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國川
1912年,隨着明治天皇去世、大正天皇登基,日本開始出現寬鬆的社會環境,民主主義運動高漲,實現了普選制和政黨內閣制。另一方面,軍部和右翼勢力暗流湧動,最終在1936年釀成了“二二六事件”。從那時起,日本迅速滑向法西斯主義,先是侵略中國,而後向英美宣戰,結果不但給世界造成災難,日本自身也幾乎被戰爭毀滅。本書通過描寫1912—1945年的重要歷史人物和重大歷史事件,生動勾畫了一個曾經充滿希望的新興國家如何走向戰爭的歷程,也分析了日本走上自我毀滅的內在原因。 本書是《國家的啓蒙:日本帝國崛起之源》一書的續集,這兩本書完整地呈現了近代日本帝國開國—追趕—崛起—歧路—毀滅的歷史進程,也是一個完整的後發國家的現代化故事。日本走向戰爭對中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瞭解這段歷史,對於認識日本、認識後發國家的發展具有現實意義,對今天的中國也仍然有很強的警示意義。
正常人的集體陷落|讀《國家的歧路》最深的警示 □ 閱讀《國家的歧路》,最令人震撼也最令人警醒的,並非那些軍部狂人的暴行或戰爭的慘烈,而是一個更讓人不寒而慄的事實: 日本的歧路,不是少數野心家蓄謀已久的結果,而是整個社會在“正常”的集體選擇中,一步步自我加速地滑向深淵。 書中沒有將罪責簡單歸咎於幾個法西斯頭目,而是通過翔實的史料,揭示了那場悲劇本質上是一場“制度性合謀”。 軍部並非一夜之間篡奪權力,而是通過不斷製造“危機敘事”,利用民衆對政黨政治的失望,以“解決社會不公”爲名,一步步蠶食了內閣與議會的權力。 到了1936年“二二六事件”後,整個官僚體系、司法系統乃至財閥都主動或被動地與軍部合流。 與其說是軍部“接管”了國家,不如說是國家各個階層在利益計算與恐懼驅使下,“邀請”軍部來“管理”國家。 這意味着,歷史的悲劇從來不是幾個壞人的獨角戲,而是無數“正常人”在特定製度環境中,基於看似合理的個人選擇所共同編織的命運之網。 □ 更令人深思的是,許多日本青年軍官發動侵略的初衷,恰恰是出於一種被扭曲的“正義感”。 他們看不慣財閥腐敗、農村凋敝,認爲只有對外擴張才能解決國內分配不公。 當這種樸素的社會關懷被“皇國至上”的意識形態包裝後,普通民衆對侵略戰爭的支持並非源於殘忍的本性,而是源於一種被異化的“同理心”和“集體歸屬感”。 他們把爲國家受苦視爲光榮,把質疑者斥爲“非國民”。 這種國民性格中的服從性與集團主義,在和平時期本是社會組織效率的來源,但在歧路上卻成了加速滑落的燃料,每一個順應潮流的普通人,都在用自己的“正常”爲國家的“異常”添磚加瓦。 與此同時,知識分子的集體“轉向”成爲壓垮理性的最後一根稻草。 書中大量描寫揭示,像與謝野晶子那樣曾高呼自由、質疑皇權的詩人,最終卻主動爲侵略軍歌功頌德,更多學者則在“時代潮流”面前選擇了沉默或附和。 他們本應如“牛虻”般叮咬國家、刺痛時政,卻集體蛻變爲歌頌強權的“夜鶯”,使得“開放”社會徹底喪失了內部制衡的最後一道防線。 □ 這本書對當代最深刻的啓迪在於,一個國家的命運本質上不是一個領袖或一個政黨能夠單獨決定的,而是全體國民素質、文化性格與歷史認知的集體沉澱。 當外部壓力增大、社會矛盾加劇時,文化中最危險的部分——那種對序列等級的執着、對恥感的過度敏感、對異己的集體排斥——往往會被迅速激活。 但書中也埋下了希望: 石橋湛山、美濃部達吉等少數“異類”證明,同樣生於日本、長於日本,卻能在狂熱中保持清醒,這說明國民素質並非一成不變的宿命,而是教育和制度長期塑造的產物。 □ 因此,這本書給我們最珍貴的警示就是: 不要輕易認爲自己身處“正常”時代就必然安全。 當一個社會的“主流”開始嘲笑理性、歌頌犧牲、排斥異己時,每一個選擇沉默或順從的“正常人”,都可能在不自知中成爲下一次歧路的鋪路石。 對一個正在走向復興的民族而言,真正的安全不在於國力的增長,而在於每個個體是否依然保有說“不”的勇氣,以及整個社會是否珍視那些不討喜卻清醒的聲音 ——因爲歷史設下的陷阱,往往就僞裝成“大多數人的共識”,等待下一個不加防備的趕路人。
