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哈林旅行記（文景·恆星系）

1890年，契訶夫以醫生和作家的雙重身份，踏上了一場非同尋常的旅程。他的目的地是當時俄國最偏遠的流放地——薩哈林島，一個以苦役和流放聞名的地方。他在那裏停留了一年，做人口普查，做訪談，做田野觀察，用近乎科學的方式記錄下所見的一切，最終在1895年將這段經歷寫成了一本書。 這是一部很難簡單歸類的作品，介於旅行札記、社會調查與文學敘事之間。書中的脈絡從旅途開始：他橫穿西伯利亞，一路艱辛，帶着對遠方的期待與未知抵達那座島嶼。接着，他用冷靜的筆觸寫下薩哈林的自然——嚴寒、凍土、風暴，環境的壓迫幾乎無處不在。 他把島上的人一一梳理清楚：流放犯、強制移民、士兵、知識分子，還有當地的基里亞克人。他們來自不同地方，身份各異，卻都被困在同一片土地上。他寫苦役犯的生活，寫他們的勞動、飲食、住所以及幾乎不存在的醫療和識字條件，制度性的虐待在這些細節裏清晰可見。他也專門寫了女性和家庭，性別比例的失衡帶來的社會問題，在流放制度下顯得格外沉重。 司法、刑罰、逃犯與再犯罪，農業開墾、屯田、貿易與交通，他都一一考察過。他記錄下人們的信仰、娛樂、語言和民間傳說，也記錄下他們在苦役與流放的陰影裏如何掙扎着維持精神的面貌。 整本書融合了隨筆、人物特寫、統計數據、監獄日誌等多種文體，既有社會學調查的嚴謹，又帶着文學特有的同情與穿透力。在最後，他把所見所聞昇華爲對整個俄國社會制度的反思，也完成了一次個人思想的重要轉折——他說，要生活在人民中間。 這本書呈現的是一座島嶼上的苦難真相，是自然與制度的雙重嚴酷之下，普通人如何活着。

再讀俄羅斯文學，緣起於餘秀華的那首曾引起爭論的《我祈求詩歌能夠阻止一輛坦克》的反戰詩，一晃俄烏戰爭馬上滿四年了，我的俄羅斯文學閱讀還在黃金時代停滯不前，面對黃金時代的一衆巨匠的鴻篇鉅製猶豫不決，讀與不讀，反反覆覆，最終以過去不曾讀過的作品爲主來選讀。第一本就是契訶夫的《薩哈林旅行記》。 （備註：薩哈林島，原屬於中國的領土，名叫庫頁島。） 《薩哈林旅行記》，契訶夫自認爲是其散文衣櫥裏一件“粗硬的囚衣”，這本一流作家的旅行記，其內核是妥妥的一本田野調查報告。 關於本次旅行，契訶夫着墨不多，只有序篇《寄自西伯利亞》以及散落在調查報告中的零星片段。 該書的吸引力來自於契訶夫此行的初衷和目的，爲人的良知，做作家的責任，苦寒之地的死囚犯也是生命，也值得被以人對待。這趟西伯利亞的苦寒旅行，契訶夫看見了同時代人沒有看見的或者避而不見的，也寫出了他人不可能寫出的。作爲讀者感動於作者這場跨越萬里的悲憫之心，拯救他人，也照亮自己的靈魂。 契訶夫幾近用科學報告的形式記錄下了這個流放島的地理、風土、居民、氣候、監牢、疾病、墾殖、原住民、與周邊國家關係種種，沒有道義上的憤慨批判，字裏行間溶入的是作者熾熱的人文關懷，超越了田野調查的屬性，進入了文學寫作的最高境界。 一口氣讀完，驚歎作者短時間內只用筆記錄，居然完成了這龐大的數據採集和分析統計工作；驚歎契訶夫爲此行所付出的勇氣，體力，忍耐力，心力……驚歎之餘，更多的是感佩。 天才，不拘泥於職業都可能取得成功。醫生，小說家，劇作家，社會工作者，契訶夫都是，且優秀或傑出。瑞·蒙克爲維特根斯坦所做傳記之題：天才之爲責任，也適用契訶夫。 堅信： 理解契訶夫的悲憫，從讀《薩哈林旅行記》開始。

在薩哈林島上流放着犯人的悲慘生活，流放制度將無數人強制遷移到這個偏遠、惡劣的環境中，使他們遠離家鄉和親人，面臨着飢餓、寒冷、疾病和繁重的體力勞動，但流放犯人們依然展現出了令人驚歎的人性堅韌和適應能力，他們在艱苦的條件下努力生存，相互扶持，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社區生活；雖然故事發生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和地點，但契訶夫對流放犯人的關注和對生命、生存意義的思考，體現了他對人類命運的普遍關懷，他關注的是人類在困境中所面臨的共同問題，以及如何在苦難中尋找希望和出路，這是人性最難揣摩的一個課題。

