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譽

不太擅長閱讀這種圍繞多中心散點式分佈進行討論的書籍，很容易就雲裏霧裏，讀一節就忍不住思索這到底與聲譽，權勢，財富有無關係？有何關係？只想提煉總結，強迫找到脈絡紋理的蛛絲馬跡(這或許是一種充滿個性化的錯誤行爲，尤其是對於這樣文辭優美犀利深刻的言語來說，無異於一種折辱）。同時，當我以另一種方式重新面對那些閱讀過的文字，會猛然驚覺，狼吞虎嚥的閱讀方式磨損了我，一個只顧埋頭趕路的人會錯過多少沿途優美的景色，至此，我正在學習慢下來，細細品讀，以空杯的心態不求甚解的進行思考。然後，透過重巒疊嶂的字句的層層掩蓋，好像清晰的(有誇大之嫌）捕捉到了一個人思維流動的方式，藉助別人的眼睛，別人的大腦，以不一樣的視角審視這個世界，這是極爲有趣的。 至於聲譽，財富與權勢的關係，書裏寫的又深又散，在寬泛而不深刻、深刻而不具體的悖論下，稍微覺得有點摸不着頭腦。但也覺察到一點，財富正在超越原有的地位被無限放大成爲主流甚至全部評判的標準，在功利且短視的今天，生存的唯一追求目標彷彿就是財富的積累，財富積累也許沒有錯，但不應該是唯一，在盲目從衆社會風氣影響下人是如此同質化，但豐富多彩的人生理說並不應該如此設限，清醒的思考者也不應該被當做異類，是時候有振聾發聵的聲音喚醒身陷囹圄的普羅大衆。 但我不喜歡結尾的收束方式，將聲譽具體到與作者本身職業相關，漫無邊際的東西一下變得具體狹隘(或許只是更具體沒有狹隘），相比於握緊的拳頭還是更喜歡攤開手掌的世界。

從李白“或雲堯幽囚、舜野死。”開始說起。 作爲儒家建構的美好黃金時代記憶，堯舜禹的古老禪讓之夢一直流傳至今。明明幾千年有確切記載的歷史一次也沒有證實這樣的夢。是因爲這是虛假的編造的還是因爲某種或某些要素變化了因而再也不可能有這樣的事了？ 是有了財富的加入。不再是朝不保夕喫了這頓沒有下頓不僅要憂慮今天還要憂慮明天乃至四季流轉氣候變化的幾十人聚落。當人度過了與自然搏鬥的階段，有相當一部分人有餘裕做些“無用”的事情時，權勢就變得值得拼死保衛，甚至一個家族的生死都要賭上了。（儘管這樣的解釋並不具備對堯舜禹的說服力，因爲一個有那麼大領地的王朝或部落，早就到了這個階段，不可能出現禪讓了）。 今天這個時代，權勢慢慢變成“死獅子”（當然人類世界發展並不是均衡的，有些地方並不是，但先發展的國家是的）。人們從時間（任期）和大小（分權）來拆解權勢，不再是那種奴役國內其餘所有人、皇帝必須被捧上神壇，要拼死保衛的權勢。 這和人類經濟的起飛是同步的。整個人類世界彷彿再一次甦醒，亞當斯密是那個先知，看不見的手會將個人的自利引領爲人類的福利。當然沒錯，那是個只有少部分人（國王，貴族，教士）可以自利，並阻止其他人自利的時代（經濟學有認爲行政壟斷纔是壟斷，需要破除，除此之外都不是壟斷的觀點）。 當（理論上）所有人的創造力被激發，生產力成指數級增長，資本主義以一種“創造性破壞”的方式席捲全世界。新市場、新產品、新技術、新供應來源、新組合形式、新組織形式。歷史開始加速前進。 「“社會主義是個既豪壯、浮誇又天真單純的主意……事實上，可以說它是人類精神上最具勃勃野心的發明之一……它既莊嚴華麗，又蠻橫大膽，當然會激起世人前所未有的稱羨。因此，如果想要這個世界免於沉淪到野蠻的地步，我們就應該起而駁斥社會主義，而不能只是隨便地棄之如敝屣就算了。” 