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書評一篇 在討論中國思想史的流變之前，爲方便起見，讓我們先對中國古代的歷史時期做一個簡單的劃分。從周代以後，中國歷史就呈現出統一與分裂交替存在，而統一的力量不斷增強的趨勢。從這一視角出發，我們可以把從東周到明代（前770-1644）這2400餘年的時間，劃分成春秋戰國（前770-前221）、秦漢（前221-220）、魏晉南北朝（220-589）、隋唐（589-907）、五代遼宋夏金（907-1279）、元明（1279-1644）六個時段，大體上每個時段都歷時約400年左右。在六個時段中，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五代遼宋夏金時的中國處於分裂狀態，而秦漢、隋唐、元明則是大一統的帝國。不妨借用易學裏“人更三聖，世歷三古”的說法，把每一個分裂時期和隨後的大一統時期合起來，就稱之爲上古、中古和近古。 基於這個劃分，我們對這2400餘年中的思想史變遷大勢會產生兩個直觀的感受：一是，在分裂時期，思想史的發展容易湧現出一些新的、開創性的、逸出已有範式之外的思潮，這些思潮既充斥天才的靈感、深刻的洞見，亦不免初創時的晦澀蕪雜、自相牴牾，而在大一統時期，就傾向於審視、消化、整合、會通前一時期的新思想，往往帶有經院哲學、繁瑣哲學的特點。二是，在上古、中古和近古這三個時期，思想史的發展經歷了一個近似於“正反合”三段式的大週期。 西周時，學在官府，道術未裂。到了春秋戰國，儒、道、墨、法等諸子百家蜂起，著書立說，各執己見。伴隨秦漢大一統帝國的肇建和鞏固，思想界也呈現出混同合流的狀態。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前，就已經出現像《呂氏春秋》《淮南子》這樣有濃厚綜合色彩的著作，而在儒學定於一尊之後，其他各家各派有的並未徹底消失，而是改頭換面，竄入了儒家門庭，儒學亦因之成爲一種混合體。兩漢後期，儒家思想流佈人間，充分成熟，大儒解經“一經說至百餘萬言”，解說《尚書》的《堯典》篇，光是題目兩個字就解說了十餘萬言，開頭的“曰若稽古”四個字解說了三萬言，可以說是其細已甚了。 從漢末開始，思想界就對儒學產生一種反動，這個反動又可以分成內部自發和外部引進兩個階段。先是有一批思想家試圖以法家救世，這裏面或許也包括被王夫之評價爲“無其心而用其術”的諸葛亮，但這一思潮流行的時間很短暫，只能算是思想史上的一個小插曲，不久就被遠離現實的魏晉玄學所取代，而玄學興盛的時間亦不很長，就又讓位給西來的佛教。佛教思想的翻譯引進和消化吸收，遂成爲中古800年思想史的主軸主線。經過魏晉南北朝大規模的佛經翻譯運動，當隋唐大一統局面再次出現的時候，中土思想界對佛教義旨已經有了比較完整和準確的認識。從隋代智顗創立天台宗開始，中國人自創宗派的誕生，成爲隋唐佛教本土化的標誌性成果。天台、華嚴、禪宗這些本土宗派都有自己獨特的“判教”理論，去抉擇統攝整個的三藏十二部教義。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本土化過程中，佛教思想的基本傾向也在悄然變化，從印度佛教的苦集滅道，到禪宗強調的常樂我淨，應該說態度已經有了很大不同，這當然是受到中華文化影響的結果。 在前面“正”“反”兩個階段所創造的成績的基礎上，兩宋的思想家重又回到儒家正統立場上，發展出以理學爲主流的新儒學，與諸子學一起成爲今天古代思想史研究的兩大重心所在。宋儒們雖然多有出入佛老、氾濫百家的經歷，但最後都返求之於六經，總的說都還在儒家矩鑊之內。理學傳習至元明兩代，用黃宗羲的話說，到了“牛毛繭絲，無不辨晰”的程度，再一次呈現出經院化、繁瑣化的趨向。插句題外話，梁啓超在《新民說》中製作過一張很有趣的中國曆代民德升降表，表裏評價最高的是東漢，其後整個中古評價都比較低，直到宋明兩朝，評價又高了起來，說明在當時的觀念中，儒家思想淪浹人心，確有使民德歸厚的功用。 當然，思想史的發展目的並不是爲了符合某種形式上的規律，而是試圖對當時當代的現實問題作出回應。有了以上的分析框架，我們可以朝兩個方向做些簡單的推論。 一個方向是沿流而下，看一看明清鼎革至今的情況。與魏晉南北朝相似，西學的東漸是近400年思想史的“一大事因緣”。就如佛學大舉傳入之前，思想界內部已經興起了玄學一般，清代前中期試圖走出理學乃至走出儒學的思想譜系上，可以列出清初黃顧王三先生、顏李學派、戴震、揚州學派、常州今文經學派等一連串思想家的名字，只不過這一努力顯得格外艱難，在西學攜堅船利炮叩開我們的國門之前，始終未能發揚光大。 今時今日，一個合乎情理的猜測是，有類於隋唐佛學的本土化，下一步思想史發展的重心，將是對西學進行融會貫通，並與傳統文化中的某些核心要素相結合的“中國化”運動。 另一個方向是對中西思想史的發展做一個比較。很有意思的是，西方思想史大體也可以用“正反合”的三段式來概括，古希臘羅馬哲學是“正”，中世紀的基督教是“反”，文藝復興、啓蒙運動以來則是“合”。這是中西相似的地方，顯著的區別在於，在思想的開創性上，宋明理學家和上列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顏元、戴震等後宋明理學時代的思想家們，最終沒有達到啓蒙思想家們所達到的高度。如果說後者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足可方駕古希臘羅馬哲人，那麼前者恐怕還是要稍遜周秦諸子一籌。近古以來，中國思想界一次又一次發生近似於文藝復興的復古運動，試圖通過“返本”實現“開新”，但總是徘徊在一道看不見的門檻之前，沒有真正邁入近代。 導致這個重要區別的原因是什麼呢？我在過去幾年裏一直有一個難證實的猜測。荷蘭漢學家許理和有一部書叫作《佛教征服中國》，書的內容很精彩，但題目值得商榷，即使是經過佛教洗禮後建立的隋唐帝國，也不完全是一個佛教國家，君主仍然以儒術治國，科舉也以儒家經義取士。相比之下，基督教征服西方這個說法則是可以成立的。所以，可能正是因爲西方經歷了徹底的基督教化，古希臘羅馬思想早已失去了正統地位，當西方人重拾古希臘羅馬遺產的時候，更多是以對待“他者”的眼光參考借鑑，不容易受到古人思想的桎梏。反觀中國，孔孟之道的正統地位不僅從未斷絕，而且在社會政治生活中仍然受到統治者的大力支持，道統和政統“耦合”的一元結構所產生的現實壓力，就使得對已有思想範式的突破無隙可乘，愈加困難。 經濟學家Lucas在討論增長問題時曾經說：“Once one starts to think about them, it is hard to think about anything else.”對於關心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知識分子來說，中西“分流”問題可能也具有同樣的魔力。我總覺得，“分流”的原因究竟有哪些，也許永遠不會有確切的答案，但隨着歷史繼續向前發展，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我們探尋答案的心情也許自然而然就會不再那麼焦灼。既濟未濟，變化不息，舊邦新命，未有窮期。誠如呂思勉在《白話中國史》裏所說，“歷史上的年代長着哩，數十百年，算得什麼？看的人請等着便了”。