並非通常意義的旅行記 ——我讀《薩哈林旅行記》 很多年前看過一點介紹說契訶夫的風景描寫的很美，於是買了這本書，想領略一下契訶夫筆下的美景。但一直沒讀。。。 後來讀了伊萊娜的《契訶夫的一生》，又讀了一點契訶夫書信集，和一些他的短篇作品。在《娜塔莎之舞》裏面有挺長一段，還講了契訶夫和畫家朋友艾薩克·列維坦關於薩哈林的一段軼事，前前後後對契訶夫算是有了不少了解，此時才翻開了《薩哈林旅行記》。原來這本書裏著名的風景描寫只是其次，主要是對這裏流放犯苦役犯的調查。 “1890年4月，契訶夫離開莫斯科前往薩哈林島，開始一段爲期3個月的艱難跋涉。這座荒無人煙的貧瘠島嶼坐落在鄂霍次克海，距日本以北800公里，沙皇政府把一些最危險的罪犯送到這裏服刑。” ——《娜塔莎之舞》 全書開篇講了一路上的經歷，不能說九死一生也是歷盡艱難千辛萬苦纔到了薩哈林。犯人們，隨着他們一起去的家屬們，很多都死在了路上。就路途艱辛程度來說看起來比去西伯利亞流放要艱難很多。能活着到達，是第一關。薩哈林島原本屬我國領土被沙俄強佔爲殖民地。沙俄政府用苦役犯來開發這塊殖民地。但據契訶夫調查，派到這裏來的軍官沒有懂農業的，這個島的氣候和土壤也不適合種植小麥等農作物，比較適合牛蒡土豆這類塊莖植物和種植蔬菜，特別適合捕撈大馬哈魚。日本人曾在捕撈這塊獲利頗豐。然而在契訶夫調查的時候這裏絕大多數的苦役犯和強制移民過着艱苦的生活，只有南部的一些軍官和苦役犯生活過不錯，有的甚至非常富足。 這個島比想象的要大很多，人口也不少，分成很多屯。犯人們來了又去，跟着一起來的孩子和在這裏出生的孩子長大後基本上都離開了。這是一個無根的地方，所有人都沒想過要在這裏過一生，他們都向往着島外，俄國，莫斯科。 島上男多女少，年輕人少。犯人們有住在監獄裏的，有在屯裏單獨居住的。他們大多以合作方式搭夥勞動生活。犯人很多都有家室，在島上不能結婚，男女搭夥的大多都是非法同居。 這裏還有一些土著人。犯人的生活衛生條件已經夠差了，他們的特別差。很難想象這些人是怎麼活下來的。 有的屯的犯人不怎麼捱打，有的動輒就捱揍。有一個獄監雖然管理的非常好，犯人的生活衛生條件也都特別好，但高壓管制很厲害，最後被犯人打死在麪包房裏。 這本書有很多數據，也有很多小故事，可以看到薩哈林島上形形色色的苦役犯和他們的家屬，看到監獄的各種管理，犯人們的生活、勞作、捱打、死亡。 數據很細緻，很全面，人物又很生動。

阿穆爾河右岸，薩哈林島之外“我也無須奔赴薩哈林”1890年，契訶夫啓程前往薩哈林之前，在給作家謝格洛夫的一封信裏寫過一段後來常被用來解釋這場旅行的話： “若是我們知道我們該怎麼辦，……福法諾夫就不會待在精神病院裏，迦爾洵至今還會活在人世，巴蘭採維奇就不會患上憂鬱症，我們也不會感到寂寞和苦悶，您可以不被戲院所吸引，我也無須奔赴薩哈林。” 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向來熱衷“怎麼辦”的問題。從車爾尼雪夫斯基到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學常常被期待承擔一種超出文學自身的職責：回答生活如何可能，判斷何爲善惡，甚至指出個人與民族的精神出路。契訶夫對此始終保持警惕。他並不相信藝術家因爲擁有敏銳的感受力，就同時擁有關於世界的最後知識。然而“不知道”在契訶夫那裏從不等於虛無主義的癱瘓。《薩哈林島旅行記》恰恰是一個拒絕終極答案的人所表現出的驚人行動力。他橫穿西伯利亞，進入當時俄羅斯帝國最遙遠的流放殖民地，對囚犯、流刑犯及其家屬進行逐戶調查，記錄人口、職業、婚姻、疾病、兒童處境、教育以及殖民制度的具體運行。面對薩哈林，他首先做的不是解釋，而是觀看、詢問、覈對和計數。由此，此書顯露出一種極有分量的認識論倫理：當我們不知道“人類究竟應該怎麼辦”的時候，至少仍然可以知道一個人正在捱餓，一個孩子沒有受教育，一個犯人正在遭受肉刑，一項制度在現實中如何運轉。終極知識的匱乏並不取消局部責任。