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還是第一嗎（傅高義作品系列）

她與約翰·施皮格爾（John Spiegel）在價值取向和潛在作用上對我進行了田野調查訓練。她說：“你應該意識到自己視野太褊狹了，你從來沒去過海外任何地方。如果你想要客觀地看待美國社會，就真的應該去國外感受不同的文化。在你取得博士學位後，你應該去另一個較美國有巨大文化差異的國家。” 有多少人，連國門都沒出過，但並不耽誤他們對:中日問題、中美問題、中歐問題、俄烏戰爭，長篇大論，侃侃而談。 後人看前者總覺得他們做出這些好像很容易，因爲沒有人做過。找到新的東西，是多麼難啊 主婦們非常有預見性地看到了一個全新的、更國際化的社會即將在日本逐步發展起來，她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爲這個更國際化的時代做好準備。 十年後，他們依舊對此感興趣，但那種迫切感已經消失了，“因爲他們已經掌握了西方生活的精髓”。這些家庭已經結束了學徒期：“他們保留日本習俗並不是因爲尚未學會西方模式，而是因爲他們更愛日本模式。” 我提出日本能夠成功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日本人向西方學習的能力和意願。 我意識到大學不會一直是我瞭解日本的最佳場所，因爲很多教授講的日本課程籠統且充斥理論，卻沒有進行過系統性的實地調查。 做研究需要自己的意識 我着手瞭解農民和漁民日常生活的途徑。這兩位朋友都受過社會學訓練。更重要的是，他們都從事一線實地調查工作，對不同社區中的日本家庭日常生活有實際瞭解 “日本社會”是一個涉獵寬泛的論題，我想要呈現一個寬闊而系統的思考社會的方法，這種方法是從我的教授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插圖]那裏學到的。他經常鼓勵我們去思考整個制度體系的所有重要層面。 系統思維+小切口+實地調研 政治和經濟都是體系的一部分，家庭和價值觀也是體系的一部分。 野田教我的方法則是，和這些人一起出去喫飯喝酒，結成自然的人際關係後就可以談論任何事情。他認爲這樣我纔可以學到更多，因爲在這種情況下這些人會更加坦誠。 跟是否是社會學沒關係，人只有在放鬆的狀態下，才能說出內心，不過這個辦法只適合普通人，遇到高手，越放鬆的時候，警惕性越高。 田野不是一對一的訪談，是關係學，如何與訪談對象建立關係，維持關係非常關鍵 日本外務省的精英官員。外務省的一個計劃是，每年都會將一位四十歲左右、最有前途的人送到哈佛學習。 一九七六年，也就是在日本待了一年後，我開始着手考慮寫《日本第一》，我覺得自己已經收集了足夠的信息和數據來爲日本的成功提供背景和分析；相信自己能夠爲這段特殊時期的日本作出精確和詳細的詮釋。甚至時至今日，我仍認爲這本書的前提和論證是基於一個堅實的基礎 美國人如能像日本強烈渴望學習西方那樣向東方取經，一定會獲益匪淺。 日本民族最大可取之處便是學習他國長處的精神與執行這種渴望的能力。明治維新可見一斑 我認爲《日本第一》的成功，源自美國人意識到問題的存在。 誰是第幾，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夠從別人身上學到什麼以彌補自己的不足！ 對這些領導人而言，沒有什麼事情比將來有朝一日所需的信息和知識更重要。 日本商界意識到如果他們想要在國際出口市場獲得成功，就必須關注商品質量，改善名聲。