讀日本,問國運。顯而易見,作者是想以日本爲鏡、以日本爲鞭,思考後發國家的現代化道路。選取從日本大正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12-1945)三十三年曆史,通過一個個人物故事串聯,搭建了“改造、轉向、絕路”三個篇章的邏輯框架,以此說明“站在思想和時間一邊”。以下是讀書的一些有所思,不一定準確,僅是拋磚引玉。 一、寫作意圖與選題價值 作者馬國川將1912—1945年日本的“崛起—歧路—毀滅”提煉爲一部現代化興衰史,明確表示希望借日本的經驗教訓反思中國現代化道路。這一選題抓住了“後發國家如何在模仿與超越之間抉擇”的核心命題,也呼應了當下中國對自身發展路徑的再思考。 二、歷史維度:三十三年“改造—轉向—絕路” 改造:大正年代伴隨普選制、政黨內閣與社會多元化,日本曾展現憲政與民主的曙光。 轉向:經濟危機與國際制裁觸發國家主義、軍國主義,政黨政治被擠壓,議會制度形同虛設。 絕路:盲目民族主義與戰略誤判將日本推向太平洋戰爭,最終無條件投降。 這一“三級跳”清晰揭示了現代化進程中制度、文化與外部環境的互動邏輯:外部刺激帶來“被動改造”,內部矛盾促成“方向轉向”,地緣格局與資源困局疊加導致“走向絕路”。 三、方法維度:四種思維的交織 唯物思維 • 作者強調經濟基礎與國際分工對日本擴張的塑造——如對西方“資源—資本—市場”格局的依賴,但對產業層級、金融控制等分析略顯簡略。 辯證思維 • 書中揭示了“民主與軍部”“開放與封閉”“追趕與超越”多重矛盾,卻較少討論矛盾轉化的量變到質變節點,導致部分段落“現象多、本質少”。 歷史思維 • 以1914年東京站青年“站直身軀”象徵大正開放,以1936年“二二六事件”標誌軍部崛起,細節生動,時間線完整。 戰略思維 • 對“亞太地緣”與“對美英衝突”有基本論述,但對日本在東亞大陸的“進退失據”缺乏系統戰略評估。 四、時代與地緣格局 時代特徵:一戰後的民族自決浪潮、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冷戰初期的意識形態對立交織。 地緣格局:島國資源短缺與大陸戰略縱深的矛盾,使日本在“南進”與“北進”之間搖擺;作者對此着墨不多,削弱了戰略層面的縱深。 五、總體評價 優點 • 以人物串聯敘事,可讀性強; • 把大正民主到戰敗的全過程置於“後發現代化”框架審視,視角新穎; • 多元材料呈現社會文化側面,如東京站青年形象,增強歷史現場感。 不足 • 對經濟結構、階級分化、科技與軍事技術的定量分析偏少,唯物史觀深度不足; • 部分歷史邏輯跳脫,如政黨衰落—軍部崛起的因果鏈條可更嚴謹; • 戰略與地緣分析留給讀者想象空間。 六、結語 《國家的歧路:日本帝國毀滅之謎》提供了一面鏡子,也是一記鞭策:現代化的道路上,制度選擇、價值取向與戰略判斷缺一不可。若能進一步夯實經濟與戰略維度的分析,它將成爲更具穿透力的“他山之石”。
本書剖析日本1912-1945年從民主希望走向軍國毀滅的歷程。大正民主先天不足——對外霸權不可能對內民主,政黨妥協、知識分子“轉向”、媒體淪爲傳聲筒,最終在右翼暗殺與民粹狂潮中崩潰。 然而作者將日本的問題歸因於“拒絕普世價值”,整部書處處顯示出作者“西方文明論”的敘事話語,立場值得警惕——彷彿只有全盤接受西方道路纔是正途,這本身就是一種話語霸權。 追昔撫今,當知識界放棄獨立思考、民衆擁抱極端民族主義時,國家必然滑向深淵。對照當下日本重啓“國家情報局”、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推動北約入亞等等,歷史正在重演,日本再次搭上毀滅的快車。作爲日本對在侵略最大的受害者,我們有理由時刻警惕日本的再次軍國主義化。