甚至可以反過來說，正因爲沒有一種預先完成的世界體系替我們解釋現實，對具體事實的注意才成爲更迫切的倫理義務。 從“另一個世界”到此時此地我曾經讀過一篇寫得極好的文章，關於二十世紀初俄羅斯宗教哲學家和象徵主義者們的反契訶夫思潮（在此沒找到原文，挺急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烏斯、菲洛索福夫等人不安並反對一種後來被概括爲“契訶夫主義”（чеховщина）的精神狀態：日常生活的重複、行動的遲滯、意義的懸置，以及人物面對生活時無法獲得終極方向的困境。吉皮烏斯曾用極具空間感的比喻比較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契訶夫：前者彷彿能夠把人穿過大地拖向另一重天空，契訶夫卻把人引入一個淺而柔軟的洞穴，那裏甚至沒有“第一層天”（詳見Чеховский след в драматургии русских символистов. О «страсти уныния», «заложниках жизни» и «будущей радости» -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這類批評如果從今天的世俗經驗出發，其實挺讓人費解的：爲什麼文學必須存在“上方”？爲什麼一個人的疲憊、失敗、疾病和錯過，只有在通向宗教、歷史或精神超越時才獲得價值？（讀陀思妥耶夫斯基時就會有這種困惑）但聯繫吉皮烏斯自己的詩作就很值得尊重。她1893年的《Песня / 歌》簡直可以看作一首“反契訶夫宣言”。全詩的核心不是“我知道另一個世界存在”，甚至恰恰相反——天空蒼白、空無、不回答她；她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渴望什麼。但她不斷要求： 我需要這世上並不存在的東西 也許這就是俄羅斯象徵主義與契訶夫之間最根本的差異。梅列日科夫斯基在詩中寫： “在這個此世之中，存在另一個世界。” 對於象徵主義而言，經驗現實從來不是封閉的。春雪、身體、死亡、歷史事件都應當且必須具有第二層深度；可見世界必須能夠通向不可見世界。文學中的“象徵”因此不只是修辭手段，而是一種存在論主張。契訶夫式人物也會要求“世上沒有的東西”。但契訶夫往往觀察這個要求怎樣進入生活、怎樣退化、怎樣失敗、怎樣與瑣事並存。吉皮烏斯卻認爲：恰恰這個不可能的慾望本身證明了人不能被現世耗盡。 契訶夫卻固執地拒絕完成這種升格。《櫻桃園》的櫻桃園當然可以承載階級、歷史、記憶與審美意義，但作者拒絕替它確認一個終極所指；《三姐妹》中的“莫斯科”可以是希望、未來、逃離和理想生活，卻從不真正轉化成能夠保證人物獲得救贖的彼岸。《第六病室》則更加尖銳：當拉京醫生試圖用斯多葛主義式的哲學解釋痛苦時，身體最終以最粗暴的方式反駁了他的體系。一個被毆打的人首先感到疼痛；在這之後，哲學纔有資格發言。這種寫作立場與《薩哈林旅行記》這一非虛構文學形成了深刻的內在一致。流放犯的痛苦沒有必要首先成爲“俄羅斯民族精神”的象徵，也沒有必要通過苦難—救贖的神學結構獲得意義。契訶夫幾乎本能地抗拒把具體的人轉化成宏大理論的論據。 舍斯托夫後來敏銳地發現了這一點。他說契訶夫一生似乎只在做一件事：殺死人類的希望。這裏所謂“希望”並不只是宗教，而包括科學、愛情、藝術、進步以及一切能夠爲生命提供最終保證的體系。舍斯托夫由此走向反理性主義和宗教存在哲學；契訶夫則停留在一個更冷靜的位置：答案可以被摧毀，生活卻仍然繼續。人依舊要治病、工作、寫信、喫飯、愛人，並對眼前可避免的痛苦承擔責任。從後來存在主義和世俗倫理的視野回看，這反而成爲契訶夫最現代的部分。世界缺乏終極意義，與具體的人是否重要，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甚至，如果沒有天堂、歷史終局或者某種最終補償，那麼一個人在此時此地受到的苦難反而擁有更不可替代的重量。 誰有權書寫遠方：旅行、觀看與“人民”我是在一次漫長的北方火車旅行中讀完《薩哈林旅行記》的。