書中對各個時代的思想逐一進行闡述，並給出自己的意見和看法。但多從歷史演化的角度介紹，其深度力有不逮。最後先生對後世文化界、思想想充滿期待，渴望名家輩出。讀至此，心潮澎湃，奈何現實差距太大。這是爲何？我覺得有幾個原因：一，思想的禁錮，教育的僵化（原因很多、話題很大，不做過多表述）二，世界文化的交流，龐大的信息量讓一個人很難做到兼收幷蓄，只有在自己的領域做些水磨功夫。如資中筠的美國研究、袁偉時的近代史研究、張帆、茅海建、沈志華...這些無不是自己領域的巨擘。但似乎又和先生所說的“大家”、“名家”差了些。說到這裏，又似乎記得“名家”是個僞命題。爲什麼先生希望中國出名家？其中每個只要腳踏實地，在自己領域就是“名家”。一個社會應該由無數個名家組成，而不是幾個名家的合集。以前你問歷史、文學、書法...你只需要問一個大家就好。但現在你問秦漢歷史可以看翦伯贊，問唐宋可以看陳寅恪、元朝看張帆...這就是現在，是所有的學者組成了名家，組成了華夏的文化。當我們抬頭反思先生所說的名家時，我們不妨低頭，看看我們身邊，所謂名家，只不過是知道的比我們多、理解的比我們深的讀書人。

這版不好，把原書的小字和正文混在一起，不好讀

前面幾章朗朗上口，有對我泱泱中華思想發展不斷吸收消化創新的自豪，也有與西方思想發展的對比，找不足，還不錯。後面兩章人名過多，思想少，覺得有點草草結束，遺憾

於中西文化之碰撞，挺樂觀的，尤其“他日合先秦、希臘、印度及近世歐美之四種文明而統一之、光大之者，其必在我中國人矣。”於先秦漢魏晉唐宋之諸子發展分析及與泰西之對比，多有獨到見識，於今仍能有一定啓迪。然不喜佛教之論述，感覺空而虛誇，論及清代學術愚以爲也有此病，多有名序而無細究。然也不必苛求，畢竟清末民初早期學者，能有此眼界已超脫絕塵。待以後識多再論。

簡要梳理了各個時期主要的學術思想。不足之處在於：一是未辨僞書。僞書爲後人造僞，非時代思想之反映。二是未知主流。本書只羅列了時代精英的思想，對當時社會主流的流行觀點未有揭示。三是未成全篇。許多章節有綱無目，存而不論。

最後對康有爲孔學觀及當時反孔思潮進行了評述，這是值得注意的

在思考中國出路的學士當中，有的一味學習西方對中華古代不屑一顧，有的則一心崇尚中華傳統思想鄙夷外邦知識，梁啓超則是希望能將兩者融會貫通。 南學簡約，得其精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

有啓發，最後一章，近世學術思想寫得太繁瑣

梁啓超先生此書之出版，實爲中國學術界之幸運！實爲思想之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