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的記憶宮殿

#史景遷《利瑪竇的記憶宮殿》 明朝萬曆年間，也是世界史中的大航海時代，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從意大利遠渡重洋來到中國，從介紹神祕的西方記憶法開始，傳播西方文化。終其一生，他都在試圖打入熱衷科舉考試、重視背誦詩書的士大夫羣體，他披僧袍，又着儒衫，通過適應中國的文化環境來打開中國人的心靈世界。 史景遷從利瑪竇留下的八個記憶碎片——四個漢字（武、要、利、好）和四幅版畫，搭建起這座記憶宮殿。步入波瀾壯闊的大航海時代，他將利瑪竇的事業視爲十六世紀晚期“歐洲擴張運動”的一部分，將中國文化中儒釋道三教的並立與西方世界內部的宗教論戰相互映照，將十六世紀澳門商貿成敗的細節與耶穌會士同明朝官員邊界曖昧的關係相互勾連。 穿梭於十六世紀晚期的世界圖景中，看似毫不相干的事件和史實在史景遷的筆下連綴彙集。一覽兩兩相望的歐洲與中國，通過利瑪竇的眼睛，儒家與古羅馬這兩個偉大的傳統相互匯聚。 有個細節挺有意思，當時利瑪竇隨着大航海船隊而來，雖然交通極爲不便，但利瑪竇依然與歐洲保持聯繫。爲了確保信件不被遺失，利瑪竇都是“一信兩投”雙備份：一封通過澳門，一路向西經過葡萄牙殖民地（印度果阿、霍爾木茲）、繞過好望角傳到歐洲；另一路經過菲律賓，一路向東經過西班牙殖民地（美洲）傳到歐洲。大航海初期，地球就被這兩個海上強國瓜分了。

《利瑪竇的記憶宮殿》——中西文化進程的比較與生活場景的碰撞 《利瑪竇的記憶宮殿》不僅僅是傳教史，它其實通過利瑪竇的故事，把16—17世紀歐洲與明代中國兩種高度文明的碰撞與對照展示出來。史景遷特別善於用具體的生活場景來折射宏大的文化差異： 一、時間觀與生活節奏 文藝復興後的歐洲，鐘錶製造與機械技術進步，使“精確時間”成爲社會生活的標誌。利瑪竇隨身攜帶西洋鐘錶，常常引發中國士人的驚歎。時間在歐洲逐漸成爲可量化、可控制的資源。 而中國明代社會仍以農時與禮儀節奏爲主，時間的“天人合一”色彩濃厚。人們更多依賴日影、水鍾、節令。 碰撞場景：利瑪竇拿出西洋鐘錶，成爲交流的媒介，但背後體現的是兩種不同的文明觀：一個追求理性秩序，一個講究自然節奏。 二、空間觀與世界圖景 地理大發現後，世界地圖成爲歐洲知識體系的象徵，利瑪竇帶來的《坤輿萬國全圖》體現了球體地理和地心—日心之爭後的科學成果。 而中國在明代的世界觀仍然以中國爲中心，四海朝貢的“天下觀”牢固。地理知識以《大明一統志》爲代表，疆域以華夏爲宇宙核心。 碰撞場景：利瑪竇將“地球儀”和世界地圖呈現給士大夫，許多人震驚於歐洲知識的廣闊，但又難以接受中國只是其中一部分而非宇宙中心。 三、知識方法與記憶術 記憶宮殿體現了西方人文主義教育傳統，強調邏輯、圖像和條理性。它既是學習工具，也是一種對心靈秩序的追求。 中國士大夫教育以背誦經書爲基礎，強調涵養德性與文字修辭。記憶靠勤學與道德修煉，而非技藝性的“記憶術”。 碰撞場景：利瑪竇展示如何通過心靈的“宮殿”儲存經義，士大夫既佩服，又覺得有些“奇技淫巧”，反映了中西不同的學術取向。 四、宗教與信仰表達 歐洲，天主教在利瑪竇的文化背景中是普遍信仰，強調獨一真神與普世救恩。宗教是社會與個人身份的根基。 中國，儒釋道三教合流，強調倫理秩序、祖先崇拜與天人感應。宗教與社會秩序緊密結合。 碰撞場景：在祭祖問題上，利瑪竇試圖解釋“祖先敬禮”可以作爲文化禮儀，而非偶像崇拜。但羅馬教廷後來否認這種做法，引發“禮儀之爭”。這一場景正是兩種信仰體系不可調和的地方。 五、物質生活與科技使用 16世紀歐洲科學與工藝發展迅速，利瑪竇帶來的鐘表、望遠鏡、幾何工具象徵了這種進步。 中國明代工藝精美，但科技發展更多服務於日常與禮制，缺少系統化的科學思維。 碰撞場景：當利瑪竇展示望遠鏡、幾何學時，士人往往欣賞其實用性，但未必把它轉化爲學術革命。這體現了科學在中西文明中的不同命運。 so，《利瑪竇的記憶宮殿》展現的並不僅是一個人的傳教故事，而是兩個高度文明的相遇：歐洲文明正走向理性化、科學化、全球化；中國文明則仍在維護“天下秩序”、以倫理爲中心。 這種碰撞在生活場景中表現爲——對時間的不同理解，對世界地圖的震驚，對記憶方法的差異，對祭祖禮儀的爭議，以及對科技的欣賞卻不延展。 利瑪竇本人既是橋樑，也是見證者：他讓中西彼此看見，但也暴露了兩種文明深層結構的張力。

