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史與新清史

對於西方主導的新清史和全球化起點的蒙元史我覺得還是需要警惕的。不論他們最初的目的是什麼？因爲在他們的概念里民族性永遠是國家成立的一個基礎，他們從來沒有過和諧的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歷史，所以很難理解中國的模式。理論上講我們應該比他們早一千年就有了多種族，多民族融合的歷史。而他們還在茹毛飲血的年代，處理民族矛盾的思路在解決現代問題！落後之至！

想了解新清史的讀者看最後一章即可。

我終於知道新清史在吵什麼了……感覺一個關鍵點在於概念界定不清，比如作者批評“清是一個內亞的帝國和一箇中國的帝國”，說此“中國”是新清史學者虛構出的純漢族的中國…那換個詞說華夏/漢化是不是就行了？問題本身還是很有意義的

此書算是作者的自選集或者是作者著作內容概要加兩篇隨筆。二三章是作者《想象西藏》的內容概要，四章是作者《從演揲兒法拯救歷史》的內容概要，一五章是作者對大元史和新清史的看法、意見、回應，體裁算是隨筆，也是此書書名的由來。作者在前言稱自己不懂清史，只是語文學家，貌似自謙實乃自矜、自傲，其學術思路頗近清人由訓詁到義理的原理，也是所謂想成為狐狸的刺蝟。內容概要幾篇頗為受益，但隨筆二篇似乎與學者身份有悖。所謂世界學術的話語權或非學術的話語權的爭奪都不是學者所應該做的事情，而對大元史和新清史的理解又似乎把政治宣傳當作了學術研究，新清史大部分著作還基本是學術研究，不見比附政治的痕跡，從杉山正明的著作也看不出為軍國招魂的意圖，若說是普通讀者對新清史有所非議腹誹，倒是可以理解，而具有世界學術眼光的作者如果認為新清史和大元史只是話語權的爭奪，確實令人匪夷所思，可以與歷史研究院同仁為伍，互相唱和進而躋身帝師行列了。

作者學術觀點毫無新意。歷史如同當代史，角度不同，立場不同，文化習慣不同，造成的結果不同。另，對於乾隆《喇嘛說》的主管臆斷非常不接近現實，可見目前學術之匱乏已近於斯。廣度與寬度不夠，論點論據不足，結構一般。

斧斫新史，諷刺讖諱；撥先識於晦冥，匡俗議於沉淪。可謂正本清源之作。 作者從元史研究出發，勾連大元史下的跨語種史料互證，對新清史所提出的內亞和中國的二元對立提出了質疑和批判。誠如作者所言，歷史研究從根本上來說是一種再現和構建，其科學性和客觀性很難得到完全的保證。史學家採用哪一種敘事形式來表述和重現某一段歷史，通常都與其當時所處的時代的現實關心有關。因此，史學家更應以嚴謹的歷史研究爲基礎，迴歸對歷史文獻本身的還原，建立超越政治干擾的歷史敘事。 作爲蒙元史、藏傳佛教史和語文學方面的專家，沈教授如今在新清史方面也時有發軔。國內其他所謂對新清史的批判，大多是隔靴搔癢、不得要領；而本書算是國內反新清史的著述裏，爲數不多的實事求是探討學問而有所建樹的。其眼界之高、下刀之準，令人感佩。 可以看出，對多語種文本的語文學比較研究仍是作者相對於其他學者的優勢所在，這一點也和其《想象西藏》一書一脈相承。誠然，歷史研究應在充分利用已知的漢文文獻的同時，儘可能多地發掘和利用新的多民族語文文獻以拓展史家的研究視野。這一點在讀完《異域尋珍：流失海外民族古文獻文物搜尋、刊佈與研究》一書後感觸更深。在傳統的史學研究材料匱乏、難以繼續的情況下，敦煌和黑水城的西夏及藏文文獻迴歸故里，嘉惠學林，正是史學研究相關材料業已窮盡以後的新的補充。如陳寅恪所言：“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爲此時代學術之潮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這本書雖是對歷史事實的探討，我認爲其旨趣更在於它匡正了歷史敘事的方式。引書中所言：“歷史研究本來就應該是一個前赴後繼、不斷進步的過程，後代學者依靠新的學術手段、憑藉新發現的資料，可以不斷地對其前代學者的研究和成果進行持續的更新和改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學術，前一代人的學術正是後一代人學術發展和進步的基礎。” 此番苦心，非日夜憂思經年不可爲也。