人自認已洞悉一切掌握一切包括未來的全部奧祕，人已知道怎麼最恰當地安排世界和所有人；人用自己這隻特定的手，來取代近乎自然原理的那隻看不見的手。」 亞當斯密的繼承者之一，米塞斯、哈耶克，奧地利學派對計劃經濟的駁斥當然是對的。但駁斥一個錯誤，並不天然代表自身正確。 市場機制，這個被經濟學界認爲（最接近）完美的系統，只要這個就好，其他獎懲都不再需要，以免干擾它的運作。 只依據貨幣這一項來衡量一切事物，而不能兌換爲貨幣的等於不存在。這是一個集體的、多數人的判斷，放心相信這樣的判斷來決定人類世界。這會不會是另一種致命的自負，既莊嚴華麗，又蠻橫大膽? 亞當斯密最耗費心力的作品是道德情操論，唐諾認爲那是平庸的，還特地讀了好幾遍。國富論毋寧是神來之筆，是對經濟這個特定領域的發現，也並沒有想擴充至人類所有事物。和他的同胞達爾文一樣。 再再拷打權勢這隻死獅子，是否忽略了財富這個真正的活獅子?權勢有國界，而財富如水，可以抵達地球的任意地點。大公司的避稅，開曼羣島等等。金融危機，受損最重的總是洋蔥的外層。 貨幣的本質是信用。在還是貝殼還是銅錢模樣的時候就是了。 可以憑空產生貨幣。貸款創造存款。 立德立功立言，被稱作三不朽，這是無宗教傳統的古中國士人的價值與信念。 聲譽是什麼呢？聲譽就是這樣的光、影和聲音。奇妙的是，這個看似最脆弱的東西反而能夠穿越時間。爲什麼呢？ （之後再寫吧，這個真正關切的，聲譽。在財富主導的世界的處境）

目錄是一篇篇短文，但全書可視爲一篇長文，還是那個死不悔改的唐諾：喜歡內舉不避親，拿妻兒、姨子、岳父說事；愛稱引卡爾維諾、赫爾赫斯、托克維爾和古爾德。不過，納博科夫提得少了，添了列維-斯特勞斯。 止筆於六年前的這些文章，並不過時，卻也從未當季。唐諾還沒老的時候，早早就開始懷舊，這是寫作者的通病，懷舊畢竟比規劃容易得多，還少許多責任。 聲譽、財富、權勢，猶如三足，撐起塵世之鼎，又似三位一體。唐諾對財富的態度，仍矜持於名士風度，相信並不是葡萄酸，但在我看來，大可不必。聲譽並不比財富、權勢更高尚，讀書寫書、打牌炒股，世人各得其所，哪來的鄙視鏈。 引用並不好笑的老笑話，不用電腦打字而是手寫，唐諾的文風和人設，永遠定格。“我仍然會想到爲數很少但一直善意耐心讀我書的遠方不識朋友，我永遠感覺虧欠了他們什麼。”讀到這裏，我順手旁批：所以，要精進。然後發覺自己更老了，六波羅蜜居然忘了兩條，百度溫習，忘的是持戒、忍辱。 家中9本唐諾的書至此讀完，不必添置，或會重溫《世間的名字》《閱讀的故事》，以及《盡頭》《重讀》。 2022-06-25記

聲譽、權利和財富，究竟哪個比較重要呢，估計是財富，書中講到聲譽並不能直接生成幸福，它與幸福之間還隔着人們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和必要需求之上的人生享受，爲了說明這一點，作者舉了契科夫的小說《發現》作爲例證——一個五品文官在五十歲時突然發現自己的藝術天賦，由此引出了一些美好生活的幻想，但現實卻狠狠得抽了他一耳光，儘管你的藝術作品給你帶來了聲譽，但如果沒有兌換成物質，那生活將仍然是悽苦悲涼的。 由此想到《夜晚的潛水艇》這本小說集中的一篇故事——《傳彩筆》。一枝神奇的筆能夠讓你寫出絕對意義上的偉大作品，任何人看到你的作品都會傾倒、折服、迷醉，但作爲交換的代價是沒有人會看到它、閱讀到它。像這樣偉大的作品如果不能被閱讀有意義嗎，如果不能帶來聲譽、權利和財富，那麼寫作還有意義嗎？遠的不說，讀書博主們寫的東西如果無法變現還會堅持寫下去嗎？畢竟成功者寥寥無幾，而因倖存者偏差和隨處可見教人成爲讀書博主的讀書博主，又讓大把大把的文學愛好者和寫作愛好寫投入到成爲讀書博主的征程中。如果博主們一開始就是爲了聲譽、權勢和財富而寫，是不是一定會失敗呢？他們有誰不是爲了聲譽、權勢和財富而寫作，又堅持了多久？

