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白居易詩選評

“我本山東人，平生多感慨”，劉禹錫是唐代傑出的樸素辯證唯物論者，所謂“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後波”、“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等等，便都是他經過哲理思索後得出的充滿辯證觀點的精粹認識。劉禹錫能始終保持自己獨立的藝術品格，沒有在韓、白兩種詩風的潛移默化的影響下喪失本真。憑藉其深厚的藝術修養和勤奮的藝術實踐，最終於韓孟、元白兩大詩派之外獨標一格，自張新幟，從而贏得了“詩豪”與“國手”的美譽。 “前不見古人樣，後不見來者議”，白居易是唐代存詩最多的一位詩人，他的詩歌流傳到現在的有三千多首。他也是唐代繼李白、杜甫之後最傑出的一個詩人。白居易的思想帶有濃厚的儒佛道三家雜糅的色彩，而“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一生真正信奉、並且在實踐中貫徹的處世原則與人生哲學。“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這是白居易在詩歌理論上的特殊建樹。

寫的挺簡單但也有一定的概括性，感覺兩個人的詩都那麼多，沒有說完。江州司馬時，是白居易的由想兼濟天下到獨善其身的轉折點，劉禹錫倔強了一輩子，還是錯失了上臺機會，因爲沒有了裴度，而裴度成就了韓愈，沒想到白、劉、韓愈是同時代的人物，人這輩子有一個瞭解自己的摯友真是太幸運了，劉柳、元白，佩服劉、柳的革命友誼，然後就是長壽永遠是第一要訣。

杜甫說李白是“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天末懷李白》），韓愈評價柳宗元雲：“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柳子厚墓誌銘》）白詩亦謂夢得：“不教才展休明代，爲罰詩爭造化功。”千古文人，其幸也，其不幸也！然知音之言，實可與杜、韓聲氣相通，鼎足而三。

劉夢得詩景情理融爲一體，哲理通達，清新脫俗。白居易新樂府發起推動者，詩爲時而文，爲事而書，“感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諷喻詩和敘事詩，來自源現實生活，不爲宮律所束，不追求文字之瑰奇，語言通白，民俗俚語，朗朗上口，百姓奉讀，廣爲流傳。劉禹錫與白居易，士同道，友交厚，詩同心，詩爲心聲，讀之感悟詩的審美情趣及人物的生命歷程。推薦。

夢得風骨倜儻，穢土污金，滌之而越明。樂天暮靄沉沉，羅帳紅燭，燃之而淚疊。

看不下去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問題，但再看要氣得睡不着了就到此爲止吧（。） 編得太亂不說，詩歌點評得如同高中語文考試答案，除了引的兩三句詩話尚有價值以外，絕大部分話沒有新見又要故作高深，實際上是我都能看出來的用你再說一遍嗎（不是）以及這套書是否太爛了，看了兩本兩本都一般，完全沒有勇氣翻第三本啊！ 我明天就去找本別的劉集看（。）本來只是沒讀過小劉翻着玩的，結果我真服了

苦難與昇華：從《陋室銘》與《琵琶行》看文學家的人生低谷與文學創作的辯證關係 一、引言：困境中的文學之光 文學史上常有這樣一種現象：那些流芳百世的經典之作，往往誕生於作者人生最艱難的時刻。正如德國哲學家尼采所言："殺不死我的，使我更強大。" 這句話在文學創作領域得到了深刻印證——作家的人生低谷與文學創作之間，似乎存在着一種微妙而緊密的辯證關係。本文將以劉禹錫的《陋室銘》和白居易的《琵琶行》爲切入點，深入探討這種關係的本質與內涵。 《陋室銘》與《琵琶行》這兩篇唐代文學經典，分別創作於兩位詩人人生的低谷時期。劉禹錫因參與"永貞革新"失敗而被貶至安徽和州，在遭受地方官員刁難、三次被迫搬遷住所的困境中，寫下了這篇千古傳誦的銘文 。白居易則因直言進諫觸怒權貴，被貶爲江州司馬，在潯陽江頭偶遇一位身世淒涼的琵琶女後，創作了這篇著名的長篇敘事詩 。