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故我道：我的思想自傳

趙敦華的父親是遺傳學家，母親是佛信徒。自己漢語言本科，跨考哲學專業，海歸，現北大哲學系主任兼宗教學系主任，中世紀哲學領域大家。湊齊了文史哲、宗教、科學要素，學貫中西。 這是一本個人成長史。記載了作者從中小學優等生，到反右運動上山下鄉，恢復高考後上榜，成爲第一批公派留學生前往比利時魯汶大學，以及在北大的一系列故事。 也是一本人類學下的自我民族誌。書中含有大量日記原文、照片、筆記、作者本人的論文和成績單，反映了反右運動、WG時期的時代面貌，以及中國公派留學生、海歸的生活經歷。 還是一本學術史。記載了洪謙、王太慶、湯一介等老一輩哲學人的故事，作者曾在天涯論壇上與數百名民哲進行論戰，很有意思，反映了官哲與民哲之爭。另外，還詳細介紹了北大最新的教學探索和國外大學的哲學教學體系。在全書末尾，談論了中西馬三派各自的沿革、相互關係以及時代問題。

大哲學家的個人自傳，非常值得一讀！增長了見識，開闊了視野！後悔自己該讀書的時候，沒有認真讀書，要不是，哼，大言不慚的說，我也可能是大哲學家、文學家、歷史學家……，只是可惜，歷史沒有假設。

最好看的是第三四五六篇，求學、入職等，充滿活力和求知動力，對國外培養哲學家的課程體系的介紹也非常有參考性，對北大前輩的追思也很好。 後半部不太好看，很多官樣八股文，也沒什麼特別好的論點和論述。文中的錯別字、事實錯誤也不少，感覺校對不仔細。 照片與文字配合度很低，不過到是看到很多老前輩的樣貌，這點好評。

想到幾個詞 ： 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象牙塔； 。一本小衆讀物，

瑣碎，而且自我感覺良好，關於哲學似乎沒有太多真正的洞見。我讀了一半就讀不下去了。

讀優秀人士傳記，向優秀者學習。 引：本書是著名學者趙敦華先生的思想自傳，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敘述了作者的家學淵源、父親影響、啓蒙書籍、社會歷史中思考的問題，以及1977年之後大學和留學生活的點點滴滴。第二部分回顧了作者1988年回國之後在北大工作和思想的經歷。作者濃墨重彩於自己與陳修齋、洪謙、王太慶、湯一介、汪子嵩、梁存秀等老一輩學者的交往細節，治學的幾次轉變，以及參與學校和哲學系管理的苦樂之事。第三部分述說了當時對其學術觀點批評的回應，涉及關於基督教哲學性質、“全球倫理”的討論、中西馬關係等等問題。最後，作者對近四十年學術爭鳴中與西方哲學相關的十大問題做了 “從心所欲不逾矩”的思考。透過作者保留至今的大量學術筆記和心得、留學日記、成績單、習作、閱讀書單、碩士論文以及博士論學位答辯實錄等，讀者能從中領略到一位學者的不平凡的成功之路。

