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橋本明子
1945年8月15日正午,昭和天皇向日本全國廣播了《終戰詔書》,同意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此結束。七十餘年後,戰敗文化成了日本集體生活中不可磨滅的一部分。然而,對於誰該爲戰爭負責和誰有罪,日本社會內部出現了曠日持久的分裂,裂縫之下的是兩個根本性的問題 :爲什麼要打一場打不贏的戰爭?爲什麼要爲一場註定失敗的戰爭殺戮和犧牲? 在本書中,橋本明子探究了三種互相牴觸的戰爭記憶:“受害者”“施害者”和“英雄記憶”。這種分歧形塑了戰後一代人對歷史和自身的理解,並影響至今。橋本明子藉助民族誌、訪談和影像分析,以豐富的史料和嚴謹的分析,再現了日本戰敗創傷記憶的建構過程:政府、傳媒、國家在其中分別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個體沉默、後代沉默、媒體沉默的背後又有什麼樣的因由?民族主義、和平主義、和解主義,哪條纔是面對這段黑暗歷史的正確通路?不論個人還是國家,唯有誠實地回答這些問題,汲取其中的歷史經驗,才能超越分歧與創傷,免於重蹈覆轍。
德國和日本爲何戰後反思如此不同,理想國系列其實出了好多書將日本和德國進行對比,前陣剛看完《狼性時代》,而這本其實很早就看完,不過最近日本的事情又讓我想起這本書,正好這兩本書可以作個對比,如果論社會戰後反思,其實最重要的不是政府或者盟國國際力量的推動,最重要的還是社會層面,像德國在《狼性的時代》可以看到,文化領域是重建反思很重要的載體,比如德國的文學,藝術,電影或者媒體都聚焦納粹的危害與戰爭的創傷,說是當作“受害者”,其實德國和日本都有理由,也確實有段時間也把自己當作受害者,但德國輿論大衆,知識分子的發聲實在硬氣,各類作品都積極引導民衆反思納粹的毒害,而德國更是在法律上禁止納粹思想傳播,可以看到,社會層面,文化上的反思非常重要,進而層層推動這種反思 但日本顯然不是,作者深入到社會層面,分析到日本社會並存着“受害者”“施害者”以及“英雄”三種互相牴觸的戰爭記憶,書中還分析了高中教材,影視等載體,比如《螢火蟲之墓》只是以悲情渲染消解罪責意識,他們各有各在戰爭責任認定上模糊不清,這就導致社會戰後始終難以形成統一的道德共識,反思呈現出碎片化且充滿爭議,仔細想想,連日本社會都對這種事情模糊不清,更別說政府了,再加上日本家庭父權化特點,書裏提到日本許多家庭長輩會刻意維護參戰者正面形象,通過沉默迴避戰爭相關爭議問題,而下一代的青年羣體自然受困於扭曲的戰敗文化,這種分裂的記憶文化通過家庭傳承深刻影響着日本 整本書還是可以的,比較系統分析爲何日本戰後是這種心態,誒誒誒,作者給出的建議看起來比較理想,但不失是一種方向吧
挺有意思的一本書,日本人自己寫的對日本戰敗後如何審視自己失敗,調整國民認知以達到相對自洽的過程,期間結合了德國人的一部分舉措作爲對比,可以看出同爲不佔理的戰敗國的兩國思路差別還是很大的。 德國是誠懇認罪,通過將污名歸於自身,讓自己的政府和國民對鄰近的國家和民衆做出對應的賠償和贖罪,在文學和宣傳中進行自我反思,對產生納粹的成因和納粹發展的過程進行多角度的拆解與分析。 而日本則相對彆扭很多,國內三種思潮反覆交織,民粹,反戰,和解。整體上,政府的主流的宣傳思路一變再變,和解往往只佔相當少的一部分,民粹和反戰交替佔優,近年來民粹主義又有再度抬頭的趨勢。但在談論民粹之前,我想先說說反戰佔優時期的日本政府。 這個時段的日本政府感覺像是犯了錯的小孩子一般,像是礙於面子似的不願意承認自己的罪責,又將自己定義爲受害者,拼命宣傳“啊我也很慘啊”之類的以擺脫國際上的指責。