這兩篇作品不僅是兩位詩人個人情感的抒發，更是他們在困境中對人生、社會的深刻思考，體現了文學創作與人生經歷之間的密切聯繫。 通過對這兩篇作品的深入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文學家的人生低谷與其文學創作之間存在着一種相互成就、辯證統一的關係：低谷爲創作提供了最深刻的素材與情感內核，而創作則成爲文學家超越苦難、實現精神昇華的核心途徑。這種關係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人生低谷作爲文學創作的"土壤"與"源泉"，文學創作作爲低谷中的"出口"與"昇華"，以及兩者之間"苦難孕育作品，作品超越苦難"的辯證統一。 二、人生低谷：文學創作的"土壤"與"源泉" 2.1 情感的真實注入：苦難成就真摯 文學創作中最打動人心的力量，往往來自於作者真實而深刻的情感體驗。而這種情感體驗，在人生低谷時期往往表現得最爲強烈和純粹。劉禹錫被貶和州期間，面對"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的簡陋居所，其內心的憤懣與不甘、豁達與超脫，都通過《陋室銘》得到了真實的表達 。正如清代文人謝有煇評價《陋室銘》時所言："陋室但作知足話頭，終脫不得個'陋'字。以'德馨'爲主，則室以人重，陋而不陋矣。此文殆借室之陋以自形容其不凡也。" 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同樣如此。被貶江州的政治失意、遠離京城的孤獨寂寞、壯志難酬的悲憤無奈，以及偶遇琵琶女後的同病相憐，都在詩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詩中"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溼"一句，將詩人的情感推向高潮，展現了其內心深處最真實的情感波動 。這種情感的真實性，正是《琵琶行》能夠打動無數讀者、成爲千古絕唱的關鍵所在。 從心理學角度看，這種情感的真實注入與創作質量之間的關係，可以用Ted Hughes的理論來解釋："心理危機"是喚醒普通人心中天才的必要條件。 當作家經歷人生低谷時，他們往往更容易進入一種深度的情感體驗狀態，這種狀態促使他們更加敏銳地感知世界、思考人生，從而創作出更具情感深度和思想內涵的作品。 2.2 生活的深度觀察：逆境中的獨特視角 人生低谷不僅爲文學創作提供了情感動力，還使文學家獲得了一種獨特的觀察生活的視角。劉禹錫在和州任上，從一個曾經的朝廷官員變爲被貶謫的地方小吏，這種身份的轉變使他能夠以一種全新的視角觀察社會現實和人生百態 。在《陋室銘》中，他通過描寫"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社交圈，展現了自己在逆境中依然保持的高雅情趣和精神追求 。 白居易在被貶江州期間，同樣經歷了身份和地位的巨大落差。這種落差使他能夠更加深入地接觸社會底層，瞭解普通人的生活疾苦。在《琵琶行》中，他通過描寫一位年老色衰、淪落江湖的琵琶女的遭遇，展現了社會底層人物的悲慘命運 。詩中"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的自述，以及"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的淒涼處境，都是白居易對社會現實深入觀察的結果 。 這種在逆境中獲得的獨特觀察視角，使文學家能夠創作出更加貼近生活、反映社會現實的作品。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詩人在人生谷底時的作品，達到了個人創作生涯乃至整個文學史的巔峯，成爲窮而後工的代表。傷心的經歷、人生的低谷，更容易帶來豐富的靈感，深厚的閱歷，以及直擊心靈的感悟。" 2.3 思想的沉澱反思：困境中的哲學思考 人生低谷還促使文學家進行深刻的思想反思，這種反思往往成爲文學創作的思想內核。劉禹錫在《陋室銘》中，通過"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表述，展現了他對人生價值的重新思考和定位 。