2024年1月4日 星期四 祝福早安 天氣大霧 氣溫-1℃ 《我思故我道：我的思想自傳》 子曰：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我非孔門弟子，亦有讀書人如此這般履歷。我自童蒙有志於學，束髮而後，耽誤十餘年。丁巳之年，始上大學，後出國留學；年已三十九，方學成而立。四十至五十餘間，在人傑地靈之北大度“不惑”及“知命”之年。年逾甲子，學術主見漸進，遂不憚爭鳴，可謂“耳順”。“耳順”者，意見不同而心平氣和也。“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爭鳴有理性，悉可“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焉。“從心所欲”者，曰“思無邪”，曰“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或曰笛卡爾之“我思”；“不逾矩”者，“吾道一以貫之”也；道者，言也，思有所言而道之，我之道也，康德謂之“思想通則”，其有三律，始於“勇敢底使用你的理智”，是謂啓蒙；進而置身於他人立場思維，是謂同感共識；終究一以貫之思維，此爲思維者最難行，非老年不逮也。由此觀之，“從心所欲而不逾矩”即爲“我思故我道”。我言我之思，我思我之道，力有不逮，拋磚引玉，祈望同道中人共勉之，相爲謀，不吝指教也。 [插圖]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八日 北京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 第一篇 志於學 一、“我去上學” 1949年8月18日，我生於浙江金華。母親說，出生那天凌晨，她夢見一個桌面大的“典”字，早晨9點就生下了我。母親領悟：“典”預示“共”產黨頂替“國”民黨。我現在想，“典”是否也預示着我和典籍打交道的人生呢？ 1950年初，父親受聘於蕪湖的安徽大學農學院，全家搬進蕪湖赭山的大學宿舍，父親抱着8個月零19天的我照了張相。1954年長江發大水，現在依稀記得在家門口看到山下滾滾洪水一望無邊的場景。洪水退去，媽媽帶我去集市，我吵着要一隻小書包，買回家後天天挎着小書包，雄赳赳踏步做上學狀。有一天，家人發覺我走失了，四處尋覓不見，媽媽萬分焦急，到派出所報案。剛進大門，她就看到我坐在桌子上啜警察叔叔買的棒棒糖。民警說，看到這麼小孩子挎着書包在路上游逛，問我從哪裏來，要到哪裏去。 我理直氣壯地說：“我去上學！”民警生疑：附近沒有小學。於是領我到派出所。媽媽千謝萬謝，把我領回家。 後來讀《理想國》，讀到社會分工的原則是“按其天賦安排職業，棄其所短用其所長，讓他們集中精力專攻一門，精益求精，不失時機”（354c），不禁啞然失笑。柏拉圖論及職業分工的理想狀況，但在現實生活中，人的職業往往不是被他們的天賦所安排的，還有人經過了多年的蹉跎歲月之後，才能集中精力專攻與天賦相一致的職業。所幸的是，我屬於後一種人。 多年之後，媽媽經常講這個故事，感謝好人和菩薩，也誇獎我從小愛學習。1982年，我考上哲學專業的出國研究生，媽媽重提這件事，不無自豪地說，早就看出我有愛學習的天分。她不知道柏拉圖說“愛學習和愛智慧說一回事”（376b），而相信我最終走上哲學道路，是冥冥的命運安排。 天賦和遺傳 母親吳慧良，字周南（1916.12.9—2002.3.4），是個佛教徒。父親去美國留學期間，母親留在重慶沙坪壩的中央大學宿舍，捱度艱難歲月，好不容易熬到抗戰勝利，急於回到南通故鄉與父母公婆重逢。當時客船一票難求，只得帶着兩個女兒，冒險乘坐被禁止航行的小木船。開始還算順利，小木船隊渡過三峽險境。不料到鄱陽湖，遇到狂風暴雨，船蓬被吹跑，舢板漏水。母親緊抱兩個女兒，不停唸誦“大慈大悲南無阿彌陀佛”，許願如蒙生還，終生供奉菩薩。俄而風停浪靜，四周全是結伴而行小木船的殘骸，母親乘坐的破船漂流上岸，輾轉到九江，再換乘大船平安回鄉。從此之後，母親成爲佛教徒，牀頭五斗櫃上擺着一尊佛像，每天定時焚香唸經。我從小就被告知，這是不能打擾的安靜時刻，久而久之，對虔誠祈禱的情境不禁有了一種神祕感。 