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論新經濟政策

新經濟政策是爲了政權生存的迫不得已的臨時的退卻，主要形式是國家資本主義。 只是本人還是沒有搞清楚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新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時期以及改革開放這三者之間的異同。

導師和教員在他們的時代都做出了自己認爲正確的選擇。而對於我內心的困惑，也許還要看很多很多書才能得到答案，也許書中永遠不會找到，而是如他所說，真理只有從實踐中來。但無論如何，我知道一定有那一天。 “未來是非常美好的。可是決不能把這兩方面的事情混淆起來：一方面要進行宣傳鼓動，加速這個未來的到來；另一方面要使自己現在能夠在資本主義的包圍中生存下去。” “我們已經開始了這一事業。至於哪一個國家的無產者在什麼時候、在什麼期間把這一事業進行到底，這個問題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堅冰已經打破，航路已經開通，道路已經指明。”

不用道德判斷替代現實分析，對“退一步”沒有心理負擔，完整的邏輯鏈條，極強的戰略思維。導師的作品實在精彩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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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聚焦於列寧的經濟思想，亮點是探討了關於如何實現在落後的俄國實現合作社這種集體式的生產形式，要實現合作社的一個重要障礙是文化的落後，就要探討文化革命的進行必要性。

原來列寧主義不只馬上打天下，還要下馬治天下。“治天下”就不能單靠一腔熱血，更不能死板僵化，須知勝利的道路一定是曲折的。必須在困難中學習成長，證明自己發展自己，做出成績，更不懼內外的冷嘲熱諷。 不是所有人都懂得妥協的藝術，還要有領導妥協的偉力，沒有列寧就沒有蘇維埃俄國，更談不到作爲妥協的新經濟政策。列寧在系列講話、報告中一如他的風格既嚴厲又急切。被病痛折磨的他像個時日無多的老父看着這個千難萬難前途無量的孩子，心裏有着說不完的話，可身體再也不允許了，不能再送一程，他一定是帶着遺憾的吧… “至於變革的形式、方法和手段，馬克思沒有束縛自己的手腳，也沒有束縛未來的社會主義革命活動家的手腳，他非常懂得在變革時會有怎樣多的新問題發生，在變革進程中整個情況會怎樣變化，在變革進程中情況會怎樣頻繁而劇烈地變化。” 蘇維埃俄國的革命實踐（包括新經濟政策等等）證明了馬克思主義強大的適應性與靈活性。新經濟政策不只是在經濟上爲了現實需要做出的妥協，而是對整個蘇維埃俄國提出的“有序退卻”的口號，是在特定時期的思想指導。新經濟政策作爲列寧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列寧爲處於帝國主義包圍下的落後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留下的最後一課。 “我們已經開始了這一事業。至於哪一個國家的無產者在什麼時候、在什麼期間把這一事業進行到底，這個問題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堅冰已經打破，航路已經開通，道路已經指明。” 以史爲鑑，以俄爲師。列寧謀劃了新經濟政策的偉大構想，卻沒有看到它在蘇聯實現，而在更東方，幾次在我黨的歷史關頭所借鑑完善，發揚光大，今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偉業，足可以告慰先烈前輩了！

