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書門下體制研究：公文形態 政務運行與制度變遷（增訂版）（當代中國人文大系）

有人評價鄧小南教授的學術成果是: “下死功夫，做活歷史”。 制度史很有意思。研究中既要注意“正名”，也要關注“活”的制度。 鄧小南教授主編的《過程·空間:宋代政治史再探研》《文書·政令·信息溝通:以唐宋時期爲主(上、下)》論文集中，較多地涉及了對唐宋時期“政務運作”“政務文書”的探討。 鄧小南教授的學生方誠峯著有《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和政治文化》，其中展示了元豐改制前後宋代中央體制的演變面貌。 劉後濱教授認爲:“宋人對唐代制度的理解，是宋代制度建設背後的重要理念。猶如律令在宋代政治社會中的作用已經不是很重要了，但是宋代還是以唐律爲藍本編修《宋刑統》，以唐令爲藍本編修《天聖令》。唐宋之間歷史的許多層面，無論是連續還是轉折，唐代都是重要的前提和發軔，到宋代才能找到落腳點。研究唐代制度的人，往往希望到宋代去找落腳點，大概不僅是時間上的連貫性使然——因爲制度演進的落腳點不一定就在緊接其後的一個歷史時期，而且宋代與唐代之間還隔着半個世紀的五代亂離時期——而是由於宋人對唐制的一種基於唐代文獻和唐人政論基礎上的深切關懷和着意構建。” 作者試圖釐清、糾正宋人對唐代中央制度（特別是中後期體制）的認知，並取得了可觀的成果，提示我們:對於古人記載、體認的使用要採取審慎地態度，在具備一定認識基礎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深入到研究當中。

這本書，是一本論文結構的書，以公文形態這個視角爲切入點，【考察了唐代政治體制由三省制向中書門下體制的演進過程，以及中書門下體制下的公文形態及其運作機制。】如作者以及後記所言：【但是，正如作者在本書“結論”中指出的那樣，全書結構有一種“分散失約”之憾。】讀下來還真有這種感覺，如果只是想了解三省體制是如何向中書門下體制進行動態變化的，直接看導論和第四章，這兩章認認真真讀過，基本上就能概括瞭解到書本中“中書門下體制”的意思了，第五章也可以帶着讀。但是本書很大的篇幅是“公文形態”，不是很熟悉這一塊的，就讀的模模糊糊。讀的時候真的很論文，文章邊寫便引用了很多學者的話，加上了“作者認爲”“綜上所述”，還真的會恍惚一下……真的會很害怕是一家之言，但是在唐朝政治體制這塊，還是非常難得能讀到的書。 文中一直表述的是：“開元十一年（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開創了一個新的政治體制”、“開元十一年中書令張說奏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是中書門下體制建立的標誌。”類似語句會看到無數次。到了第四章細說了這件事的因：“削弱宇文融的權勢，將這些政務直接納入宰相的管轄之下，是張說奏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的直接動因”，之後引出了使職，奏事文書也變由奏抄變成了奏狀，圍繞公文運行機制去展現權利結構的變化，中書門下長官的事權變化，最後又迴歸到文書方面，七八章基本上都是這個思路，所以書封“公文形態”是佔首位的。基本上論證史書引證說的都是圍繞這些展開的，所以在看到後面的時候，有些引用的話，或者作者的表達，在前面就已經說過了很多次的感覺。 這本書還是很嚴謹的，很多地方作者都是寫“史無明文，難以稽考”、“由於材料闕如，難以稽考。”在《中國古代文官制度》裏提及了五房，在這裏進行了考證：【唐朝史料並未見“五房”的記載，不知宋人的說法何所本。】【從這些宋人的說法看出，唐後期一直都設有五房，但五房的建制有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由於材料闕如，難以稽考。】也分析了五花判事和六押不是一回事，算是知識點的補充了。

劉後濱的《唐代中書門下體制研究》是近年唐代政治史研究方面的經典著作。本人讀後受益匪淺，其特點借用其師吳宗國教授的話，概括如下： 一是提出“唐代中書門下體制”這一頗具開拓性的概念。作者認爲，唐前期承隋之制，實行“中書掌出令，門下掌封駁，尚書掌執行”之三省體制。開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張說奏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之後，中書門下作爲一個獨立於三省之外的常設機構，成爲實體的“相府”，標誌着中書門下機制的形成。中書門下機制的特點是皇帝走向執行前臺，宰相超然於三省之上，從輔助皇帝決策，向具體行政事務執行的政務化轉變，中書和門下成爲具體行文機關，尚書都省弱化，中書門下直接指揮六部各司，以及使職系統。中書門下體制，是宋代二府三司體制的源頭，後者又是前者的落腳點。 二是從公文運作回溯和印證，政治制度的運作模式。引用吐魯番文書、傳統文獻中等資料，逐類分析七種“王者之言”的成文過程以及三省等各個角色在其中的作用，以印證中書門下體制的運作模式。以公文的角度來看政治體制，是本書的最大亮點。 三是着眼於制度的發展變化。任何一個時代的制度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分析了魏晉南北朝以來的政治體制，認爲唐的前後兩期也不一樣，前期爲三省制，中後期爲中書門下體制，宋的二府三司制是中書門下體制的落腳點。以變化的角度分析，可以看出變化的邏輯和必然性。 四是對相關學術史進行了認真的梳理。分析了之前關於唐代中央權利結構的主要觀點，形成了一家之言。 附錄部分共13篇書評或者論文，都很有啓發意義。尤其是與本書近似主題的三本書的書評（雷家驥、袁剛和謝元魯關於唐代中央決策模式的書籍，恰好也剛剛讀過），以及關於唐宋政治制度演變的論文，令人印象深刻。愈加深切感受到陳寅恪先生的觀點，研究唐史需研究前後兩朝之史，研究前朝史，可知演變之源頭，研究後朝史，可知演變之落腳點。 本書內容較多，觀點很獨特，分析具體公文可以很直觀感受唐政治體制的運作流程，彙集各方觀點和資料也較全面，在同類著作中比較突出，堪爲佳作。 作者雖是陳寅恪先生第三代弟子（陳寅恪、汪箋、吳宗國、劉後濱），但幾乎看不出陳氏風格。本書行文不夠簡潔、流暢，其中書門下體制與宦官和翰林學士的配合方面說的比較簡略，感覺沒有說透。

