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詩之搖籃———張籍·姚合·賈島論

無病呻吟的本質是虛構性的治療： 1、中唐精神老化，猶如日本平成廢宅 “武功體”是姚合受張籍啓發，在武功縣主簿任中所完成的一種文學風格，即通過“貧、邊、老、病、束、倦、隱”等多個契機，一一去除以“中央、權力、富貴”爲屬性的“官”的要素，即實現文學舞臺的脫“官”化的一種詩歌樣式。 簡單講，是中唐盛世崩塌後流行的頹廢美學！ 安史之亂後急需人才，加強科舉，使得中下層士人中的成功者得以躋身權力中樞，以韓愈和白居易爲代表，不得志者以張籍爲代表。 世易時移，科舉必然內卷，既得利益者佔據官場，階級固化，員多缺少，先上車的排斥後上車的，士大夫的精神發生了質的改變。這一幕與今天的社會何曾相似！ 松原郎說：元和時代充滿了那種創造的激情，而由於這種激情人所共有，以至於“連鬱不得志的鬱悶都含有激情”。但在廣受推崇的“元和中興”盛世之內部，卻有一種“飽和”之感瀰漫而起。而正是於此“飽和”之感中，生髮出了晚唐文學的萌芽。亦可換言稱爲精神老化的這種感覺，肇始自唐人滿足於“如此已然足矣”之時。 所謂“飽和”就是士人內卷，學歷貶值，所謂“精神老化”就是日本人失去的三十年中的平成廢宅一代人的精神面貌，這面貌從文體轉變上也可見一斑。 松原郎說：韓愈之所以愛作古體詩，偏偏遠離近體穩定之形制，反而反手去挑戰，是爲了在其以險怪著稱之語言實驗中，要去激活並有效利用古體詩毫無形制之難度。而白居易則是將古體詩激活利用爲一種方法，使其可以創作出諸如長恨歌或新樂府等灑脫自如的敘事長詩來。總之，對於古體詩創作而言，必須要有旺盛的意志力去不斷地支撐充實它纔行。在元和十年這一年前後的時期裏，不僅僅有韓愈和白居易離開了古體詩，如果說還有像柳宗元和元稹這樣當時被譽爲實力派的詩人們也都無一例外地棄古體詩而奔近體詩而去的話，那也早已並非偶然巧合，而不得不看作是由知識精英們氣質精神特質的變化所造成的。 韓愈白居易們因爲功成名就，成了既得利益者，這時候傾向於“中隱”（韋應物講“吏隱”），開始“造園”的房地產開發與隱居生活美學。 比如韓愈在此時所作《示兒》詩中，得意地給兒子誇耀了終於親手構築起“自我小世界”的滿足感。詩中他詠道：“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此屋豈爲華，於我自有餘。” 《七發》中認爲，陶淵明被重新發現，是北宋蘇東坡的功勞，而松原郎認爲，要歸於唐朝的韋應物。 2、閒居美學成無病呻吟：韋應物的愧，白居易的適，姚合的狂，張籍的病，賈島的瘦 韋應物在升職滁州刺史之後發生了變化，“獨憐幽草澗邊生……野渡無人舟自橫”，自比爲幽草，身爲一方大官，卻渴望幽居，也許是滁州與陶淵明隱居的彭澤地域相近，他重新發現了陶淵明，產生了既要又要，進退自得的“吏隱”思想。 “閒居”本來是負面的，鬱不得志，退官幽居，到了後漢末年受到隱遁之風影響，纔在陶淵明那裏成了正面的概念，但在東晉後，並不被人重視，太過另類，杜甫甚至說過批評的話，杜甫《遺興五首》其三中有“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到。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 松原郎說韋應物影響了白居易的閒適觀念：韋應物吏隱思想的成熟，是一種將辭去官職、拒絕富貴、甘受貧窮等的“閒居之毒”都一一拔除掉的操作過程。對於被拔了毒的白居易的閒居而言，早已沒有了什麼可感到痛苦的因素，就這樣變成一種“閒着而適”的狀態。 白居易閒適，而韋應物還有一種羞愧的不適。他的詩中，“抱瘵知曠職，淹旬非樂聞。”“理郡無異政，所憂在素餐。”“身多疾病思田裏，邑有流亡愧俸錢。”對於“曠職”“素餐”的自己而深感慚愧。 松原郎又說：張籍的閒居詩，是孤立於從韋應物到白居易這個大譜系之外的。那本應創作於人生負面境遇中的閒居詩，卻已被張籍提純到其理想性原型的高度上去了。 也就是說，韋應物只是地域相近的影響，矯揉造作地繼承陶淵明的“閒居美學”，與個體命運無關，而張籍是從他病痛折磨的不得志的命運中，自然而然產生的，是痛出來，磨出來的。 