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自述

本書的寫作安排有趣，前面介紹蔡元培先生之人，後面介紹其文一二和他的名人朋友們。 當做傳記來看，太過簡潔，作爲了解其生平簡介的入門讀物，還不錯，畢竟是真人自述。由於蔡公所處的時代，處於新舊文化的交接地帶，而其本人又身受儒家傳統文化影響，故行文半古半白話，估計許多讀者因古文功利有限，讀起來困難，難爲放棄。 蔡公生在家境還不錯的人家，家以商爲業。10歲那年父親去世，從小多受母親影響，這個經歷有點像周恩來呢。 讓我震驚的是，他的母親教育子女很有一套，比現在許多母親高明的多。18歲時，母親生病去世，至此，蔡公兄弟三人沒了父母。 有一個細節，蔡公一家本有兄弟姐妹7人，但最終活下來的只有三人。其餘都早亡，可見在古代，孩子的存活率實在很低，不過一半，此種情況自然會影響他們對生命的態度。 古人很珍惜時間，很用功，特別是讀書人，可能就是因爲世事無常。 說說蔡公的求學生涯，5歲讀私塾，17歲之前一直讀的是四書五經，老師不準看與科舉考試無關的書，他是典型的小鎮做題家。有點類似曾國藩，在此刻，可以說是視野極窄，見識淺薄的。 蔡公考運很好，17歲第一次鄉試，便中秀才，曾國藩他爸考了17次才中，曾老考了7次才中，蒲松齡一輩子只是個秀才，他們羨慕死了。後來舉人，進士都很順利。 這要是在大清早期，平步青雲，人中龍鳳。可是當時大清已經到了窮途末路了，趕上教育正在改革。此後，蔡公從事教育，一發不可收拾，一生與此關聯。 如果中國要修一部教育史，則蔡公是跳不過的人，其對中國教育界的影響，貢獻很大，如開女學先鋒，讓男女同校，對當時最高學府北大的整頓等等。 如果要講中國革命史，蔡公也有貢獻，辦報紙，參加同盟會，製造炸彈搞刺殺，看起來外表儒雅的他，沒有想到居然可以做出炸彈刺殺的事情，我是萬萬沒想到，足見其勇敢，在其內心，倔強剛強與儒雅隨和並存，所以毛說，拿着槍的讀書人最可怕。 年老的時候，大約在70歲時，別人問他，如果讓你回到20歲，你會幹什麼？ 蔡公說，他想多學幾門外國語言，這樣就可以自由暢遊於各國的文化中，還說要學美術和音樂，他總覺得自己於審美方面欠缺。 毛澤東評價他說：一代宗師，爲人楷模。他年老還想着學這學那，還覺得自己的學問不足，以我觀之，實在慚愧。所幸，我還年輕，還有時光，以他爲榜樣，繼往聖之絕學， 希望於學問上能追上先生之一二，勉之。

如果要了解更多蔡元培先生的思想，那麼“讀蔡元培先生的自述”無疑是捷徑。 感謝蔡元培先生對教育留下了寶貴的文字思考，也讓我們後人得以窺探蔡老爲什麼堅持把“美育作爲教育核心”的緣由。 蔡元培先生“兼容幷包”思想，以及他四十一歲仍選擇出國遊學的精神，讓我們深感敬佩。 他在經濟拮据的情況下，克服種種困難選擇——去當時哲學、教育學最發達的德國遊學，不是爲了文憑鍍金，而是要到兒童教育的發源地裏薰陶學習。他的信念是：“救國必以學，世界學術德最尊，吾將求學於德”。 蔡元培在自述中寫到：“我在柏林一年，每日若干時學德語，若干時教國學，若干時爲商務編書，若干時應酬同學，實苦應接不暇。” 他這種對知識的渴求和專研探索的精神，讓我們深受感動。在物質經濟條件充足的今天，我們還有什麼理由固守在自己的認知天地裏？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後，提出了一個著名觀點——大學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而非制器。 他曾說：“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 如何育人？蔡元培主張成立各種社團，認爲“人人只有先改良自己，纔可能重新振興風氣。” 蔡元培在北大改革學制，包括革新預科、調整專業、修訂課程、實行男女同校、廢學門改學系、以選科制代替年級制，並試行學分制、導師制、講座制、旁聽生制、自由選課制和招生考試製等，這些改革調動了學生學習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 1919年，美國哲學家杜威訪問中國，目睹了“五四運動”的整個過程。在瞭解北大的歷程後，他感慨地說：“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等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但以一個校長身份，能領導一所大學，對一個民族和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個人。” 這，想必就是知識分子存在的意義。 超越國家和民族的界限，通過教育促進相互理解，先照顧好自己，再去關注身邊的人。 正如魯迅所說：“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讀中國近代史不可不識蔡孑民，先生在政治、教育、文化和社會諸多領域頗有建樹，鼎鼎大名，享譽世界。 餘幼時讀書，學中國近現代史，習五四運動一章節，乃知有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爲營救被捕學生四處奔走，而後引咎辭職，感其慈愛寬厚之心。後閒暇之餘，涉獵近現代著名歷史人物傳記、文集，始覺蔡孑民先生不唯爲教育之魁楚，亦爲歷史之英雄俊傑。其爲人處事也，光明磊落、豁然大度有長者之風；忠肝義膽、智慮忠純有任俠之氣；不拘一格、兼容幷包有孟嘗之度。是以能與世俯仰而碩果累累，真乃大丈夫也。 今觀其自述，如聆聽長者言，於其自身不矜功自伐，於國家社會殫精竭慮，於民族百姓循循善誘，經世治國，無所不包。昔張載先生有言“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元培之謂也。《左傳》有“立德，立功，立言。”之大義，孑民之屬也。