齊齊哈爾、海拉爾、滿洲里、額爾古納、根河、滿歸，最後抵達漠河；隔着黑龍江望向俄羅斯一側時，契訶夫橫穿西伯利亞的旅程自然會獲得一種過分誘人的地理重疊。但真正使我產生共鳴的並不是“我也到了北方”，而是一個更具體的問題：異鄉人究竟憑什麼書寫自己經過的地方？ 東北尤其容易被現成的文學語言佔領。工業衰落、共和國長子、林區、邊境、鄂溫克、蘇聯遺蹟、東北民謠——幾乎每一個地點都已經擁有可以立即套用的敘事。旅行者太容易把短暫的觀看轉化成宏大的判斷，把廢棄車站寫成時代隱喻，把牧民或林區居民轉化成某種“最後的人”，再把自己的感動誤認爲對象本身的意義。《薩哈林旅行記》給我的提醒恰恰相反：在解釋之前，首先承認觀看的有限性。 契訶夫的“計數”同樣具有這種雙重性：數字試圖把人納入知識，卻又不斷提醒調查者，每個數字背後仍有無法被統計窮盡的生活。因此，旅行並沒有自動賦予寫作者解釋遠方的權力，文學更沒有高人一等的權力。這或許也是契訶夫式現實主義最剋制、卻最嚴厲的要求：事物沒有義務替我們的思想說話。 “死屋已經不復存在”我以前會很理直氣壯地替契訶夫反擊白銀時代的那些批評：你們爲什麼非得要答案？爲什麼非得要上帝？爲什麼非得讓三姐妹真的到莫斯科？爲什麼生活不能就是沒有結論？ 現在我也抓狂了。因爲“爲什麼到此爲止？”本身有一種非常重要的倫理力量。《第六病室》：抽象哲學不能替代身體痛苦。然後呢？不知道。《薩哈林旅行記》：刑罰體系正在製造巨大的痛苦。然後呢？改革。殖民制度把犯人變成殖民人口。然後呢？討論殖民是否有效。女人在這裏受到可怕的性壓迫。然後呢？描述她們的處境。原住民族正在遭遇帝國擴張。然後呢？民族誌。我根本忍不住真的想抓住他問：然後呢？白銀時代的他們拽住契訶夫的領子問：爲什麼到此爲止？你難道沒有看到現實背後的上帝、靈魂、終極意義嗎？我想拽住他的領子問：爲什麼到此爲止？你難道沒有看到這個現實內部更深的階級、帝國、殖民與性別結構嗎？ 契訶夫怎麼可能沒有看到...他是那麼偉大的一個人...爲什麼還能寫出： “在薩哈林的近代史中，不乏當代最新類型的代表人物。他們是傑爾日莫爾達和牙戈的混合種，對下只知使用拳頭、鞭子和粗野的咒罵，對上則裝得文質彬彬，甚至表現得頗有自由主義思想。 但是不管怎麼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死屋”[插圖]總算已經不復存在。薩哈林的衙署裏，也有明智、善良和高尚的知識分子。這些人的存在，使得管理工作取得了進步。現在已經沒有人把苦役犯裝進木桶裏滾動了。凡毒打致死或逼死犯人者，都會激起公憤，引起阿穆爾和全西伯利亞人的物議。惡行早晚總要暴露。” 如果孤立看這些句子，它表達的是一種很典型的十九世紀自由主義改革觀念：過去是野蠻專橫；現在依然糟糕，但文明正在進入行政系統；公共輿論能夠限制暴力；有教養的個人能夠改善制度；所以歷史雖然緩慢，卻在進步。 這並不是我們後來強行給他套上的解釋。今天研究《薩哈林旅行記》與帝國問題最重要的學者之一 Edyta Bojanowska 對此說得相當明確：契訶夫在這本書裏的政治位置，是改革帝國，而非拒絕帝國；他要求俄羅斯帝國按照自己聲稱的文明、進步與人道原則行事，而沒有走到質疑帝國殖民計劃本身合法性的程度。 所以讀者讀到這裏當然天然地覺得：不對啊，安東，你怎麼能停下來？因爲就在同一本書裏，我已經看見：殖民地靠強迫流放人口維持；犯人的勞動被國家調配；婦女被作爲維持殖民人口再生產的資源；原住民的土地和生活世界正在被俄國殖民結構侵入；官僚系統普遍存在腐敗、暴力和任意性。結果契訶夫卻在某些地方說：你看，至少現在不把人裝進木桶滾了。這個“至少”當然是真的。可它也可怕。因爲比過去稍微少一點殘酷，並不能回答現在這個制度爲什麼有權存在。 後來的刑罰史研究甚至可以把這一點看得比契訶夫更清楚。Andrew Gentes 對薩哈林女性的研究指出，薩哈林並不僅是一座監獄，而是沙俄刑罰政策與帝國殖民政策在一個小空間裏的交匯；國家希望把流刑犯轉變成永久殖民人口，因此女人——無論女犯還是所謂“自願”隨丈夫、父親前往的女性——都被納入殖民人口再生產的制度設計。