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戲劇：終身大事——遊戲的喜劇

中國現代話劇的開山之作，主題是反對封建婚姻制度，提倡個性解放和婚姻自由。田太太迷信求籤算命、田先生以祠規反對同姓通婚，分別代表封建迷信與宗法權威的壓迫。田亞梅的“出走”象徵新青年對傳統家庭倫理的決裂，成爲五四時期“娜拉式反抗”的典型。但其出走依賴陳先生的汽車和紙條，暗示其反抗仍依附於男性與經濟條件，缺乏真正的獨立性。 劇本情節簡單，人物形象單薄，在對話和結構上都很不夠成熟。

一百年來，進步之大，此劇可爲一證。

文學性一般，但我覺得頗值得玩味的是胡適末尾說想做寫實主義，無人來演或許是太過寫實罷。不得不承認又想回到性別問題，女性，啓蒙的女性在怯魅後道路更爲艱鉅……我欣賞涓生子君般的愛情，但是我認爲他們連同文中未竟的結尾或許都不會太好。都說不要在意他人，近來成績優異的大學女生染粉發而被他人網暴扒出隱私，直到生命深淵的盡頭。對女性婚姻愛情的吞噬從未結束，敢於反抗確爲優異，但也應考慮無法控制的糟粕的骯髒一切……希望他們追求美好，雖然在那個在這個時代都是奢求。

中國現代話劇的開山之作，僅用一天完成，嘗試初期，難免劇情簡單，形式樸素，能明顯看出受到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響，關注戀愛婚姻自由，其家庭革命思想、“出走”的舉動，一度成爲20世紀20年代以後中國戲劇的一個母題，並引發了一股社會問題劇創作的洪流。

1919年，胡適先生的話劇——《終身大事》，標誌中國話劇的開始。 從一開始的佈景就顯露出田家半新半舊的特性，時代的潮流是民主與科學，田父田母表面的新難掩內心的舊。 田母爲了女兒的終身大事去算兩人姻緣，連算命先生都不知道自己竟然能和觀音娘娘說的一樣，可見這也不過是忽悠人的說辭，是封建迷信的雙重巧合罷了。因爲封建迷信，她想着拆散女兒的姻緣，還兩次提到:“我們這樣做都是爲了你好。”這個說辭在中國式家長中見怪不怪了，父母總是以自己的見解去幫我們做出選擇，要求孩子必須聽從，又不知道扼殺了孩子們多少童真與自由。 田小姐轉而寄希望於自己看似很開明的父親身上，但是田父搬出姓氏相同的理由也拒絕了兩人的姻緣，並且從“你怎麼不先來問我？”“不能”等強硬的說辭可以看出他封建強權的一面。 最後，田小姐在陳先生的鼓舞下，明白：“此事只關係我們兩人，與別人無關，你該自己決斷。”做出了娜拉式的出走，離開了這個半新半舊的家。 娜拉式的出走不可說好還是不好，然而在當時那個年代，敢於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說不，也是值得讓人欽佩的事情了。畢竟胡適先生在本劇的最後也提到，自己寫好了這個戲劇但是卻因內容略微離經叛道，而沒有女學生敢演，可見社會普遍還是半新半舊的，與戲劇中所披露的社會現象如出一轍。

無法用悲劇或喜劇去評斷這部短篇劇本。兒女的終身大事，在百年前乃父母之命、媒約之言。但無知的父母在決策過程中卻連自己也不相信，並美其名曰對兒女負責。        深受封建迷信的舊思想影響的母親，將女兒的終身大事寄託於觀音菩薩、算命瞎子；萌生了新思想、新觀念的父親看似走出了迷信的圈套，又落入老先生們的眼光中。思想的革新之所以困難，是因爲傳統的枷鎖過於沉重，維新之路鮮有問津。        生肖相剋、田陳同姓……這些舊觀念最終沒有動搖田女士的決心，勇敢地爲自己的終身大事做出決斷。在今天看來，本劇結局的圓滿唯有結合百年前的實際演藝經歷，才覺得悲哀。這位在女子學校無人敢演的，超越時代的女性角色，直到很久之後才綻放光彩。

“五四”時期旗鼓喧闐地引進外國戲劇,儘管存在着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情況,存在着對某些作品評介不當、譯文不夠通順以及造成中國話劇的“歐化”傾向等問題,但其主流是服膺于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要求,服膺於現代戲劇建設的需要的。外國戲劇思潮和創作極大地擴展了人們的眼界,爲中國現代戲劇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學習的楷模。果然,一批易卜生式的社會問題劇,以胡適的《終身大事》爲濫觴應運而生了。應該指出的是,《終身大事》發表於一九一九年三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三期,正值“五四”高潮期,加之胡適和《新青年》聲望很高,這就導致一些文學史家和戲劇史家都以《終身大事》爲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話劇劇本。其實,從我國戲劇文學發展的實際情況來看,如前所述,南開學校新劇團的《新村正》,早於《終身大事》問世,它已經脫離了話劇的早期形 式一一文明新戲,在戲劇文學的完整性上是超過《終身大事》的。 此劇本文學性較弱，但在中國戲劇史上產生了重要影響，能上架也不錯了。

上課時老師提到，如果陳先生開的不是汽車，結局會怎樣

五四時期的文學有主題先行的特點，所以會顯得有些單薄，時代性大於文學性，娜拉出走後怎樣固然值得考慮，但是首先要有出走的勇氣

故事跌宕起伏，吸引人的閱讀興趣，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