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故論衡

彭春凌｜章太炎：道之變與進化（轉載）新書：《原道：章太炎與兩洋三語的思想世界》 彭春凌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在中華數千年文明史中，屢見以《原道》爲篇名的著述。其中最知名的幾家包括西漢時編纂的《淮南子》之《原道》篇，南朝劉勰《文心雕龍》之《原道》篇，以及唐代韓愈所撰《原道》篇。清中葉時，章學誠所著《文史通義》設有《原道》上、中、下三篇。時人見其題襲前人，頗不以爲然。章學誠辯曰，“淮南託於空濛，劉勰專言文指，韓昌黎氏特爲佛老塞源，皆足以發明立言之本”，“鄙著《原道》之作，蓋爲三家之分畛域設也，篇名爲前人疊見之餘，其所發明，實從古未鑿之竇”。誠然，只要自出機杼、自有心得，篇名疊見並無妨礙。 章學誠之《原道》，立意在道出於事物之變，以“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來夯築“六經皆史”論，對此後學術發展影響至深。值得一提的是，本書的中心人物近代思想家章太炎（1869~1936），其扛鼎之作《國故論衡》亦不避雷同，同樣設置《原道》上、中、下三篇。章太炎將《原道》放在《國故論衡》下卷“諸子學”的範圍內，實際是在整個中西文明碰撞的背景中，藉着詮釋老子以降的道家思想來闡述以“齊物”爲中心的政治哲學。所謂“莊周明老耽意”，“其道在分異政俗，無令幹位，故曰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者，各適其欲以流解說，各修其行以爲工宰，各致其心以效微妙而已矣”。章太炎之《原道》也堪稱“在內容與形式兩方面都能成一家言”。 本書題名“原道”，主旨又與歷來諸家迥殊。“原”這裏是動詞，意爲推究。“道”則指向16、17世紀的科學革命和19世紀的生物進化學說奠定的新的宇宙與人的觀念，它們構成了今天對宇宙與人的認知基礎；而宇宙與人觀念的新舊變遷，又引動了包括宗教、倫理、美學、社會政治學說等諸領域的思想震盪、觀念協商或革命。本書以近代中國的大思想家、公認的國學大師章太炎之思想經歷爲軸心，來輻射自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初，跨越大西洋、太平洋的英語、日語、中文三個文化圈，涉及英、美、日、中四國，由革新中的宇宙與人的觀念所牽動的宗教、倫理、美學、社會政治學說諸領域之思潮跌宕和交互影響。在寰球的同一段時空中，因各國固有的文化特徵不同、當前之社會命題有別、內部的派別分歧深刻，整體上步伐相同的觀念革新面臨理解要點之參差錯落、邏輯理路之遞演流變。恰恰是在這麼一個復調喧譁的格局中，才能以章太炎爲切入點，來把握中國近代思想的某種全球史脈動。 近代以來，無論中西，思想家都普遍承認科學革命與生物進化學說帶來了宇宙觀和倫理觀的根本革新。嚴復在《天演論》第一篇《察變》按語中，借赫胥黎（Thomas Huxley）的觀點總結了古今之別：“古者以大地爲靜，居天中，而日月星辰，拱繞周流，以地爲主；自哥白尼出，乃知地本行星，系日而運。古者以人類爲首出庶物，肖天而生，與萬物絕異。自達爾文出，知人爲天演中一境，且演且進，來則方將，而教宗摶土之說，必不可信。蓋自有哥白尼而後天學明，亦自有達爾文而後生理確也。”在該書第十二篇《人羣》的按語中，嚴復話鋒略轉，述及宇宙與人觀念的大轉變對中國傳統思想的衝擊:“十八期民智大進步，以知地爲行星，而非居中恆靜，與天爲配之大物，如古所云云者。十九期民智大進步，以知人道爲生類中天演之一境，而非篤生特造，中天地爲三才，如古所云云者。”地與天配，和陰陽學說相關。如王充《論衡》之《自然》篇謂：“天地，夫婦也。地體無口目，亦知天無口目也。”天、地、人並稱三才，章太炎《重訂三字經》就錄有傳世《三字經》中的“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並釋曰：“天地人爲‘三才’，見《易·系傳》。日月星爲‘三光’，見《白虎通》。”說法源自《易·系傳》。三才之說賦予了人“篤生特造”的地位和靈性。它們均屬於中國傳統思想。而日本進化論者丘淺次郎（又名“丘淺治郎”）的概括則最爲直接：“天文學進步的結果是，讓人們知道地球是太陽系中的一顆行星。與之十分相似的是，生物學進步的結果是讓人們清楚地知道人類也是獸類的一種。” 中國古人對“道”——從自然萬物運行的時令規則，到建構在血緣親疏、長幼尊卑上的人間道德秩序、倫理操守，一般而言，有着相當篤定的信仰。其原因，大體可歸結爲董仲舒所謂的“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春夏秋冬，四時交替；日升月落，晝夜更迭。自然的運行規律是亙古不變的。