讀書，除了讀一些自己喜歡的文學性比較強的作品，讀唐諾的理性說真話的作品感覺也不錯。 人不可總活在想象和虛構中，需得活在現實和真實中。

唐諾曾說，想寫一本全是引文的書。所以，看唐諾最常引用的人是哪些，他的價值體系就一目瞭然了。當然，對其本人而言，這依然是管中窺豹。 在這本《聲譽》裏，儘管唐諾聲明在引用時儘可能選用一般人讀過的書。然而，就其最常引用的人來說，依然是平常人很少讀的，比如博爾赫斯、卡爾維諾、列維·斯特勞斯、馬克思·韋伯等。兩個詩人作家，一個人類學家，一個社會學家。當然，完全可以在這些人前面加上一個形容詞：老年。在自己陷入蒼老的途中，唐諾越來越喜歡那些蒼老而深邃的文字，儘管這些蒼老與深邃往往帶着憂慮與疲憊。我喜歡的正是他這個年紀（六十左右）所具有的蒼老、深邃、憂慮和疲憊。唐諾在《閱讀的故事》集說，40歲是看穿詭計的年紀，在《盡頭》裏說，80歲是一個大而化之的解構年紀。唐諾身處的年紀剛好是40歲與80歲之間，所以，我還是期待唐諾80歲的書寫，希望他老得越來越慈悲越來越圓潤。然後，我就可以像閱讀七八十歲的米沃什寫的《詩的見證》和《米沃什詞典》一樣，去閱讀唐諾的晚年定論。而不是像看到八十歲的詩人赫拉西姆·盧卡跳進塞納河一樣，眼見八十歲只剩冷冰冰的悲哀。 其實，讀《聲譽》，已經隱隱能感受到唐諾精神的“風溼性”了，每當時代、文化、政治等的冷風一吹來，他就疼痛難忍，於是化爲文字。就像他對博爾赫斯的引用：〔博爾赫斯命名爲《幫兇》（詩人是大自然不幸的幫兇）的這首詩有這幾句：“我承受着宇宙、屈辱、歡樂的全部重負。／我應該爲損害我的一切辯解。／我的幸與不幸無關緊要。／我是詩人。”〕對於唐諾來說，可以把“我是詩人”換成“我是書寫者”。某種意義上來說，唐諾的文字在莊子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間。只不過，他空懷冷眼熱腸，卻不能像莊子一樣用想象、詩意、自由等來告慰自己在人間的寂寞失意；不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樣，更瘋狂一些，把瘋狂扭曲成一種詩意一種哲學。讀唐諾，應該深深記住一點，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侷限、邊界，唐諾如此，我們也不例外。永遠不要拿別人的侷限作爲自己肆意嘲諷批評的資本，而是學會欣賞發現這個侷限之內的閃光點。 看唐諾這本《聲譽》的時候，一直在做飯時跟朋友碎碎念地分享，比如那段〔托克維爾講過這樣一番話，容易誤解但實在說得太好了：“一旦我認爲一件事是真理，我就不想讓它捲入辯論的危險裏，我覺得那好像一盞燈，來回搖晃就可能熄滅。”〕 而且，一個作家的書寫能不能讓你對另外一些東西產生閱讀的心動，這是很重要的一點。最起碼，唐諾激發了我閱讀的心動，比如羅莎·海森堡和契訶夫。 他講海森堡： 〔時至今日，我們對本雅明的基本認識算是正確的，只是深刻度、細膩度的問題而已；但對盧森堡，一百年時間依然如阿倫特所說的，充斥着謬誤——她依然被說成是所謂的“紅色羅莎”，一個狂暴的、動輒失控還喋喋不休的可怕女人云雲。