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的建設與瓦解：後殖民時代美國在非洲的戰略

這是2025年新年閱讀的第三本專業類書籍，本書內容主要是介紹美國在非洲的戰略演變歷史。一直以來，美國在對非戰略上表現出極大的不連貫性，原因在於其奉行的實用主義和單邊主義的外交戰略。殖民時期，美國是在與西方殖民主義國家爭奪勢力範圍的情況下涉足非洲的。冷戰時期，美國是在與蘇聯競賽的情況下與非洲建構關係的。後殖民時代，美國則是在與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國家爭奪市場的情況下與非洲聯繫在一起的。當前，隨着美國不斷推進在亞太地區的外交戰略，非洲在美國外交戰略上的重要性呈現出弱化態勢，但鑑於其他國家與非洲合作加強的現實，美國又不得不進行戰略迂迴。隨着時間的推移，美國只會加大對非洲的重視。因此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美國以世界領導者的角色自居始終不會改變，美國以政治經濟軍事等手段干預非洲的方式始終不會改變，美國將我作爲頭號競爭對手全手段打壓遏制中國崛起的目的始終不會改變，中美在非博弈勢所必然。對此，中國更需要將各種能力與不同機遇結合起來，全力構建中非命運共同體，充分向世界呈現作爲大國的地位、風範及品質。書中部分觀點摘錄如下: 在近現代歷史進程中，西方總試圖以推行自身價值理念及科學理性的方式，達到取代非西方社會多樣性及自由的目的，並使非西方成爲西方的註腳。尤其工業革命後，西方始終在將自持的理性邏輯強加於非洲身上，在擴張主義的驅動下，以武力打開了進入非洲的大門。近現代非洲與西方的遭遇，在使得西方理性在異域得到伸張的同時，也製造了西方將自我進行神化及自命改變非洲處境的神話；在摧毀非洲歷史傳統與社會結構的同時，推動了西方化非洲國家的創建和發展。總體而言，非洲與西方的遭遇，使非洲被迫捲入西方的強制性塑造中，既對非洲的歷史面貌造成價值剝離，也對非洲人生存及存在意義的社會網絡造成扭曲，導致非洲始終無法擺脫西方殖民主義、資產階級理性、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羈絆。進入21世紀，西方仍以加強軟實力輸出的方式來控制非洲的發展節奏並一如既往地從自身的道德倫理、理性實踐中製造着非洲的歷史和現實，與日俱增地催化着非洲多元化價值的異化。 長期以來，美國之所以能夠持續塑造自己及世界，是因爲美國一直在推行擴張主義。美國一步步地避開具有殖民侵略色彩的行動，而以提供規範、標準、秩序等隱蔽方式，在對傳統有所保留的同時，不失時機地創新着戰略模式。美國一直以來在對非戰略上，很難保持某種定力，很難產生某種線性關聯，表現出極大的不連貫性。美國在非洲的戰略，之所以一直處於變動之中，很大層面上就是美國單邊主義的產物。殖民時期，美國是在與西方殖民主義國家爭奪勢力範圍的情況下涉足非洲的。冷戰時期，美國是在與蘇聯競賽的情況下與非洲建構關係的。後殖民時代，美國則是在與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國家爭奪市場的情況下與非洲聯繫在一起的。美國在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催使下，在對非洲的外交戰略上表現出明顯的搖擺性。其中，美國角色的多重性、訴求的多元性、戰略的博弈性、決策的斷裂性等因素，是影響其在非洲外交戰略上游移不定的重要變量。在對非洲的態度上，要與不要、爭取與棄置、援助與自利、認同與衝突、進攻與防禦、秩序與混亂等維度，始終活躍在美國的對非戰略中。一直以來，儘管美國在對非洲的戰略上表現出不斷調整的勢頭，但其調整卻並非能夠達到必然的效果。