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適
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字適之,徽州績溪人,著名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以倡導“白話文、領導新文化運動聞名於世。” 他的文章從創作理論的角度闡述新舊文學的區別,提倡新文學創作,翻譯法國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的部分作品,又率先從事白話文學的創作。他在學術上影響最大的是提倡“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治學方法。根據早期文檔資料,本套叢書精選收錄了胡適經典雜文作品,包括《容忍與自由》《我們所應走的路》《人生有何意義》《讀書與做人》《中國哲學史大綱》《四十自述》,全套共六冊。真實再現胡適在思想和哲學方面的精粹才華。
讀《胡適精選集》 當命運使年僅二十六七的胡適與年長他十二歲的陳獨秀共執新文化運動之牛耳,成爲名震一時的思想領袖之際,也就註定了要使他成爲生前死後、褒貶歧分、“永無寧日”的人物了。 胡適先生是二十世紀中國最重要的歷史人物之一。他在勤奮的一生中,扮演了無數的角色:五四啓蒙運動的思想家、白話文運動的理論奠基者、中國現代化高等教育與高深研究的倡導者、二三十年代因發表《人權論集》而遭受國民黨政府通緝的自由鬥士、史學家、考證學者、外交家、文化明星等等。但從大的方面歸納來看,胡適一生的事業可分爲兩個方面。一個是開創了現代新文化運動,它是中國人文傳統的更新與變革,胡適稱之爲“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他早期圍繞這一運動,在諸多文化領域裏留下的著述,都是前無古人的;另一個方面是傳播中國自由主義的真諦,它是近世西方文明的吸取和引進,胡適認定爲“世界文化的趨勢”和“中國應採取的方向。” 我們今天來考察胡適,應該談的不僅僅是確認胡適的文化學術地位,而應當理解、闡述胡適思想的現代意義,再論胡適作爲一個啓蒙思想家的歷史價值,這種價值纔是胡適在當下的意義。胡適的人生之旅可以用年代來衡量,但他的思想和文化遺產則應是用世紀來審度的。“胡適先生學識之淵博與其容忍之雅量,並世無第二人”——羅爾綱如是說。 作爲五四新文化運動“首舉義旗的急先鋒”(陳獨秀語),胡適以《文學改良芻議》、《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宏文,爲新文化運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文學改良芻議》開篇即雲:“吾國近世文學之大病,在於言之無物。今人徒知‘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而不知言之無物,又何用文爲乎。”這種對傳統舊文學的質疑,只能出自外來思想的觀照,而不會從傳統自身生髮出來。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裏,胡適說過:“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到思想的結果。這兩個人使我明瞭科學方法的性質與功用。”正是來自西方的兩個思想家赫胥黎與杜威,讓胡適戴上批判的眼光來看待中國的舊文學,從而掀起新文化運動的滔天巨浪。 胡適在文化上雖然倡導“全盤西化”,但看他在衣食住行諸方面的特點,絕無“西化”之痕跡。他著書立說的時候,很帶有舊儒的風範。然而,談治學,究學理,先生卻毫不含糊。論及中國祖先留下的遺產時,多懷疑和批評的語氣,有時甚至離經叛道。祖先的遺訓便是對的麼?他在整理國故時對舊文明的抨擊,在舊文人中,是未曾有過的。在《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一文中,他說:“東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知足的東方人自安於簡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質享受的提高;自安於愚昧,自安於不識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發現與技藝器械的發明;自安於現成的環境與命運,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樂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圖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順民。”這樣的批評已經很溫和了,現在大多數的讀書人,已經接受了這樣的觀點。但是20世紀中葉前後,它確爲逆耳之音。美國學者夏志清特別推崇胡適,不僅僅因爲胡適的學問淵博,更因爲他立言的道德勇氣。胡適認爲中國人講了七百年理學,竟沒有一個“聖賢”站出來指出纏足是極不人道的野蠻行爲,這就是使我們“抬不起頭來的文化制度”。胡適最愛寫的一幅對聯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認真的作事,嚴肅的作人”。常人一般注意“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而忽略“認真的作事,嚴肅的作人”這層意思。其實上聯教人求學,下聯教人作人,此乃雙璧之美,缺一而不可。當下某些所謂的學者好談自由主義,但一遇到批評,便勃然而怒。胡適的寬容在此時此刻顯示出巨大的人格感召力,難怪千家駒先生說:“胡適這種寬容精神,在當代學人中我從未見第二人。”但開風氣不爲師,放眼天下,誰又能像胡適一樣在這麼多的領域開風氣之先呢。梁實秋曾經說過:“人權的想法是和各種形式的獨裁政治格格不入的,在這一點上,胡適先生的思想沒有落伍,依然是站在時代的前端。” 縱覽胡適的一生,無論是早年留學美國,還是在亂世危局的中國,以及風雨蒼黃的晚年,他都堅持了民主和自由的理想。“個人若沒自由,國家也不會有自由;一個強大的國家不是由一羣奴隸所能造成的。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爲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爲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羣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種種因緣我又重讀了胡適先生的一些文章,在平白樸實的文字裏蘊涵着一種韌性的力量。在一個烽火連天的時代裏,這樣的文字可能並不合時宜,熱血青年的理想主義情懷很快就把胡適掃到垃圾角落的偏僻之處。然而隨着時間的流駛,這樣的文字重煥光彩,吸引我們一讀再讀。唐德剛先生稱胡適是“照遠不照近的一代文宗”。的的確確,胡適的精神不是以幾十年來衡量的,胡適的思想價值也不是由片斷的歷史所決定的。昔年陳寅恪紀念王國維時所說:“先生之著述,或有時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萬千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胡適先生正可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