所謂“自願者”這個行政名詞本身，就遮蔽了迫使這些女性同行的經濟和家庭條件。 契訶夫有沒有看到女人慘？當然看到了。他寫賣淫，寫女性被男人分配、佔有、交易，寫性病，寫女犯，寫家庭，寫那些所謂“自由”的男女關係在貧困與權力不對等下變成什麼樣子。現代論者甚至把他對薩哈林婦女被迫賣淫的觀察視作此書最令人震動的部分之一。但這裏正好出現：看見事實，與形成關於事實的結構概念，是兩件不同的事情。 契訶夫看見了大量被壓迫的女人。他沒有充分形成這樣一個判斷：女人在薩哈林不是偶然地比男人過得更慘，而是整個刑罰殖民機制把女性身體當作一種殖民資源。這一步，他沒有徹底走過去。你當然可以爲辯護說：1890年的契訶夫怎麼可能擁有二十世紀女性主義理論？可是其實不需要苛求他預知或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因爲最基本的問題當時已經完全在那裏：爲什麼一個女人跟着被流放的丈夫來到薩哈林，會被國家稱爲“добровольная——自願者”？她究竟有什麼選擇？爲什麼一個男性刑滿殖民者“需要女人”，行政系統就開始討論女人如何分配？爲什麼女性的“道德墮落”成爲行政報告的問題，而強迫她們進入這種生存結構的制度本身卻不首先被稱爲不道德？ 契訶夫已經收集到了足夠多的材料。契訶夫如此偉大。但他爲什麼不發一言？更讓我在意的是原住民問題：契訶夫的“不要把人變成抽象概念”在這裏突然失效了一部分。這是我覺得今天重讀《薩哈林島》最不能繞開的地方。他從沒問過這是誰的土地？ 俄國爲什麼可以在這裏建立殖民地？當地居民有沒有權拒絕所謂“開拓”？他們究竟怎樣理解俄羅斯國家的進入？帝國法律憑什麼替他們定義土地、貿易、勞動和邊境？ 這時會發現一個很尖銳的問題：我們前面曾經特別讚美契訶夫：“一個流放犯首先是一個具體的人，不要急着讓他代表俄羅斯。”很好。可是爲什麼到了原住民這裏，他們卻只是“民族誌對象”？ 契訶夫反抽象化的倫理並不是均勻分佈的。它不意味着契訶夫就是一個粗暴的殖民主義宣傳者。他已經擁有足以懷疑帝國的同情心，卻仍然共享了一部分帝國的認知地圖。薩哈林首先還是“我們的殖民地”。至於“我們”是誰，這個第一人稱複數本身並沒有被徹底審問。一個人完全可能準確地看見一百個事實，卻仍然沒有找到把這一百個事實連成結構的那條線。甚至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者也會如此。1888年，別人已經在責怪他的作品缺乏“抗議性”。契訶夫回答普列謝耶夫說： «Я не либерал, не консерватор… Я хотел бы быть свободным художником — и только.» 他拒絕自由派、保守派、漸進主義者等一切標籤，說自己只想成爲“自由的藝術家”；然後寫出那段非常著名的話：他憎恨一切形式的謊言和暴力，而自己的“至聖所”是人的身體、健康、智慧、才能、靈感、愛情以及免於暴力和謊言的絕對自由。這是非常美的。我也依然喜歡。但現在從薩哈林回來，我們必須問它的代價。 他沒有命名結構性暴力的能力。如果一個獄吏毆打犯人，契訶夫非常容易看見“暴力”。如果一個貪官侵吞口糧，他也能夠明確看見“謊言與腐敗”。如果一個惡棍凌辱女人，他能夠看見個人的卑劣。可是如果一種制度沒有任何一個具體惡棍，而是通過產權、勞動關係、性別秩序、民族身份和行政分類，讓一整羣人持續處於劣勢呢？這時候“我只反對一切具體的暴力和謊言”就完全不夠了。因爲結構最可怕的時候恰恰沒有一個可以被完全恨的壞人。 所以我摘的那句話裏，“薩哈林衙署裏也有明智、善良和高尚的知識分子”，今天看會顯得格外刺眼。因爲我們現在太容易反問：那又怎樣？一個仁慈的監獄長不能證明監獄制度合理。一個文明的殖民官不能證明殖民合法。一個同情女性的男人不能取消父權結構。一個不毆打犯人的官員也不能回答國家爲什麼可以用流放人口占領、開發和殖民一座島。這恰恰就是契訶夫的人道主義最偉大、也最有限的地方：他的倫理單位首先是“人”。 