他不再以物質條件來衡量人生價值，而是強調道德品質和精神追求的重要性，這種思想轉變正是他在逆境中不斷反思的結果。 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同樣展現了深刻的思想反思。詩中"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感嘆，不僅是對自己和琵琶女相似命運的感慨，更是對人生無常、世事變遷的哲學思考 。這種思考使《琵琶行》超越了單純的敘事詩範疇，成爲一首蘊含深刻人生哲理的作品。 人生低谷時期的思想反思，往往能夠使文學家的創作達到一個新的高度。正如蘇軾在《赤壁賦》中所展現的那樣，經歷"烏臺詩案"的生死考驗後，他的思想更加成熟，創作也更加深刻。研究者指出："蘇軾的一生跌宕起伏，仕途坎坷，卻始終保持着曠達樂觀的人生態度，其文學創作也隨之呈現出鮮明的階段性和複雜性。" 這種階段性和複雜性，正是思想在困境中不斷沉澱和昇華的結果。 三、文學創作：低谷中的"出口"與"昇華" 3.1 情緒的宣泄出口：創作作爲心理治療 面對人生低谷，文學創作成爲文學家宣泄情緒、緩解心理壓力的重要途徑。劉禹錫在《陋室銘》中，通過描寫簡陋的居住環境和高雅的生活情趣，表達了自己雖身處困境卻不隨波逐流的志向和情懷 。這種表達既是對外部世界的宣言，也是對自己內心的一種慰藉。 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同樣通過創作來宣泄自己的情感。他在詩中詳細描述了自己被貶後的生活狀況："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住近湓江地低溼，黃蘆苦竹繞宅生。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 這種詳細的描述本身就是一種情緒的宣泄，使他能夠將內心的痛苦和不滿通過文字表達出來。 現代心理學研究表明，文學創作確實具有心理治療的作用。研究者指出："在遭遇負面情緒的困擾時，不妨試試用寫作舒緩壓力。" 這一觀點在古代文學家的創作實踐中得到了印證。劉禹錫和白居易都通過文學創作來處理自己在人生低谷時期的負面情緒，使創作成爲他們心理治療的一種方式。 3.2 價值的重新確立：創作作爲精神寄託 當現實生活中的價值體系崩塌時，文學創作成爲文學家重新確立自我價值的重要方式。劉禹錫在《陋室銘》中，通過強調"德馨"的重要性，重新定義了自己的人生價值 。他不再以官職高低、財富多少來衡量自己的價值，而是以道德品質和精神追求作爲評價標準。這種價值的重新確立，使他能夠在困境中保持內心的平靜和尊嚴。 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同樣通過創作來尋找自己的精神寄託。詩中"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一句，表達了他在欣賞琵琶女演奏時獲得的精神愉悅 。這種愉悅不僅來自於音樂本身，更來自於與琵琶女的情感共鳴。通過創作這首詩，白居易將自己的人生遭遇與琵琶女的命運聯繫在一起，找到了一種超越個人痛苦的精神寄託。 文學創作作爲價值重新確立的方式，在蘇軾的身上表現得尤爲明顯。研究者指出："蘇軾的一生跌宕起伏，仕途坎坷，卻始終保持着曠達樂觀的人生態度，其文學創作也隨之呈現出鮮明的階段性和複雜性。" 蘇軾在多次被貶謫的困境中，通過文學創作重新確立了自己的人生價值，實現了精神的超越。正如研究者所言："蘇軾是一個在苦難中完成自我的人物。" 3.3 苦難的審美超越：創作作爲藝術轉化 文學創作的最高境界，是將個人的苦難轉化爲具有普遍意義的藝術形式，實現對苦難的審美超越。劉禹錫在《陋室銘》中，將自己居住的簡陋環境轉化爲一種藝術意象，通過對"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的描寫，創造出一種富有詩意的審美意境 。這種審美轉化使原本困苦的生活變得富有詩意和美感。 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同樣展現了這種審美超越的能力。