既然主宰人間事物的天意是不變的，那麼人間的道德秩序、倫理教化也就不會改變。到了清代，盛時彥在爲紀昀《閱微草堂筆記》作序時，對當然之理、不易之道仍有確定不移的堅執，頗能代表世人的大體認知：“夫道豈深隱莫測，祕密不傳，如佛家之心印，道家之口訣哉！萬事當然之理，是即道矣。故道在天地，如汞瀉地，顆顆皆圓；如月映水，處處皆見。大至於治國平天下，小至於一事一物、一動一言，無乎不在焉。” 清中葉以降，如耶穌會士蔣友仁（Michel Benoist）就介紹過哥白尼學說。而1840年代海通以來，隨着《重學》（1859）、《談天》（1859）等西書的翻譯，融匯哥白尼、開普勒的天文新學說和伽利略的物理學說，代表科學革命成就的牛頓定律及其所支撐的近代宇宙天體認知已經在中國逐步傳播併產生影響。然而要到戊戌時期，以《天演論》《斯賓塞爾文集》的翻譯爲契機，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糅合18世紀進步哲學與19世紀生物進化學說形成的“進化”哲學在中國獲得了趨新知識人大範圍的認可和接納。衆所周知，嚴復1898年出版的譯著《天演論》，原書是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Evolution and Ethics）。赫胥黎在進化觀念上更接近達爾文，而非斯賓塞。然而，嚴復的學說實際上以斯賓塞的學說爲基礎。他從《原強》（1895）到1903年出版的譯著《羣學肄言》（即斯賓塞的《社會學研究》）都是正面介紹斯賓塞學說。在《天演論》中他也通過“按語”等形式闡明斯賓塞的主張，甚至屢次駁斥赫胥黎的觀點。宇宙與種羣的演化、人類社會的發育、文明的變遷等，才因被整合進一套“進化”哲學的邏輯框架，而被一股腦地接受下來，並且持續在中國的思想界發揮影響力。 正如生物學家恩斯特·邁爾（Ernst Mayr）指出的那樣，19世紀的生物進化學說在世界觀和思維方式上，完善了以邏輯學、數學、物理學的發展所支撐的“科學革命”。“達爾文的進化思想迫使我們對人在生命世界中的地位採取一種現實主義觀念”；“它還促使我們在哲學思想上容納物理學家的哲學所輕視或缺少的一些概念，諸如變異、多元論、機遇、不確定性、目的性程序、歷史信息以及其他。新的生物學世界觀爲控制事態過程（包括人類歷史）各種力量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一幅全新的畫面”。 斯賓塞的生物進化觀念和達爾文有差別，即不同於達爾文的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原理。斯賓塞用拉馬克主義用進廢退的理念來解釋生物進化的原因（參見本書第一章第三節的詳細討論）。斯賓塞“進化”哲學也包含了變異、多元、目的性程序、歷史信息等諸元素。特別是他從宇宙的誕生開始，爲所有自然和人文現象勾勒了一個全新、可識別的演變圖景。藉助星雲假說（Nebular Hypothesis）、獲得性狀遺傳（inheritance of acquired characteristics）等理念，他將從17世紀牛頓力學原理到19世紀生物學發展的主要知識匯通在一起，爲人類感知範圍內的所有對象提供了整全性的、確定的解釋，尤有撼動人心的力量。 章太炎1898年與曾廣銓合譯了《斯賓塞爾文集》。研究者指出，從宇宙到生物的進化，到人類文明的演變，章太炎早年《儒術真論》（1899）、《訄書》初刻本（1900）的整個知識架構、文化觀念都受到斯賓塞影響。除了智性的層面，不可忽視宇宙萬物的進化變遷——“天變”帶給章太炎的情感震撼。從原作中並不存在，而是章太炎直抒胸臆的語句那裏就能窺見一斑。斯賓塞辨析地殼變動、陸地沉陷帶來潮汐、風、降雨等一系列氣象的改變，譯文筆述者章太炎感嘆：“故曰今日不如古日之熱，今月不如古月之白，非虛言也。”針對原文“古物之受鎔”容易引起讀者困惑，譯文解釋說：“由地球之有亡滅，可以知其必爲積點所成，可以知其日久而變化，然則古物之受鎔也，復何惑焉？”太陽的熱度在變化，月亮的顏色在變化，連地球都有滅亡之日，“天不變”自然就難以取信。 宇宙萬物、生物種羣作爲物質的存在都處於不懈變化的進程中，人類的每個個體都是進化的“中間物”，並且都遵循“進化”的自然法則。這是進化學說帶給全世界年青一代的新鮮體驗。1857年，37歲的斯賓塞在撰寫《論進步：其法則和原因》時感嘆：“在外在和內在的兩個世界中，他都發現自己處於永恆變化的中間，他既不能發現變化的起始，也不能發現變化的終結。”他的朋友赫胥黎則領悟到，“有肉體、智力和道德觀念的人，就好象最沒有價值的雜草一樣，既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又純粹是宇宙過程的產物”。