而後來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後殖民理論會帶領我們增加另外的單位：階級、性別、制度、生產關係，這些東西不是爲了取消“人”，而是爲了回答一個契訶夫式的人道主義很難回答的問題：爲什麼這麼多彼此毫無聯繫的具體個人，會以如此穩定、如此規律的方式遭受類似的痛苦？一旦痛苦具有統計學規律，“壞人”就不夠解釋它了。而非常諷刺的是——誰最有資格發現這一點？偏偏是那個親自在薩哈林做統計的契訶夫。所以才更加讓人着急。 反契訶夫者說：不。你不能永遠把“不知道”當作終止思考的權利。 這句話我現在覺得非常有力量。甚至我們可以把它從宗教象徵主義者手裏奪過來，變成一種徹底世俗的批評。當我因契訶夫拒絕宏大答案而親近他。到了薩哈林深處，我卻開始因爲同一個拒絕而痛苦。因爲我突然發現：不把現實納入宏大意義體系，可以是一種倫理謙遜；不把大量重複發生的現實經驗概括成結構，也可能成爲一種政治失語。這兩者只隔一線。而《薩哈林旅行記》恰恰站在這條線上。 Bojanowska 對它的概括因此特別重要：契訶夫並不是反帝國的思想家，而更像一個要求帝國“負責任地殖民”、要求刑罰文明化、要求國家兌現其文明承諾的批判性改革者。她甚至給自己研究《決鬥》的文章取過一個非常挑釁、也非常準確的標題： “Chekhov's The Duel, or How to Colonize Responsibly” 一個極端珍視個人自由、厭惡暴力和謊言、擁有非凡同情力的十九世紀俄羅斯知識分子，完全可以猛烈批判帝國的殘酷，同時仍然不能想象一個沒有帝國殖民本身的政治世界。 我只能接受。承認這一點不會讓我少愛契訶夫，反而會使這種愛終於擺脫經典崇拜。這也許正激勵着後來的人必須接着他說：你不知道的這一部分，我們還要繼續問下去。 我在阿穆爾河的另一岸，殖民主義的餘波裏。

總體評價這本書——羣像紀實文學。 【羣像】自不必說，契訶夫調查了近一萬人，雖說不曾工筆細描每個人，但也將調查結果記錄在案，每一章都包含人與地的羣像式展現。 【紀實文學】則是因爲:語言冷峻而嚴謹，無冗雜修飾，不必擔心枯燥生硬，冷幽默會伴隨全程；敘事節奏張弛有度，具有真實性，在記錄事實的同時，作者也反映很多更深刻更潛在的問題；一些夾敘夾議的片段也彰顯了作者的人文關懷，可謂真實爲骨、敘事爲肉、思想爲魂。而且上述前兩個方面的優點一結合甚至讓此書具有史料價值，擔起時人和後人研究薩哈林地方史的重任。 《薩哈林旅行記》不是令人感到輕鬆愉悅的遊記，而是一部充滿奴役與壓迫的苦難史:人人都是囚徒，薩哈林沒有絕對自由的人，上至官員下至罪犯都承受了過量的精神上的侮辱與身體上的殘害；暴力、中傷、誣陷、欺騙、鎮壓、卑劣、嘲諷、冷酷、血腥在那裏生長；腸病、肺病、肝病、皮膚病、腦病、精神病在那裏繁衍……簡而言之，薩哈林是一個充斥着難以忍受的痛苦的地方。 薩哈林之行對於契訶夫本人來說也絕不是休閒的旅遊觀光，甚至可以說是的一次自我流放，當人們問到爲何要不遠萬里奔赴這荒蕪的流放地時，他在信中用抱怨的語氣回覆道:“唉，多麼苦悶啊，如果說我是個醫生，就需要病人和醫院；如果我是個文學家，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間……哪怕是一小塊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也好，而像這樣被關在四堵牆裏，沒有大自然，沒有人羣，沒有祖國，沒有健康和食慾的生活，不是生活……”也許正是爲了脫離當下枯燥乏味的生活，擺脫自己不可謂不痛苦的精神困境，他選擇了那種四處漫遊、沒苦硬喫的生活……他的腳步不停歇也不可歇，可始終在找尋怎麼辦的道路上躊躇不前/原地踏步。他跟友人訴苦說:“若是我們知道我們該怎麼辦，福法諾夫就不會待在精神病院，迦爾洵至今還會活在人間，巴蘭採維奇也不會患上抑鬱症，我們也不會感到寂寞與苦悶，您可以不被戲劇所吸引，我也無需奔赴薩哈林……” 此番薩哈林之行，我見證一個庸庸碌碌，爲碎銀幾兩而寫作的小作家成長爲一個主動肩負社會責任，體察人民苦難的文學家（契訶夫的目光不侷限於俄國人民，是天下所有受迫害的痛苦的人）他真真正正從一個嘲諷苦難的段子手/樂子人變成一個具有巨大悲憫和善意的人民藝術家，這種仁慈博愛的屬性融入他本就具有的傷感與憤懣之中變得更加攝人心魄。