松原郎說：使得這種形式昇華到一種普遍的美學形式的，可能是生活在張籍時代的人們的那種氣質稟賦的力量吧。 可以說，張籍和韓白是同代人，但卻是遲到者，時勢變了，他不意成了那個新風氣的領袖。 因爲階層分化，中下層士人與韓愈白居易們不再有共同體的共鳴，反而不得志者張籍一下子成了所有中下層士人的精神偶像，後輩姚合與賈島都不例外。 如果說張籍得一個“病”字，十年沉淪在廟祝這個京官小職上，有三年患眼病，到了要失明的程度。 那麼賈島可謂得一個“瘦”字。郊寒島瘦，瘦字背後與貧相關，因他終生科舉未遂，只做過長江縣主簿的小官，在長安兩換居所，先伴張籍住西市旁的延壽坊，後住樂遊原東佛寺與墳墓隱沒的升道坊。 張籍詩“從來閒坐慣，漸覺出門難。”，賈島“白衣蒼鬢經過懶”，“漸老更思深處隱”有某種深度默契。 姚合呢，乃得一個“無病呻吟”！ 按照松原郎對歷史的撥雲見日，姚合從魏博節度使幕府到長安郊外當武功縣令，其實是精英升官的“南山捷徑”，俸祿不差，根本不窮。 姚合“縣齋還寂寞，夕雨洗蒼苔。”，松原郎說：只會讓人想到偏僻邊地館舍的落魄悽慘場景，而實際上萬年縣館舍臨近大明宮與東市之長安街市中心。 一切轉變來自於在逗留長安期間，姚合在元宗簡的家裏遇見了張籍，張籍《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深深影響了姚合，以至於姚合到了武功縣，仍帶着張籍的濾鏡進行創作，他的詩就像今天社交網絡上的野生博主視頻，曾經的李子柒那種。也像是愛cosplay的雍正，追求的觀念世界與實際生活格格不入或完全喪失，復活的只是其濾鏡中的美學而已。 張籍寫“早蟬庭筍老，新雨徑莎肥。”，姚合詩中，種莎就是一種隨處可見的癖好。莎，茶，在唐代都是南方的藥材，與泉水一樣，既是造園又是養生的必需。 依我所見，姚合還有一個特點，他和韓愈都曾是軍隊的幕職，但時代變了，激情不再，連韓愈倡導的不平則鳴也淪爲一種愚蠢的舉動。激情在姚合那裏化作了“狂”態，他的詩中比比皆是。 姚合的狂，正如韋應物的愧，都是一種掩飾，他們並不像張籍和賈島那種本真，拿着貧病閒居當美學，沽名釣譽，過着既要又要，沒羞沒燥的好日子。 3、《蘋婆山鳥》圖，時代的病相 然而，說韋應物和姚合無病呻吟，也不盡然，這病在深處，在於中唐時代中生命感到的空虛，想要抓住空虛，必須有個抓手，落點，病正好是精神衝突的癥結點，也是一個創作的激活點。 如果時代病了是什麼景象？ 元代錢選有一幅畫《林禽雀》，脫胎於南宋林椿的《果熟來禽》，而如果繼續往前尋覓，還可以追溯至舊題爲五代黃荃的《蘋婆山鳥》。 黃荃所畫，蘋果有疤，葉枯黃，似乎寓意唐末五代的衰敗！黃荃供職西蜀，被稱爲“黃家富貴”，怎麼所畫的和唐朝人喜歡的牡丹富貴香豔很不一樣？恐怕是也是模仿的唐末作品，唯剩下了寫實炫技，而喪失了隱喻。 又許迪，南宋毘陵（今江蘇省武進縣）人，著名畫家，風格源於畫僧居寧。傳世作品主要有《野蔬草蟲圖》，團扇素地當中，白菜已被啃食得七零八落，角落羅列紅尾大蝗蟲，淡黃色的粉蝶，黑翅膀的蜻蜓，虎視眈眈，各懷鬼胎，扇子也趕不走它們，似乎都有寓意。 大概南宋與晚唐多有類似性，時代已經病了。 唐敬宗寶曆二年（公元826年），已是安史之亂後六十年了，劉禹錫罷和州刺史返回洛陽，同時白居易從蘇州返洛陽，二人在揚州初逢時，劉禹錫寫下“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李商隱那句“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也是中唐精神老化的氣象。 安史之亂後的中唐長安城，已經呈現衰敗之相，胡金銓《俠女》中廢都殘坊的景象，至少在不那麼繁華的地段比如賈島所居升道坊是這樣的。 宋詞源於五代，恐怕就是在衰敗中發展出感傷主義。 4、虛構是藥：唐傳奇，歌行與禪問 張籍詩“醉倚斑藤杖，閒眠癭木牀。”最能體現病態美學，一定要斑點，要木瘤！其實今天對於盆景古董的審美也是如此。 賈島“經年抱疾誰來問，野鳥相過啄木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我突然感覺到，答與問，有時候答非所問，就像電視裏出現了牀戲，把鏡頭搖開，用空鏡或隱喻來回答的處理方法。