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醫來華十記

本書是臺灣學者蘇精在整理西方傳教士來華史料的過程中獲得的“副產品”，雖然它缺乏連續性，但是貴在本書的史料廣泛來自當時 的一手史料，包括傳教士的日記、東印度公司的檔案和早期西醫院的人事資料等。十篇文章，分別介紹了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帶來的西方醫學，伯篤——即Peter Parker，一個與蜘蛛俠同名的傳教士醫生，雒頡與仁濟醫院，合信與醫學出版，第一位中國人西醫黃寬，第一位上海西醫黃春甫，梅威令與臺灣的現代醫學教育，賴馬西與明心書院，笪達文如何拯救了仁濟醫院以及中國人的西醫學徒。每篇文章都是中國近代醫學史的“蒙太奇”，向我們展示了這段跌宕起伏歷史中的吉光片羽。 在中國近代史上，傳教士的角色是十分複雜的，他們既是中國近代化的引路人，也是文化衝突的火藥桶，甚至也充當侵略者的幫兇。但是當我們把視角縮放到“傳教士醫生”這個羣體上時，他們扮演的角色則正面得多，在一個醫療衛生水平落後，沒有有效的社會救濟體系的舊中國，傳教士醫生羣體面對着遠超他們救濟能力的貧民患者實施了他們能盡到的最大努力治癒他們的疾患，而且也爲了預防疾病而努力——例如推廣牛痘接種。對於現代化醫學技術也並不像傳統行會一樣死守祕密，伯篤和雒頡都曾無私地傳播牛痘技術給中國人，面對盜版書商，合信展現了寬大的態度允許《全體新論》未經授權的翻印（而且刪去了他加入的基督教內容），甚至告誡盜版者不要印錯，導致中國人產生對解剖學的誤解。這其中固然有基督教教義的作用，但是我們也不能忽略，相比於那些圈佔農民土地建造教堂、縱容中國基督徒違法犯罪的的傳教士，傳教士醫生的醫師身份對他們道德行爲的塑造作用。或者我們可以說，或許醫學作爲人類最古老學科的高尚內涵使他們成就了善行而非僅僅是基督徒。 關於醫學史，本書也有使我們不得不思考的問題，那就是從歷史學的角度，醫學技術的國家間比較如何進行？如果熟悉中國醫學史的人應當知道，無論是疝氣的外治術（即疝氣帶）還是白內障的手術治療（即中國傳統醫學的“金針拔障”），前者在南北朝已經見於醫籍，後者在唐代由西域傳入，明清已經十分成熟。即使在清末，這兩種技術與西方相比也不算落後，但是中國百姓卻對傳教士醫生進行上述手術有十分熱切的需求，而且當時經常有傳統醫學無法治癒上述疾病的記載。在我們對傳統醫學成就的描述中，是否應當考慮醫學技術的流傳廣泛度的權重？在沒有近代學術共同體和近代資本主義專利制度的情況下，一家一姓之“祕方”或許不代表一個社會的平均醫學技術水平？這或許可以作爲某些無謂自豪感的一盆“冷水”。

特別多詳細資料介紹早年來華的基督徒醫學者，他們爲早期中國醫學做出了巨大貢獻。爲他們的奉獻精神感動。

常常在想，殖民主義給被殖民國家帶來深遠災難同時，是否又同時帶來一定的所謂“推動”？現代醫學對於落後中國來說，必然屬於這種所謂的“推動”

醫療工作和印刷出版、學校教育是傳教士輔助傳教的三大工具

耙梳史料，從一個獨特角度、找一些特殊羣體研究文明的接觸和交流，這是研究歷史的一種方法。

我收藏了一本德國某地方教會二十世紀初出版的關於當地修女在福建籌辦育嬰堂和設立女子學堂的小書,  那種生活與艱辛會令中國人十分震驚！我們小時所受教育都是宣傳和控訴這些外國傳教士和嬤嬤們如魔鬼再世, 這本書算是爲他們正名了. 事實是, 當今中國相當一部分有名的醫院和大學都是由這些信仰堅定的外國人投資創建的.

依然記得那本《尋找蘇慧廉》的書，刷新了我對西方傳教士的認識。此書看下來，更加堅定了我的看法。中國近現代的教育歸功於西方可能還有些牽強，但是如果換成醫療，可能疑義基本很少。書中，十個人來華的無私付出，甚至其中還有一個國人。其間，建立的醫院、開展的義診，併爲此付出的年華乃至生命，以及四方極力爭取醫療經費的努力，讓人感動。是什麼信念支撐他們這樣坦然奉獻於這片陌生而落後的土地，我想金錢可能還是可以忽略的因素，信仰使然。書中，對比於黃寬這個國人，英國人先幹了再說這段文字讓我深思，生命的意義定然高於待遇的算計。銘記。

隨着中國歷史學人日漸走出國門及語言的精進，在中外交流史上實有很多領域可以發掘，本書即爲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