同時並沒有對自己行爲的動機、成因做出合理的歸因和反思,放棄了思辨的過程,不去尋找這股促使他們國家軍人做出瘋狂行爲的成因,而是將所有他們在二戰中造成的損害、二戰過程中他們國家的損失統統歸因爲“戰爭是罪惡的,所以我們都應該排斥戰爭,而非怪罪我。” 這種思路就很像古代一個認爲過錯在人不在刀的典故:“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途有餓莩而不知發⑥;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不是我的過錯,而是戰爭本身就有錯。誠然,戰爭如同刀具兵器一般應當嚴格加以管控,然而將過錯全部推至戰爭之上,無疑是否認了自己的主體性,通過閹割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來保證自己立場的純潔無瑕。 立志將自己塑造爲一個完美受害者。 然而這種反戰宣傳思潮對國民的影響是相當大的,畏畏縮縮,從日本在戰後至今的各類文學、影視、ACG作品可以看出來,無論是言情、政治還是其他各種類型,有相當一部分的作品都是“無辜的主角,找上來的事,不得不做出的防守反擊,大獲全勝佔領道德制高點”這種套路。可能有時候沒有最後一點而是變成悲劇結尾,但整體上都是將大量的可干預的人際關係、政治環境、周圍環境等封裝成不可干預的“天災”,於是一切都變成了災難文學,變成了人面對不可抗力的鬥爭。而情節中的反派一旦脫離這些“不可抗力”,馬上就從“神”變成了面對不可抗力的“人”,強度直接大幅下降。 拆掉了人物的主觀意識,人不能,也不會因爲自己的想法去推動做一些事情,而是主動暴露自己的缺點,期待別人打上來,造成自己道德上佔優,再反擊回去。 文藝作品之外,民衆反對在軍事上投入太多資金,年輕人雖然意識到日本以後陷入戰爭的概率相當大,但有意願參軍、支持參與戰爭的年輕人數量只有個位數的百分比。我想這應該可以算是一種明確的自我閹割了。 ------- 而民粹主義,則執着於否認自己的錯誤,忽視掉其他國家的受害者,強調本國的軍人是爲本國高貴理想付出的英雄,是大義,是精神的燈塔,是奮鬥的先驅者。這部分人沒什麼好說的,爲了保證自己的大義胡言亂語篡改歷史的人罷了,但保證了國民的攻擊性。 和解主義走的是德國的路子,正視了日本在歷史上犯下的錯誤,意圖讓政府承認既往犯下的罪責,對內做出反思與剖析,對外做出相應的賠償,並在歷史教科書上留下事實的記載,而非避重就輕或者徹底篡改過的歷史。但這部分人無論是數量還是勢力,大多數時間均處於劣勢。 日本政府在這三者間反覆橫跳,不得不說搞混了一大批民衆的腦子,今天這個風向,明天另一個風向,確實很讓人糊塗。 -------- 相比於單純講述的國家,其實我覺得這本剖析日本自我反思的心路歷程的書對個人而言也是很有幫助的。 畢竟我們也時長犯錯,有時也會做出一些做錯了,不佔理的錯事。那麼做錯之後如何達成自己內心的平衡呢?是徹底否認?向外歸因?還是接受、補償損害者並記錄下錯誤繼續向前? 不同的選擇,不同的路。 挺有意思的。
接觸日本文化作品的時候總感覺他們活在歷史裏。我有時候很討厭一些日漫的寫作方式,因爲日本作者似乎更喜歡洗白反派,哪怕他犯下滔天罪惡也要原諒,這種比歐美的純粹戰鬥爽更膈應人;日本遊戲鼎盛期的八九十年代與中國和歐美文化也有一種若即若離的微妙感覺。後來才搞明白這和日本歷史的文化創傷有關係。心理學裏個人有精神創傷,這體現在日本這個國家就是他們描述歷史的口徑不同,角度不同,無法形成一個統一的認知體系。 之前看到有人說日本人不是反戰,而是反戰敗。