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作人
《中國新文學源流》是根據周作人的講演記錄稿編成。1932年2至4月,周作人應沈兼士之邀,在輔仁大學講了八次學,後經整理,交北平人文書店於1932年9月出版。作品內容主要是關於五四新文學運動乃至整個中國文學史的理論的系統總結之作。
對學識淵博的漢奸文人周作人,我們不因人廢文,就文本而言,《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就中國傳統文化的"言志"和"載道"兩者展開議論,對新文化運動的爭論焦點"白話文與文言文"的使用之爭論,進行了深入淺出的解析,見解深刻獨到,值得一讀品鑑。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就有了和教科書上不太一致的聲音,也許是因爲周作人開了這個頭,使得後面文學史的寫法各式各樣。只是中國文學的歷史只有文載道詩言志二元論嗎?待多讀些書之後再想想。
學新文學不能不先把它的源流搞清楚,不能把它作爲一個獨立割裂的存在,從而鄙棄掉它與舊文學的關係,這本書便很恰當地解釋了這其中的種種關係所在。
頗有洞見,就是當下看來也很有啓發。
《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是根據周作人一九三二年在輔仁大學八次演講的記錄稿編成。 這本書在古代文學史研究上的意義,恐怕不如對五四文學革命和白話散文研究的意義大。 周作人梳理了文學史上“詩言志”和“文以載道”這兩種潮流的此起彼伏,雖是從上古寫起,然而重心是在近古——尤其是明末以後——和近現代。“明末的文學,是現在這次文學運動的來源;而清代的文學,則是這次文學運動的原因。”此兩者分別是言志派和載道派的集大成者。周作人的目的,或許主要是爲了使文學革命接續上舊的文學傳統,告訴大家現在的文學革命的主張其來有自。 反對前後七子的復古運動而起的公安派,因爲“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等言志派的主張,被引爲新文學的“同道”。公安派的優點是“清新流麗”,“巧妙而易懂”;毛病也由此而生,“空疏浮滑,清楚而不深厚”。竟陵派用奇僻字句,作怪文章,又是言志派的另一個極端了。而在其後出現的張岱,則是公安派和竟陵派的融合。周作人這裏捎帶着點評了幾位現代散文家,“胡適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廢名兩人,他們的作品有時很難懂,而這難懂卻正是他們的好處。” 八股文和桐城派是載道派的捲土重來。桐城派主張“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既重詞章,又重義理。只要文章作得好,“道”也會跟着好起來。周作人認爲桐城派的文章比前後七子的要好,“有幾篇還帶些文學意味”,“平淡簡單,含蓄而有餘味”。不過從曾國藩開始,桐城派的範圍逐漸在擴大,到吳汝綸、嚴復、林紓等人引進西方文學和科學思想,已可看作文學革命之嚆矢。 八股文的來源:“一爲朝廷的考試,一爲漢字的特別形狀,而另一則爲中國的戲劇。”八股文雖死不僵,遺毒無窮:“八股算是已經死了,不過,它正如童話裏的妖怪,被英雄剁做幾塊,它老人家整個是不活了,那一塊一塊的卻都活着,從那妖形妖勢上面看來,可以證明老妖的不死。”這段話現在再看,八股文的遺留也不全是壞的,注重文字的平仄音韻可以增加文章的美感,只是不可太過;誦讀也是學習文章很有用的方法。周作人認爲白話文比古文難寫,因爲白話文必須有感情或思想作爲內容,而古文可以沒有內容。但是爲了言志的清楚與簡便,爲了思想上的變動,我們是非改用白話不可的。 此外,還有幾點值得留意。 “大家也最好不要以創作爲專門的事業,應該於創作之外,另有技能,另有職業,這樣對文學將更有好處。” “單依文學爲謀生之具,這樣的人如加多起來,勢必造成文學的墮落。”文學創作是要爲個人的,一旦爲官方、爲讀者、爲銷路而寫作,是寫不出好作品來的。 無論是讀書還是作文,都是非功利的,無目的的,這一點上週氏兄弟又不謀而合了。周作人說:“文學是無用的東西。因爲我們所說的文學,只是以達出作者的思想感情爲滿足的,此外再無目的之可言。裏面,沒有多大鼓動的力量,也沒有教訓,只能令人聊以快意。”這種快意,對作者而言是“它能使作者胸懷中的不平因寫出而得以平息”;對讀者而言是亞里士多德所說的“祓除作用”,或謂之曰靄理斯所說的“精神上的體操”,這在《文藝與道德》一文中曾詳細論述過,也曾以此作爲爲不道德的文學辯護的依據。 “文學,彷彿只有在社會上失敗的弱者才需要,對於際遇好的,或沒有不滿足的人們,他們任何時任何事既都能隨心所欲,文學自然沒有必要。”
“提倡八股文之研究,綱領只此一句。”
文學的變遷無非就是在言志和載道之間流淌。西漢載道,魏晉言志,兩漢和唐載道,五代至宋初言志。 明朝出現公安派和竟陵派,主張復古。公安派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引發明末的新文學運動。 清代以八股文見長,是八股與桐城派古文的時代。晚清出現反八股和桐城派的傾向。 民國的文學革命與明代文學、清代文學都有淵源,也又回到了言志的道路,根本方向與明末文學運動相同。
此本爲周作人應邀的講座,由鄧廣銘筆錄整理,凡五講。 周作人將歷代的文學粗略分爲“即興的文學”(詩言志)和“賦得的文學”(文以載道),並褒揚前者,否定後者[從其對文學的定義中即可窺知],強調文學在精神領域的“袚除”功用。 其探討明末文學運動(公安竟陵派)時,與文學革命運動類比,是以溯其源流;並簡述清末的古文與八股文等文體的反動,考察文學革命興起的緣由,尤以對八股文的論述頗有見地。 另外,從文學演化的角度思考,周作人的觀點明顯較胡適的辯證,兩者的觀點間或而出,異同之處值得細究。
對那條在言志和載道之間彎彎曲曲起起伏伏的文學大河印象深刻 btw中書君的那篇評論此文的文章在哪裏可以找到🧎♀️
文學是用美妙的形式,將作者獨特的思想和感情表達出來,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一種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