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體的焚燬：奧斯維辛前後的小說

1. 賡續傳統就是接受野蠻，藝術如果還要生存，這就必須是非傳統、反傳統的。 2. 二十世紀的詩歌見證了我們對世界的感知存在着嚴重的混亂，能意識到這一點纔有自我療救的希望。

感覺一般。不新鮮，分析得也嫌牽強。

竟然買到最後有缺頁的紙書，幸好這裏可以看

Luc Nancy 的無用的共同體中用désœuvrée 指示無用和焚燬，正如，當猶太人被關進奧茨維新集中營裏的焚燒室內，就意味着斯蒂文斯式田園詩化的歡騰被泯滅。“像丹麥人生活在丹麥裏” 這種原始田園詩意般由勞作而鏈接而成的共同體消逝了。這也是，我認爲，爲何阿多諾會說，奧茨維新之後，甚至連寫詩都是野蠻的，因爲這種田園詩意所對應的共同體已經無法救贖現實，但是米勒用卡夫卡的作品的預言性表明:文學是可以見證極端集體和個人行爲的。正如卡夫卡小說審判中的k，這種無厘頭的怪怖情境的預設，恰恰說明文學的先驗性。歷史中，共在消失，闡釋不定，言語失效，主體性與主體間性搖擺不定，正如弗洛伊德的kettle logic讓人困惑的詼諧。 就像無命運的人裏的共同體的焚燬，命運必須是通過不可存在的先見之明才能凝結於命運，命運是一種按照神的方式和以某種生活方式超驗的力量，但是正如生活在集中營裏，那種宗教性消失了，神性也消失了，一切有利於共同體團結的方式都消失了。

“奧斯維辛之後，甚至寫首詩也是野蠻的”，米勒衝破大屠殺後阿多諾在審美意識形態下做出的著名論斷。黑暗降臨之際，藝術徹底失語，詩歌到其他形式的創作、研究，要麼蒼白無力，要麼沉默，甚至淪爲幫兇。文學何爲？文學何用？這不僅是我個人的疑慮，更是時代對於文學的追問。在一切災難面前並非無人見證， 小說以其自身的書寫，爲共同體的崩解、錯位、焚燬予以見證，文字以言行事，並由此指引我們由記憶走向行動。 面對現實政治，米勒坦然的承認了作爲批評家的力不從心，縱使闡釋與文本的溝壑難以跨域，但這種自覺的詰問依然令人肅然起敬。

實在太喜歡米勒深入文本進行分析和拆解的姿態了。全書結構清晰，第一部分區分了傳統和現代意義上的“共同體”，並以此爲基點展開對奧斯維辛之後共同體存續狀況的思考。第二部分對卡夫卡的多部小說進行細讀，指出卡夫卡的作品中傳統共同體被消解，闡釋變得不再可能，述行語言更是早已失效——這造成了《城堡》《審判》《變形記》等等一系列小說主人公面臨的永遠無法解決的困局（我認爲這部分對我的啓發最爲深刻）。第三部分解讀了四部與大屠殺相關的小說，指出小說作者自身的大屠殺經歷越深重，使用的敘事手法也就越爲複雜，因爲他們清晰地意識到集中營裏焚屍爐的大火已經焚燬了猶太共同體，傳統語言不再能夠再現事實真相，這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阿多諾那句“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第四部分分析了託妮·莫里森的《寵兒》，將美國奴隸制與奧斯維辛聯繫起來，揭露二者的內在共性，最後得出一個殘酷的結論：遺忘是存活的代價。 可以看出，米勒仍然對文學抱有很大的希望，他在結尾呼籲我們讀這些作品，因爲這些作品雖然一次又一次證實了語言在災異面前的失效，但越過語言本身，我們能從文學中獲得直觀的情感力量，這是理論永遠無法帶給我們的。保羅·策蘭還是誰說過吧，我們不是在奧斯維辛之後寫詩，而是根據奧斯維辛來寫詩。人們開始明白語言永遠無法穿過歷史的霧瘴抵達真相，奧斯維辛在我們所有人的生活中撕開了一個巨大的傷口——但這種影響本身未嘗不是一種見證，我們應當承認語言的有限性，然後跳過語言銘記歷史本身。 另，米勒的文字對我個人的啓發還是相當大的，看了他的解讀我好像知道爲什麼我每次用理論解讀文本都顯得生搬硬套，而他的理論和文本完全有機結合在一起。文本細讀功力真的很重要啊。

許多歐洲作家認爲文學是關於生活和藝術的致命遊戲。文學不是矯揉造作，而是一種利用語言的力量來給人啓迪、找回在生命之火中日漸喪失的東西、追憶並確定由於幾代人的失憶症而每時每刻從腦海中抹去的東西的真誠追求。

書店偶遇，讀起來很順暢，因書中提到的幾本小說有讀到過的，而且對於那段歷史也有些瞭解，但這種文體是第一次讀到，屬於文學研究然後同時解讀歷史與當下。沒讀過的幾本小說因爲讀者的解讀也感覺瞭解的很透徹，作者對這幾本小說的研究是真的很透徹講解的也很到位

寫的很細。文本細讀做的很足，整體也是輕鬆容易上手的類型（雖然題材原因一晚上看的時候得屢屢驅散憂悶），相當一部分表達也很適合學習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