從今往後，他不再一味嘲諷庸俗和愚昧，還在安撫與同情深受其害的人。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他與同時代甚至後世小說家最大的區別是:他善於憎恨也善於關懷，可他並不是一個原諒一切的慈悲心腸的宣教者，醫生與作家的雙重身份，讓他極爲深刻地認識苦難，理解人們對災難的恐懼，他要求人們仁慈相處，真誠而不相欺，他的小說就像神仙攥着他的筆，用勞苦大衆的血淚寫出來的，這是任何只侷限於呈現完整故事情節和強調個性人物塑造的小說家無法企及的高度。

在薩哈林島，契訶夫足足待了三個月零兩天，每天早晨5 點起牀，睡得很晚，他挨家挨戶走訪了島上的所有監獄、所有木板房和所有樅木屋，很有耐性地對薩哈林島全部人口做了調查。他在卡片上登記過將近一萬名苦役犯和流放者。換句話說，幾乎所有在薩哈林島的苦役犯或者移民流放者都跟他談過話，積累下來的一手資料裝滿了足足一箱子。 契訶夫在這次旅行中看到了什麼風景呢？上百萬人灰暗的流放地生活，嚴酷的刑律、暴虐的監獄，肢體折磨、精神折磨，小孩貧弱，婦女賣淫，男人醉酒無助。然而在記敘這一切時，契訶夫卻用了一種冷峻的寫法，像一份客觀的報告，有時候讀起來會覺得枯燥。“我感到遺憾的是我不善於感傷，要不然我就會說我們應該去朝拜像薩哈林島那樣的地方，就像土耳其人朝拜麥加一樣。” 契訶夫在旅途中不斷變換着記者、作家、旁觀者和科學家的多重身份。也正因如此，《薩哈林旅行記》既是一份旅行行紀，又是一份新聞調查和社會學術著作。它前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後啓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羣島》，構成了俄羅斯文學裏的監獄主題，此外也對1892年俄國採取的某些監獄改革產生了現實影響。 然而，《薩哈林旅行記》也成了契訶夫整個後期寫作的一件“囚衣”，每當契訶夫想要談論薩哈林島，他總覺得像看到了一切，但卻沒有看到最主要的東西。爲了寫出這最主要的東西，這纔有了契訶夫在薩哈林旅行之後那麼多優秀的小說。即使在今天來看，在契訶夫開始這趟旅行之前，他早期那些受歡迎的作品，多半是插科打諢的幽默報刊體和地道的本民族笑話，真正算得上成熟作品的並不多，而他寫於旅行後的小說和戲劇幾乎無一例外全是精品。從這個意義上說，正是這次西伯利亞和薩哈林旅行，才使得契訶夫成了今天的契訶夫。

苦難之地的雙重印記 李海鵬老師在“得到”解讀非虛構文學，開篇就提到本書，並用 5 講進行解讀，契訶夫在1890年的遠東之行中，將目光投向了被沙俄稱作“薩哈林”的土地——這片面積7.6萬餘平方千米的海島，正是中國歷史上的庫頁島，俄語“Сахалин”源自滿語音譯，本是“黑龍江口”的標識，卻因19世紀中葉的屈辱歷史改易歸屬。彼時清王朝國力衰微，沙俄借《璦琿條約》《中俄北京條約》等不平等條約，強行割佔包括庫頁島在內的烏蘇里江以東大片領土，這座曾由黑水都督府、奴兒干都司、寧古塔將軍相繼管轄的中國第一大島，淪爲沙俄遠東屬地，更成了流放苦役犯的“人間煉獄”，契科夫的《薩哈林旅行記》有點像社會調查，推薦英國倫敦大學歷史學教授丹尼爾-比爾的《死屋》，以不同視角，爲這片苦難之地與沙俄流放制度留下了永恆的文字印記。 《薩哈林旅行記》作爲契訶夫唯一的非虛構作品，褪去了小說創作中的藝術虛構，以“社會考察者”的姿態，爲讀者呈現了最真實的流放圖景。他耗時兩個月遍歷全島，以醫生的敏銳觀察着每一處細節：苦役犯們在極寒天氣中從事繁重的伐木、採礦勞作，簡陋的棚屋無法抵禦風雪，每日的食物僅能維持基本生存；被流放者的家人被迫隨行，婦女淪爲權貴的附庸，孩童在飢餓與恐懼中成長，“破碎的家庭”成了島上最常見的景象。契訶夫沒有刻意渲染悲憤，卻以冷靜的筆觸寫下“薩哈林是無法忍受的痛苦的地方”。