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術將爲天下裂——清中葉“漢宋之爭”的一個思想史研究

清中葉漢宋之爭及其學術意義一、漢宋之爭的大背景 1.“厭惡科舉”和“漢學興起”的關係 明代理學心學之爭，與清代漢宋之爭的風氣之形成，皆與士人厭惡程朱教條、厭薄科舉密切相關。宋學在科舉中“用之久”，因而被大量士子厭憎——對陳腐八股的厭惡，但雖然如此，當時士子對漢宋之爭的普遍態度仍是折中：在科舉考試中，當宋則宋，當漢則漢。反過來也可以說科舉考試是漢宋之爭的一個普遍傳播途徑。但科舉與「理學」歸根究底來說還是兩回事，大量科舉士子名義上是宋學中人，但對真正講理學的嚴肅著作並不留意。張循認爲「漢宋之爭」在清代通常只是一種“風氣”，廣泛流播於讀書階層，並非只發生在少數專業學人之間。讀書人這一層面主要是社會文化史的問題，與儒學內部的各種理論層次並沒有太大的關係。 2.從學術發展的脈絡來看，清代「漢宋之爭」表明儒學發展至清代時遇到了特別的問題： 清代以降，不斷有人提出“清學實自宋學出”，認爲清代“漢學”中的諸種學術（訓詁、音韻、輯佚、校勘、金石乃至廣言之如經學、史學）莫不由宋人開其先河。 二、清代思想史上「漢宋之爭」的雙重含義 對於清「漢宋之爭」，余英時認爲主要是清儒宗派意識的產物。但張循認爲“門戶意氣”不能將漢宋之爭所反映的問題一言以蔽之。 從思想史的立場看，漢宋之爭不等於“尊漢”或者“尊宋”，是否尊崇程朱，在清代學人的理解中與是否可作爲“漢學家”之間並沒有必然聯繫，也並不是清人議論中“漢宋之爭”的癥結所在。 Q 漢宋之爭所反映的思想史問題是什麼？（1）漢學與理學的對立：“漢宋之爭”的第一重含義 a.漢學與理學分別指什麼？ “學人”與“儒者”：清人語境中的“漢學”與“理學” 清代儒學｜考據學、漢學/樸學：注重求知本身；乾隆前期，漢學之風駸駸日起 宋明儒學｜道學或理學：注重修身養性，因爲他們相信德性（理）是本來就在人心中的，六經只不過是明此心之理的工具。 「漢宋之爭」中的漢學與宋學指的是清代儒學中的漢學和宋明儒學中的理學，構成了一對“漢學”與“宋學”——漢學與理學是並存對立的，考察此對立在思想史上的意義。 清代漢學家往往自謂其學師法漢儒，區別於宋明以來的理學傳統，因而在漢學與理學之間，造成了一種“漢宋之爭”。但事實上，清代的漢學與漢儒之學並不一樣，漢學正是張爾田所謂“考據學”，與歷史上的漢代儒學傳統完全不是一回事。 誠如“漢學”中人劉師培敏感地覺察到清代盛行的“漢學”自有其特質，並不等於“漢儒（代）之學”： 古無漢學之名，漢學之名始於近代。或以篤信好古該漢學之範圍，然治漢學者未必盡用漢儒之說，即用漢儒之說亦未必用以治漢儒所治之書，是則所謂漢學者，不過用漢儒之訓詁以說經，及用漢儒注書之條例以治羣書耳，故所學即以漢學標名。 至於正式有意識地使用“漢學”一詞，大致是從惠棟開始的。“漢學”就是“漢儒（代）之學”，使其隱然與“宋（儒之）學”相對。但此後清代漢學的發展完全突破了漢儒的藩籬。漢（儒之）學此概念在惠棟之後不久就遇到了困境，乾嘉漢學時，此概念已經無法操持，必須有所修正。故而漢學概念也開始發生變化：從“漢人”“漢儒”的專利，到凡是訓詁考證治經之學，以至於訓詁考證這種治學方法本身，都可以稱爲漢學了。這一變化，是被它自身的不斷發展所逼迫出來的。 