他們把質量管控方面的美國專家邀請到日本，學習質量管控數據分析 日本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九〇年間所取得的成就遠遠超過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碰到的問題。此前沒有一個國家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取得如此高速的經濟增長率，沒有一個人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享受到如此巨大的生活質量改善。 我定義“第一”這個詞是爲了說明，日本是工業國家中應對自己面臨的變革和挑戰最成功的一個。 現在日本的經濟問題主要是由金融領域引發的。只寫到了基本的社會制度。我提到的優勢很大程度上今天依舊存在並將繼續幫助日本強大。 “廣場協議”簽訂後，日元在六年內升值近4倍。日本企業利用日元升值，開始在海外大量收購資產。日本國內的經濟泡沫亦迎來最高峰。 爲了幫助由於日元升值而陷入出口困難的日本企業，日本政府推行貨幣寬鬆政策。該政策及同時匯率高漲的日元一同導致了經濟泡沫，最終的結果遠比人們預期的更糟蹋。 物價、服務業價格和股票飛漲，房地產價格隨之飆升。每個人看起來都沉浸在興奮之中。當時很多日本人都認爲他們強大的購買力直接反映了強大的經濟實力。當時日本的投機買賣行爲也十分興盛，這推高了股票和房地產的價格。很多人期待通貨膨脹螺旋將價格推得更高。 日本人在那些令人陶醉的日子裏逐漸從自信變得自負。 人性中最難跨越的致命弱點，戒驕戒躁實在是說易行難，多少曠世英雄因此從巔峯跌入谷底…… 是否認爲日本最大的問題是“傲慢”。我在序言中用了希臘詞“hubris”（傲慢）和“nemesis”（報應）來解釋那些有着戲劇性缺陷又不可一世的英雄們是如何遭遇戲劇性失敗的。我確信過度的自信讓日本人無視按部就班解決問題的重要性。 一九九〇年經濟泡沫破裂，日本人面對低谷感到十分懊惱。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上半葉日本資產總值損失將近十萬億美元，相當於日本在二戰後預估的經濟損失總和。日本的銀行和房貸公司被不良貸款束縛 要變革官僚體制，就需要更多這樣的人才。官僚體制是無法自我革新的。在民主制度下，頑固的既得利益很難克服。日本需要有知識和遠見的政治領導人來進行改革，並減少既得利益的阻礙。 在泡沫經濟時期，土地價格戲劇性增長，有些銀行開始基於通脹的土地價格向外貸款。當市場蕭條來臨，土地價格卻提前下跌，日本銀行也因此遭遇鉅額壞賬損失。 所以問題是，房價虛高，卻被作爲信貸信用的主要來源，反當泡沫破滅房價跌回應有的價值時，就會有大量企業無法獲得虛高的貸款額度，但是已經在手的資金無力償還，鏈條逐級破裂。 在明治時代，一旦寡頭們意識到自己想要引領日本的方向，就可以制定決策和改革體制，因爲他們大權在握。今天，在民主制度下，日本領導人必須與不同的利益集團抗爭，每個利益集團都有特殊的議事流程，面面俱到才能最終建立起共識。 日本的很多經濟指標很糟糕，但是我認爲很多媒體和評論員過分強調了當今日本所面臨的問題，卻往往忽略日本仍保持着巨大實力的事實。 日本社會是開放與民主的，民衆識字率高，言論自由，實行多黨制政治體制，擁有普選權並進行公開選舉。它也有一個高度發展自由市場的工業經濟。儘管這是戰後歷史上時間最長、最糟糕的衰退期，但是日本仍保持着世界第二大工業經濟體的體量。 終身僱傭制終將消亡。當然，這個制度現正處於壓力之下，但我相信公司對骨幹員工承諾的基本制度仍將持續。公司今後只會僱用若干新員工，並更多地利用派遣員工和外包 與美國的很多企業相比，日本企業照顧自己員工的準則和責任意識仍舊很強 風險投資是非常冒險的。