我的父親是一個遺傳學家，對哲學也感興趣，1957年第2期《自然辯證法通訊》開闢“關於科學方法論的筆談”專欄，父親發表《農業科學中的方法論問題》，東北工學院陳昌曙先生也寫了《要注意技術中的方法論問題》，這兩篇言簡意賅的論文開我國技術哲學的先河。父親晚年開研究生新課，其中一門是“現代遺傳學中的哲學問題”，涉及生物哲學深奧問題。我雖然研究哲學多年，也沒有完全弄懂父親編寫的這門課的講義。 父親沒有宗教信仰，但從不對母親燒香拜佛說三道四。我的命運，也許有父母的遺傳：假如像父親，我會成爲科學家；假如像母親，我會成爲宗教信徒。按照羅素說法，哲學是宗教與科學之間的無主領域，我最終踏入哲學領域，大概與父母遺傳的既理性也神祕的稟賦有關。我的哲學思辨有科學和宗教雙重根源，既充滿着對科學探索的好奇，也保持着對宗教信仰的同情尊重。這當然是“五十而知天命”的後話了，童年和少年“志於學”，主要受父親言傳身教的影響。 開卷有益 父親忙於工作，很少教我識文斷字，而由着我翻書，他經常說開卷有益，可謂他的經驗之談。父親除了讀書之外沒有其他業餘嗜好，他是遺傳學家，讀書興趣卻很廣泛。1955年，安徽大學農學院遷到合肥，新建安徽農學院。我家搬進公家新蓋的樓房，配備了新傢俱，最大件是三門書櫃，父親把專業書和英文書放在下部的木門櫃裏，把新購的書放在上部玻璃門櫃裏。父親喜歡中國古代文藝作品，他過去買的很多書在40年代顛簸流離中遺失，50到60年代出版的古代小說，如《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都被重購，《中華活頁文選》每期必買。書架上另一類書是理論著作，《毛澤東選集》（四卷本）《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本）和《列寧選集》（四卷本），以及工會發的時政讀物和學習材料。另外還有爲姐姐和我買的書，如《趣味數學》《十萬個爲什麼》《唐詩一百首》。小學三年級之前我認字不多，新書上架都要翻翻滿足好奇心，記得有一次把《水滸》念成“水許”，父親告訴我“滸”的讀音和意思。這個書櫃伴我度過少年時光，其中的書是我早期的精神食糧。即便只留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和《列寧選集》，也能伴隨我度過艱難歲月，此事容待後敘。 駑馬跬步 我於1959年8月份出院，但要等到結核鈣化纔算痊癒，所以9月開學時辦了休學手續。休學期間我找到一個消遣的好去處，那就是到書攤上看連環畫。在合肥長江路的結核病防治所和安醫門診部之間，開了好幾家租看小人書的書攤，一分錢看一二本，一角錢包看半天。每次複查看病之後，我坐在書攤的小板凳上，把成套的《三國》《水滸》《西遊》，連同現代小說的連環畫，一掃而淨看了個遍。 看連環畫的收穫是無師自通，多識了詞彙成語，熟悉了故事情節。回家再翻《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和《中華活頁文選》，居然多半能看懂了。父親要我背誦《唐詩一百首》，說是“熟讀唐詩一百首，不會作詩也會謅”。我小時確實能背誦唐詩一百首，但直到現在還不會謅古詩，究其原因，對平仄對仗押韻無興趣。有道是，興趣是最好的老師，興趣是成功之母。看小人書喚起了我對古典小說的興趣，古典小說又喚起了我對書籍的閱讀興趣。 1960年春季，我病癒後申請復學，學校要我留級到三年級。母親說我一直在家裏看書，可以跟上四年級的課，學校遂讓我在四年級試讀。但算術第一次測驗我就出了紕漏，老師把我帶到教導主任面前憤憤地說，連先乘除後加減都不會，快讓他回三年級吧。幸虧我的語文測驗成績優秀，班主任又是語文老師，保我繼續跟班試讀。算術老師的責怪，意外地讓我知道四則運算規則是先乘除後加減。掌握了這個法則，我做算術題所向披靡，成績總是名列前茅。我心中竊喜，原來三年級下學期算術課只教了這個“六字訣”呀。至於高年級的應用題，無非是四則運算的文字化，只要正確理解題意，就能迎刃而解。1962年考合肥一中初中最難的一道：一根5米長的樹幹，平均鋸成5段，每鋸1段需要10分鐘，共需要多少分鐘？