所以，漢宋之爭中的“漢”並不是漢代的儒學，而是清代考據學自身。因此，從思想史的觀點看，漢學與理學這個層面的“漢宋之爭”，就是指清代“學人”的新傳統與宋明以來“儒者”的舊傳統之間的對立。 這個說法的確切含義是，它們各自都有完整的由下學而上達的治學層次與理論體系，可以各自獨立地完成儒家求道的最終任務。 （2）漢學的內在緊張：“漢宋之爭”的第二重含義 a.漢學內部兩層“漢宋之爭”的形成 首先是“窮經”與“進德”，這是漢學內部的第一層“漢宋之爭”。儒學從南宋到明末，尊德性的理學正當其運，清初以降，儒學其運則成爲道問學。前者對六經的研究始終受到“此心之理”的限制，以“德性”爲目的與歸宿，以“求知”爲第二義，但這種趨向一旦發展至極端，不免會出現嚴重流弊——六經分量不斷被看輕，學人束書不觀，空談心性。要扭轉這種弊病，六經的重要性就必須得到嚴肅的正視。從這個意義上講，清初以降從理學到漢學的轉變，不妨看作經學研究在儒者整個治學活動中地位的提升。那麼如何在整體性格偏向道德一邊的儒學系統中提高經學的地位，以完成從理學到漢學的轉變呢？ 顧炎武和黃宗羲的解題方法是“分兩橛說”，也就是求知識有求知識的方法，修道德有修道德的手段，二者是不同的學問。這麼做的後果就是在漢學內部造成了一種嚴重的緊張：窮經、進德兩邊出現了越來越分離的趨勢。在漢學內部又構成了一對“漢學”與“宋學”。漢學家畢竟仍然是儒家，其治學路向在乾嘉以後“窮經”一途大暢，“進德”之學不免常被忽略。漢學內部分離、漢學內部的第一層“漢宋之爭”就是“窮經”與“進德”之間的衝突。 其次，“考據”與“義理”的衝突，是漢學內部的第二層“漢宋之爭”。從“窮經”內部本身這一層面來說，可從康乾時期的學人程延祚的例子看出當時士人的治學傾向。他清晰地將宋儒之學分爲“本”（察天理人慾之分-“進德”）與“末”（解經）兩部分，也是其後漢學長於考據、宋學長於義理一類理論的先聲——“窮經”內部又一組“漢學”與“宋學”，即考據與義理的問題，此一層面的“漢宋之爭”也漸而開啓。但傳統儒家“窮經”的目的是求其中的聖人之道，考據是其手段；清代漢學家，在考證風氣下往往埋首於訓詁研究，而視闡發義理爲畏途：“爲知識而知識”爲傳統儒學所不容。所以，“窮經”之中考據脫離義理的趨勢，必然造成漢學內部的緊張，造成漢學內部的又一層“漢宋之爭”。 b.“進德”與“義理”：兩種不同於理學的“宋學” Q 我們進一步要問，這兩層“漢宋”中的“宋”學在清人的語境是否即是指理學？清初理學界有一個明顯的動向：那就是將宋儒之學詮釋爲“躬身實踐之學”，在理學家那裏“力行”仍然是與理學自身的“經學、文學”等層次相配合而構成的理學的整體。可是，在黃宗羲的“說經則尊漢儒，立身則宗宋學”中，“力行”的意義就大不一樣了，被從理學的系統裏抽離了出來——在理學之外的儒者那裏，“力行”漸漸獲得了獨立的意義。 也就是說，漢學內部的“進德”之學，並非“宋學”。而指代“義理”的宋學也不與宋儒的理學有關。傳統儒家對經典的研究大致分爲考據和義理兩個層次，考據就是對“名物度數”、典章制度的實證性研究，義理就是發掘聖人寓於經典中的微言大義。在清人看來，漢儒的經學在於考據詳核，宋儒的經學在於義理闡發，到翁方綱時甚至形成了一種特定的學術或治學方法，不必專指代宋代、宋儒之學了。 綜上，作爲德行修養的“進德”之學（漢學內部）與研經時闡發經典微言大義的“義理”之學（不是宋儒的理學）雖然都被稱爲“宋學”，但其實與宋明以來的理學完全不同。