這種話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 作者提出了日本人認識歷史創傷的幾種途徑:民族主義(英雄主義),和平主義(受害者),和解主義(施害者)。 民族主義者不服輸,他們認爲日本當年那麼多人的犧牲才帶來現在日本的繁榮富強。這種推理肯定是有問題的,在作者寫作的10年代支持也不多,在90,00年代的中日友好期更是跌到了低谷。但隨着最近幾年世界經濟的衰落,以特朗普爲代表的新右派民粹在全世界崛起,日本也沒能避免,這種羣體迅速崛起。最有象徵性的就是高市早苗上臺並推出一系列針對中韓的措施。 和平主義者內部分歧較大,他們團結起來僅是因爲有一個共同的“和平”做交集。他們共同採取的是受害者敘事,講述日本人民當年怎樣受到帝國主義政府的壓迫,士兵被不合理的命令害死,美國轟炸下的日本人民如何受苦。這是近幾十年日本民間和政府大部分人都接受的敘事。日本民間有很多和平博物館,日本歷史教科書中的大多數版本也是這種敘事。 和解主義者認爲日本應該向各國人民懺悔,就像德國總理對猶太人屠殺做的一樣道歉,打壓極右派,對中韓兩國做賠償,包括直接的戰爭損失,慰安婦,大屠殺等採取補救措施。在中日友好期持這種想法的民間組織實際上做了不少事,比如向法院起訴要求賠償731,南京之類的損失,但由於歷史原因,這種訴訟往往不能勝訴。東京審判時中蘇進行了讓步,美國爲了自身利益沒有對日本軍國主義高層領導進行清算,很多戰犯都沒處決,甚至還保有特權。所以戰後日本政府看待歷史的態度很擰巴,左右搖擺不定。 還有就是歷史上各代人看待歷史的不同態度,比如度過處於戰爭時期和戰後一代人是所有年齡段裏的人最反戰的。但在過了幾代體會就沒那麼深了。家族成員在討論那段歷史時會避重就輕,着重講述家族經受的災難,所以戰後一代人的和平主義信念更強。作者用了一個詞叫做“後記憶”來表示這種對未經歷者講授的歷史。 日本憲法的第九條也被着重討論,這一條是用來限制日本發動戰爭的,除了日本幾乎沒有國家有這種法律。和平和和解主義者都堅決維護第九條。2014年日本通過了日本有集體防衛權的法令,讓很多年輕人擔憂。最近高市早苗政府想改掉第九條,她的支持力量還不夠多,但還在增長,這一點確實令人擔憂。 最後,我認爲我們儘量還是去認識具體的人,不要沉醉在“仇日”“媚日”的宏大敘事裏。個人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複雜,但也沒我們想象的那麼簡單。多去觀察真實的世界,不要用幾個標籤去坐井觀天。
先上結論,這本書通篇寫得還是比較中肯的,通讀一下這本書有助於我們理解日本人到底是什麼心態如此近乎變態的右傾。當然末尾那句“除非中國不再用反日情緒來掩蓋國內矛盾,否則這個恩替就無法得到解決”除外。 在這本書裏面,日本人的在面對戰敗的問題上,大抵可分爲三個基本類型: 第一種是在日本30年代發動侵華戰爭時期就已經成年的人,特別是那些上過戰場參加過暴行的人,基本上持有的“施害者”心理,承認對中國以及東亞、東南亞諸國造成了嚴重的傷害。比如大江健三郎、手冢治虫等。當然還有一些頑固右派,有一些本來已經被關起來了,但是因爲戰後日本合作的原因被放出來毒害日本的,比如岸信介這些人。 第二種是在日本30年代發動侵華戰爭時期就還是青少年時期的人,這些人因爲日本長期的宣傳教育的“保護”,對於日本對於日本在中國東南亞的一些列暴行一無所知。但是他們對於盟軍對於日本的轟炸確是銘記於心。特別是在廣島長崎的人,絲毫不顧“長崎是日本重要軍港的事實”。誠然,爲了讓日本屈服,盟軍幾乎轟炸了日本所有的城市。越是希望通過轟炸摧毀日本人的意志,日本政府就越把這一行爲作爲“日本民族獨立抵抗西方不屈服”宣傳的重要部分。這些人大多數是對於日本侵華和侵略東南亞毫無認知。