如果說《薩哈林旅行記》是“旁觀者”的全景式考察，那麼丹尼爾的《死屋》是作者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傳《死屋手記》的啓發，翻閱大量沙俄西伯利亞流放檔案，以第一人稱視角，撕開了沙俄流放制度最殘酷的內核。書中的“死屋”，並非物理意義上的墳墓，卻是精神與肉體雙重毀滅的牢籠：囚徒們被剝奪姓名，以編號相稱，尊嚴在鞭刑、辱罵中被徹底碾碎；爲了爭奪一口食物、一件衣物，昔日的平民、貴族、士兵淪爲彼此的仇敵，人性中的惡在極端環境下被無限放大；而那些試圖堅守良知的人，要麼在孤獨中枯萎，要麼在反抗中被更殘酷地鎮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書中寫道：“在死屋裏，人會逐漸忘記自己是人”。 對比大英帝國對囚犯向澳大利亞的流放，沙皇體系明顯的笨拙，大英在體系運作上聰明很多，大英開拓出新邊疆和忠誠屬國，而沙皇給自己培育的是掘墓人。 李海鵬老師的五講解讀沒有講透庫頁島爲何如此，荒蠻的西伯利亞爲何成爲人間煉獄，地理環境太重要了，人的本能首要是爲了生存，環境對人塑造和改造，只要閱讀“大牆”文學和各種戰後綜合症病因，就會有感悟，沙皇時期的俄羅斯確實疆域太大了，西伯利亞的環境也太惡劣，沙皇的管理能力無法擴招和抵達，只有放任哪裏重返“原始”，給我們的啓示是“南橘北枳”，後期的赤色也和中國的紅色走不同的道路。 2026年#122

薩哈林島就是庫頁島，位置偏僻。19世紀外交疲軟的清政府把它割讓給了沙俄政府。 島上氣候嚴寒，甚至五月還會下雪。島嶼北部受寒流影響封凍期極長。這樣惡劣的條件，並不適合農耕。 沙俄在接收這片土地後，爲增強輻射和影響力，推行了許多政策，包括強制移民和將犯人流放至島上。 島上覆雜的氣候，對上島生活而言，意味着極大的生存困境。政府在組織時，充滿混亂和失誤，忽略豐富的漁業資源和礦產資源，反而強迫人們種地謀生。 政府的胡作爲，體現在劃分行政區域和分配耕地時，缺乏合理的方法。這導致大量的人口在狹窄的地塊上擁擠，形成了人爲的生存擠兌。 除南部的少數地區外，中部和北部凍土、潮溼的條件，並不適合農耕活動。政府承諾對移民的支持，如生產資料和住房等基礎設施的建設，變成一紙空文，移民上島後，連基本的居住條件都難移保障。這種情況下，糧食不足，甚至種子都被用來裹腹。人們淪落至到杜厄一帶的煤礦，靠挖煤謀生，有的住房條件，比犯人住的牢房更加惡劣。 政府將犯人流放到島上，除了懲罰罪犯，更深層的用意是改造罪犯。但惡劣的生存環境，讓犯人用更加狠毒、罪惡的方法去應付匱乏的生活，薩哈林島彷彿成了罪行的放大器。在內陸地區讓人側目的誘騙、謀殺、賣淫行爲，在島上反而是家常便飯。 政府組織不力，教育、醫療等基礎設施，更是一言難盡。島上惡劣的生存現狀，導致人口大量流動，進而造成島上人口的性別比例和年齡比例失衡。人口失衡導致穩定的家庭結構難以保障。 惡劣的生存條件和絕望，滋生貧窮、愚昧、疾病，人們陷落在貧窮和罪惡的泥潭裏。但這是島民自身造成的嗎？顯然並不是，誰不想衣食無憂？誰願意揹負罪責生活？ 沙俄對領土的貪婪以及膨脹的野心，催生出畸形的政策，讓人民遭受暗無天日的苦楚。如果按照島嶼的天然條件，慢慢開發漁業、森林、礦產資源，薩哈林未必不是個富足的地方。沙俄政府對偏遠領土的輻射，靠的是犧牲底層百姓的生活。改造罪犯的初心，也被丟棄。 契訶夫寫這本遊記，橫跨上萬公里，經歷了難以想象的困難。他渴望爲沉悶和了無希望的俄國尋找答案—如何生活是對的，有良心的。 作者渴望尋找出路，熱忱的追尋精神，散發閃耀的光芒。這道光芒，穿越兩個多世紀，對如今被生活磋磨的當代年輕人，是種詰問。它讓人思索如何生活，更展示了一種榜樣，關於良心和決心的榜樣。

在讀這本書時，我時常被作者的知識面震驚，他知道地理、農業、統計等等科學，而且他的思想先進，堪比現在歐美的非保守派。看到最後知道他是一個醫生，看來就算是一百多年前，想成爲一個醫生，需要接受的教育也是非常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