美國在非洲的外交戰略是以實用主義視角來展開的；美國對非洲既無須道德上的承諾，更無須實質性的責任。隨着時間的推移，美國只會加大對非洲的重視。但這不等於說美國眼裏的非洲是不可替代的。一直以來，在非洲外交戰略上的不斷變化，正是美國認爲非洲政治價值不大，但鑑於其他國家與非洲合作加強的現實，美國又不得不進行戰略迂迴。 殖民時期美國對非洲的“奴役”，主要體現在用商品經濟模式取代非洲的自然經濟傳統，結果導致非洲的生產結構發生變化，動搖甚至顛覆了非洲的自然經濟傳統，由此引發了因生產關係的變革所引起的歷久彌新的政治後果，挫敗了非洲固有的生長機制，如非洲在歷史中形成的由酋長維繫的社會組織結構遭到沉重打擊。美國在非洲推行的商品經濟，因爲殖民解放運動的興起，以及非洲獨立主權的最終獲得，而遭瓦解。非洲所獲得的獨立主權地位，從根本上削弱了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將自身經驗奉爲圭臬的行爲，同時也摧毀了任何僭越主權而試圖操縱他者的利益妄想。但是，在實際上，非洲獲得獨立主權後，並未使自己徹底擺脫對西方的依附，非洲國家仍遭遇着不可避免的發展悖論。 冷戰時期，美國在非洲戰略具有前後相互矛盾、彼此相互排斥、內外相互衝突的特點，表現出明顯的矛盾和混亂。在殖民主義統治後到冷戰結束前這一歷史時期，美國是在乘人之危時介入非洲的，是在宗主國影響力衰退的情況下深入非洲境內的。美國通過民主擴張，依靠強制或軍事征服維持在非格局。 冷戰結束後到“9·11”事件前，蘇聯的垮臺並未使得美國從根本上放棄對非強制外交戰略的鞏固，相反，則是以更大力度的強制手段來推進在非洲的外交戰略，以遏制任何可能的挑戰者。這一時期其外交戰略重心放在對“信譽”的精心打造上，在方式上則以提升經濟外交和民主外交之價值爲重心，在非洲推行信譽戰略，建設信任秩序，加大在非洲推行自由經濟和民主範式的力度。但隱藏其間的等級性、主從性關係不言而喻。致使其在非洲問題的解決上並未產生實質性效果，面對世界新興大國的蓬勃發展，美國已很難承受“信譽”戰略所需的耐心、韌性、時間和精力等考驗。非洲差強人意的發展使得美國提不起興趣，於是美國轉移戰略。 “9·11”事件後到本·拉登之死：美國在非洲“分類”秩序的建設與瓦解。“9· 11”事件爆發後，美國才重新將目光轉向非洲。非洲再次成爲美國構建地緣戰略的一個支點。因爲美國感到將非洲納入反恐範圍的價值。在非洲爭奪資源，是美國“反恐”背後最爲鮮明的行動目標。與其他國家形成競爭關係，則是美國在非洲開展“反恐”行動的動力源。經過美國的戰略設定，非洲最終演化成爲美國與其他國家權力較量的一個支點。在美國力主的“反恐”中，非洲被嵌入一種強制性的秩序結構。美國主導下的“反恐”，並非要真正根除恐怖主義，而更是一種塑造以美國爲中心的勢力範圍的嘗試。由於美國採取“新的單邊主義”行動，即“以先發制人的預防性戰爭和強制民主化”對付這些國家，以至於跟美國一道合作“反恐”的國家都變得“反感”美國。本質上，美國發動“全球反恐戰爭”，卻是“打開非洲大門所故意採取的戰略，其目的是爲美國在非洲的擴張服務，併爲五角大樓建立非洲司令部尋找藉口，想要通過建立北約的非洲版本來實現華盛頓對非洲的佔領”。本·拉登被擊斃後，美國苦心孤詣造就的“反恐”秩序陷入瓦解。 “重返”亞太背景下，美國打出“重返”亞太的戰略口號，旨在將美國的價值觀再度置入亞太地區國家的內核之中，以對中國的崛起形成某種遏制。隨着美國不斷推進在亞太地區的外交戰略，非洲在美國外交戰略上的重要性呈現出弱化態勢，這對於中國在非洲建立長效性外交戰略提供了機會。當前的中國，更需要將各種能力與不同機遇結合起來，充分向世界呈現作爲大國的地位、風範及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