明治維新使日本率先步入富國強兵的近代化強國,但之後卻妄自尊大,民族主義日益膨脹,進而發展到國家主義至上,最後走上了軍國主義的不歸路,玉石俱焚。殷鑑不遠,後發國家在趕超先進國家時,最需要克服的就是打着“愛國主義”旗號的狹隘民族主義,只有始終秉持開放包容的心態,主動融入現代主流文明,方能和平崛起,造福全人類。(閱讀時間:2020年5月13日-19日;自評:7.7;推薦指數:★★★★)
2021年1月7日,21天隔離的二天,一切順利。第三本書。 我國與日本比鄰之國,自古就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日本在近代經過明治維新,快速成爲強國,但是在不斷的快速發展中,走上歧路。本書以近代日本發展史,對日本影響深遠的事件、人物進行描寫。瞭解日本,學習長處、警醒錯誤!
明治維新的日本躋身世界強國,作爲一個新興國家,日本政治多元化、社會多元化,進入20世紀30年代,狂熱的民族主義越來越控制了這個國家,恰如德國詩人海涅所說:“沒有比狹隘的民族主義更有害的東西了。”此後的日本逆流而行,國家如同“民族切腹”走向戰爭的深淵,玉石俱焚的同時也逆轉了中國的國運。 1912-1945年的日本歷史似乎對今天的中國更有鏡鑑意義,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中國這艘巨輪第一次逼近“歷史三峽”的出口,在全球化遭遇挫折,民族主義湧動,民粹主義上升,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回潮,地緣政治競爭加劇,環中國戰爭如影隨形,世界越來越令人不安的大背景下,如何防止和克服狂熱狹隘的民族主義,戒慎戒懼,保持理性,避免歧途,完成向現代化國家轉型,是當下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 畢竟,最危險的敵人往往在內部。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近代以來的國運卻如此迥異,難道不值得認真思考嗎?前事昭昭,後世不忘,以日本爲鏡子,中國可以知道自己的進退得失;以日本爲鏡子,中國可以讓自己保持警醒。 AlWAYS KEEP AN EYE ON JAPAN!
大日本帝國,大韓民國,大英帝國,這些小島國都面臨一樣的環境,沒資源,沒有廣闊的國土,除了向外抗爭,沒有更好的選擇。所以不用指望他們會做出什麼改變,我們只管自己強大就好,他們如果不聽話,就打他腦袋,一直打到排氣爲止
日俄戰爭後的中國革命志士們學習日本的強國之道,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也該學習和反思日本如何從後發新興國家走向戰爭泥潭進而毀滅。作者通過描寫戰前日本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的故事,揭示了日本法西斯主義的崛起是從明治維新對知識分子的“歐美主張”鎮壓開始的。內閣獨尊“德國主張”的做法也就導致了之後憲法中的“統帥權獨立”的災難,使得軍部勢力在大正後期和昭和時期不斷膨脹,法西斯主義逐漸抬頭。而日本知識分子們卻沒有堅持自己的使命,他們在不斷被噤聲後面對壓力和威脅竟然出現了大量的轉向,開始爲軍國主義唱讚歌。於是日本上下只有一個聲音,普通民衆,也就是東條稱爲的“灰色羣體”成爲了無腦愛國者,狂熱的支持這場不義之戰。