極好的制度史著作，重在揭示隋唐政治體制的運作流程。不僅詳細勾勒唐代從三省制到中書門下體制的變化，而且通過政務公文書，展現這一變化的核心細節：奏狀與敕旨。三省制雖是中學課本的核心詞彙，但其存續時間並不長遠。皇帝走向前臺，宰相走向具體政務，也成爲宋制的一大源流。

“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設範立制，格以禁違正邪，式以軌物程事”

好評送給後記和再版後記，感覺作者是個實在人。內容只能說因吹斯汀，當然這也受制於客觀上材料寡少，作者在再版後記中也提及了。立足特定資源結構驅動下的路徑依賴視角，歷史學者去到黨政機關掛掛職，或許對研究略有裨益也未可知。再就是文筆，坦白說寫作能力算不上好。

“中書門下體制”概念的提出和通過公文程式理解政務運行、制度變遷的研究理路，是本書的主要特點。 其在解釋制度變化的原因時更加強調行政的主導作用，在國家決策與行政的關係中更強調行政的主導地位。作者主張唐朝的中樞行政體制在從“三省體制”到“中書門下體制”的演變過程中所進行的制度調整主要爲適應統治形勢變化的需要，較少認爲是統治階級主觀上爲了加強集權而推動的制度變革。 此外，作者借用經濟學界在討論改革模式過程中提出的“增量改革”（在舊體制以外建立新的體制和機制，原有體制基本保持不變，是一種體制外先行的改革）這一概念，應用於唐宋間政治體制及政務運行機制的變革模式的詮釋，並稱之爲“增量變革”。這種變革不是簡單地用新體制取代舊體制，而是在保留舊有制度框架或某些原有政務運行機制的前提下發生的增量變革。此種模式的制度變革，決定了制度演進過程中的漸進性和交替性。

《唐代中書門下體制研究——公文形態、政務運行與制度變遷》一書是劉後濱教授的成名之作，初版於2004年，時隔近20年修訂再版，其研究路徑、研究成果依然對今天的唐代制度研究有很大的指導作用。本次修訂再版，在修改原文的基礎上，增加了3篇唐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書評、5篇唐宋政治制度演變的論文、5篇漢唐政治制度研究的論文，可作爲原書的延伸閱讀。 本書從公文形態與制度變遷關係的角度，考察了唐代政治體制由三省制向中書門下體制的演進過程，以及中書門下體制下的公文形態及其運作機制，着重強調政事堂到中書門下的演變是歷史的必然並且點出了唐宋變革論的實質，是唐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必讀書目。 本書創造性地提出了“唐代中書門下體制”這一概念，打破了宋朝對三省制“中書主出命，門下主封駁，尚書主奉行”的一些誤區，提出隨着使職的大量出現，形成了一種新的政務運作體系，而這個新的體系影響了宰相制度和整個政治體制，遂以開元十一年張說奏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建立了新的中書門下體制，以適應這種新的政務運作體系，並以此觀照中晚唐至北宋初年政治制度的延續和演進。在論證的過程中，提出制度演進模式中“成長性變革”的概念，與鄧小南先生所倡的“‘活’的制度史”有異曲同工之妙，前者關注制度演進的縱向發展，後者關注制度運作的橫向動態。 另外，本書關於堂案和門下省封駁的研究，或存在一些誤讀或爭議，可參見李全德《從堂帖到省札——略論唐宋時期宰相處理政務的文書之演變》（《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和胡寶華《讀〈唐代中書門下體制研究〉——以唐代封駁制度爲中心》（《中國史研究》2014年第1期）兩篇文章。

讀這本書是因爲前一天做夢給漂亮妹妹講唐代宰相和中樞體制。現在我不僅學好了會講了，還重新複習了兩漢魏晉宰相制度，剩下只需要找到願意聽的plmm了。

非常硬 非常幹 讀完非常不明覺厲。想到以前朋友說及政治機構職權升降之下，用了“屋上架屋”一詞，看了作者文章反而覺此詞不妥。 又日本經濟騰飛始則權勢在通產省，後復轉向大藏省，適可爲本書之當代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