一個風險投資公司可能投資十個有前途的企業，前景是有些人會失敗有些人會贏。如果有一個投資最終實現得非常好，那麼這個風險投資家就會變得富有。 日本人不是賭徒。他們不介意談風險，但不喜歡賭博。在很多日本人的想法中，風險投資很像賭博。 美國經濟正蓬勃發展，與日本有着懸殊的收入差距。美國公司是爲金融界經營的，不一定是爲了公司、管理層和僱員的利益。 美國底層社會的大多數人都對脫離主流社會感到無助。再看看大量遭到美國企業解僱的員工正在經歷創傷調節。美國的領導者應該更多考慮的是，當這些人因爲企業重組而失去收入後，家庭必須付出的心理成本。 如果美國經濟陷入低谷，而美國人又經歷經濟停滯，企業仍嚴格遵守會計分析方法，可能會對企業產生毀滅性影響並造成巨大的社會問題 七十年代後期觀察到的日本長處—願意從全世界蒐集新信息和新想法，儘管教育界存在發展問題但仍有能力爲每個人提供高質量的教育，全社會低犯罪率，企業忠誠度，以及哪怕是它的官僚體制—在全世界都稱得上是優越的。 日本必須要着手解決問題，它需要強大的政治領導力，既會思考基本政策，也能更好地克服來自特殊利益集團的壓力。如果日本不能足夠迅速地處理自己國家所面臨的問題，那將會跌入更深的衰退期 日本人高度自律且富有奉獻精神，他們準備好了進行自我犧牲，爲了經濟建設這一共同目標而努力工作。而持續提高的生活水平，讓日本人看到了自己辛勤勞動的成果。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出生、飽嘗戰爭艱苦的日本人常常會感謝他們今天所享受到的一切，甚至拿他們自己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經濟泡沫破裂後的生活與父輩們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生活相比，他們仍認爲自己非常幸運。 然而，日本人還沒有感到更迫切地需要做出巨大改變的一個原因是，在他們的私人生活中，可以繼續享受高質量的生活，也比西方人存下更多的錢。 日本人的結婚年齡是世界上最大的，而生育率卻是最低的。有些家庭由於資產價值突然下降而受損嚴重。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買房的家庭爲例，當時相當於五十萬美元的房子，現在可能只值三十萬美元，但是貸款利率仍和之前一樣，因此他們幾乎成了銀行的契約工 “我們無法負擔起兩個孩子，學校和大學入學補習班的開支都很高，我們必須爲自己的未來存錢。”在他們心中，高於一切的主要任務是平衡家庭預算。 日本2020老齡化65歲以上佔總人口30%，中國2050年比例趨同。 日本已經建立起了一套國民醫療保健制度和義務體系。日本人看醫生的頻率很高，但人均支出遠比美國病人低得多。 考慮到日本人擁有的大量儲蓄以及他們提早做出規劃，我很樂觀地認爲他們相比像中國這樣的國家能更有效地處理老齡化問題。雖然中國老齡化比例沒有日本這麼高，但也正在面臨這個問題。但由於國家還不富裕，中國人還沒有能力像日本人那樣爲養老積累那麼多的資金。 日本人對照顧老年人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感。在城市和郊區，很多人和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 老人和小輩們住在一起遠比周圍都是其他老人要好得多，他們會更向前看。 總之，爲了將來考慮，今天的日本需要第三次改革浪潮，如同明治時期和戰後早期啓動的改革那樣綜合廣泛。他們正行進在正確的道路上，但太慢了。快速的進程需要政府和商界有一個清晰的願景和強大的領導力。 