盧森堡其實是個溫柔而且沉靜的人，愛鳥、愛花，“有着單純感人的仁慈以及詩意的美好”，她對文學、對詩也有極佳的鑑賞力和閱讀習慣，所以阿倫特說她，“只是個天生的‘書呆子’，如果不是這個世界冒犯了她對於公平和自由的感受，她更寧可埋頭在動物學、植物學，或者歷史學、經濟學和數學之中”。 羅莎·盧森堡最堂皇的墓誌銘出自列寧，這是非常著名的一番話，並已成歷史掌故：“讓我們以一個古老的俄國寓言來回答：一隻鷹有時候飛得比雞還低，但是一隻雞永遠飛不到鷹那麼高。羅莎·盧森堡儘管有錯誤，但是她過去和現在仍然是一頭雄鷹。”但有趣的是，盧森堡自己選的卻是另一隻鳥，尋常的大山雀，一九一七年二月她在柏林的監牢裏寫給瑪蒂爾德·雅可布的信：“我的墓碑上只能寫兩個音節‘zwi-zwi’。這兩個音節就是大山雀的叫聲，我能夠模仿得很像，一聽到我的聲音，它們馬上就會飛來。您想想看，這兩個音節往往像閃亮的鋼釘一樣直率而平淡，而從最近幾天以來則帶有一點膽小的顫音，一點細微的胸腔音。雅可布小姐，您知道這意味着什麼嗎？這是即將到來的春天輕輕吹來的第一縷氣息——儘管備受冰雪和孤獨之苦，但我們（大山雀和我）覺得——春天來了！如果我因爲煩躁活不到那一天，不要忘記在我的墓碑上刻‘zwi-zwi’……除此以外什麼都不要寫。”〕 他講契訶夫： 〔契訶夫數以千計的短篇小說一向焦點集中直指核心，像是一次只處理一個問題，這有點笛卡爾乃至於羅蘭·巴特的味道（爲什麼不可以把蓬鬆混亂的人生徹底分解開來，每個點都單一是一篇小說？）。但契訶夫通常會多寫一個“開頭”，興也，觸發也，先從某一件確實常會發生的意外寫起，由此轉入的小說遂只是人尋常生活的偶然一道岔路、一次奇想、一個水花，乃至於只是個夢。其戲劇性不損害也不替代人日復一日的真實生活，再怎麼放聲大笑都無妨，也因此小說如此自由，就像我們不講出來、人們也無從察知的時時刻刻心思自由流動，就像我們內心裏的笑聲。 契訶夫只活四十四歲，死於肺病痼疾，在那個冰天雪地的國家，這是一種窮人病、社會病。 但真的很少看到精神上、心智上這麼明亮健康的人（契訶夫因此是我生命裏最重要的自憐自傷醫治者）。 契訶夫認真、謙遜而且寫的東西充滿笑聲，溫暖的開心的笑聲，像花乾乾淨淨開在最陰溼髒污的角落——他是最摧毀弗洛伊德不實理論的人，童年那一堆（還不止一個、一種）所謂的創傷經歷，只是他寫小說的源源不絕堅實材料，他用來理解別人同情別人，看懂其他那些貴族出身小說家不易看到也不易看懂的廣大俄國下層世界，“化爲幸福的詩歌”如博爾赫斯所說的文學工作。 契訶夫一直是我最喜愛的小說家，這話後頭若加上“之一”，也不超過五個（張大春則說是三個，他也極喜愛契訶夫）。〕 摘抄： 〔博爾赫斯不說“不朽”（他害怕不朽），他的講法比較實在，說“掙扎向永恆”，他深知未來有太多不測的、難能盡如人意的事會發生——時間從來不是一條就此平順流去的大河，事實上，纔在不遠處，我們每個人很快會遇見的，就有一道大斷裂的絕對關卡等着我們，那就是死亡。 張愛玲極聰明地講她祖母將死去兩次，You Only Live Twice。張愛玲當然是很聰明的——祖母自己死一次，等到張愛玲也死了，祖母又會跟着再死一次。〕 〔博爾赫斯的《我的一生》，我先注意到的是這兩句：“我無與倫比，卻又與你相似。”我馬上想到的是我較熟悉的、朱天心小說中的主人物，總是獨特的、還帶點駭人之感的、彷彿從芸芸衆生裏甩離出來的“我”（或“你”），卻悄悄地、不知不覺地滑向一些人、一羣人、一種人，歸返於遍在的衆生和命運。