一直覺得蔡公雖是大師，但離通透還有距離，找不到原因。這本書終於說清了蔡公的大師級別，在於“有而無之之謂聖，無而有之之謂賢”的聖賢階層，而距離“離有離無之謂道，非有非無之謂神”的真人、至人層面，還確實有距離，根本原因在於其“由美入哲”的思想基礎，與道家的道法自然的哲學基礎確實有很大的、主觀的、人爲的因素。

我的辦學方針 孑民以大學爲囊括大典包羅衆家之學府，無論何種學派，苟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兼容幷包，聽其自由發展，曾於《北京大學月刊》之發刊詞中詳言之： “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衆家’之學府也。《禮記》、《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體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剛柔也，若相反而實相成。各國大學，哲學之惟心論與惟物論，文學、美術之理想派與寫實派，計學之干涉論與放任論，倫理學之動機論與功利論，宇宙論之樂天觀與厭世觀，常樊然並峙於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爲大也。” 破除讀書做官的舊觀念。所以我到校後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爲天職，不當以大學爲升官發財之階梯。”然而要打破這些習慣，只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着手。 對於公民道德的綱領，按法國革命時代所標舉的自由、平等、友愛三項，用古義證明說：“自由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蓋謂之義。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古者蓋謂之恕。友愛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也；古者蓋謂之仁。” 孑民又提倡勞工神聖說，謂：出勞力以造成有益社會之事物，無論所出爲體力，爲腦力，皆謂之勞工。故農、工、教育家、著述家，皆勞工也。商業中，惟消費公社，合於勞工之格。勞工當自尊，不當羨慕其他之不勞而獲之寄生物。 我是一個比較的還可以研究學問的人，我的興趣也完全在這一方面。自從任了半官式的國立大學校長以後，不知道一天要見多少不願意見的人，說多少不願意說的話，看多少不願意看的信。想每天騰出一兩點鐘讀讀書，竟做不到，實在苦痛極了。而這個職務，又適在北京，是最高立法機關行政機關所在的地方。止見他們一天一天的墮落：議員的投票，看津貼有無；閣員的位置，稟軍閥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選舉是金錢的決賽；不計是非，止計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權利。這種惡濁的空氣，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我實在不能再受了。我們的責任在指導青年，在這種惡濁氣裏面，要替這幾千青年保險，叫他們不致受外界的傳染，我自忖實在沒有這種能力。所以早早想脫離關係，讓別個能力較大的人來擔任這個保險的任務。 五四風潮以後，我鑑於爲一個校長去留的問題，生了許多支節，我雖然抱了必退的決心，終不願爲一人的緣故，牽動學校，所以近幾年來，在校中設立各種機關，完全倚幾位教授爲中堅，決不致因校長問題發生什麼危險了。 到現在佈置的如此妥當，我本來隨時可以告退，不過爲校中同人感情的牽扯，預備到學期假中設法脫離。不意有彭允彝提出羅案再議的事件，叫我忍無可忍，不得不立刻告退了。 我素來不贊成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孔氏的主張。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於民元在教育部宣佈教育方針時說他不合用了。到北大後，凡是主張文學革命的人，沒有不同時主張思想自由的；因而爲外間守舊者所反對。適有趙體孟君以編印明遺老劉應秋先生遺集，貽我一函，屬約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諸君品題。我爲分別發函後，林君覆函，列舉彼對於北大懷疑諸點；我復一函，與他辯。這兩函頗可窺見那時候兩種不同的見解，所以抄在下面。 這兩函雖僅爲文化一方面之攻擊與辯護，然北大已成爲衆矢之的，是無可疑了。越四十餘日，而有五四運動。我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爲學生在學校裏面，應以求學爲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於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所以民國七年夏間，北京各校學生，曾爲外交問題，結隊遊行，向總統府請願；當北大學生出發時，我曾力阻他們，他們一定要參與；我因此引咎辭職。經慰留而罷。到八年五月四日，學生又有不簽字於巴黎和約與罷免親日派曹、陸、章的主張，仍以結隊遊行爲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們了。他們因憤激的緣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攢毆章宗祥的事，學生被警廳逮捕者數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學生居多數；我與各專門學校的校長向警廳力保，始釋放。但被拘的雖已保釋，而學生尚抱再接再厲的決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態度。都中喧傳政府將明令免我職而以馬其祀君任北大校長，我恐若因此增加學生對於政府的糾紛，我個人且將有運動學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辭職，一面祕密出京，時爲五月九日。 那時候學生仍每日分隊出去演講，政府逐隊逮捕，因人數太多，就把學生都監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學生受了這樣大的壓迫，於是引起全國學生的罷課，而且引起各大都會工商界的同情與公憤，將以罷工、罷市爲同樣之要求。政府知勢不可侮，乃釋放被逮諸生，決定不籤和約，罷免曹、陸、章，於是五四運動之目的完全達到了。 五四運動之目的既達，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復，獨北大因校長辭職問題，又起了多少糾紛。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繼任，而爲學生所反對，不能到校；各方面都要我復職。我離校時本預定決不回去，不但爲校務的困難，實因校務以外，常常有許多不相干的纏繞，度一種勞而無功的生活，所以啓事上有“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了乞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等語。但是隔了幾個月，校中的糾紛，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決的狀態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發表一文，告北京大學學生及全國學生聯合會，告以學生救國，重在專研學術，不可常爲救國運動而犧牲。到校後，在全體學生歡迎會演說，說明德國大學學長、校長均每年一換，由教授會公舉，校長且由神學、醫學、法學、哲學四科之教授輪值，從未生過糾紛，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績。北大此後亦當組成健全的教授會，使學校決不因校長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 那時候蔣夢麐（麟）君已允來北大共事，請他通盤計劃，設立教務、總務兩處；及聘任、財務等委員會，均以教授爲委員。請蔣君任總務長，而顧孟餘君任教務長。 記得蓮伯玉有句話：“行年五十，當知四十九年之非。”我今年就算七十，那麼今是昨非之感，恐怕不過是六十九年的種種錯誤罷了。