他們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點認爲是“偷襲珍珠港”,認爲政府無能錯誤偷襲了珍珠港,導致了日本招惹了一個不應該招惹的敵人。特別是後來完全臣服於美國後,這種罪惡感成爲了主流敘事。這種主流敘事又派生出來兩種截然不同的路線,一種是追求和平的,希望世界永遠和平的,比如中國人民熟知的漫畫家宮崎駿、藤子·F·不二雄。還有一種就是目前日本主流右翼的,日本的戰敗在於錯誤的選擇,一定要恢復日本正常的地位。 第三種是戰後出生的日本人,這些人出生在一個全新的世界,因爲美國對抗蘇聯的需要。日本突然就從戰敗國成爲了盟友。這些日本人對於戰爭中的罪行和平民的恐懼沒有任何知覺。但是對於戰後那些PTSD的退伍軍人卻有一些特殊的感受。因爲很多人家裏就有一個有着嚴重PTSD的成員,這些成員通常是父親的角色。而面對精神極度不穩定的父親,幼小的心靈通常會有很大的傷害。這些傷害又因爲是否能理解背後的原因和理解背後的反饋,通常會異化爲要麼認爲父親是惡棍,要麼認爲父親是被舊的官僚體制欺騙的受害者。而這種傷害又會進一步在他們的生活中影響下一代人。他們有一些手持反戰的旗號,更多人的則成爲了頹廢的一代。 日本戰後的憲法第九條,從一開始就造就了一批“熱愛和平的日本人”和一批“飽受屈辱的日本人”。而顯然美國對於日本的扶持,讓日本經濟上逐漸恢復。而日本的國體決定過了,只要日本恢復了元氣,一定也會恢復軍國主義路線。 同時,我們也可以引用另外一本書的觀點,說明日本走向極度擴張和玉碎主張,實際上日本整個政權體制和社會不負責任導致的必然結果。日本的政客只能走一條讓日本與西方強國並列的道路,因此不能認輸、不能服輸、不能承認自己歷史上有污點從而成爲西方盟友歧視的對象。在這種不負責任的心態下,明知必然戰敗,不能從自己口中講出來,加上陸海軍之間的不合和裕仁複雜又殘忍的內心。導致了日本一步一步走向了必然失敗。 同樣在失敗之後,日本社會也陷入了對於戰爭的責任的推卸。隨着抱持“施害者”心理的一代人逐漸離去,“受害者”心理成爲了主流民意,要求恢復日本在世界上的“合法的正常地位”成爲一種必然。最常見的一種聲音叫做“所謂的侵略我沒有看到過,我沒有參加過,你憑什麼說是真的?反而對日本的無差別轟炸,特別是對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轟炸是不可辯駁的事實。日本人是受害者,全世界都欠日本人的。” 在今時今日讀這本書,我覺得正正好。首先我們要拋棄幻想,高市早苗搞出了那麼大的動靜,日本國內的反饋怎麼樣?經濟上日元一下子就跌破了155日元的低點還在狂跌,旅遊業哀鴻遍野,幾乎所有的前首相和左翼都在狂批高市早苗。然而現實很殘酷,高市早苗的支持率一路升高,右翼化、支持所謂“國家正常化”已經毫無懸念的成爲日本主流民意。 所謂漫長的戰敗,到此時此刻,日本還沒有接受。我們把眼光再往前放一放,日本人在甲午戰爭後簽訂馬關條約時,就嚐到了被列強“欺辱”的滋味。但是“日本人不屈服”,轉而就在其後跟“三國干涉還遼”的始作俑者俄國打了一仗,打贏了這個老牌資本主義強國。就這樣也沒有得到西方的承認,甚至在建立“僞滿洲國”的時候遭到幾乎全世界強國的反對,於是這個“到處受氣”的強國不顧全球反對,憤而退出國聯,當時日本作爲列強是國聯的常任理事國。對抗西方列強這樣在日本成爲民粹主義敘事的關鍵不是借屍還魂,而是從來都陰魂不散。11月18日,日本政府再一次提出要改革聯合國安理會,要成爲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成爲列強,重新參與“瓜分世界利益”,日本從未放棄。但是,現在已經不是十九、二十世紀,傳統的霸權體系已經瓦解,美國和老歐洲都已經無力維持傳統的殖民模式了。日本這個時候還想通過恢復軍國主義來再次擴張,該迎頭痛擊,讓它夢醒了。