他將琵琶女的悲慘遭遇和自己的貶謫經歷，通過生動的描寫和優美的語言，轉化爲一首具有高度藝術價值的詩作。詩中對琵琶演奏的精彩描寫："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 將音樂的美妙與人生的苦難交織在一起，創造出一種獨特的審美體驗。 這種將個人苦難轉化爲藝術形式的能力，體現了文學家對人生的深刻理解和審美把握。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在《琵琶行》中，白居易通過精湛的'以美寫悲'文學表現手法，巧妙運用美學藝術塑造與琵琶女的天涯相逢，展現了以琵琶女、詩人本身爲代表的才子佳人故事。然而，故事卻注入了悲劇靈魂，引起了讀者巨大的情緒落差，引發其對人生的深刻思考。" 四、辯證統一：苦難與創作的"雙向成就" 4.1 無低谷，難成深刻之作 從文學史上看，許多經典之作都是文學家在人生低谷時期創作的。劉禹錫的《陋室銘》和白居易的《琵琶行》只是其中的兩個例子。研究者指出："詩人在人生谷底時的作品，達到了個人創作生涯乃至整個文學史的巔峯，成爲窮而後工的代表。"這種現象表明，人生低谷對於文學創作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劉禹錫如果沒有經歷"永貞革新"的失敗和被貶謫的遭遇，可能很難寫出《陋室銘》這樣深刻反映人生哲理的作品。正是因爲經歷了從朝廷官員到被貶小吏的巨大落差，他才能對人生和社會有如此深刻的思考 。同樣，白居易如果沒有被貶江州的經歷，也難以創作出《琵琶行》這樣反映社會現實、充滿人生感慨的詩作。正是因爲經歷了人生的低谷，他才能對社會底層人物的命運有如此深入的理解 。 因此，我們可以說，沒有人生低谷，就難以創作出深刻的文學作品。正如研究者所言："傷心的經歷、人生的低谷，更容易帶來豐富的靈感，深厚的閱歷，以及直擊心靈的感悟。"這種靈感、閱歷和感悟，正是文學創作所不可或缺的要素。 4.2 無創作，低谷只是沉淪 然而，人生低谷本身並不必然導致文學創作的成功。如果沒有文學創作作爲精神寄託和價值實現的途徑，人生低谷很可能導致文學家的沉淪和毀滅。因此，文學創作對於處於人生低谷的文學家來說，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劉禹錫如果沒有《陋室銘》這樣的作品，他的貶謫經歷可能只會被視爲一段不幸的遭遇，而不會產生深遠的文化影響。正是通過文學創作，他將個人的不幸轉化爲了具有普遍意義的文化財富 。同樣，白居易如果沒有創作《琵琶行》，他的貶謫經歷可能只會是他個人的一段痛苦記憶，而不會成爲中國文學史上的經典之作 。 因此，我們可以說，沒有文學創作，人生低谷就只是一種沉淪，而不是昇華。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文學最終還是像得道修煉一樣，是自我完成。" 對於劉禹錫和白居易來說，文學創作正是他們在人生低谷時期完成自我救贖和精神昇華的重要途徑。 4.3 雙向成就的典範：從《陋室銘》與《琵琶行》看辯證關係 《陋室銘》和《琵琶行》這兩篇作品，完美地體現了人生低谷與文學創作之間的辯證關係。一方面，劉禹錫和白居易的人生低谷爲他們的文學創作提供了素材和動力；另一方面，他們的文學創作又幫助他們超越了人生低谷，實現了精神的昇華。 在《陋室銘》中，劉禹錫通過描寫自己在簡陋環境中的生活狀態，展現了一種安貧樂道的人生態度。這種態度既是他面對人生低谷的應對策略，也是他通過文學創作所達到的精神境界 。在《琵琶行》中，白居易通過描寫琵琶女的遭遇和自己的貶謫經歷，表達了"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慨。這種感慨既是他對人生低谷的深刻體驗，也是他通過文學創作所達到的思想認識 。 這兩篇作品不僅是兩位詩人個人經歷的記錄，更是他們通過文學創作實現精神超越的見證。它們證明了文學家的人生低谷與文學創作之間確實存在着一種"苦難孕育作品，作品超越苦難"的辯證關係。這種關係不僅體現在劉禹錫和白居易的創作中，也體現在中國文學史上許多其他作家的創作實踐中。 