這是否意味着日本社會結構的超穩定性，一年多時間內五輪更換首相卻並未出現任何社會波紋亦是世界奇葩 頻繁的首相更迭讓日本沒法有持續而長期的政策。在政府中，想要抵達高位的政治領導人必須有能力和不同團體的人合作並從不同的環境中獲得合作。領導能取得多少成就取決於達成社會共識的範圍。而當目標不明確時，機構在引入必要改革時的速度會很慢。這時候，日本就需要強有力的領導人，能夠推動各方協商向前發展，共識不夠徹底時甚至需要採取行動。 不會像有些政治家那樣受制於特殊團體。一個領導人如果過於喜歡或過於親近其他人，可能會使自己更加拘泥，當必須有所行動時，也會導致大刀闊斧的改革更加困難。 美國也同樣缺少擁有宏偉願景的高層政治領導人。很多高級官員可能有強大的法律或宏觀經濟學背景，但是缺少對世界歷史和比較政治學的廣泛瞭解，從而不能夠提出一個一致且清晰的方向。 假設你在美國，你被命令爲國家起草一項工業政策，你抵達華盛頓後會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這位官員回答稱，他會先和各類人會面，觀察他們的共同利益是什麼；只有見過足夠多不同類別的羣體後，你才能爲大家找到共事的基礎。 這就是隻要自己被選爲日本首相後，第一週就會開始着手的事情。在日本，除非你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共識，否則無法真正採取行動。 如果我是首相，如果我試圖爲二十一世紀規劃願景，那麼我會招募一批能提出有力觀點的人，他們會更有意願去超越令人振奮的共識。我會嘗試讓一些國內的智庫做學術分析和計劃，也會邀請國外顧問一起討論高等教育體系改革的各種方法，並就各項機構改革提出建議 我不希望僅有一個單一的委員會，而是想要各種不同的委員會來提出規劃。我還希望以大膽的眼光來爲一些有智慧的人所提的建議保駕護航，但他們必須是真正經過通盤考慮的。可能我還是試着平衡不同的競爭團體，每個團體都有提出創造性意見的任務。總之，我會努力獲得最好最明確的觀點，並試着圍繞這些觀點儘可能達成更多的共識。 環境清理的進展主要是靠技術驅動，而不是靠法律。日本領導人能在這個領域快速行動的原因之一是，日本擁有一個受教育程度高的公衆社會，公衆意識到環境整治的必要性並願意爲此施行相關措施。 如今日本人民認識到果斷行動的必要。小淵惠三在剛結束選舉後的最初幾個月便獲得了相當多的支持。他和很多人維持着良好關係以保持自己主張的可操作性。 日本人必須有自己的信息和分析能力來決定國家政策。 爲了能繼續保持世界競爭力，日本需要適應服務業的發展。這需要國家提供一個允許更加個性化、主動性、創造力和多元文化交流的環境以及更高水平的英語能力 東京大學的課程設置需要做出改革，要向學生提供必要的知識和技能，讓他們趕上象牙塔外的世界快速變化的步伐。能考上東京大學的學生都非常聰明，但他們在大學讀書時對自己的拓展教育做得還不夠。 作爲論文資料的來源之一，電腦已經部分代替了圖書館的作用。不管喜歡與否，英語是全球性語言，未來日本的大學畢業生需要適應在互聯網上用英語搜索資料。 英語考試應該把重點放在口語上，而不是複雜的語法上。 二戰後，美日組成同盟，成爲維護亞洲持久和平與穩定的核心基礎。兩個社會變得越來越相似，雙方社會之間的信任也有了發展。現在日本和美國必須幫助中國積極融入國際秩序。美日中三國將在下世紀成爲東亞的強權，必須學會共事。 將駐日美軍全部撤回美國是不負責任的。這會讓日本產生更大的壓力來建立自己的軍事力量，給其他亞洲國家制造嚴重問題，也包括日本和美國。這將加劇其他亞洲國家對日本軍國主義復興的恐懼。越來越多的基金需要用來處理日益增長的老齡化社會和醫療健康開支，這對日本而言是一個巨大的財政負擔。