禪宗的對答就是如此，而這種方式與唐詩不謀而合。 唐朝中期社會有一種扭曲的病態，而禪宗則是對於病態的回答，試圖將精神引出困惑。通過什麼引出？製造隱喻！ 隱喻與病結，構成了唐詩的對偶結構，也可以說是虛擬與實在的對偶，實在被解構了。 松原郎說，“武功體不是根據事實而寫實的文學，而是一種將自己故作是鬱不得志者的文學風格。” 那麼，就像《元白詩箋證稿》中所說，樂府歌行是與傳記配合的文體，不重敘事，是某種虛構的情感表達模板。而虛構性，在唐傳奇中大爲擴展，元稹就被陳寅恪認爲是人品不好，但是文學很好（有人替他撥亂反正了）。總之，虛構性意味着“文以載道”的失敗，文品不一定是人品，文學塑造的形象包括作者自身都是虛構的。據說羅隱詩被宰相的女兒欣賞，見面之後，大倒胃口，這就是例子。 那麼，身爲地方大員而慚愧幽居的韋應物，發明了沒病裝病“武功體”的姚合，與前輩白居易元稹們一樣，無非是傳承了“虛構性”的技藝！虛擬身份，虛擬美學，生活在一種虛擬現實中。無病呻吟的本質乃是虛構性的治療。

通過本書瞭解了我之前基本不甚瞭解的三位詩人。在從學生時代開始到如今幾十年的人生裏，雖然很喜歡詩詞，但只停留在那些最著名的李、杜、白等最著名的詩人和那些大衆都耳熟能詳的詩篇上。對於本文的三位主人公所知不多，對開創了“武功體”、世稱姚武功的姚合可以說一無所知，對賈島只停留在“郊寒島瘦”、“推敲”這兩個典故上。 稍微熟悉的只有張籍，主要是年少時因爲那句“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而反覆吟誦過那首《節婦吟》。 《節婦吟·寄東平李司空師道》 【作者】張籍 【朝代】唐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系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 再就是韓愈和朱慶餘的兩首與張籍有關的詩，通過這個知道了張水部就是張籍。 《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其一）》 【作者】韓愈 【朝代】唐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 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 《近試上張籍水部 / 近試上張水部 / 閨意獻張水部》 【作者】朱慶餘 【朝代】唐 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 這本書除了對三位詩人的討論令我大有收穫外，最後一章對聞一多先生《賈島》一文的討論也引人思索，尤其是最後一段“科舉制度於唐代開始具備實質上的機能，歷經反覆微調維持到了清末。在傳統中國，只要‘科舉=管理體制’的支配系統還繼續存在，科舉落第也就會反覆出現；而那些只能具有製作古典詩歌才能的貧士們，也在持續而大量地創作生產着古典詩。特別是每當這個系統出現了異常，到了矛盾激化的王朝末期，隱居在那世間一隅而耽溺於詩作的“賈島”式的文人就會變得引人注目起來。聞一多想要揭示的，曾經既是那種傳統中國體制系統的問題，也是一種中國傳統社會的弊病。” 讀本書的另一個意外收穫時，通過本書知曉了賴瑞和先生，雖然賴先生的學術專業代表作《唐代基層文官》、《唐代中層文官》、《唐代高層文官》這幾本微信讀書還未上架，但在讀過已上架的《人從哪裏來：人類600萬年的演化史》幾本書後同樣大有所獲。 最後想說的是，通過歷時近兩個月的閱讀，從《唐代小說〈板橋三娘子〉考》開始到本書結束，這套《日本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所收錄的關於唐代文學、禮制、軍事、城市、外交等不同方面的八本學術著作終於全部學習了一遍，獲益良多，深感這些日本學者治學態度、選題角度值得學習。 下一步打算學習另一個出版社——中華書局，所出版的《日本唐代文學研究十家》，希望這十本書能進一步增強我對唐代文學的瞭解，就是不知何時能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