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界（日知文叢）

新舊能相益，東西本自同《無界》書名取“書田無界”之意，是陸建德教授對《讀書》雜誌創刊號《讀書無禁區》一文的呼應，既然“讀書無禁區”，那麼撰文同樣肆意揮灑，無問東西。這本書收錄的文章範圍較爲駁雜，既有對“世界文學”“現代主義”“文學倫理”的探討，也有對石黑一雄、羅蘭·巴爾特等作家的討論，同時也收錄了對樊駿、童道明等前輩學人的紀念文章。算得上“新舊能相益，東西本自同”，對於恰好是比較文學專業的我，讀起來也是頗感趣味。 一段藏於註釋的史料 在《英國的世界“第一”》這篇文章中，陸建德教授就英國醫學衛生上的進步也惠及中國人這一點，作了篇幅極長的註釋。其中提到上海仁濟醫院，該醫院是我國最早的西醫醫院之一，初名施醫館，該館1845年製作的傳單說明其慈善性質：“本館施醫賜藥毫不索謝，凡民間有內外科症，可於午後來館求治。居館醫生施診賜藥。逢房虛昴星四日即禮拜之期停治，不必來館。” 由於傳單是給普羅大衆閱讀的，文字自然要淺顯直白，唯有“房虛昴星”四字可能讓人有些疑惑，查閱黃曆才知道，原來每一天的黃曆除了註明干支（年、月、日三柱六字）、宜忌外，還有胎神、彭祖、五行、星宿、衝煞等等今人已不太瞭解的說法。而“房虛卯星”其實是二十八宿其中四宿，分別是東方房日兔、北方虛日鼠、西方昴日雞、南方星日馬，由於二十八宿恰好是七的倍數，循環往復之下，“房虛卯星”對應的日期都是星期天，也就是英國人要做禮拜的“禮拜日”。 二十八宿作爲文化知識，在《西遊記》《水滸傳》等文學名著中多有提及，但作爲天文學常識，這一“中國的星座”如今卻少有人知了。可能只有像“張翼軫”這個財經大V的id，才能讓人想起“星分翼軫”這樣的成語。說回上海仁濟醫院，該醫院在我國醫學史上佔有很重的分量，醫院第二任院長合信（Benjamin Hobson）編譯的“醫書五種”是我國第一套西醫學專著。仁濟醫院還是近代上海最早的公共衛生引入者，並在1888年7月舉行了中國第一次西醫操作考試。 雖然《英國的世界“第一”》這篇文章並非專論醫學衛生，所註釋的材料也並不強調天文知識，但史料的有趣之處，就在於這種“有意無意”的發現，至少在1845年左右，對於大衆而言，“房虛昴星”並不太難懂，至少和“禮拜日”差不多。 人文學科有什麼用關於文科“有沒有用”“有什麼用”的話題，最近在網上爭論不休。其實“人文學科的危機”由來已久，在英國高校將人文學科與科技、醫學和社會科學一視同仁，採用同樣的實用評價標準之後，劍橋大學英文系教授斯蒂芬·科里尼就撰文《對人文學科的衝擊》指出，這將造成災難性後果。在科里尼教授看來，政策上的傾斜會使得研究者走上一條庸俗的道路，會變得向推銷員一樣，關注市場青睞的話題，甚至致力於開發市場，“沿街叫賣”。 科里尼並不否認學者有必要向公衆介紹解釋他們所從事的工作，專家與社會對話同樣沒錯。但人文學科的著述作用於一大批人的思想、感情乃至生命，這種影響緩慢持久，也更加間接、微妙。其實刻意地將“兩種文化”“文科理科”進行對立。並不一定有利於文化的建設和學科的發展。不同學科、不同思想的交流互鑑，或許更加重要。正如錢鍾書在《管錐編》中貫徹的“東海西海，心理攸同”那樣，不同國家、不同文化可以對話和交流，不同學科其實也可以互相助力，比如在比較文學當中，就有一種“跨學科研究”，通過其他學科的“輔助”來進行文學研究。 當然，文理科之間的“跨學科”研究難度較大，人文學科的“跨學科研究”往往還是侷限在人文學科內，比如陸建德教授談石黑一雄的小說時，就提到石黑一雄的小說涉及重大歷史事件，比如《當我們是孤兒的時候》與中國近代史緊密，《長日留痕》的研究離不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歷史背景。但陸建德教授也只是點到爲止，未能進一步闡發，也是頗爲遺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