同時，這也會增大日本社會內部的分裂和軍事鬥爭。 撤軍也會在亞洲製造不穩定，造成當區域發生緊急情況時對美國不會履行其職責的擔心。安排駐軍、裝備和物資的後勤保障工作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很顯然美國不會輕易回應應戰速度和力度。在沒有穩定的美國駐軍存在的情況下，日本可能會選擇加強軍事力量來確保自身安全，因此會掀起軍備競賽。 中國的軍費開支2500億美元，美國每年爲日本省下了至少500億美元的軍費。 日本人仍然認爲，他們與美國的關係並不是完全承諾的夥伴關係。在很多事情上，日本政府依賴美國獲得信息和判斷。 美國人這種更爲開放的討論模式讓習慣於圓桌討論達成共識的日本人感到不舒服。美國人的直截了當讓日本官員很惱火，他們也許會選擇態度強硬的談判代表，就像在日本人眼中的美國談判代表所做的那樣 日本如果想要避免與中國展開軍備競賽，就必須繼續與美國緊密合作。這可能會形成亞洲最不穩定的狀況。很長一段時期以來，日本最大的利益是亞洲穩定，中日之間沒有激烈對抗。正如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所言，美國爲東亞提供了安全保障，從而使中日兩國有喘息時機得以發展雙方關係。從最終結果來看，日本和美國維持同盟並與中國發展關係是明智的，中日關係改善也無需削弱美日關係。 然而，在老一輩日本人的心目中，日本應該扮演中美之間的橋樑，這在現在看來是白日做夢。就像美日關係一樣，美國對中國有自己的聯繫紐帶，能更直接地處理對華事務，但可能有時候日本也能幫助緩和中美關係 這對一個處於三角關係中的國家而言通常是一種誘惑，即通過吸引其中一個或另一個國家來操縱這種關係。利用第三國來向一個國家施壓，也不符合美國的利益。美中日的三角關係仍很脆弱，美國應該促進三者之間建立互信。 李光耀稱，美國爲東亞提供了安全保障從而使得日本和中國能在這個時代學會處理相互關係 美國作爲一個在該地區沒有領土野心的國家，必須維持一個平衡關係，並鼓勵兩國之間合作。 日本與其他亞洲國家關係發展的最大絆腳石來自未能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五年間更公開地處理其在亞洲的角色。有些日本人天真地以爲，隨着時間流逝、記憶褪色，緊張態勢就會逐漸減弱。遺憾的是，這種情況不會自動隨着時間推移而發生。實際上，部分日本人希望能爲他們的父親、叔父和祖父在二戰中的戰鬥和犧牲感到驕傲，也希望對靖國神社表達敬意，卻對日本軍隊的暴行視而不見。還有以前的軍人和右翼人士中的既得利益者希望他們在戰爭的所作所爲不被聲張。很多日本人在面對右翼的壓力時很膽怯，保持沉默。 我認爲，只有超越措辭嚴謹的道歉，才能超脫二戰議題。應開放歷史檔案來讓人們自由地審視過去。在某些情況下，這會揭露前所未知的暴行，將導致新的負面反應。但是這些事件若沒有得到公開處理，日本就不可能與其他亞洲國家之間建立真正的信任。只有公開審視過去纔是治癒的開始，我們才能真正超越二戰的記憶。 說外部被侵略過的國家敏感，其實日本國民更加敏感，針對二戰的事件稍受職責就無法接受，泰然認錯也需要胸懷，比如德國…這麼久，日本至今對諸多曾經的錯誤無視，本身也展示了日本的狹隘胸懷，果真戰術的巨人，戰略的矮子。 很多日本人甚至希望不要進行更深入的討論，人們就會忘記所有的事情。這種策略可能在日本國內有用，但在處理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時毫無用處。我確信，想要一勞永逸了結過去的唯一方法就是公開審視過去。