要包括如國家政策應如何最大限度地推動工業增長，以及隨着經濟增長而產生的收益和成本如何在整個人口中進行分配。 想利用這些設施的公民往往因爲管理公共設施的工作人員態度冷漠、懶惰、消極和無能，或者爲了自己的利益而難以獲得有效的服務，只是聲稱享有公民權利並不能保證克服這些障礙。但是，人們也許會問，如果我的權利實現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其他人的活動，那麼權利到底是什麼？最終，個人如果越是不能發起、引導和控制這些活動，對於個人而言這種權利就越不像權利——儘管事實可能是，這些活動還是得到了實施，而且個人也從中受益。 因此，由此可見，即使在人們明顯可以通過類似市場的活動來管理自己的生活機會的情況下，這些所謂的市場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因爲政治決策對它們施加了廣泛的影響（從經濟的角度來看，是一種獨斷的影響）。此外，這些政治決策對人們生活的許多方面產生的影響也更爲深遠。 一位英國的蘇聯學家，尼爾·哈丁（Neil Harding）對此進行了分析： 絕大多數居民……依賴（國家）獲得就業、升職和養老金的機會。國家實際上是在健康、教育、住房、文化和娛樂等社會福利方面的唯一的分配者……公民身份是建立在對社會作出有益貢獻的基礎上，要獲得政治和社會的優先權就必須做出榜樣性的貢獻。公民的權利必須以執行那些服務於國家所領導的社會生產製度的活動爲條件。公民不可以挑戰或限制其他的特權，也不能對國家的目標提出替代性的看法。 有兩種相容的觀點可以解釋蘇聯式國家對這些問題的關注及其做法。首先，它們旨在阻止在社會內部出現自主的規範性權力中心，這些權力中心將提出、推廣不同的價值和信仰，人們可能會認爲這些價值和信仰是具有權威性的，並以此爲行動原則。其次，這些國家旨在維持這樣一種印象，即共產黨擁有富有意義的、正確的世界觀，這一世界觀在該黨長期統治社會的成功歷史中已經證明了，因而可以不斷地領導社會未來的發展，以實現一個更爲正義、平等、自由、和平、幸福的社會。 基本上，規則主要是爲了限制國家活動或授權國家活動。在蘇聯式制度下，規則主要承擔了後一種功能。即使那些承認和有利於公民利益的法律也無法將這些利益轉變爲權利，因爲這樣做將削弱政府機構的活動。國家的授權活動構成了許多內部安排（interna corporis），這些安排是公民無法觀察到的，也是無力向之訴求的。 因爲從最終意義上講，在自由主義民主制度下使國家活動受到法律限制的因素，仍然是存在一個公共領域，不管是形式上還是實際上，各種主體能夠合法地組織起來，監督、批評和反對那些未能有效運用法律來保護他們利益的政府機構。但是——再一次——在蘇聯制度下並不存在一個公共領域，人們根本就不知道即使鄭重承諾建立社會主義法制也無法彌補公共領域的缺失所留下的空白。 蘇聯式國家的活動方式的第二個方面，在於政治因素不斷地、決定性地對行政活動施加的壓力。這一方面直接地反映了這些社會的政黨國家的性質。 正如我們所見，共產黨——旨在制定和追求特定政治目標的組織——與主要是行政機構組成的國家完全重疊在一起。這使得黨能夠引導這些行政機構，有力地、不時地提醒這些機構（最重要的是通過干預這些機構的領導職位的人選和晉升）在執行活動中注意考慮政治因素。這樣，所有的行政機構逐漸形成了一種典型的慣性——尊重先例、堅守既定的工作程序和明確界定的權限、偏好於恰當的深思熟慮、仔細地利用各種資源、缺乏創新、工作推諉、繁文縟節，等等。當政黨遇到這些慣性時往往強調工作任務的緊迫性，在強調優先安排時要求行政人員靈活處理，督促行政人員公正地、積極地處理各種問題，強調在活動中意識形態標準與管理標準同樣重要。 政黨——行政人員不得不服從的組織——相比行政活動的便捷和連續性，體現了一種更高的理性。政黨與大衆之間的組織聯繫、政黨的光榮歷史、政黨維護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及政黨的最高組織與國家的最高組織結合在一起的事實，使政黨能夠以政治責任的名義，很容易地利用國家仔細建立起來的等級制安排。政黨可以授權（即要求）政府官員不考慮其他的後果，將工作核心集中於某個特定的任務，將所有的資源用於該任務的實行過程。 應當指出的是，尤其是生產企業不僅在政治上受到企業所在地區的政黨機構的領導和監督，而且也受到在每個企業內部活動的黨組織的領導，這些基層黨組織的成員和領導者有權保衛黨的最終權力，維護政治考慮的至上性。 這種堅持政治原則和政治優先的思想反映了列寧主義對政治的獨特理解，特別是對權力的強調，強調政治精英動員普通黨員的重要性，強調中立或消除黨內的反對派、後進者和不滿者的必要性。它具有明顯的、獨斷的暗示要求以任何代價來完成任務。我們可以看到在蘇聯社會中被稱爲“暴風驟雨式”的方式來完成任何一種重要的、緊迫的、非常規性的工作；看到對“任務”這一詞彙的強調；看到在所有的政治事務甚至在社會生活的討論中充滿了軍事化的比喻：“人民和資源在‘運動’中被動員起來，工廠、農場、學校、劇院和所有其他的機構均在它們各自的‘陣線’上通過不斷‘鬥爭’以獲得‘勝利’。在任何一個領域中的模範被稱爲‘英雄’。”[插圖]這一觀點在關於法律約束的不足方面明顯與前一個觀點相一致。正如一位波蘭社會學家寫道：“政治決策不是工具性的法律規則可以衡量的，而是根據它們想要達到的目的。法律規則適應特定的政治決策和行動要求，但反過來講就不正確。” 儘管其前提條件和具體的實現過程不同，單一組織社會的構成與西方歷史進程中的某些重要特徵具有一定的類似性，認識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這種社會構成同樣對應了西方社會中的三個重要價值期望：實現現代化；強調經濟成就，強調社會對自然的控制；追求理性。從這一角度來講，單一組織社會的建構可以被看作是加快經濟現代化和消除在早期現代化即資本主義歷史上遇到的非理性因素的重要手段。 今天，這種世界社會在更強的意義上存在，並由於許多過程而連接在一起——經濟的、文化的、生態的——這些因素是內在地而不是偶然地屬於跨國性的。[插圖]這一當代的世界社會不可能被理解爲十分重要——也不可能得到有效管理——彷彿它只是由國家內部的活動所組合起來，國家之間的互動就可以進行有效控制。因爲國家仍然是當代世界中的政治倡導者和行爲者，這意味着整個世界中出現的越來越廣泛的、迅速的、多樣化的、非常重要的、具有潛在破壞性的活動，在很大程度上，在政治上是無法有效進行管理的。 當前較爲普遍的一些過程：官僚政治、新合作主義幻覺、狹隘的和黨派性的計算、對商業利益的優先考慮等。