我分析題意：鋸成5段只要鋸4次。大多數考生在這題上都失分了，而我得了滿分。 、我看哲學的危機和未來 我在《現代西方哲學新編》2002年版的結束語標題是“西方哲學的危機和出路”，今天發言可以說是20年後的重新反思。1987年Kenneth Baynes,James Bohman &Thomas Mccarthy 編寫一本論文集After Philosophy: End or Transformation？這本論文集收錄了當代重要哲學家思考哲學未來的文章。文集編者把他們的觀點分成三派：終結派有羅蒂、李奧塔、福柯和德里達等通常被稱作後現代主義者的人；轉型派又分兩類：一類是英美分析哲學家和他們的德國同伴戴維森、達米特、普特南和阿佩爾、哈貝馬斯；另一類是人文主義哲學家伽達默爾、利科、麥金太爾、伯魯門伯格和查爾斯·泰勒。這個名單涵蓋了20世紀後半期名氣最大的哲學家，其中一些人現今依然健在，在中國影響也很大。我感到這三派其實組成兩個陣營：第一和第三派組成修辭的、人文的、後現代的陣營（Rhetoric,簡稱R 陣營），而第二派屬於分析的、邏輯的、現代性的陣營（Aanlytic，簡稱A 陣營）。 相比而言，R陣營的“話語”比A陣營的“邏輯”的挑戰和威脅更大。 伽達默爾的代表作號稱《真理與方法》，但既沒有告訴人們什麼是真理，也沒有方法。麥金太爾把“詩和傳奇”作爲某個“語言共同體”不斷地製作“勇敢、正義、權威、主權和財產等概念，乃至理解和沒有理解什麼的概念”的“真經文本的樣例”。後現代主義更加極端，否認真理，否認本質，否認中心，否認結構，否認能夠承載意義和價值的主體性。德里達在《人的終結》中說，要用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存在之家外面快樂的跳舞者”的比喻代替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中“我們的自我意識”，德里達認爲海德格爾對形而上學的摧毀和對人道主義的批判是“人的終結”的入口。後現代主義從“上帝死了”“作者死了”“讀者死了”到“人死了”的解構是徹底的虛無主義。I.C.Jarvie批評說，相對主義“限制了對人類作品的批判性評價，使人們解除武裝，失去人性，不能相互交流，不能從事跨文化、跨文化所屬領域的批判，相對主義最終取消了任何批評……在相對主義背後籠罩着虛無主義的陰影”。 R陣營多數人不贊成哲學和自然科學結盟，在反科學主義的旗號下竭盡批判科學精神之能事。羅蒂的代表作《哲學與自然之鏡》一書中企圖終結從“笛卡兒-康德模式”開始的近現代哲學，包括分析哲學和一切職業化哲學。他認爲未來的哲學“不再是一門有着永恆主題的學問的名稱，相反，它是一種文體的形態，一種‘人類交流的聲音’。這種交流在某一時間轉繞某一問題而展開”。李歐塔雖然看到後現代主義是計算機時代，但認爲計算機的信息規則是遊戲，而現代主義是科學主義依賴的“宏大敘事”（grands récits），後現代主義是用信息的敘事代替科學的遊戲。即使在社會領域，查爾斯·泰勒也把“人文”與“科學”截然兩分，他認爲，行爲主義、功能主義和基於人工智能的心理學等“人的科學”的基礎是關於自我、語言和知識的還原論和自然主義的認識論；泰勒進而批評胡塞爾在《笛卡爾沉思》中“自我責任”的確定性，連同自由、尊嚴、自律的現代理想等“現代文化的基礎”；依據自己對黑格爾和浪漫主義的自我理解，泰勒認爲人是“自我理解和自我描述的動物”，在自身傳統和社羣裏自我定位。 這兩個陣營的分歧其實不能用“終結或轉型”來概括，After Philosophy概括了兩者思考的共同問題，After 作爲時間副詞，指20世紀之後，而after作爲表示順序的介詞，則有“追隨”的意義，20世紀末的重要哲學家無不思考20世紀之後哲學的性質和發展方向。R陣營感到來自自然科學和高技術挑戰的壓力，轉向人文學科尋找出路，致力於把西方哲學的理性主義傳統轉變爲哲學話語主導的跨文本、跨文化的對話；而A陣營直面科學技術前沿問題，尋求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統一的新圖式和方法論。