赫胥黎在19世紀末堅信：“倫理本性雖然是宇宙本性的產物，但它必然是與產生它的宇宙本性相對抗的。”日本的加藤弘之40歲讀到達爾文、斯賓塞、海克爾（Ernst Haeckel）等關於進化主義的書籍，更加明白“宇宙是唯一的自然，絕無所謂超自然的東西”，也因而更相信“我們人類並非本來就是萬物之靈長，而是完全由於進化才成爲靈長”，就此而放棄了天賦人權說。德富蘇峯在二十四五歲時出版了《將來之日本》，中江兆民贊其“祖述近時英國碩學斯辨施爾氏萬物追世化成之說，更創意有所發明，因以論吾邦制度、文物，異日必當爲云云狀”。此處的“斯辨施爾氏”正是斯賓塞。章太炎參與翻譯《斯賓塞爾文集》時不到30歲。譚嗣同31歲時觀察到化石中動植物遺蹟，“大要與今異”，“天地以日新，生物無一瞬不新也。今日之神奇，明日即已腐臭”。魯迅則寫下了和斯賓塞中間物的感受極爲接近的文字：“一切事物，在轉變中，是總有多少中間物的。動植之間，無脊椎和脊椎動物之間，都有中間物；或者簡直可以說，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 從斯賓塞到赫胥黎，從加藤弘之到德富蘇峯，從譚嗣同到魯迅，與看清宇宙與生命的變異性相伴隨的是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初期，各國青年不斷思索人類文明的走向，陸續激盪政治、社會的改革目標，重審道德的歸處、倫理的擔當。 而處於這一時期英語、日語、中文三個文化圈之間知識流通中樞環節的章太炎，當初正是用傳統對“道”的詮釋來闡述斯賓塞的“進步”（progress）。 在斯氏那裏，“進步”（progress）乃是描述“進化”（evolution）過程及狀態的詞。兩個詞都蘊含了由同質性向異質性的演變，又幾乎可以通用置換。在《論進步：其法則和原因》中經常出現兩個詞可以置換的句子，比如“the evolution of the homogeneous into the heterogeneous”（從同質性到異質性的進化），又說“Endless facts go to show that every kind of progress is from the homogeneous to the heterogeneous”（無窮的事實顯示每一種進步都是從同質性到異質性）。從斯賓塞對自己思想與文章的佈局中也能看到這一點。章太炎合譯的《斯賓塞爾文集》多次將貫穿宇宙到人類一切事物之進步法則——“從同質性到異質性的轉變”（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homogeneous into the heterogeneous），對譯爲“由一生萬，是名進境”。“由一生萬”，又或寫爲“由一而化萬”，它來自道家的觀念。傳世《老子》第四十二章有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說文解字·一部》釋“一”曰：“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將“進化”類比於“道”之演變，顯然是章太炎深思熟慮的結果。斯賓塞指出，不同的生殖細胞最終會成長爲千差萬別的人、雞、貓、狗等，但在最初並看不出它們的特異性，“沒有動物和植物的胚芽包含它們未來有機體哪怕最微小的雛形、痕跡或者表徵”。章太炎譯文處理爲：“動植物之生機質點，泯然若寥天一。”“寥天一”典出《莊子·大宗師》“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宣穎《南華經解》釋曰：“乃入於空虛之天之至一者耳。”也就是說，章太炎這裏仍是用作爲天之本原的、空虛無形的“道”的演變來描述生物進化。 有意思的是，1910年初版的《國故論衡》的《原道》下篇中，章太炎對莊子齊物之道的闡述，其實又暗含着斯賓塞對進化的解析。他說：“獨王弼能推莊生意，爲《易略例》，明一以《彖》，……明岐以《爻》。”“一”與“岐（歧）”的關係，亦正可對應從同質性到異質性的轉化。該文篇末曰：“道若無岐，宇宙至今如摶炭，大地至今如孰乳已。”他將宇宙、大地最初的狀態指向同質性的“摶炭”“孰乳”，經過“歧”的異質性演化，生成包羅萬象、衆歧紛紜的宇宙、地球面貌，對應的正是斯賓塞以星雲假說爲基礎的宇宙進化論述。章太炎在1907年寫成的《五無論》中就有類似表述。《國故論衡》再次建立了“道之變”與進化的對應關係。這意味着“原道”是一個恰適的總名。它可用於指涉過去四百年圍繞宇宙與人觀念的根本革新。受其攪動，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初，英語、日語、中文三個語言文化圈彼此關聯、交叉影響、互相質詢。而其間宗教、倫理、社會政治及美學的種種思想變遷，皆可由章太炎之牽引而得見。

