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政治學的展開（文化中國研究叢書）

1930年代的北平是中國的學術中心。1933年6月，翁文灝說：“北平是中國最重要的學術中心，那是全世界共認的事實。……其實北平之成爲學術中心也不過是民國以來的事。不過這一二十年之中北平學術真有極快的進步。新設備的增加與舊材料的整理同時並進。不但物質上材料的豐富，在研究工作上也已有若干成績，在世界科學史中可佔相當的地位。”嚴耕望也指出，抗戰前的北平是全國的學術中心，當時史學家能享大名、聲著海內者，莫不設教於此。學術造詣極高的學者如呂思勉，因長期在非學術中心的上海任教，加之其他原因，故學術成就長期被忽略，聲名也不及在北京的陳寅恪、陳垣和錢穆。可見學術中心對學人有吸聚功能，這不僅表現在文史領域，社會科學方面亦是如此。例如，1925年6月何廉學成歸國，離美前曾接到嶺南大學函，聘其任商學院院長，月薪300元，何回信，答應考慮。船抵日本橫濱，又接獲南開大學商學院長信，請其擔任財政學及統計學教授，起薪每月180元。何廉考慮數日，認爲平津一帶爲當時學術中心，大學教育水準較高，雖收入特低，但前途殊大，遂毅然接受南開聘請。戰前的北平可謂人文薈萃，雖時局艱難，“而安和黽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無倦。”政治學界不僅勤勉踏實，而且開始注重研究本國問題，此前專事稗販西洋學說的局面逐漸改觀。據陳之邁觀察，抗戰前，“北方几個大學的學風已由西方學術的介紹轉變而爲用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問題，許多方面都是新創的”。此外，物質設施與制度保障也是推動學術發展的重要因素。學人聚集北平與北平在文化學術上擁有的各種設施相輔相成。有研究者指出：“20-30年代，北京則顯然是全國各種‘學術媒介’分佈最密集的地點。尤其在1928年後，國民政府以南京爲首都，北京成了一個純粹的文化城市，遠離了政治中心。此時的北京不但集中了全國約半數的學術機構、大專院校，書店、圖書館也同時林立，實爲全國‘學術網絡’之中心。”以北平圖書業爲例，有人描述道：“那裏的書鋪之多，真是手不勝屈。正月的廠甸，幾如開着圖書展覽會，自論斤出賣的舊紙堆，以至索價奇昂的珍本，應有盡有。……其餘如東安市場及北海，皆有舊書鋪。”至於圖書館，有當時全國最大的國立北平圖書館；另據1936年統計，清華大學圖書館和北京大學圖書館的藏書量分別居全國公私立大學圖書館藏書量的第一和第三位。又如學術刊物及一般雜誌，平津地區也很發達。刊載社會科學的專門學術刊物就有國立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季刊》、清華大學《社會科學》等，另外《清華學報》也經常刊登社會科學方面的學術論文。此外以政論見長的思想雜誌和報紙，如《獨立評論》《國聞週報》《益世報》《大公報》，均有全國性的影響力。學人奔走往來於大學、研究所、圖書館、報館之間，涵泳於濃郁的學術場域，彼此之間的思想學術交流也相當密切。陶希聖說：“民國二十年至二十六年之間是平津學術界鼎盛時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與南開大學三個學府的教授們有密切的關係。彼此往來至爲頻繁。”這種交流既有三兩友朋之間隨時隨地的聚會晤談，又有歐美同學會、中華政治學會、文友會等學會組織制度化的學術聯誼活動，互通信息，切磋學術。大學之間通過兼課教學的方式，共享優質學術資源，使優秀教師發揮更大的學術影響。報紙雜誌上的公開論爭，使學術思想相激相蕩，不斷拓展與深化。—孫宏雲《中國現代政治學的展開——清華政治學系的早期發展（1926—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