雖然R陣營和A陣營的轉型主張都言之鑿鑿、自圓其說，但20世紀中期之後，R陣營的形形色色觀點大行其道，社會影響廣泛，而A陣營限定在技術性的職業哲學家圈子裏，兩者或相互批評，或互不往來。致使R陣營中極端的“哲學終結論”興起，而A陣營缺乏共同主題、方法和共識，未能爲科學技術提供一個範式。 21世紀已經過去18年，情況正在起變化。科學技術作爲第一生產力，發展日新月異，推動人類社會進入智能時代，智能革命正在改變世界和人的存在方式。輿論、媒體和學術界都在關心高新技術的成果及其引起的後果。哲學家不能無視高科技創新的經驗和可能的結果，不能不在新的條件下思考哲學與科學技術關係等問題。哲學的趨勢似乎開始向A陣營傾斜，連R陣營的大盤——德法哲學界也出現了分析哲學化的傾向。但是，20世紀西方哲學遺留的問題沒有解決，21世紀當下和未來哲學轉型的任務和方向也不明確。我擬從歷史、理論和現實三個維度談談自己的意見。 雖然從詞源上說，“批判”（Critique）來自“危機”（Crisis），雖說“終結”（Ausgang）有“終結”和“出路”雙重含義，如果我們不滿足於修辭的文字遊戲，那麼回顧哲學與科學結盟的經驗是有益的。17世紀科學革命之際，中世紀的經院哲學統治着大學的講壇，現代早期哲學家無不批判經院哲學論辯的體系和方法，他們不但參與新興自然科學革命的發明創造，而且創立了與新科學結盟的哲學體系，這些體系以新興的科學爲榜樣，用新的形而上學、認識論、道德政治學說改變人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判斷，不但改變了西方世界的面貌，而且成爲影響世界的強勢思潮。19—20世紀之交的學術思想發生變化，數學、物理學和哲學同時遭遇危機。爲了應付危機，20世紀初分析哲學和現象學的“哲學革命”應運而生。“哲學革命”爲化解數學和自然科學危機提供思路，卻沒有消解哲學自身的危機。我認爲哲學在整個20世紀都在危機的烏雲籠罩之中。 哲學的本性要對自身“存在還是不存在（to be or not to be）”進行自我反思，在危機的處境中，哲學家都要求哲學的轉型。但20世紀哲學的危機比哲學史上前幾次危機更加嚴重和複雜，它從根本上懷疑甚至全面否定傳統哲學的世界觀、真理觀、價值觀、道德觀、人性論、科學觀和方法觀。 在自然科學與精神科學（或人文學科）分離、學科高度分化的條件下，哲學失去了“科學之科學”或“第一科學”的地位。伴隨着哲學的失落是哲學理論的危機。哲學家不能參與科技創新活動，甚至不瞭解新的科技知識和前沿問題，哲學家按照自己專長的哲學史片段，以傳統的人文知識或近代機械論爲標準，對科技創新指手畫腳，先驗地裁判這也不可能，那也有危害。 面對哲學危機，是墨守成規，滿足於哲學的專業歷史知識和現有認識水平，還是以科技創新、智能工業革命的新問題爲導向，開拓哲學與其他學科的跨學科、交叉科學和新學科的探索？這對哲學家是一個to be or not to be的生死抉擇。跨學科、交叉學科的哲學研究和教學已在不少領域方興未艾，如實驗哲學，神經科學與意識具身化，生命醫學倫理學，機器人和人工智能倫理，邏輯-自然語言-計算機跨學科研究，科技美學和工業設計，科技-工程-人文-數學（STEAM）教育，等等。哲學新的研究方向並不意味着形而上學必定消亡，而需要在新舊學科研究的基礎上，針對新的問題和對象，破舊立新，推陳出新，改造形而上學體系。形而上學的改造實爲哲學與科學結盟的終極問題，在此問題上，西方哲學和中國哲學都沒有先驗的優勢，沒有捷徑可走，只有經過中外哲學家世世代代的努力，才能取得進展和成功。讓我們用踏踏實實的工作迎接新哲學的誕生吧！

我思故我道 仿笛卡爾名句我思故我在，意境自成風骨 釋義 我有所思，便自成行路； 心有思考，便自有人生大道。 思想的自傳體 一位大學教授的哲學思想的自述 還是北大的 有些太深奧了 還得再讀

趙老師可以說是我的學長或者校友，我上大學的時候已經叫阜陽師範學院了，在 2019 左右改成了阜陽師範大學。

精神快樂高於物質享受，不滿足的蘇格拉底比滿意的豬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