章太炎是當之無愧的兩千年古文第一，但在今天的名氣並不大，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他的用詞實在太過古奧，有些是必須如此，但也有很多是刻意爲之的，所以就像他的徒弟魯迅說的，他是自己給自己築起了一道高牆。辛亥之後，一方面是各路仁人志士探索開創共和新制，另一個就是胡適所說的整理舊國故，而自章太炎著《國故論衡》，這國故之名始成！

耗費許多精力，暫時堪堪讀完四分。 讀來，不禁知覺自己如入無盡之寶庫。 既感嘆太炎先生學問之精深獨到， 又不禁感嘆自己能力之淺薄。 瞻仰其故作，如流水濯心，久旱逢霖。 爲學之路尚遠。

此書爲餘杭章先生近與同人討論舊文而作，分小學、文學、諸子學二十六篇。敘書契之原流，啓聲音之祕奧，闡周秦諸子之微言，述魏晉以來文體之蕃變，凡七萬餘言。

章太炎先生一代國學大家，《國故論衡》乃是先生就訓詁學、音韻學考據的經典著述，文理深邃，博大精深。陳平原老師導讀深入淺出，賞析詳盡。

20260413《國故論衡》是章太炎重要的國學著作，分小學、文學、諸子學三卷，系統論述文字音韻學、文學、文獻學、周秦諸子學、經學及佛道之學等，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有着極其重要的影響。

百科上對這本書的評價是，“近現代學術史上很重要的一本書”，但是非常晦澀難讀懂，有老師教纔行，想自己讀懂真的太難了

抓住太炎先生此書，開啓千年古文奧祕。 硬着頭皮啃最硬的骨頭，作個經年計劃 許個不自量力之宏願 自勉

讀後汗顏，五千年寶藏，如隔藩籬，不得登堂，匡論入室。

能啓思，博觀約取，借佛寓解，時代之人有時代之識與時代之文，守、變相合，大家風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