德國人所做的事已遠遠超過公開歷史事件和客觀審視自己的過去。因此，相較於亞洲國家對日本，歐洲人已進一步克服了對二戰中德國人的感受。 問題在於如何對民族主義進行正面宣傳，撇開那些褊狹的看法、歧視、敵意的負面因素。日本人對他們在傳統藝術、音樂、園藝、宗教和文學領域所取得的文化成就感到驕傲是可以理解的。 儘管日本人對舊時光的緬懷和回憶是非常強烈的，但他們往前走的速度比其他絕大多數國家都要快得多。日本是一個非常奇怪的混合體，他們對外來者極其仁慈慷慨，但也讓很多外國人感到自己並不受歡迎 我個人認爲日本模式比很多腦中只想着開放市場的西方經濟學家和銀行家更有用。但現實是市場壓力需要調節，日本人會有惻隱之心，努力做好平衡。他們關心員工的這種價值觀也讓其在國外的競爭能像國內一樣有效。 日本需要對他人傳達一種積極信號，而不只是保護日本以免受批評。 說到了本質，日本應該放下自己同樣那顆敏感的“羞恥心”，從實際方向解決問題 現在的中國依舊是一個欠發達國家，而面對的一系列嚴重的經濟難題可能比日本的更棘手。比起日本，中國還不富裕，而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的低效系統束縛着其發展，還有十三億人需要解決喫飯問題。 國企員工的大量失業成爲一個嚴重的問題，下崗的情況很難輕易改善。而下崗職工往往又不願意如農民工那樣拿着低薪去幹艱苦的工作。這些人被從舒服的溫飽小天地裏趕了出來，卻仍指望還能得到照顧。 由於這些難題，中國在未來五十年內不太可能成爲第一。如果中國能處理好這些轉型期的問題並提高效率，有可能在二十一世紀中葉取代日本成爲主要經濟體，但人均收入仍將遠遠落後於日本 只要日本繼續與美國結盟，那麼中國的軍事力量對日本來說就不會是威脅。生產高質量產品的能力，在全世界購置資產的能力以及掌握的高技術都將幫助日本在今後數十年間繼續維持在世界經濟領域的地位。 較高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保證了相當比例的日本人能與全球發展處於同一個頻率。中國在未來幾十年間很難達到這個水平。 海外有大量華僑。這使中國在國際關係方面比日本更有優勢。日本是一個島國，以單一文化爲主。在國際會議上，中國在與來自不同文化的人交流時顯得更加自如。他們看待問題的視野更寬闊，世界主義觀念也令他們在全球化舞臺上擁有巨大潛力。 幸運的是，在華盛頓，行政部門的頭腦比一些報社評論員、國會成員和特殊利益集團的頭腦要冷靜得多。 三角關係的危險之處在於，一方力量可以拉攏另一方以對抗第三方。另外一個危險是當其中一方覺得另一方忽視自己的感受時，就可能會覺得被冷落了 可畢竟形式上的聯盟已經成爲現實。而亞洲各國間的分歧遠大於亞洲國家與歐美國家之間，或許都將“遠交近攻”牢記在心 享有巨大特權的軍隊領袖會支持威脅自己特權的開放嗎？ 金大中是這些除了有智慧，還經歷了艱難時期並有時間思考這些問題的特殊人物中的一員。他希望採取足夠大膽的措施來達成自己的願景，而且非常自信。由於隨時有可能被殺害，他曾在很長時間內直面死亡。 貫徹提交“一頁報告”的規矩對智識是一種很好的鍛鍊。最高層政府領導人有那麼多問題需要處理，因此只有有限的時間來處理你的報告。“一頁報告”迫使我在思考問題時更簡單扼要。我必須考慮究竟哪個問題纔是政府領導人應該知道的，而我又如何用盡可能精簡而合乎道理的語句呈現。 準備一場簡報會是一次非常具有挑戰性的操練。令人沮喪的事情總是不斷出現，很多時候我甚至都輪不到呈報自己的簡報。我必須準備有關各種問題的資料，但很多時候根本沒有人會問我這些問題，因爲他們太忙了又或是更關心其他不同的議題 有門路是很重要的。那些有門路接觸擁有決策權的政府高層的人，擁有很大的權力，而“看門人”同樣非常重要。 