2021·6《利瑪竇的記憶宮殿》史景遷 著，章可 譯 在早期到達中國的西方人當中，馬可波羅當然是最常爲人提起的名字。 但他的事蹟不可考，甚至諸多疑點，幾乎成爲“天方夜譚”（吹牛皮）的代名詞。 而另外一個明朝萬曆年間的羅馬傳教士利瑪竇，在中國生活了28年。 他的一生經過史景遷先生的考證，寫成這一本，展示他人生非凡歷程的時間記錄。 書的章節是四個漢字：武，要，利，好； 結合四幅宗教畫像：波濤中的信徒，赴以馬烏斯（Emmaus), 索多瑪之人，聖母子。 時間上是按利瑪竇生年58歲的年表，26歲出遠門到東方傳道，30歲到了中國，直到1610年北京逝世。 四個漢字是史景遷請張充和女士寫的，在利瑪竇的記憶宮殿裏，分別代表不同的人生時期和要義：武是“止”和“戈”，要是“西”與“女”，利是“刃”與“禾”，好是“母”抱“子”。 武：是出身環境和年代，出於宣揚教義的目的：和平友愛，他立志傳教。 要：當他來到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中國的佛教徒，儒家學者與普羅大衆如何看他呢？他被當作另外一個“回回”，和穆斯林一樣，排進進貢討要的隊列中。 利：這是他選擇的自己的姓。如何運用一切手段，吸引信衆？如何平衡精神上的追求與物質上的困頓？ 好：聖母子的形象既是他傳教的形象展示，也是他自己內心的皈依，精神支柱。特別是身處異鄉，獨自一人，還被敵視的環境之下。 四幅畫選的是明朝翻刻，利瑪竇選擇推薦的木版。 波濤中的信徒，是遠涉重洋的寫照。利瑪竇也曾經面臨被驅逐出境的困境，他也以天遙路遠，返程艱難爲由，得到同情並留下。 赴以馬烏斯，取自耶穌點醒門徒之意，介紹利瑪竇給當時明朝中國帶來的先進科技和文明成果，思想啓蒙。 索多瑪之人：他在中國傳教成功嗎？面對落後甚至墮落的世情，他如何平衡精神高尚和世俗平常？ 作爲一個身處異鄉的人，他有被人粗暴對待的衆多時刻，由此而終身跛足而行； 也因爲暗合了功利與好奇的心態，被待於座上賓，甚至近似萬曆皇帝“寵臣”； 但本書所寫的利瑪竇，是一個掙扎在精神與日常之間的信徒，是一個漢語學習上的“天才”， 是一面映照文化宗教異同的鏡子，或許，也曾經是一扇聯通東西方的大門。