五、結論：低谷中的文學之光 通過對劉禹錫的《陋室銘》和白居易的《琵琶行》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文學家的人生低谷與文學創作之間存在着一種相互成就、辯證統一的關係。人生低谷爲文學創作提供了情感動力、觀察視角和思想深度，而文學創作則爲文學家提供了情緒宣泄的出口、價值重新確立的方式和苦難審美的超越途徑。 這種辯證關係的本質在於，它不僅解釋了爲什麼許多經典之作誕生於作者人生的低谷時期，還揭示了文學創作在人類面對苦難時的重要意義。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文學是我們一生的事業的話，也應該是這樣。" 文學創作不僅是一種藝術表達，更是一種面對人生苦難的精神力量。 從更廣泛的角度看，劉禹錫和白居易的創作實踐還爲我們理解文學與人生、藝術與現實的關係提供了重要啓示。它們表明，真正的文學作品不僅來源於生活，還能夠超越生活，將個人的苦難轉化爲具有普遍意義的藝術形式。這種轉化既是文學創作的本質，也是文學作品能夠打動人心、流傳千古的原因。 在當今社會，我們仍然可以從劉禹錫和白居易的創作實踐中汲取智慧。當我們面對人生的低谷時，可以像他們一樣，通過文學創作來表達自己的情感、思考人生的意義、實現精神的超越。正如研究者所言："在我們的生活狀態中，美學的、創造性的、藝術家最需要的東西幾乎不起作用。在這樣一個寫作變成一種職業，實際生活大部分與我們寫作所需要的文化與情感狀態並沒有特別關係的時候，我覺得這樣的分離也就造成了當代文學的一些問題。" 因此，我們需要重新找回文學創作與生活體驗之間的聯繫，讓文學創作成爲我們面對人生挑戰的一種方式。 總之，劉禹錫的《陋室銘》和白居易的《琵琶行》不僅是中國文學史上的經典之作，也是文學家在人生低谷中通過文學創作實現精神昇華的典範。它們向我們展示了人生低谷與文學創作之間的辯證關係，爲我們理解文學與人生、藝術與現實的關係提供了重要啓示。在今天，這些啓示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能夠幫助我們在面對人生挑戰時，通過文學創作找到精神的寄託和力量。 袁晉2025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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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道洛城人盡怪，呼爲劉白二狂翁。 劉禹錫和白居易同年出生，一個出生在山東，一個出生在河南，長大後同朝爲官，仕途坎坷，都有貶謫經歷，晚年同居洛陽，雲間相逐飛，交往甚密，最後二人先後去世，一個71歲去世，一個75歲去世。 劉禹錫55歲時，在揚州與白居易相見，席間，白居易慷慨悲歌《醉贈劉二十八使君》： 爲我引杯添酒飲，與君把箸擊盤歌。 詩稱國手徒爲爾，命壓人頭不奈何。 舉眼風光長寂寞，滿朝官職獨蹉跎。 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隨即，劉禹錫酬答：《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 巴山楚水淒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 懷舊空吟聞笛賦，到鄉都是爛柯人。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今日聽君歌一曲，暫憑杯酒長精神。 劉禹錫60歲時，在洛陽又見白居易，席間，白居易吟詩《醉中重留夢得》： 劉郎劉郎莫先起，蘇臺蘇臺隔雲水。 酒盞來從一百分，馬頭去便三千里。 劉禹錫隨即吟出： 洛城洛城何日歸？故人故人今轉稀。 莫嗟雪裏暫時別，終擬雲間相逐飛。 二人感情深厚，志同道合。人生得一知己，足矣！2024.8.13記

最近要寫《白居易》小傳，特地來讀。這本書寫的中肯，不算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