蔡先生對近代革命，教育影響巨大，通過他的講述，對那個時代革命和教育的發展有了一些更具體的認識，也深深佩服其對教育之巨大推動，改革大學，推動新文化運動，收女學生，美學教育的開拓等，每一項都是偉大的成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從其中受教育，受影響。書中提到的很多後來如雷貫耳的名字。都時代原因，語言習慣與現在差異很大，加之頗有一些文言文的成分，讀起來不特別順暢。

自述寫的十分詳細，全文偏文言文，讀的過程中有些費力，但是不影響理解意思，領悟到的大概有80%，因爲先是整個按照時間順序的記敘，後面是具體的資料來源，感覺像是重複的東西說了二遍，不過更讓人感覺到歷史的真實性。知道北大校長蔡元培，他是教育家，通過讀此書，才知道他是進士,在古時，讀書到此種階段，必然是可以做官的，但是國家處於動盪衰敗之際，他等從教育事業出發竭盡所能，最早加入同盟會，勇於革命，在教育方面做出了偉大貢獻，是他們這一輩的人才推動和誕生了五四運動，纔有中國革命的發展壯大！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近代中國積貧積弱，根源在於國民思想愚昧、人格不獨立，需通過教育喚醒民衆。 蔡元培的關鍵影響者：孫中山（革命理念引領）、梁啓超（學術思想啓發）、嚴復（西學傳播借鑑）。 秉持多元包容的世界觀，認可世界文明的多樣性，主張吸納東西方文化的精華，反對文化獨尊與思想禁錮。 踐行“教育救國”的人生使命，將個人價值的實現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追求精神層面的富足與社會貢獻。 以學術自由、人格獨立、社會擔當爲核心價值導向，重視個人的道德修養與社會責任，推崇理性思考與求真務實的治學態度。 蔡元培的教肓思想，文化思想，社會思想。 核心以人爲中心，追求個體人格獨立與社會整體進步的統一，反對任何形式的思想禁錮與人格壓迫。 自由、兼容、美育、實用的有機結合。 中西融通、古今貫通的開放文化觀。 民主、科學、平等的啓蒙思想，反對封建專制與愚昧。 “思想自由”是學術創新的前提，“兼容幷包”是文化融合的基礎，二者共同支撐“健全人格”的培養。 以北大爲改革試點，將抽象理念轉化爲辦學制度，再通過教育輻射社會，最終實現“教育救國”的目標。 北大改革中推行“教授治校”，賦予教師學術自主權；調整學科設置，增設自然科學、西學課程，打破文理壁壘。 學爲學理，術爲應用，主張大學既要研究高深學問，也要兼顧實用學科，服務社會發展。

"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的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的。所以，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

教育是立國之本，亦是開啓民智的根基，真正的教育者始終懷揣革新的勇氣與堅守的初心。摒棄陳舊迂腐的教育理念，以學術自由與科學民主爲核心，重塑教育的本質與方向，將道德修養、人文美育與思想格局融入教育體系，推動制度革新與思想解放。以開放包容的理念深耕高等教育，用實踐打破桎梏，以格局引領時代，這份對教育的赤誠與遠見，跨越時空依舊能喚醒人們對知識與思想的敬畏，彰顯出知識分子的責任與風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