這本書的研究做得還挺詳實的,內容相對比較客觀。印象較深的幾點: 1、日本的反思主要在於:“爲什麼會戰敗?”“爲什麼要參與一場註定失敗的戰爭?”,沒有從戰爭發動、受害者、施害者角度反思自己。 2、政客修改教科書、親歷者將自己塑造成受害者、後輩不想問也不敢問歷史細節,都將自己塑造成受害者,淡化記憶,企圖掩飾抹掉日本對亞洲受害者的罪行。 3、日本的歷史教科書沒有統一的版本,不同版本細節不同,青年的歷史觀價值觀不會覺得割裂嗎? 4、結尾有句話挺有意思的“中國的反日情緒是爲了掩蓋國內矛盾”,圖窮匕見的感覺,這明顯是兩回事,國內矛盾是國內矛盾,反日情緒是另外一回事,這一點作者是給日本抬咖嗎?未免太看得起日本了。而且正是因爲中國的反日情緒存在,纔有成爲政治手段的可能性,更何況如果非要說那現在的手段是反美……
作者通過研究包括日記、新聞、小說、訪談、教科書、漫畫等在內的種種內容,將日本戰後對於二戰本身的看法進行了匯總,並在一定程度上對其流變進行了描述。大體可以分爲三種思潮:民族主義、和平主義以及和解主義。 民族主義認爲一直以來的歷史教育是”自虐史觀“,對日本作爲侵略者的歷史敘述極爲不滿,更喜歡強調二戰中日本士兵以及平民所做出的犧牲,並有將犧牲崇高化的趨勢——日本之所以有如今的和平與繁榮正是建立在先前爲日本作戰的”英靈“們的犧牲上。也因此,民族主義者多數時候更願意強調太平洋戰爭(其被認爲是大東亞聖戰中日本對歐美帝國主義宣戰的直接符號)而非中日戰爭或其他更顯而易見的侵略戰爭。這一思潮最明顯的體現莫過於靖國神社的存在,以及安倍晉三和高市早苗在日本政壇上所取得的輝煌勝利。 和平主義則無差別的表達出了對戰爭強烈的厭惡。這是當前日本接受度最廣的看法,尤其是其對日本戰爭年代所受到痛苦的宣揚,這種苦難被認爲是無意義的,而造成這一切的元兇並非美國,而是日本的決策者們,是他們的愚蠢將日本捲入一場贏不了的戰爭(國內通常批評這種思潮爲反戰敗),從而使得日本人深受戰爭與飢餓的痛苦。這使得當代日本人對戰爭的態度極其消極(據統計,只有5%的年輕人願意爲國作戰,即使是自衛戰爭),且對政府充滿不信任。對和平則抱有一種無條件的用戶態度。 和解主義則對侵略者身份尤其看重,認爲戰爭責任並非僅是少數戰犯的,而應該由所有日本民衆承擔,並格外強調日本在亞洲所實行的暴行。希望日本能像戰後德國一樣表現出深切的悔罪,並在此基礎上同中韓等國建立友好關係,以此被國際社會所徹底接納。但同時需要注意的是,該派別事實上並不一定比和平主義更加進步,因爲其行事邏輯同樣帶有現實功利的元素,尤其是同朝鮮、中國和解,在某些視角下被看作是一種可恥的妥協(如戰後初期,美國阻止日本同共產主義中蘇朝和解)。 所謂文化創傷,則是不同歷史記憶的斷裂,三種不同的歷史敘事無法調和,最終在戰後複雜的國內外局勢中各自獨立存在蓬勃發展,直至今日仍在此消彼長的同時爭論不休。戰敗本身就令人痛苦,海外無休止的批評讓人感到刺耳,社會內部的強烈摩擦則讓人感到鬱悶而充滿挫敗感。 我個人感觸最深的是,歷史總是在爲現實”扭曲“。因爲自己的家庭無法承受父親在中國戰場燒殺擄掠的可能,兩代人則形成了微妙的共識:對中國所發生的事情緘口不談,而是着重強調父親在戰爭中所受到軍隊長官的壓迫,自家人所忍受的飢餓與動盪,戰後父親努力工作、投身社會運動的身姿以及不時襲來的強烈悔罪心理和PTSD。因爲維持統治以及日後反共的需要,美國拒絕對日本進行徹底清算,天皇被保留了下來,戰犯們及其後代依然在日本政壇發揮着其巨大的影響力,同戰後德國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反希特勒與納粹主義不同,作爲軍國主義最大象徵的天皇制則在相當程度上維繫了日本政府的合法性,這讓對歷史進行徹底反省近乎不可能。 