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文學的源流

這本書是鄧廣銘聽周作人先生在輔仁大學的演講演講時整理的筆記。傳說經過周作人先生的校閱，但是稿費給了當時還是窮學生的鄧廣銘。 內容主要由五篇演講內容組成。讀後使我獲得了對文學更好的認識，促進了我對生活更豐富的理解。 第一篇：關於文學諸問題，主要談了文學的概念，文學的範圍，文學研究的方法，文學研究需要的儲備知識、文學的起源和文學的作用。閱讀後對我的啓發是：文學和科學一樣都起源於宗教，感悟到或許人類生活都是生存和信仰問題的發展分化。 第二篇：中國文學的變遷，周作人先生提出了中國文學發展就是詩言志和文載道相互更替的過程。好像在傳統文化的發展中這種對立更替的說法很多，比如政治發展的興衰更替，藝術發展的俗雅更替。也不知道這是我們文化發展形成的一種對立思維模式，還是說事物發展就是矛盾更替的過程。 第三篇：清代文學的反動（上）八股文，主要談論了八股文的形成過程，讓我明白了任何事物發展都有其演化的過程，都有其來龍去脈，不是瞬間突然無緣由的產生。所以對於我們個人發展來說，也應該追求不斷的自我優化發展，而不是妄求瞬間的暴富成功。 第四篇：清代文學的反動(下）桐城派古文，瞭解了文學發展中的一些主張的發展變化過程。 第五篇：文學革命運動，談論了文學革命中嚴復、林紓，梁啓超、陳獨秀、和胡適等人物的觀點。讓我明白了文學發展過程就是內容發展推動的問題演變過程。這點科學發展很像：都是原有的固定規則無法滿足新的需求後的突破。 演講稿後還有一個附錄：論八股文，文中談到了大學開八股文課程的理由：①用現代科學整理國故，②八股文是文學發展的一個極致，要了解文學發展，需要了解八股文。除過這兩個以外還從八股文裏面體現了文字，音樂，和國民性說明了解八股文的重要性，提倡思想自由。關於奴性的描述 好像在現代生活中仍然存在，既下級對上級的唯命是從。讓我明白了我們的文化要發展，社會要進步，就需要對傳統文化的瞭解和反省，這點和科學發展好像也很相似，科學發展就是在不斷的傳承中，反省理論基礎，從而獲得更好的發展的。 總之一句話：這本書值得一讀，它不光能給我們知識上的增長，也能給我們生活的啓發。

精彩！看了這本書打算再去看看周作人的其他書籍。其中的清代文學的反動上下篇印象深刻，關於八股文和桐城派古文，“文即是道”的觀點的剖析和批判。比如有一些表，能非常方便讀者理解清代各種文學形式和內容的差別。這書不厚，精煉簡潔，有點像中文系的課外輔導書或在看一出精彩的PPT演講。

總共五講，卻把什麼是文學、中國文學的變遷、桐城派和新文學運動的關係，爲什麼要研究八股文等內容深入淺出地講解了出來。想來是很羨慕那個時代的學生的，大家雲集。

內容不多但是非常精闢，大的脈絡梳理非常清楚，只是一些細節周先生未曾細究，就言志與載道的區分，其不合理之處朱自清先生已有專書糾之，不必再論。對白話的看法也多有一些想當然的地方，但總體來說瑕不掩瑜，是一本極好的書。

言志與“載道”的循環。復興在情，啓蒙有力。

在學明代文學的時候又一次看到了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剛好是本比較薄的冊子，所以就拿來一讀。 在此之前，已知這是周作人在輔仁大學演講時的講稿，將中國新文學的源流追溯至明代公安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主張和傳統。閱讀時，又知其將文學劃分爲詩言志和文以載道兩大傳統，最後指出新文學之所以需用白話代替文言，是言志（即表達情感）所需。 以下是個人的一點碎碎念： 我目前的觀點是，即便中國文學劃分爲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不過是爲了研究方便，文學發展綿延不斷，即便是古文換了白話，也不是另開闢了一條大江大河。 真正古文、白話的分野，或許在於壟斷性。古代文學中唐宋時期去除駢文之弊，恢復古文地位；明代前後七子復古承襲，推崇秦漢之文；以及唐宋派力糾前後七子模擬之弊，強調真情實感；再到公安性靈，竟陵幽深；最後桐城派將義理、考據、辭章合一，仍是在狹小的圈子裏打轉。而白話文之提倡，則是降低了創作門檻，將文學從士大夫的層級拓展到民衆。到了我們當代，更是成爲人人可讀、人人可寫的地步。 至於周作人所論述的真情，公安派往上，唐宋派中很典型的歸有光的散文不可不謂之有深情。所以將新文學上溯至明代公安派，或許是因爲口號的相似性、周作人對於晚明小品的偏好等因素。借古代文學的傳統和地位，使新文學建立起自己的話語權。就類似歐洲文藝復興溯源到古希臘古羅馬，以此來擺脫神學束縛，爲當下的變革張目。 且將新文學的傾向只限制於言志，也是存在一定侷限性的。先不論載道和言志的分類是否合理，暫且看周作人認爲白話才能言志的觀點，也有諸多漏洞。前文已論文言尚可傳遞真情；此外五四時期提倡白話，核心目的也是啓民智解放思想，以推動社會進步。所以文學從未脫離“功用”而予以討論。只是這時的目的不再是維護“道”統了，即“載道”和說理的東西發生了轉變。 這些演講作於1932年，周作人的文學觀念也在不斷發展和變化的。故此書也只能是作爲其文論的一個節點，不可以偏概全。 - 剛好翻到了一本陳文輝的《傳統文化的影響與周作人的文學道理》，有一章是“尋找新文學源流的周作人”，摘錄一句：“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的確立過程，是文壇話語權的爭奪過程，也是周作人對非正統系的士大夫文化的反思和認同過程。” 周作人在1932年之後，文學觀念逐漸發生轉變，開始打破文學上尊明反清的民族偏見。同時他的文學觀念從“尊情”轉向“重理”，“載道”或“說理”基本貫穿了周作人一生的散文創作。