甚至軍部也被軍國主義的狂熱綁架,即便有不想開戰的主張,他們也懦弱得發現自己不敢做出不對美國開戰的決定,只能在海軍大臣,陸軍大臣和首相之間互相踢皮球,希望對方做出不開戰的決定。這些人被日本國內媒體吹捧成勇敢果斷之人,可現實裏他們跟廢物更加接近。於是在愛國主義的面具下,每個人忠實跳着軍國主義的舞蹈,直到跳向國家的毀滅。而最後引導日本重建之人,是被軍部,放棄原則的媒體,無腦灰色羣體污衊成“國賊”的寥寥幾個不願放棄原則的知識分子和政治家。日本帝國的失敗,告訴我們一個簡單的道理:被媒體吹捧的強大,表面光鮮,富有魅力的獨裁者或者機構纔是國家最大的叛徒。而出賣原則的知識分子和不願思考的普通民衆是這叛徒最大的幫兇。 堅持原則的人不會在被威脅和污衊的時候屈服,他們纔是國家的希望。
2022年7月8日,日本政治強人安倍晉三遇刺而後宣告不治身亡,令人驚詫,想不到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還能見證這一歷史事件,而且還發生在高度發達的日本。日本到底是何等的社會?帶着疑惑,我開啓了馬國川先生的日本三部曲閱讀之旅。讀完這三部曲,又縫日本經濟領袖稻盛和夫去世。巧合! 從《國家的啓蒙》(1853-1912),到《國家的歧路》(1912-1945),到《國家的重生》(1945-2019)。日本近現代史三部曲,以獨特的視覺描述了日本近現代經濟,政治,思想以及社會方方面面,講述了諸多人物事件。 19世紀中期,中日遭遇相同,而選擇不同,結果自然也不同,令人唏噓! 今夏南京玄奘寺吳阿萍供奉日本戰犯事件駭人聽聞。日本是否與生俱來就是一個邪惡的民族?這是我多年未解的疑惑。讀完這三部曲,給我一個深刻的認識是:相比較於單純的仇恨日本人,真正應該警惕的是曾經發生在日本的那股狹隘民族主義和狂熱的軍國主義思潮!防範這股思潮死灰復燃,再次荼毒世界! 二戰以後,日本經濟飛速發展。至90年代又進入失去的二十年,資本主義經濟週期週而復始。如今全球經濟蕭條,國內社會問題也很多。作爲一名普通公民,我們該何去何從?如何在浩浩湯湯的歷史洪流中過好這一生?也許多讀書,多思考,纔能有所裨益! 以史爲鑑,以日爲鑑!做一根有思想的蘆葦! 2022.8.31.一個秋雨綿綿的日子,在家中陽臺憑軒聽雨,有感而發!書於南京江北。
本書似乎是系列中的一部,但我沒看過三部曲的其他兩部,所以只對這一部本身做出評價。 一點不足是,作者在序中自述“要借鑑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避免歧路”這算是有時代意義的 但是縱觀整本書,基本上是以一個個人物小傳的形式試圖去勾勒時代。如果說成書的目的是通過分析日本如何走上歧路的,以警示今人。那這些小傳也不過是一個瘋狂時代下衆生百態的縮影,根本不足以指出國家是如何走上歧路的。小傳的傳主,無外乎三種人,英雄、懦夫還有瘋子。作者在行文時很喜歡說如果某某這樣的人再多一點,如果聽從了某某的建議,那未來一定會更好。可爲什麼英雄越來越來越少,懦夫與瘋子越來越多?整本書中,右翼和軍部,在作者的描繪下,完全是一個喪失理性、不可理喻的羣體,可這樣一個羣體竟逐步發展壯大,爲何?作者沒有給出答案,或者說沒有試圖去進行分析,只是盲目的將問題的根源總結爲民衆的愚昧和精英的軟弱,這些羣體及羣體支持者背後的經濟與文化因素被忽略了。如果只是展現“走上歧路”,卻不具體分析背後的原因的話,是很難實現作者所說的“避免走上歧路”的。這樣的話,這本書則難免有志大才疏、名不副實之嫌。 就算是描繪小傳的傳主,私以爲也有臉譜化敘事的懷疑。而且對傳主的分析,似乎止步於事跡以及主張。傳主作爲一個個政治人物,或者政治集體中的代表人物,其背後的集體被抽象化了,這一點無論是自由主義者還是右翼都是如此。這是另一點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