日本也不得不接受的現實是:戰敗初期勝利者們一邊在東京法庭中審判自己帝國主義的殘暴罪行,一邊馬不停蹄的撲向東南亞試圖重建自己過去的殖民統治。而到當代,自己的假想敵(中國)一邊不停重申日本對中國以及亞洲各國所造成的毀滅性災難(亞洲戰場約略死亡2000萬人)的同時,卻對其歷史上所造成的劇烈動盪則閉口不談(約略死亡4000萬人)。這應和了國內對日本最常見的批評:日本究竟是反戰還是反戰敗?審判者們的所作所爲回答了這個問題。 如果我們看到國共內戰時期深度參與這場戰爭的日本士兵以及日本所受到的寬大處理;看到臺灣當局對日本殖民歷史的美化與淡化;看到朴正熙政府爲了獲得日本貸款而主動表明不再追究日本的歷史責任;看到美國由親手替日本製定和平憲法到如今熱切盼望日本早日修憲;看到80年代中日蜜月期兩國民衆”無來由“的好感以及現如今雙方”有緣由“的視同寇仇。 不難發現,歷史一直以來都極爲重要,歷史一直以來都最不重要。 ”誰掌握了過去,誰就掌握了未來;誰掌握了現在,誰就掌握過去“似乎並不只是奧威爾在小說中的戲言。
日本人是如何看待戰敗的? 同樣是戰敗這件事,日本國內現在有三個不同故事,“陣亡英雄”的故事,把日本戰後繁榮歸因於二戰士兵的犧牲;“受害者”故事,強調日本也是二戰受害者;還有“施害者”故事,主張日本要對戰爭罪責進行深刻反思。 陣亡英雄故事講的就是陣亡士兵的勇敢和忠誠,日本獲得的和平繁榮就是建立在這些忠誠的士兵犧牲之上的。 講陣亡英雄故事對日本有很多收益,既能消除民衆對戰爭歷史的負罪感,同時也會培養民衆對國家的歸屬感和自豪感。 第二個受害者的故事內核是災難,這類故事的主角只是日本受害者,作品只關注廣島被原子彈轟炸之後的故事。但原子彈爆炸之前的十五年,廣島作爲日本的軍事重鎮,侵略東亞的橋頭堡,這一點卻沒有被提到,遭到日本侵略的亞洲民衆也沒有被提到。 這類受害者故事就是在轉移注意力,具體來說就是從受過日本迫害的亞洲民衆的苦難上,轉移到日本國民自己的苦難上,通過強調日本國民也遭受了苦難,很少談及日本對別國民衆的侵害。 最後就是施害者故事了,這個和我們的認識差不多,主要關注的是日本對別國造成的傷害。 這三個故事裏,受害者故事日本國內是最受歡迎的。 這種受害者故事是怎麼形成的呢? 日本對東亞的侵略前前後後幾十年,參戰的士兵是有代際差異的。很多能夠活到20世紀末的老兵,當初可能只參加過20世紀40年代的戰爭。40年代,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對日宣戰,剛參戰的日本年輕士兵,只知道他們在抵抗美國、保衛國土,並不知道日本侵略亞洲的那段歷史。所以,當他們回憶戰爭歷史的時候,會更傾向選擇“受害者”視角。 日本戰爭的平民羣體,在談及戰爭時,會聚焦在自己體驗深刻的苦難上,比如戰爭要承受丈夫、兒子慘死的噩耗,但是於日本戰爭罪責的問題,感受並不多。 戰後一代,他們也要維護父輩的形象,避免把父輩說成侵害者。 日本大衆的媒體也都是在講受害者的故事。 日本學校的和平教育也是講的是受害者故事,日本的“和平教育”跟我們理解的可能不太一樣。學校沒有讓學生具體思考戰爭是否正義,而是讓學生體會到戰爭很可怕,然後牢牢記住這種感覺。 所以無論是沿着時間線索,從“戰時一代人”到“戰後一代人”;還是沿着空間線索,從普通家庭、大衆媒體到學校教育,不時代、不同羣體的人,都在通過各種方式塑造一個共同記憶,這就是關於“受害者”的記憶。 爲何同樣經歷戰敗的德國,在反思戰爭方面能做得更深刻? 戰後德國,面臨一個緊要任務,就是要與歐洲各國和解,德國要想存在下去,就得獲得其他歐洲國家的諒解,所以德國政府選擇了一個”懺悔政治”模式。 真是弱後就要捱打啊,當實力弱的時候,施害者連慚悔都懶得慚悔