關於《列寧論新經濟政策》 本書收錄了列寧於1921～1923年的，篇幅和間隔時間或長或短的共計十五篇文章，是列寧主義晚期的集中闡發和論述。本書這十五篇文章各自成篇，彼此雖有聯繫但並非小說式的線性敘事，因而各篇既有重複強調者，亦常有嶄新的論述。 本書各篇文章內容主旨一致，即大致介紹了“新經濟政策是什麼、有什麼”“爲何要實行新經濟政策”“要如何實行新經濟政策”以及“實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對應的解決方案”。 我僅從三個方面（主要是前兩個）入手來剖析新經濟政策和“晚期”列寧主義思想。 ①.新經濟政策的具體內容與成果 該政策主要是爲恢復蘇俄因各種原因導致的國內蕭條破敗的經濟狀況、鞏固新生的脆弱的無產階級政權而推行的一系列以經濟政策爲主的改革。以此取代前幾年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 🅐：以糧食稅代替餘糧徵集制。 以此改善農民困難處境，爲新生政權穩定住不安分階級，謀求工人階級與廣大貧下中農的廣泛聯合。 🅑：以一定程度的自由貿易改變原有的分配製度。 爲改善部分人的生存狀況，提振國內經濟，穩住貨幣價值。 🅒：通過外交手段以與資本主義國家談判協商的方式拉攏投資，並以國家資本主義制度對其進行經營管理。 爲改善工人的生活環境，爲國家增加收入，發展大工業生產（主要），爲“迂迴”進入社會主義鋪墊道路。 🅓：成果總結 農業：戰勝饑荒的基礎上爲國家創收，繳納了大量糧食稅，生活狀態的改善讓廣大農民更加擁護現政權。 工業：輕工業普遍高漲，工人生活有一定改善，有餘力籌集一筆專門用以建設重工業的款項。 貨幣：從後綴無數個零的窘境中逃脫，在21年穩定了3個月，在22年維持了5個月以上的穩定。 ②.列寧通過對新經濟政策的宣講闡述了哪些思想？ 列寧從不諱言新經濟政策是倒退，是資本主義。但他立足於當時蘇俄實際，務實地認爲“國家資本主義”優於當下的制度，不僅能發展經濟、鞏固政權，其還是能使蘇俄走向社會主義的有效途徑。書中提現的觀點有： 🅐：迂迴前進論。 列寧認爲當時蘇俄剛經歷世界大戰和國內戰爭，百廢待興，又面臨“國家落後”、“國民教育程度低”“沒有先進國家的支援”這三重困境。殘酷的鬥爭現實促使他主張放棄過去“幼稚”的直接過渡論，認爲前進得過了頭，應該採取暫時向後退卻的方式，先通過新經濟政策培育力量，再如“蹲下而後跳得更遠”般勝利進入社會主義。 🅑：堅持階級立場，強調黨內紀律。 前半句是對黨外的階級敵人而言，後半句是對黨內有錯誤思想、錯誤行動的同志而言。列寧從不屑於隱藏自己的觀點和意圖，多次對孟什維克、白衛軍分子低質量的言論抨擊進行嘲諷、揶揄和回擊（或乾脆地承認）。對於黨內持“不該後退”和“一退到底”意見的“左”右傾分子進行不同的說服教育、批評和懲戒。強調“後退”不必過去滿懷激情，奮不顧身的“前進”，應該更有秩序，更加小心，不能容許破壞“後退”秩序之人或物的存在。要求嚴懲破壞秩序、破壞新經濟政策的罪犯。 🅒：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進行批判與反思。 列寧多次（不是主要的）在文章中提及黨內人士、機關工作者官僚化、脫離羣衆的問題，並對此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期許該現象的改變。列寧還多次闡述資本主義中有很多值得學習的東西（如管理公司），要求黨員和相關工作者放下身段、放下成見去積極投入學習中去。 ③.新經濟政策與我國GK的區別。 此模塊不便細說，只能“蜻蜓點水”一番。 🅐：退卻的程度不一樣。 🅑：許可的自由貿易的程度不一樣。 🅒：堅持階級立場的程度不一樣。 🅓：進行改革前的國內情況大不一樣。 因而需要嚴格對兩者進行區分。

