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想者·巴別塔上

有人問我怎麼平衡我的三個事業：翻譯、寫作、電視製片。這三樣基本上就是我生活的三個組成部分了。翻譯和寫作是我的精神支柱，我靠這個活個精神，沒有它我肯定不快樂；電視製片（包括轉型前的出版社編輯工作）是我的職業，它讓我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和財務自由。但我的文學事業也有相應的稿酬回報，並非通常人們理解的做文學要“甘於清貧”。我的職業是英語電視節目製作，包括了英語翻譯、配音、英語電視直播的導播和節目監製，我還做過英語節目出境記者，這恰恰是英語專業人理想的對口工作，它不僅僅是稻梁謀，也給我很大的快樂，那就是一個外語人的學以致用，我因此能在日常生活中部分地保持英文思維方式，這對我從事英譯漢也自然是大有幫助。我僅僅是學以致用之外，又多出了文學的追求，比較奢侈。這樣一來，這三部分在於我是有機的存在，不存在難以平衡的問題，就是一種有機的生活方式。唯一需要調配的是時間。工作之外的大部分時間肯定是花在寫作和翻譯上，下班後的時間，一年中的一百多天雙休日、法定節日和法定休假肯定絕大部分用在這上面，生活簡單，基本沒有旅遊（時而外出的講座也能代替旅遊），很少社交活動，就是爲了保證充足的寫作和翻譯時間。當然這是必要的“犧牲”，是爲了奢侈的精神世界的“捨得”。當然生活中就是最普通的人，沒有什麼公權力可尋租，也因此生活中會受到很多挫折。但我相信塞林格的一段話並用它與同道共勉：“The mark of the immature man is that he wants to die nobly for a cause, while the mark of the mature man is that he wants to live humbly for one.“這段話很實在，意境高，姿態低，它鼓勵我放飛自己卑微的理想，腳踏實地，不忘詩與遠方，碼字不停，從一篇一本書慢慢做起，著作等身，細流成河。這是因爲從很小的時候在小城小街的大雜院裏就萌發了未來要出版自己的書的念想，既然選擇了這個理想並且逐漸做到了，就不存在平衡什麼了，所有的捨得都是爲了那個本不該有但最終實現了的奢侈理想。

《巴別塔上》是以翻譯勞倫斯作品著稱的翻譯家黑馬的隨筆集，在書中黑馬記錄了他學習英語到成爲文學專業譯者的過程，回顧了在翻譯經典著作背後的精彩故事與翻譯的甘苦，道出與翻譯前輩和同儕之間的交往。書中談到了趙蘿蕤、張友松、馮亦代、李文俊、傅惟慈、鄭克魯、柳鳴九、藍英年等著名翻譯家，提及《名利場》《日瓦戈醫生》《一九八四》《英國病人》等衆多譯著經典，用一個專業翻譯的親身經歷與見聞，暢談書與人的故事，使讀者更近距離接觸名家、深切感受名家的生活態度與人格魅力。作者還在書中從專業翻譯的角度談論譯著經典，揭祕譯作味道的還原與昇華歷程，呈現了譯者與原作者之間的火花。此外一些文章寫了其故鄉保定的風情，也寫了自己讀書和淘書的經歷，說起簽名本背後的有趣故事，還回顧了自己寫小說和出版的經歷，讀來很有書香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