人爲什麼要爲一場不義的戰爭而死。 1945年,戰爭結束了。廢墟、飢餓與死亡,這是失敗的國家留給普通人的一切。投降僅僅是戰敗的開始,在此之後的數十年,日本社會將一直爭論着同一個主題:誰有罪?誰該爲這場戰爭負責? 舊日本的失敗是極權主義政府、軍國主義社會與集體無責任的日本文化共同造就的結果。早在戰爭開始前,整個國家便逐漸陷入瘋狂,所以敢於反對民族主義的人都作爲“非國民”被無情的鎮壓和轉化,即便是首相這樣的高官,一旦被認爲對外過於軟弱也會被肉體消滅。在這種恐怖高壓的環境中,日本人就像坐在一列拆掉了剎車的火車中狂奔,即便所有人知道前方是深淵,但也只能裝作一切正常的樣子去絕望的戰場上送死。 戰敗後的日本進行了徹底的改造,美國主導的民主化運動、土地改革和經濟改革消滅了軍國主義生存所依賴的極權政府、封建制度、財閥企業,和平憲法放棄了軍隊和戰爭權,和平教育培養出完全不同的反戰一代,日本戰敗的結果是其陰差陽錯地成功完成了自明治維新以來始終未能完成的民主化和現代化。 但過去野蠻行爲的陰影從未真正遠去,戰後的日本圍繞如何對待戰爭中歸來的一代人的問題而分裂,施害者、受害者、戰爭英雄的敘事激烈衝突,而活着的倖存者卻幾乎都保持着沉默。舊日本自詡爲文明開化的先鋒,卻對他國和本國的人民犯下了極度野蠻的罪行,這一極端的反差始終讓日本的敘事難以自洽。漫長的戰敗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伴隨着日本社會,現代化的黑暗一面從未遠去,而過去那些可怕的戰爭或許能讓從未經歷過的新世代認識到,一個民主制度和自由社會是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如此重要。
日本的戰敗經過漫長几十年的“翻來覆去”而成爲一種國家的文化創傷,在這個幾乎關係全民的文化範圍之中,犧牲者(陣亡英雄)、施害者(犯罪者)、受害者的形象構建是一種不特別明確的存在,不同立場又催生出如今的三類存在:民族主義、和解主義、和平主義。前二者很好理解,像是天枰兩端,而關於和平主義在戰敗國卻有一種特殊的存在必要,它模糊掉了罪責與無辜的界限,算是一種逃避,逃避以前(1945·08·15前)和遠方(他國受害者),關注本國的苦難而非他者,放大無助與痛苦以達到自我免罪,很狡猾,可即便如此,我們也不能否定此種和平教育之必要。教科書一章有意思,顛覆了以前的瞭解,教育要符合國家利益而非追求真相這點真是放之四海皆是。對於日本現在的處境,其實挺無解的,逃避很容易啊,我們自己不也在逃避(或被動逃避某些歷史事件嗎?敘事線清晰,但太散。
前面的內容比較客觀,呈現了日本社會內部不同的聲音。有人記住侵略,有人記住自己作爲戰爭受害者的經歷,也有人把當年的戰爭理解成保衛國家。不同的記憶一直並存,也一直存在爭議。 教科書和歷史教育這一部分也比較有意思。同一段歷史可能因爲教材、老師和補充材料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框架。 書的最後一部分,留下了一些比較複雜的餘地。這種曖昧反而讓我重新思考了“道歉”這件事情:日本政府戰後其實有過多次正式的反省和道歉,問題更多在於這些表態並沒有形成始終一致的歷史認識,日本國內也一直存在不同的聲音。 這場戰爭應該怎樣被記住、怎樣被解釋,以及責任應該如何被承擔,可能會持續很多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