所以“窮經與進德”“考據與義理”這兩層“漢宋之爭”發生在漢學內部，是儒學發展到漢學這種形態之後自身帶來的無法迴避的問題。如果說，漢學與理學之間是一種“外在對立”，那麼窮經與進德、考據與義理則造成了漢學的“內在緊張”。也就是說，“漢宋之爭”既存在於漢學與理學之間，又隱藏在漢學內部。 Q 那這種雙重緊張，身處其中的清代學人是如何感受的呢？ 漢宋之爭與清代宋學家的漢學化清代宋學家之中，有些“宋學家”反而與他們所批判的漢學相當接近。如余英時和胡適觀察到的例子：《漢學商兌》裏的方東樹，雖然主觀上真誠地自居爲程朱理學的衛道士，但實際上他的學術理念已經在不知不覺滑入漢學的矩矱之中。原因則在於，程朱學者爲防止章句訓詁之士入室操戈，不得不先深入對方之前搶先一步，先進入考據。結果造成了清代宋學家的漢學化，這種結果顯示出“漢宋之爭”在思想史上的主要含義：並不是指清代漢學與理學的對立，而是表徵清代漢學自身的內在緊張。 Q 張循爲何認爲漢學與理學之間並沒有發生激烈衝突？這與張壽安、張麗珠及周積明等學者的觀點截然不同，該作何解釋？ 張循認爲，漢學與理學之間義理上的衝突更多隻是一個“合理的邏輯”，而非“真實的歷史”，整體上講，清代漢學的義理系統並沒有建立起來，不願講義理，仍舊是漢學家的整體色彩。加之社會風氣的逐漸開化，漢學義理和宋明義理在邏輯中的根本歧見，並未在歷史現實中真正激烈地衝突起來。而且現實中的程朱信徒的修正方向同漢學新義理之指向恰無二致。 清末的陳兆奎曾感嘆： 自秦、漢以來，聖徒絕矣！六藝日乖，九流並熾，羣言淆亂，是非莫衷。馬、鄭失於破碎，程、朱病於空疏。儒林與文苑分馳，從政與問學同敝。去聖久遠，宏旨末窺，古今之道體將爲天下裂！而晚近儒者猶復因緣抵隙，入室操戈。……不亦悖乎！ “古今之道體將爲天下裂”，化用《莊子·天下》篇的名句：“道術將爲天下裂。”這表明在清末儒者陳兆奎的感受中，其時的儒學世界已經像晚周思想界一樣，進入一個“道術將爲天下裂”的時代了。 清季遭到西學衝擊以前，儒學的學術體系相當穩固，儒學發展至“漢學”階段後，經學考證的興趣被激起且難以扭轉；乾嘉以降，“窮經”與“進德”、“考據”與“義理”這種“儒學分裂”的勢頭越來越強烈，而從根本上說，“儒學分裂”的趨勢是由儒學自身的發展而引起的。對此，道鹹以降盛行的“漢宋調和論”是其提出的最重要的走出困境的途徑（如陳澧等），其實還是在處理清代漢學內部的問題，陳澧等漢宋調和論支持者所提出的方式是：「兩通之」和「兩分之」。 「通」就是強調漢宋二學是大同小異，不能分割疆界；「分」就是在窮經與進德的層面、考據與義理的層面，兩者必須分開而各自有主。但這種方法在治學上其實很難實踐。陳澧的例子就體現了當時經學的困境：理論上考據、義理仍具有正當性；但實踐中考據、義理分途已經成爲難以挽回之勢，他的困境正是整個清代漢學困境的縮影。 結論 1.“漢宋之爭”在思想史上更深層次的含義 清代學人意識中與經世致用相區別的相對獨立的“學術”的意識已經有所萌芽，這種“爲知識而知識”意味的傾向，與儒學本身重道德、重致用的性格相違背。漢學畢竟還是一種儒學，但難以抑制考據興趣又必須限制其發展以防它同德行、義理等層面脫節。 2.“漢宋之爭”清季以降的發展 漸漸化解了，因爲傳統儒學包含考據、義理、致用等層次的完整體系已漸次分解——學與用在理論上被斬釘截鐵地分開，“五四”以後，這種情況更加明朗，這時的“考據”學已經有它明確的“獨立宣言”（🌰傅斯年）。