“胡先生以爲所以要用白話的理由是： （1）文學向來是向着白話的路子走的，只因有許多障礙，所以直到現在才入了正軌，以後即永遠如此。 （2）古文是死文字，白話是活的。” 周作人是不同意的。 周作人把文學傳統視爲言志和載道兩脈，探討的卻全都是文章，即散文，在他看來，詩歌小說似乎不在文學範疇。 他不同意胡適說的白話是文學之正軌，他覺得文學沒有規定的路徑和方向，但是他的言志與載道兩說不也是給規定的路麼？只不過是兩條路笑話一條路罷了。 給自己提幾個問題： 第一，他反覆強調當時的文學革命是晚明文學變動是同等方向的，這就意味着他還是把文學運動視爲傳統文學系統的一部分，這樣的判斷問題在哪裏？他忽視了什麼？如果不在此係統內，那麼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處究竟在哪裏？ 第二，他一直認爲新文學是言志一脈，也就是多表達感情，這又對麼？首先，載道和言志的劃分合理麼？他的感情總是偏向“言志”一派，稱載道之流沒什麼好文章，有好文章，也是載道者忘記了載道，不擺架子才寫出來的，那麼新文學呢？哪裏還有哪些作者是言志的呢？ 第三，他稱載道是把文學工具化了，那麼這和80年代我們所熟知的反撥概念—警惕文學工具化的那個“工具化”分別在何處？文學研究會初期，不正是“志於道”麼，這種“爲人生”又是不是在工具化呢？作爲其中的骨幹，周作人是如何理解“道”？他有什麼思想上的轉變麼？

剛開始看這本書因爲頁數少打發時間。後來看的時候纔想起來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是發起現代文學研究的先鋒之作。於是十分激動地進行閱讀。但是閱讀結果有些差強人意。 其一就是談話的目的性。這是一本有意識爲白話文發聲的書。因此在論證的過程中有一定的偏向性。在談及中國文學的變遷史有意強調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同時將文學創作內容大致分爲言志派和載道派。認爲國家不幸詩家幸，抒情言志詩大多在國家動亂之際頗有建樹；載道派在國家相對安定時佔據指導地位。其中作者在論證過程中有意偏向於言志派。從我的閱讀體驗中感受到作者對於載道派的不滿。例如韓歐俗之流在作者眼中其似乎並無多大建樹。作者利用這樣的觀點引出了白話文對於當今解放思想，文化權力下移的的重要性。但是在這一論證過程中又使人不禁發問：載道派和言志派的分法是否有失偏頗，中國文學史的變遷果真如此。還有純文學，通俗文學，民間文學的分法是否有具體依據，區別在哪裏。無從查考 其二關於清末文學的反動，裏面介紹了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對於現今白話文產生的影響，爲白話文的創作提供歷史依據。同時將白話文勝於古文的優勢進行詳說。感覺這段很有說服力，學到了。

對於理論掌握了的並不多更談不上深刻。一直把握不到我所研究的專業文學與史之間的關聯和淵源。這本書深入淺出，能夠掌握第一個十年發端的來龍去脈。我們常說一件事一個人不可思議，來的不切實際意料之外。很多的意料之外意想不到都是做過層層鋪墊的。或許你根本沒有意識到，也或許你根本就瞧不起。很可能，你並不瞭解這件事，這個人。

新文學的來源是公安派與竟陵派(言志)，原因是八股文與桐城派(載道)，用白話的主張是從明末諸人的思想中內生出的(言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