“……他描寫人心如何趨向天主；描寫塵世俗人嚮往長生的愚笨；描寫天主的榮耀如何充盈世間，比悅耳的樂聲充盈在廳堂中更加圓融；他描繪青春如何飄然逝去，直到我們有心過一種道德的生活；描繪天主如何賜予我們榮耀萬分，無論我們怎般貶低自己；描繪死亡終究不放過任何人，它既不懾於王侯宮殿之威嚴，亦不憐憫窮苦大衆之鄙陋。”

拋開宗教本身，還是挺佩服這些傳教士的，尤其是他們知識面的廣泛，爲當時的中國帶來了一些自然科學的知識，雖然也是他們傳教的手段，但也推動了科技的發展，歷史作用應予肯定。

聽說“記憶宮殿”後，打算查詢一些記憶宮殿的技巧，沒想到是介紹利瑪竇一生的書。 不過此書看完後，從來沒有了解過記憶宮殿的我，也按照作者寫本書的方式在構建了一座虛擬宮殿，宮殿坐北朝南，進門從右往左四角分別放置了“武士”、“西夏穆斯林女子”、“手持鐮刀正彎腰收割麥子的農夫”、“懷抱嬰兒的女僕”四個雕像。 四幅畫不知道是不是沒放進宮殿的原因，看到一半才發現自己對畫的章節幾乎毫無印象，隨後嘗試把四幅畫與四個雕像聯繫起來，然後就基本能夠對畫有所記憶了。 例如：我對西夏女子的記憶是：利瑪竇爲傳播信仰的付出、讓步、改變。其中傳播信仰讓我想到了第二幅畫：耶穌與兩位信徒勾肩搭背在吹牛逼，重點是耶穌頭上在發光。 只是本書我讀着絕大部分地方理解起來特別的喫力。感覺是看書太少，對書中所描繪的時代背景和相關知識瞭解太少的原因。 這本書在我看來是從 四個雕像的角度：武、要、利、女 （四幅畫被我聯繫在了雕像裏，所以不單獨算了。） 三個方面：歐洲的時代背景、中國的時代背景、利瑪竇個人的經歷體驗 來寫的。 書的內容雖然是寫利瑪竇的一生，但順着書的思路來體驗一下記憶宮殿似乎也不錯？ 至少我對利瑪竇沒興趣，引導我看下來的動力，就是體驗這種記憶法。