我一度以爲自己的腦子壞掉了，因爲看不懂他在說什麼，沒有主線，沒有中心思想，國家的本質到底是什麼？又是怎麼發展的，看完之後全無印象。非常散亂，當然如果靜下心讀的話，其中有一些觀點會讓人覺得“啊，原來如此”。 但是總體，一般。

前景：或許若干年後，我們將看到一種不同的國家組織形式。

首先這本書的英文版本出版於1990年，The Stat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 prospects, 由意大利裔學者Gianfranco Poggi獻給其在愛爾蘭大學工作期間的同事。 在深入分析了國家及其相關的各種定義的社會與哲學意義變遷之後，很精彩的是三十年前波齊就意識到了跨國公司等全球化權力的橫向變化對於世界政治板塊格局的影響，並以戰爭殘酷的確定性爲這種經濟權力的均衡加以解說。 經濟權力經濟權力：“一種人們控制他人信仰及價值的社會權力。” 在當代西方社會，在這種影響下，有意識地生產出一種用法語稱爲想象力（l’imaginaire）產業。這使人們得出結論認爲，不管是在國家內部還是在國家之間，經濟權力在今天已經完全使自己服從於我們先前稱爲的規範性權力，即人們控制他人的信仰和價值的一種社會權力。 這也許就是爲什麼未來三十年裏，貨幣銀行學強有力的發展起來。我之前或許以爲貨幣是一種信心。不管是h，z還是m，都在講，“貨幣是一種信仰”。 那麼國家在維護這種信仰的手段該有多強呢？人們對疆域、民族及國家本身的信仰，在熱戰缺席的情況下，又會怎麼變幻呢？

寫的有點掉書袋，繞來繞去，沒有重點

延續馬克斯韋伯的觀點闡述，如果讀過前者可以當作拓展來看。書的內容就是論文合集，比較散，🈚️貫穿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