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進之踵：戊戌變法反思錄

88分，深有同感。優點：作者和我是同齡人，讀書路程 教育經歷都比較相似。因此看他的書就像在總結我自己的感悟一樣。基本觀點我都認可，就是對光緒我有點不同意見，光緒類似崇禎，區別在於光緒沒掌權，否則很可能一個結局，越勤奮越接近終局。缺點：行文有些乾癟，如果不是對這段歷史很感興趣，可能閱讀體驗不會太好。

80後作者，功底深厚，出乎意料！

激進之踵：戊戌變法反思錄 余英時：“史者，知人論世之學也。今人於論世之義知之甚審，而於知人之義即多忽之。然亦未有不知人而真能論世者，更未有不知其心而真能知其人者。” 我們要理解一個人，必然要洞察其心，要理解一個時代，必然要理解時代裏的人，否則知人論世皆是虛妄，只會流於歷史教科書所宣揚的片面之詞，或只有高大上，或只有土肥圓，從而陷入無腦的感恩戴德吹捧頌揚，指奸責佞貶邪誅惡。 戊戌變法之敗，往往責之“亡於激進”，“亡於守舊”，但甲午慘敗後，晚清舉國籠罩在亡國滅種的陰影，其痛苦與糾結，那些不曾在此種陰影下彷徨、奔跑的後人何以體味？ 寶藏青年學者羽戈，不以時間線性爲脈絡，盡力撇開種種後見之明，而將人置於時代的激流旋渦之中，以康有爲、譚嗣同爲切入點，同時論及梁啓超、唐才常、張蔭恆、袁世凱、張之洞、翁同龢、光緒和慈禧等，深刻剖析他們於國家危亡，文化激變之際，在改革與革命，激進與漸進，奪權與守舊中左支右絀，如何惶惑焦灼，如何沉思奮勇，如何痛苦抉擇，如何殺身成仁…… 無論出於公義或是私心，戊戌變法失敗的最大原因，一是不得其時（勢），二是不得其人，三是不得其法。其失敗預兆着改革的時代結束了，革命的時代開始了，像譚嗣同那樣，爲舊時代而死，爲新時代永生。 滾滾潮流勢不可逆，開歷史倒車者終將被粉身碎骨。 論世需先知人，知人需知其心，對待歷史人物，我們應當努力明辯是非，如胡適先生所言"持平之論":"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 至於老生常談之以史爲鑑云云，我更欣賞喬伊斯所說“歷史是一場噩夢，我努力想從中醒來”。

本書主要以戊戌變法時的康有爲、譚嗣同爲切入點，分析他們在改革與革命、激進與漸進之間的心理路徑，同時論及梁啓超、唐才常、袁世凱、慈禧、光緒等人，有一些新的看法。戊戌變法以一種狂飆激進、類似於革命的方法進行，基礎不牢靠，自然是難以持久的。激進是一柄雙刃劍，有人視之爲潮流，有人則視之爲旋渦，在後者眼裏，中國從近代向現代轉型，所感染的一大病症即可形容爲“激進之踵”。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在“告別革命”的呼喊聲中，對激進主義的劇烈批判構成了中國學界與輿論界的主流。可是，如果不能洞察激進的起源，如果不去追究“說什麼激進”背後的“爲什麼激進”，如果不願設身處地去追索爲什麼衆多國人會投身激進之河，那麼不管後世的批判多麼慷慨激昂，多麼痛心疾首，都無法驅散激進的身影。歷史可能還是會不斷重複，象鬼打牆一樣轉不出來。

曾國藩、譚嗣同是湖南老鄉，同是名校畢業的高材生，都有心挽救大清帝國於大廈將傾，都曾得罪了主子，戳了逆鱗，但二者命運截然不同，前者成了國家功臣，後者成了亡命徒。爲什麼？ 上司的性格，決定了兩個愛過青年的命運。 曾國藩得罪的是咸豐皇帝，咸豐皇帝看到曾國藩《敬陳勝德三端防流弊疏》，被這封投訴信氣炸了，但終究是沒下殺心，只是隔空回懟、互罵打嘴仗，頂多再把曾國藩打入冷宮，留了曾國藩一條性命，不想竟然逼出一個湘軍，把平定太平天國給維穩了，還培育出了個李鴻章，接着給慈禧擦屁股。 譚嗣同得罪的是慈禧皇太后，慈禧太后寧可大清倒閉，也接受不了“本宮娘娘”手裏沒有控制權——兵權，她纔不顧什麼大清律、祖宗家法的條條框框，她必須立刻結束譚嗣同的命，結束肉眼可見的“康”黨成員的命，包括不聽話的親侄子——光緒皇帝，也不能留作後患——不過一碗砒霜。她沒有看到的是，光緒皇帝、譚嗣同身後，是萬萬千千個譚嗣同和康有爲的替身，這些人是殺不絕的，而且會越殺越多。 致於以後，袁世凱逼宮稱帝，段祺瑞驅逐宣統，孫文建立中華民國，孫殿英掘墓……作爲西太后，她想不了那麼遠，雖然這些敵對者，都是她親手鑄造的。她原本可以不跟譚嗣同（一個從四品官兒）一般見識，也不必把有志青年們折騰的那麼慘，大家留個面子以後好相見，讓愛新覺羅家族子子孫孫繼續住在紫禁城享受朝拜，就像日本天皇家族、英國王室家族那樣妥協一下。不，她偏不，她想不了那麼遠，她只顧自己活着的時候風光、安全就行。 慈禧終結了譚嗣同們的命，也要了大清皇室的命。

羽戈解讀戊戌變法，大不同於教科書所謂維新派與守舊派鬥爭之定性。 作者以“知人論世”的治史態度重新審視戊戌變法歷史，將參與變法諸人置於時代脈絡下，考察時人、時政與時代之間的關係。他將晚清的政治思潮劃分爲三種：守舊、漸進與激進。大部分官紳守舊，如帝師翁同龢，其思想底色極其守舊；部分高官主張漸進改良，如孫家鼎、張之洞、陳寶箴、張蔭桓等；中下層官員主張激進，如康有爲、譚嗣同、楊深秀、林旭等。慈禧太后並非頑固守舊者，只是變法不能弱化其權力，戊戌政變並非由袁世凱告密而起，只是加劇了其激烈程度。 變法失敗的原因：一是不得其時（勢），二是不得其人，三是不得其法。 作者重點論述了康有爲和譚嗣同的作爲，二者皆有從革命到改革的轉向，康有爲的轉向成全了他自己，譚嗣同的轉向，獻祭了生命，開啓了革命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