談談《論糧食稅》: 列寧的論糧稅真正討論的，根本不是關於稅制本身的問題，而是關於糧食稅前後，整個蘇維埃政權所面臨的問題和政權建設的目標的問題，一句話，布爾什維克如何通過糧食稅爲代表的一系列新經濟政策鞏固自己的政權、發展生產力、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 在一個農業佔據大多數人口和經濟份額的國家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顯然並不具備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整體性的流通和組織能力；恰恰相反，列寧所面對的問題在於如何將渙散的小生產者組織起來，服務於新政權的建設。從而整篇文章的利潤基礎在於“小生產者”這一國情，在於分析小生產者的性質和改造的可能路徑，在於揭露和批判小生產者的政治意圖，在於徹底粉碎試圖鞏固小生產形態的一切政治經濟軍事的嘗試，在於確立無產階級和社會化大生產對小生產者的絕對領導權和改造的機制。一句話，在於將這個最不肯定、最不定形、最不覺悟的渙散自發勢力徹底納入蘇維埃無產階級專政的範疇之內，配合全俄電氣化計劃，爲發展和鞏固工人同貧農中農之間的革命聯盟創造良好條件。 經過中國高中歷史和政治教育的人們，在想當然地將改革開放政策與新經濟政策劃上約等符號的同時，已然很難通過通識性的間接資料清醒認識到列寧所真正要解決的全部問題:不在於單純推進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要素之間的合作（並以之作爲發展生產力的手段），而在於通過這樣的合作，破除小生產勢力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影響，從而使得這樣一個新生政權徹底擺脫資本主義——一切形式的資本主義的統治。也就是說，作爲無產階級政黨的領袖，列寧所真正要解決的問題在於小生產者尤其是小資產階級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的一系列反動殘餘；這樣的殘餘，既體現爲落後低效的生產能力，又體現爲孟什維克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對布爾什維克政策的各種攻訐甚至武裝反動，還體現爲廣泛存在於整個黨政體制內部、從上到下、命令包辦的官僚主義（列寧指出，俄國的官僚主義同資本主義國家的官僚主義不同，後者從根本上是出於維護階級壓迫的需要，前者在根本上是由於小生產者的渙散性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導致的堵塞經濟流通的家長制）。 在從各種方面破除小生產的目標的指引下，列寧在論糧食稅裏面指出，在俄國的特殊國情之下，通過無產階級專政政權領導並建立國家資本主義，是組織和改造小生產的最佳形式。這種國家資本主義首先體現在對大工業實行租讓制度，讓經濟管理方面的專業人士發揮其才幹，促進真正組織化的經濟發展，同時將較大規模的私人資本主義納入國家規劃。其次體現爲合作社，這是將一切形式的小生產者組織起來的方式。國家資本主義此外還包含在商業領域開展的國家委託經銷包銷和對重要自然資源實行租讓經營。而以上這一切，在流通和生產領域突出小生產者，尤其是小資產階級的影響，實質上是符合工人階級和工農聯盟的長期利益的。 列寧作爲一位革命領袖和思想家的突出之處，在於他從來不是僅僅從經濟學的現象層面去把握糧食稅的實質，而是從政治經濟學、從階級關係的角度去看待經濟政策。他非常清醒的認識到，社會主義國家在生產和生活領域，最重要之一便在於有組織的民主。這樣的民主反對資本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從而要求工會發揮其作爲無產階級組織的角色；但他更強調以組織化的手段，在一個落後的生產基礎之上，建立起先進的獨立自主的經濟政治體系，從而就需要有策略的妥協，就需要以妥協的方式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不是一味的縱容極端民主化，更不是將租讓制的新經濟政策看做第二次佈列斯特-裏托夫斯克條約——這一切都是不成熟的布爾什維克的甚至無政府主義的觀點。 論糧食稅的智慧，對於新中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具有極大的啓發意義。然而新中國在進行改造的時候，面臨的背景和列寧不同，新中國不是通過糧食稅，而反而是通過徵購的形式實現農業積累——統購統銷與快速的合作化完成了列寧所說需要幾十年才能完成的將小生產者改造爲大生產的過程；此外，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更是在列寧的設想之外提供了組織化的便捷手段。而且，新中國所面對的更多不是小資產階級性而是小農性，小資產階級作爲聯合政府的成員並不構成明確的反對派，因此對小生產的鬥爭採取的形式，就不如列寧所採取的那樣激進，從而也就決定了新中國要通過更爲紮實的農村羣衆工作實現組織化，建構一套從農業到工業轉型的現代社會與國家體系，從這一點來講，新中國面臨的情況比蘇俄更爲複雜。此外，在中國所發展出來的國家資本主義高級形式也並不是所謂的租讓制，而是政府高度介入的公私合營——通過計劃經濟與統購統銷，中國政府已經不再需要像列寧一樣對資本家做出過多的妥協才能達到自己的努力，反而使資本家必須在流通手段和基礎原料已經被國家壟斷的前提下，積極尋求國家對企業的支持。這就是中國社會主義改造的特殊性。 但無論是論糧食稅還是新中國的改造，都體現了政治經濟學的精髓——不是單純的經濟，而是經濟政治的交織（這種交織集中體現在生產關係中，其更加集中體現爲階級關係）決定着一個共同體的當前形態和未來發展；共產黨人絕不是唯生產力論者，反而是高度重視通過改造經濟中的階級關係來塑造一個無產階級從經濟政治乃至意識形態上實現專政的全新社會，而且是基於現有的基礎（無論這樣的基礎究竟從多大程度上講是有利於大生產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來塑造這樣一個社會。這就是擺在馬克思主義者面前的、以政治經濟學觀點認識和改造世界的歷史的現實考驗。

高三那年，窗外大雪紛飛。同學們都在睡午覺，而我卻在閱讀此書，沒有睏意。從這本書開始，我有了讀書做筆記的習慣。從這本書開始，關注經濟與政治是我永遠也不可能放棄與割捨的。

伊里奇問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在腹背受敵、情勢極端惡劣的情況下，究竟應如何堅持社會主義？他無疑向歷史交出了他的答案，我們也要書寫屬於我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