2020.10.03蘭陵---2020.12.18北京，從購書到讀完近三個月，中間也在紙質書和電子書中來回切換，真的是對我來說頗有紀念意義的一本書。Here for douzi。 作者在本書中以藏傳佛教研究者的身份探討了大元史和新清史視角下的諸多問題。 最開始的蒙元歷史建構先不談，主體內容上，作者首先通過對《漢藏史集》記述的考證，認爲供施關係實質上是正式關係，也就是說，薩思迦派藉助元朝強大的政治和軍事實力，以供施關係爲紐帶，藉此完成對西藏的實際統治。從而駁斥了近世涉藏史家對於供施關係的曲解觀點。 隨後作者介紹了明朝對於中央和西藏關係處理上的不同之處，簡而言之就是以“嚴夷夏之辨，免致夷狄雜處中華”爲指導，弱化實質上的管理，以朝貢與封賞作爲主要的管理和溝通方式。 下一章，作者考證了“大喜樂”“演牒兒”“十六天魔舞”的名稱本源，同時藉助近些年新發現的一系列藏文、西夏文、回鶻文以及俄藏黑水城文獻等第一手資料，通過多語種文獻中類似或重合內容的對勘工作，證實了上述三類被污名化的所謂密教儀軌實際上與後期污名化內容無關，同時考證了上述三者經由藏傳佛教傳入中原的時間不會晚於西夏，藉此證明了上述三者與元代滅亡無較大的關聯。上述考證與分析過程，也進一步駁斥了以《庚申外史》爲代表的一系列明清時期漢文化圈對於藏傳佛教密教的訛傳與污名化的說法，並分析了說法的由來。此處作者傾注大量心血，在一定程度上爲我們還原了藏傳佛教傳入西夏、元、明的真實史實。 最後兩章，作者駁斥了“新清史”史家的觀點，提出了民族自信。 本書以元代大臣“虞集”的生平記述結尾，探討了元代蒙古族統治下漢族士大夫如何尋找政治前途與如何做到心理平衡，並給出了兩種觀點。 整體來看，本書內容豐富考據嚴謹，論述邏輯性很強，但作者沒有給出太多的有別於傳統認知的觀點，章節之間重複內容頗多，似乎更像是一本堆砌之後的雜文集。本人不是歷史專業人士，也不具備語文學哲學佛學的專業知識。以上僅是很不客觀的觀點，權當是讀完本書的一點拾遺吧。

在澎湃翻書黨8月人文社科中文原創好書榜看到過這本書的推薦，我記得作者沈衛榮教授是藏學的領軍人物，看書名不知道這本書與藏學有什麼關係，再看介紹：“本書作者力求對以往的中、西方歷史學者視角下扭曲或片面的西藏曆史做一些普及和解釋工作。”沈教授梳理了以往和近年來對於蒙元史、清史研究方向和歷史性質的不同意見，認爲歷史研究不管大小、新舊，其最基本的學術實踐還是應該回歸到對多語種歷史文獻的發掘、解讀和研究，並藉此來重建歷史的真實。他從西藏及藏傳佛教研究入手，將之置於元、明、清三朝歷史大背景下，以解決在歷史敘事中該如何界定內亞特別是西藏與中原王朝之間關係的問題。本書的討論深入淺出，旁徵博引，因爲作者本人熟諳東西方歷史學界的狀態，對於文獻以及論著的解讀和背後的出發點都鞭辟入裏，令人深受啓發。

同樣從新清史出發，本書的完成度還前面看的南望好多了。內容不多，但是角度思路確有路徑可尋

中西方的歷史學者不論視角多麼不同，一樣難逃政治立場和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研究者需要警覺的是歷史的真實往往要比這種非此即彼的價值判斷而建構的歷史敘事豐富和複雜的多。相信作者也同意，他的敘述也當然是另一種帶有政治立場與意識形態的建構。儘管如此，我們需要的應該是具有深厚領域內學養的敘述（比如作者對多種語言的掌握，對藏語文本的長期研究），少一些故作驚人之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