〕 〔博爾赫斯似乎更喜愛《神曲》裏的而不是《奧德賽》的航行，那是回到伊薩卡多年後已老去的尤利西斯最後一趟旅程，他是否記得甚至尋求先知忒瑞西阿斯預言他的幸福死亡呢？總之，尤利西斯勸服這些老水手，“人不該像野獸一樣渾渾噩噩過日子”“人應該不斷尋求美德和知識”，這次他終於離開了其實只像是內陸湖泊的平靜地中海，穿越過直布羅陀大門（傳說由海克力斯劈開），航向真正的荒波大洋，還直抵南半球，在那裏看到了模樣完全不同、惟數量更大光度更璀璨奪目到嚇人的另一種星空，也就在那裏，船遇見了巨大雪山並在大漩渦裏沉沒——〕 〔如博爾赫斯也說，我能寫些什麼呢？我能說的，就是古希臘人的困惑，古波斯人的困惑，古埃及人、古中國人的困惑……〕 〔近一兩年來，我時時縈繞腦中、幾乎快覺得是此生最遺憾的一件事，便是卡爾維諾來不及寫好、講出（但已明明成竹於胸）的第六個演講，備忘錄缺了的六分之一一角，極可能還是收尾的、有最後結論意味、最終叮嚀意味的六分之一。據卡爾維諾夫人告訴我們，“卡爾維諾想把第六次演講稱作‘稠’，計劃人到了劍橋便動手撰寫。”——真希望能把他從長眠中叫起來或通過某種降靈術找他回來。有些時候，我們還是很願意相信人死後有知，可以繼續講話以及知道自己做成了什麼，少掉好幾種寂寞。我相信漢娜·阿倫特講本雅明“死後聲譽”時，也一定有着類似念頭。 真正足夠稠密、和整個人確確實實嵌合起來的知識便是技藝（形成爲技藝或說由技藝統合整理起來），人一生最主要做着的那件事，這是人能夠穿透世界最深入的部分。〕 〔韋伯很早就注意到人知識的完整性、人對世界的完整感受正在失去，人類的知識總量當然是不斷增加的，但卻像碎裂開來，落在每個人身上往往是局部的、稀疏的、東一點西一點的，我們對我們謀生的工具、對每天使用的東西瞭解很少，甚至想都沒想過也不知該如何想，我們因此也無法建立起一個稍稍成形的總體世界圖像，有一種虛浮起來的感覺；韋伯指出，過去人們不是也不能夠這樣，他必須對自己擁有的東西和周遭人事地物有足夠稠密完整的瞭解，尤其是他生存所繫的工具和材料，否則根本存活不了，而惟有這樣整體的掌握，才構成爲“一個”對象，人才可能進一步思索（自自然然發生的思索）其所以然、其意義。〕 〔像雷蒙·阿隆，有人對他的如此感慨我以爲是很公正的：阿隆要是少管一些現實之事，他可以是下一個孟德斯鳩。然而，阿隆和過往的運送者如伏爾泰當時已大有不同，如今這道人稀之路更多各式風險甚至兇險，而且少掉了“尊敬”乃至於僅僅只是“尊重”——細膩地講理，揭示令人不舒服的真相，動輒對人陷入生物性的激情澆冷水云云是“不受歡迎”的（這已是儘可能文雅的用詞。一般羣衆最方便的反應便是惡意地高喊“聽不懂”）。“阿隆不是我們這邊的人”“寧可跟薩特一起錯，也不和阿隆一起對”，這些法國六八學運當時的年輕人名言真是生動極了（比諸今日已是經典級別了，果然事情是順流而下的）；〕 〔我一直很喜歡埃科《玫瑰的名字》寫見習僧埃森在大圖書館廢墟撿拾書冊碎片的那一段，大火早已熄滅，所有相關人等都已死去多年，真相依然不爲人知，眼前世界也沒更好更公義，只是持續如此，埃森裝了好幾袋子的書冊碎片，爲此“還丟掉一些可用的東西”，我以爲我完全看得懂，而且還有一點點類似經驗，宛如置身現場。〕 〔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自由主義大師以賽亞·伯林推崇爲“整個十九世紀最偉大的自由主義之書”）：“社會主義是個既豪壯、浮誇又天真單純的主意……事實上，可以說它是人類精神上最具勃勃野心的發明之一……它既莊嚴華麗，又蠻橫大膽，當然會激起世人前所未有的稱羨。