這一點上，全世界的政治技巧都是相似的。大人物都很忙，通不過看門人，誰有功夫搭理你。 結果他們並沒有把我介紹給更高層的人，因爲他們擔心會因此喪失“看門人”的資格，而我只能通過官方正式渠道去拜見那些高官。 他告誡我，在很多灰色地帶，沒人知道究竟是誰負責，而你只要踏入這些灰色地帶就自然而然能讓事情起變化。他說，如果你佔據這些地帶，那麼就會以爲你是管事的，聽你話來行事。 但多虧我在政府的工作經驗，讓我對政府的運作方式有了更好的理解，也認識了更多政府機構和決策圈的人。我希望自己年輕時就能知道這一些，這樣可以在教師崗位上幹得更好。 我注意到政府高官時常遵循下屬的建議行事，只要建議本身並不違反現行的政治判斷，或是不會對其立場產生不利的政治影響。 雖然我不同意里根的很多政策，但我必須說有一個作風穩定的領導人對國家來說是一個優勢。里根的下屬們明白他們肩負的期待是什麼，他們就可以相應地作出決策，因爲他們知道高層會採納這些決策。 克林頓總統手下工作的官員會面臨一個問題，就是他是一位自行其是的總統。他明天的想法與昨天的想法就可能不一樣。如果你從積極面來看，那麼克林頓就是睿智的，很快能適應全新的政治環境，只要他認爲合適，就會從善如流，毫不猶豫。如果你從消極面來看，那麼他手下的人往往沒有明確的工作方針。他們很難駕馭政策，因爲如果政治環境有變，他們就不曉得自己的決策是否仍能得到總統的支持。 如果你有明確的授權，並且你知道只要在既定政策框架下你的上級都會支持你的決定，那麼你就能夠做很多事情去管控問題、經營關係。里根總統就非常善於向下屬提供這些便利。 老布什總統是一位有明確想法的專業人士。在擔任總統前，他已經有了豐富的政府工作經驗。當遇到高明的顧問時，他會聽取他們的意見。他能夠從他自己的經驗出發，知道如何利用從他下屬和顧問那兒獲得的信息。 過去幾年裏，我總是忙於行政事務：在政府工作兩年，之後四年則在管理費正清中心和組建哈佛大學亞洲中心。我熱愛我的工作、同事以及員工們。現在是時候把指揮棒交給有天賦的年輕一代了。我期待着二〇〇〇年七月從哈佛大學退休後，能有更多精力做研究。我非常希望研究鄧小平時代。除了他，沒人能重塑中國。 2011年《鄧小平時代》出版。退休後十年的精力 我的大兒子戴維是一位心理學家。你可以說他是追隨了我早年的研究興趣和他母親目前在心理衛生領域的成就 我的次子斯蒂文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成爲了研究日本政治的教授，斯蒂文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充實伯克利日本方面的研究力量。 也許我成了一個“亞洲主義者”。我從研究家庭和社會起步，然後專注日本的政治、經濟研究，接着又開始研究中國廣東省。儘管我主要的研究聚焦於日本、中國和亞洲“四小龍”，但仍將亞洲作爲一個整體來思考。 思路和研究工作衍生發展的脈絡 我的夫人希望我退休後可以更清閒些，我也會試着這樣做。不過，她對此並無信心，因爲她明白我還有太多感興趣的課題希望去研究，太多的朋友想去拜訪，還有太多亞洲的地方想去造訪。

哈佛大學日本和東亞研究領域著名學者傅高義教授，繼其社會學研究代表作《日本第一》1979年風靡日本，並在美國朝野引起關注後，用了近二十年時間，持續觀察、研究及更廣範圍的交流，重新審視。也是對極具爭議的代表作《日本第一》精彩回應。

日本他的基礎教育水平是世界最好的，他們是全世界範圍內收集資料的能手，他們的犯罪率是全世界最低的，他們的官僚機構廣納賢才。同時，以國際標準來衡量，他們的企業擁有高水平的忠誠度。企業管理水平仍是世界領先。是不是第一由您評價......