此一現象與一整套西方的學術分科體系逐漸在中國流行緊密相關。中國學問舊有的“經籍之統系”被西方傳來的“科學之統系”替代，舊概念下的各種“無謂之爭”也隨之化解。需要說明的是兩者不是後者擊碎前者的關係，而是互相嵌入和接引的關係。 🌰20世紀二三十年代，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等提倡科學方法的新派，有時被稱爲“科學派”同時又往往被稱爲“新考據派”“新漢學派”。 3.“漢宋之爭”的根本原因 缺乏德行與義理的考據違背了儒家治學的理念，進而在儒家心中造成緊張。如果漢學家能重新找到自己的義理歸宿，普遍建立起一套屬於漢學下學而上達的體系，那麼漢宋的緊張也可能會消失。

精彩且易讀的學術著作。作者首先指出漢宋之爭僅限於文化精英，和普通士人非常遙遠，普通士人只是作為一種口實進行傳播論說，然後區分了幾種宋學的內涵（作為理學家、漢學外實際派…漢學內部躬行實踐、漢學內部義理的宋學），指出清代學術史中的漢學宋學之爭實際上是漢學內部之爭，宋學家和真正的理學家對漢學的不同態度，陳澧整合漢宋也是漢學內部的調整（考據和義理）和理學家無關，此爭彰顯了儒學內部的張力、預示著儒學有可能分解為更細緻的科目，預料外的儒學張力為晚清以來西學進入本土學科接受提供了一種思想前提和基礎。全書邏輯清楚，條理明晰，引證要而不繁，很能服人。惟引據過少，尚需親自複勘一遍方能愜懷。

非常精彩，先是區分風氣銳評與學術思想的不同，這一點尤其讓我想到當下歷史系小登對學術界老登的大肆銳評（雖然我也挺愛看的）；其次是對漢宋之爭的思想史剖析，真正深入了清人的歷史語境，並對前人研究頗多回應修正。最後還能將清代學術與近代學術分科分野相聯繫起來，道術之裂早在清季的儒學內部就已經開始出現了。

對於學術思想史上的一些重要命題，辨明其主體是首要的，而學人與普通士子的區分尤顯常識。此書亦先辨於此，只是證驗缺乏更基礎的科舉等材料，而其最主要的功勞是梳理出漢宋學的多重面相，指出清人漢宋學之爭主要是漢學羣體內部的問題。方東樹、陳澧皆其說的例證。不過作者多引學人文字立論，概念區辨不甚精，而且於意氣之言、有爲之說等缺乏警惕，所以細部頗多誤解之處。

極好的思想史研究，作者認爲漢宋之爭乃是漢學內部問題，確爲卓識。所論頗爲紮實，師承的確重要，作者自己也下了一番苦功夫。無論是漢宋之爭中儒學內部的矛盾還是儒學到近代終於走向分裂這一問題仍有很大開拓空間。思想史研究的困難點就在於很難用非此即彼的方式劃分人物，尤其是身處學術爭論當中的學人，因此不漢不宋，既漢又宋的人也並不在少數，而其中極少數人的觀點是否能代表學術界潮流也是一個頗爲值得探討的地方，同時上層精英知識分子與地方讀書人的認知又有一定或者很大的不同，這些因素都造成了思想史的複雜，但也正是它的魅力所在。 與另一本書名類似的《天下爲學說裂 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與文化運動​》相比，此書整體性更好，這可能也因爲所研究的時代不同有關，同時也可觀思想史的不同研究路徑。 尾註真的非常非常反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