因此，如果想要這個世界免於沉淪到野蠻的地步，我們就應該起而駁斥社會主義，而不能只是隨便地棄之如敝屣就算了。”〕 〔人即便最華麗看似不可思議的想象力（比方達·芬奇、費里尼這兩個相隔幾世紀的意大利人）都是有所本也有線索的，但人愚蠢起來可以跟任何可依循的因果邏輯完全脫鉤，可以好像不知道伸手到火裏會燙傷會痛不欲生也似的，沒來由、沒徵兆、沒好處、沒底。〕 〔業餘化，把專業夷平，談論再專業再困難的問題都不必準備沒有門檻，這像什麼？像投票，票票等值，等於說，沒有內容，只計算總數（技術上已非常容易，即民調，甚至電腦會自己計算處理，如粉絲數、按贊次數），這最根柢處有個極尊榮的、幾乎無人可反對的價值核心，那就是普遍平等原則，我們這一時代已長成最巨大的東西之一，托克維爾早在兩百多年前就看出來了，他說“無可阻擋”。無可阻擋，改用今天列維—斯特勞斯的話來說便是，註定了從一種狀態進入另一種狀態，但無法“聰明地”知道在什麼時候什麼點停下來。〕

人們在本雅明死後多年才一擁而來的那些讚譽和崇拜，要是能夠分一點到他生前，本雅明就不必如此狼狽一生，也不用四十幾歲就絕望自殺於法西邊界的比利牛斯山區。諸如此類的故事還能想到許多，比方梵高，還有愛倫·坡。

《聲譽》寫作使用的是當下少見的“小冊子”（Pamphlet）文體，“一本書只專注地、徹底地談一個問題，把整個世界仔細拆解開來一樣一樣對付”。 這種文體起源於歐陸文學，多旨在以鮮明觀念振聾發聵，這種傳統的小冊子，是“辯論的、說服的、有着堅決如矢的糾正企圖”。 比如著名的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常識》，以無可辯駁的判斷性論述，揭示了他眼中國家組織的合理方式，批判了英帝國，推進了一個新時代的誕生，並在後續與伯克的辯論中，對美國革命和其後的法國大革命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但唐諾在寫作這本“小冊子”時，卻說“本書的素材‘限制在一般常識層面上’……儘可能使用一般人讀過的、至少有印象的內容”。《聲譽》每個章節，都像一篇博客、或一段漫談，甚至有些單獨拎出來，乍看都並無特別新鮮。 但如果真的進入書中閱讀，你會發現，這96篇短文，卻自然地環環相扣在一起。不同於雄辯與說服，唐諾更看重經驗的傳遞，就像序言中所引述的博爾赫斯的話：“所有的言辭，都需要一種共同的經驗”。

◆ 幸福以自身爲目的 >> 博爾赫斯說詩歌讓人幸福，更多指的是閱讀、吟誦詩的人而不是寫詩的人，吟誦的人以較少受苦的代價，得到幾乎完全一樣的成果和安慰。 >> “我承受着宇宙、屈辱、歡樂的全部重負。／我應該爲損害我的一切辯解。／我的幸與不幸無關緊要。／我是詩人。” ◆ 兩個立即可見的困難 >> 道德是強大的自我約束力量，在意它的人很難講贏不在意它的人，沒辦法，這是令人極不舒服的另一個歷史通則。 ◆ 以國爲單位的權勢和以世界爲單位的財富 >> 掏錢付賬，無聲、自然、平順不驚、銀貨兩訖誰也不委屈不恚礙，流水般進行，而流水正是財富（或貨幣）的本質說明及其象徵，錢者，泉也。 ◆ 聲譽只是一根繩子 >> 圍棋大國手吳清源這一句我如此喜歡的話：“當棋子在正確的位置，每一顆都熠熠發光。” >> “你怎麼會被官府抓去？”“我拿了人家一根繩子。”“才一根繩子也報官？”