1596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定居南昌，許多知名的中國士人蜂擁至他的住所表示慶賀。利瑪竇認爲，這些士人到訪主要有三個動機：一是他們相信耶穌會士能將水銀變成白銀；二是他們想要學習西方的數學；三是他們渴望學到利瑪竇的記憶方法。 利瑪竇的記憶方法就是我們並不陌生的“記憶宮殿”。2010年，TVB港劇《讀心神探》熱播，使得“記憶宮殿”記憶法迅速傳播。這種古老的記憶技巧是要在腦海中構建一個有序的空間（宮殿），然後將記憶以形象化的方式分門別類放在不同的位置，進而大大提高信息的回憶效率。這種依賴形象性的記憶法與我國文字的表意性不謀而合，並在明朝時獲得了很多科舉士子的青睞。而利瑪竇，則藉助記憶宮殿打通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這位遠渡重洋而來的天主教徒，披儒衫，着僧袍，習漢語，通過旅行和傳教、譯介和習得、傳播和融合，聯結着歐洲和中國。 同時，記憶宮殿不僅僅是記憶法，而是得以以一個空間全景式地觀照一個人的全部，用書中的話說便是：“可以全景式地觀看一場偉大的靈性戰爭”。史景遷抓住了利瑪竇記憶宮殿中的吉光片羽，通過八個碎片梳理了這位傳教士的一生，更是全景式地再現了16世紀晚期的世界圖景：歐洲擴張運動、羅馬天主教改革、明朝沿海地區的官民生活、中國的儒釋道與西方三教的碰撞。史景遷用“令大多數業內人士望而卻步的寫作方式”（費正清評）創造了一部非凡的時代肖像。 史景遷搭建利瑪竇的記憶宮殿所用的八個碎片由四個漢字和四幅圖像組成。四個漢字分別是：武、要、利、好。止戈爲“武”；西夏回族女子爲“要”；農夫收割莊稼爲“利”；聖母懷抱嬰孩爲“好”。由利瑪竇對四個漢字的形象記憶，史景遷將利瑪竇對戰爭的看法、利瑪竇的宗教和哲學觀念、在利瑪竇的傳教事業中經濟支持發揮的重大作用以及利瑪竇對聖母瑪利亞的崇拜娓娓道來。 四幅圖像是利瑪竇應商人程大約所求，爲其創作《程氏墨苑》而挑選的四幅《聖經》版畫。這四幅畫分別是：波濤中的使徒、赴以馬忤斯之旅、所多瑪之人、聖母瑪利亞畫像。利瑪竇創造性地用中國人更能接受的方式解釋《聖經》，例如，他將使徒彼得在海面上行走的神蹟傳達爲“信而步海，疑而即沉”，將所多瑪城的災難解釋爲“淫色穢氣，自速天火”。他傳播宗教而不排斥中國本土的儒釋道，他帶來西方經驗，並同時接納中國的自然科學知識。利瑪竇致力於獲得中國的接納，搭建理解的橋樑。 利瑪竇在華傳教28年，最終逝世於北京。他跨洋而來，穿過好望角的高風急浪， 經歷印度洋的肆虐波濤，經歷過榮光，也遭受過折磨。在努力融入異域文化的過程中，他時而堅定，時而茫然，“在這片未知的地域，利瑪竇已經走得太遠，遠超他預料。他有時茫然無措，不知自己是否應該返回，自己是否還能返回。” 努力和茫然，個人的事業和世界的走向，一切都被史景遷亦真亦幻的筆觸淋漓書寫。正如歷史學家卜正民所言，本書是認識明代、耶穌會和歐洲在亞洲擴張的必讀之書。

400多年前，利瑪竇帶着西方的思想科學來到中國，開啓了中西文化的深刻交流。他以謙遜智慧贏得士大夫的尊敬，繪製世界地圖，翻譯幾何著作，架起東西方文明的橋樑，在陌生的土壤播下知識的種子，讓不同的文化在交流中綻放光芒。但是，他的到來打破了中國士大夫階層對世界的認知，引發了思想上的衝突和爭端。如今看此人，還是要“求同尊異”，智慧的光芒是永恆的。

文筆飛揚，勾連世界。史很喜歡在主線之外插出去寫幾個故事，作爲時代鋪墊，而且他的這些鋪墊故事往往非常精彩。這種ADHD寫法配上這種專題寫作真是太自由了。進一步打破傳統歷史學寫作的枯燥框架。想寫出這樣的書。

有點亂，像是歷史散文？史景遷用利瑪竇提倡的形象記憶法爲線索，藉着“武”、“要”、“利”、“好”四字及其形象，串聯着講述了利瑪竇來華傳教的經歷和心路，間以西方同期歷史的比較。但感覺真的有點凌亂，我個人感覺裏面虛構想象的成分還是有點多，但敬佩利瑪竇的所謂記憶法，確實存在，比如《歐幾里得幾何學》就是他靠記憶來寫，然後被翻譯過來，可能對他印象深刻的不是傳教事情，而是他的數學能力，博學，以及並他如何依靠對信仰的堅持，從現實的困惑中突圍，感覺非常有血有肉，但總體感覺依然一般，可能裏面的文筆過於文學化，讓人失去了真實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