傅高義對日本的研究，在西方學者中是首屈一指的。他在此書中對日本的成就再次判斷也是很有見地。日本是一個精緻的社會，是西方民主和東方文化完美結合的地方。日本除了人口老齡化及生育率下降之外幾乎沒有其他嚴重的社會問題，其經驗值得東方國家學習和借鑑！

《日本第一》和這本《日本還是第一嗎》一起看完的。雖然不是同意所有觀點，但是日本確實有很多方面值得我們學習，從工作認真的態度到尖端工業製造水平都在亞洲保持領先。即使現在面對老齡化等問題，但在很多方面我們是需要追趕幾十年的。

回到正題，這本書是美籍華裔（臺灣人）寫的，寫這本書目的用於警示當時已經經濟下行的美國產生危機意識。 基本褒義描寫日本社會、經濟、教育、治安。日本企業靈活、頻繁進行內部溝通，基礎工作紮實，終身僱傭制等，助力企業擁有長期發展意識。換來產品強勁競爭力。美國風格是更講究個人一些，而日本則注重集體（後面張宏傑的《簡讀中國史》基本也是這個觀點）。因此日本人很少換工作，同樣對於另類的人也比較孤立。 這個特點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集體性強的優勢很明顯，但同時扼殺了許多靈活性和創造力。因而很少有新型小企業會崛起。 關於做事（主要工作上），一般都會把事情放到檯面上，美國注重談判，而日本注重協商，如高爾夫球場、歌樓酒榭處交流。相比美國政府，日本政府更有執行力甚至偏執。 當然日本最後也沒有達到第一，先天的國家能源缺陷，在經濟低速增長時期變得遲鈍、緩慢，經濟發展最終一蹶不振。 末尾提到日本國際格局不高，只爲自己利益驅動。傅高義似乎對日本有更多期待，希望日本在國際影響力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這本書寫於1979年，正值日本崛起的時候，同時也可以看到美國遇到威脅就馬上吸取經驗，聽從意見馬上改變自己的態度。美國似乎總有一種危機意識，這種自省值得學習（不考慮其他因素）

雖然傅高義聲名在外，《鄧小平時代》也確實好看，但本書低於期望值。原來只是爲當年那本《日本第一》縫補一些邊邊角角，而並非如書名那樣是真正意義上的「續集」。雖然也不是全無灼見，也足見作者對全球化和平發展的樂觀與期盼，但從成書二十多年後的今天看來，可以說觀感更加明顯的是囿於上世紀末那個時點的侷限。而且敘述結構似乎隨意，也穿插不少無關緊要的個人經歷，隨筆多於乾貨。

這本書相對來說更加冷門，篇幅很短，內容並不複雜，整本書主要是關於傅高義先生《日本第一》這本書的後續，《日本第一》成書與29世紀70年代，那是日本蓬勃發展的鼎盛時期，無論是在企業管理，貿易，技術，產品上，日本人都向世界展現出了極大的優勢，其第一併不在於其地位或者是GDP是世界第一，而在於其巨大的發展潛力以及相對於歐美國家的部分優勢。 那麼這本書，更多的是在解釋自從《日本第一》出版之後，日本又經歷了巨大的衰退，失去的二十年，極度放緩的平成年，一切的一切又讓所有人開始懷疑日本的經驗，於是傅高義先生著成此書，希望在實踐中找到些答案。

有點像自傳。雖然沒有《日本新中產階級》那麼細緻，但提出了很多方法論層面的東西。比較有啓發。不過傅高義還是低估了中國的潛力和發展前景～當然這一方面說明他對日本的瞭解甚於中國，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們人民和黨的偉大不是西方哪個學者或者集團能夠想象的～

不管是《日本第一》還是《日本還是第一嗎》，在中國的出版都遠遠遲於原版。不能在第一時間瞭解名家名作固然遺憾，卻給我們以足夠的時間來審視之，倒成了一種補償了。 即使書中有一些解釋和辯白的地方，但是兩本書中的主要內容還是合理的，是有見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