“繩子另一頭繫着他們家的牛。” ◆ 打造一條友善的時間甬道 >> 《衛報》的傑出記者、知識分子專欄作家蒂莫西·加頓艾什是內行人，他指出來：“全世界的記者都有一種可悲的模式，即他們先把名人捧到荒唐的高度，接着又拆自己的臺。” >> 每一個人都能不浪費地被使用兩次，有兩個高峰，拔起和毀滅，後頭如大山崩落那次往往更奪目更富戲劇性和傳送效果，傳媒當然也就更愛這個。於是，人心的陰黯潮溼那部分被擴大並理解爲“基本人性”，成爲一種生活習慣，生長在這樣的惡意基礎之上，聲名遂變得總有點髒兮兮的，即使它還在最初的光朗純淨時刻，人總是猥褻地提前去想它被拆穿瓦解的下一刻。 >> 記憶原像是潮水退走後的痕跡，事情發生了，依不同年紀不同樣式、性質在我們腦子裏不同的區塊留下深淺不一的刻痕，但新的潮水不停歇湧來，之前每一次的刻痕都被反覆沖刷、取代，復歸消失，如德·昆西說人腦就像一個隱跡紙本子，每次寫的東西會蓋住上一次寫的，這一次的又會被下一次的蓋住。保持住某道特定的、你珍視的刻痕方式便是回想，不斷地回想，人工召喚地、複製地那一次特定的潮水，時時勤拂拭，乃至於依樣再刻深一點，當然是有意地、挑揀性地、抵禦並離開當下潮水的。可能正因爲這樣，人回憶總隱隱有着痛楚，如同用某一把刀刻在柔軟質地的人心，好的、糟糕的回憶都一樣有。 ◆ 聲譽，比較怕權勢還是怕財富？ >> 人會想逃離這種自由，受不了那種懸空失重、事事不確定的狀態，害怕做沒正確答案的決定並負責；人往往想求助於一個單一大神，聽從一個命令、一種安排。 >> 單一力量絕對獲勝、統治的叢林，很容易形成一種單一核心和單子般、烏合之衆個體的詭異權力景觀，當代政治學觀察到這個（比方納粹的法西斯現象）並已充分討論，由於少掉了中間層級的必要層層隔離、緩衝和冷卻節制，這種全新的、二十世紀如怪物冒出來的極權形式，有可能比歷史上的君王專制政體云云更危險更暴虐不講理，因爲它通過多數、集體來檢查壓迫，無時無處不在且能巧妙豁免道德負擔甚至總是以道德爲名，也就是小密爾早人類世界現實一大步先察覺的深深憂慮：一千個人的暴政和一個人的暴政都一樣是暴政，只除了前者更讓人無可遁逃。 ◆ 停下來讀首詩：《我的一生》 >> 這裏，又一次，記憶壓着我的嘴脣，我無與倫比，卻又與你相似。 ◆ 特別的人和不怎麼特別的人 >> 在知識成果不斷累進的現代，人獨特的、非生物本能的這部分會有點詭異地不進反退，人類世界時時、處處出現某些再清晰不過的返祖現象，折返原始和野蠻，毫不可惜地、丟垃圾般一件一件丟掉人們耗時千年時光才學得才建造起來的非比尋常東西；這不是誰的錯覺，而是一個結果。 >> 民主當然不只是一次宣告，民主是一種社會機制政治機制，有它難以違逆的根本運作邏輯，民主的社會一樣得不斷做出決定、做成判決並管理。根柢地說，它尋求人的最大公約數，而最大公約數總只能是人生物性本能這部分；或說，民主不信任人個別的睿智，避免單一個人獨斷的種種危險（都是真的），但也就容易失去那些只有單一個人纔可能看見、感知、並持續深向思索修改的東西。集體是不思索的，不可能有深度、有鑑賞力，更掙脫不了實存的薄薄當下；而一種非人的機制更不會有同情，還不會有必要的耐心，這些是一定得支付的代價，只是賬單寄來稍遲而已。 ◆ 如登與如崩 >> 建構時間，中國人帶點咬牙切齒意味地稱之爲“如登”，爬山一樣，緩步的、累死人的但急不來，依山的高度、陡斜和兇險程度，惟無論如何都大量耗用時間；拆毀速度，則是人有束手無策之感的“如崩”，就像山塌下來或者雪崩那樣，某一個狂暴力量衝擊過來（大自然或人爲），瞬間結束，人甚至來不及逃命。 ◆ 嘗試着把國家視爲中間層級 >> 只投票日當一天主人那是幻覺；把個人權利寫成莊嚴誓詞乃至於寫入法律，也還是框架的、稠密度不足的而且保證不了，現實裏不足以一天二十四小時守賊般防堵時時滲透入侵的力量，民主得明智地在普遍平等大原則的沖刷下，設法存留一個個、一層層的中間層級，這纔是一堵一堵實質的牆，隔離出來並保衛着人最終的“自主空間”（小密爾、以賽亞·伯林）、人的“私人房間”（本雅明）。 >> 我剛從卡爾維諾那兒又學來一句話——未來有名無實。 ◆ 另一種“不要命的自負” >> 在那個民主仍意味着所有人對抗一個人、一些人的年代，他已充分看清並仔細地說明，“所有人”可能也會是另一種暴政（他稱之爲多數專制，“要一千人聽命於一個人是專制，而要一個人聽命於一千人也同樣是專制”），甚至還會是某種更糟糕、更徹底、更入侵到人靈魂的專制形式，這是民主絕不可加以掩飾的可能風險。 >> 真理是真的會敵不過邪惡的，小密爾進一步指出，真理更經常的狀態是失敗的，甚至還會被徹底殲滅，這是現實一再發生的事，接下來小密爾的這番話，我引述不只一回，是我珍視無比並努力信其爲真的：“但是這一真理終將戰勝迫害的格言，卻是人們津津樂道、直等它變爲老生常談的美麗謊言之一，然而已爲一切經驗所推翻。歷史上充滿了真理被迫害鎮壓的事例，如果不是永遠被壓制，也可能被退後若干世紀……迫害通常總是成功的，除非異教徒結成一個堅強的黨，不能有效施加迫害。沒有一個有理性的人，會懷疑基督教曾可能爲羅馬帝國所消滅……真理在這方面所佔的真正優勢是：如果一種言論是真實的，儘管它會一次、兩次，或很多次被消滅，在若干時間過程中仍會再被人發現，一直等到它的再現落在一個具有有利環境的時期，使它能夠逃避迫害，逐漸佔有優勢，力能抵擋其後一切壓制它的企圖。” ◆ 失意的人 >> 我願意相信人的生命最深處有一種韌性，一種接近於死皮賴臉的可敬韌性，所有信誓旦旦絕不會做不肯做寧死不做的事仍然會一件一件做出來。這是我對人最後的、也最無可救藥的樂觀和信任。 >> 在這樣失意人遍在的社會，最該阻止但必定發生的是所謂“尋找替罪羊”的遊戲，社會最廉價也最不公義的自我療愈方式，這可能是傷害性最大的部分，或應該說是腐蝕的——歷史經驗充分告訴我們（比方中世紀的女巫獵殺或幾世紀才堪堪落幕的猶太人迫害），人可能出現最難看最獰惡的樣子，出現在這一遊戲隊伍中，自私、殘酷、嗜血而且人人滿口謊言，集體進入一種附魔的瘋狂狀態還洋洋自得，人的素質以一種“如崩”的速度向原始野蠻無知倒退，沒有一個再好的社會禁得住這樣。 ◆ 經濟不好的日子，什麼能保衛我們？ >> “你的命太糟糕了，四十歲之前一事無成窮苦潦倒。”“四十歲以後就好了？”“不，四十歲以後你就習慣了。” >> 在經濟較掙扎困厄的日子裏，人容易趨於兩端，一是窮斯濫矣地變壞，人日趨虛無、自私、粗暴而且愈愚蠢愈富攻擊性；另一是困而學之地正好用來好好整理自己，下雨天是人修修補補東西並做好預備的日子，困難的處境讓人去想一些、學一些舒服日子裏不會也無暇去想的事，這上頭人有自我選擇和作爲的餘地，永遠有，無關乎經濟規模大小，無需相稱的經濟資源和預算數字。 以人類歷史經驗來看，前者的幾率較高，也來得快，是我們說過的“如崩”；後者則需要人的自覺、人把自己好好撐住，是“如登”。

對於聲譽相關話題的隻言片語綴成的一本小冊子，兼談權勢、財富等內容。最大的印象就是作者本人很喜歡契訶夫，感覺對於他的作品可以再關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