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博弈：環境與地緣政治1910-1911

如果稍微降低期待值，那麼本書還是成功地描繪了1910-1911年東三省鼠疫經過的概況。總的來說，文字比較通俗易懂；鼠疫的方方面面，從疫情出現的的生態學考察、疫情在哈爾濱、奉天、大連和旅順的蔓延的歷史性回顧、萬國鼠疫研究大會中伍連德、斯特朗和北里柴三郎等人的歷史羣像，到沙俄、日本和其他列強在東北的地緣政治對抗與利益糾葛，還有清政府在東北局勢中的弱勢和各種應對策略，以及論述東北鼠疫對於中國現代衛生系統的“奠基”之功、探討百年前後世界對公共衛生危機應對的進步和依然存在的缺憾，還是讓我讀來收穫頗豐的。 但以上這些，沒有辦法遮蔽本書的缺點。首先，作者只使用了西方國家和部分俄羅斯的資料檔案，中、日的幾乎沒有，這使得本書在歷史敘述的可信度和全面度上大打折扣。其次，作者是有野心的，想在一本書內既回溯歷史，又分析國際關係史上的地緣政治博弈，還想分析鼠疫對於世界公共衛生的作用及其生態學、病理學等方面的意義--野心很大，但是並沒有處理得很好：本書前後有着大量的內容重複，各章節間銜接也不盡理想，邏輯上存在較大的斷裂。各個議題的討論也沒有很深入，淺嘗輒止。 最後談回本書的主題：生態環境與地緣政治的關係。東北鼠疫作爲一個百年前的案例，生動地折射出時至今日，依然無法妥善處理的公共衛生背後的政治博弈因素，最近的新冠疫情更是有力的詮釋了這一規律。任何低政治，總會被高政治所裹挾，跳出公共衛生這一領域，科技創新、教育交流、經貿互動等等均是如此。再危急的時刻，人類之間也幾乎不可能超越國家、民族等政治敘事的範疇，團結到一起應對共同的危機，合作的高效與彼此不信任、打算盤的低效永遠並存。這是千年來所有疫情危機反覆告訴人類的道理。

1910–1911年，是一個怎樣的年代？ 這是一個皇權衰微、革命加劇、列強虎視眈眈的時代。攝政王載灃輔佐年幼的宣統帝溥儀，但清廷缺乏強有力的領導；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爭奪勢力範圍；革命勢力不斷發展；民清矛盾日益加劇…… 昨天去看了《731》，暑假看了《南京照相館》《戲臺》。在演繹中，我們能窺見中國歷史的發展與世界歷史進程的關係，也能夠看見國際大舞臺在中國輪番上演的“鬧劇”。 1910-1911年爆發的鼠疫，不僅是中國本土的個人戰，還是鄰國本該守望相助的合作戰，以及強國幫帶弱國的整體戰。到最後，這場鼠疫中的東北人民，卻成爲鄰國自私的犧牲品，隔離政策下的被鉗制者。 這本書，算是淺嘗輒止了。 最後，想說，東北三省的廣闊土地上，孕育出了無數堅硬韌勁的靈魂。即使飽受環境和政治的磨難，依然是祖國大地上不朽的豐碑。

以人爲鑑，可以明得失。以史爲鑑，可以知興替。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二十四史》，字字句句發人深省。人以是非定立場，奴以立場定是非。立場就是偏見，輸贏就是叢林法則。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超越狹隘立場，才能辨明是非。獨立思考，客觀冷靜，批判思維，方得始終。 海棠血淚→1689年9月7日尼布楚條約;1727年10月21日恰克圖條約;1790年庫葉島;1858年5月28日璦琿條約;1860年11月14日北京條約;1864年塔城界約;1868年布哈爾汗國;1881年伊犁條約;1900年江東六十四屯；1921唐努烏梁海獨立;1929年領黑瞎子島;1969年3月2日珍寶島;1969年6月10日孫龍珍烈士;1969年7月8日八岔島;2009年2月15日“新星”號貨船。6月29日切爾基佐夫市場。

這場鼠疫是由於蒙古旱獺的過量捕殺引起，通過鐵路迅速擴散至哈爾濱、奉天等地，順帶影響了大連。在作者看來，秉持公益的美國人帶着內憂外患的清政府（後來是民國政府）、與不懷好意的日本人、力不從心的俄國人一起，抗擊了這場災難。不過他們能做的只是隔離、隔離再隔離，感染的死亡率接近百分之百，醫療基本沒有起到什麼作用。這場災難在東北的寒冬中，伴隨着中國人的春節而消失，倒是最後一場矚目的萬國鼠疫研究會，成爲了清政府舉辦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國際會議。伴隨着民國政府的新生，這件事情也成爲了中國衛生運動的開端。伍連德、施肇基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難得的與列強不卑不亢的平等交流。不過書名讓人不知所以，翻譯機械枯燥，內容也點到即止不夠深入，濃縮成一篇論文可能更好。

公共衛生危機從來就是權力的博弈場，處於複雜地緣政治中關係則更加複雜，本書的切入點似乎還是純技術（稍微涉及到各國間的小動作），事實上卻是不錯的通俗故事IP。

第一次這麼一本正經寫書評，就遇上了一本略硬核的歷史小冊子——美國學者威廉·薩默斯所寫的《東北博弈：環境與地緣政治1910—1911》。 說到疫情，多多少少有些敏感，三年來，所有人都已覺得疲憊不堪，今年春天上海的遭遇，又是這遠東第一大城市兩千五百多萬市民們實實在在的真實體驗，我也算見證人。關於疫情的討論，則早已遠遠超出了其本身：疫情與公共衛生政策，與疫苗和藥物，與中醫西醫，與防疫政策，與經濟發展，與國內國際政治，與制度優劣等等等等。 當今的問題是不足以在當下討論的，這和網絡審查制度無關，留給後世去研究，就像我們今天可以用更加理性的“上帝視角”去看待一百多年東北的那場疫情一樣。 一、歷史概覽 時間進入十九世紀的下半場，曾經在軍事上從無重大失敗的大清朝廷屢屢受到西方列強的打擊，一連串戰爭中的失敗不僅僅導致了割地賠款，更重要的是揭開了中國近代以來的邊疆危機：在西北地區，沙俄通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侵佔了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大量領土，又慫恿浩罕汗國入侵新疆；在西南（西藏）地區，英國於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初不斷通過英屬印度向西藏方面滲透，後炮製出所謂“麥克馬洪線”；在東南地區，臺灣因1895年《馬關條約》被日本佔領，淪爲完完全全的殖民地，併成爲日本進一步向中國大陸侵略的重要前沿陣地。 本文重點要講的東北地區，情況就更爲複雜了。 這裏自古以來屬於中國領土，是覆蓋整個歐亞大草原的東部邊界，這裏先後出現過很多個地方性政權，都曾與中央朝廷分庭抗禮。三國時期公孫氏家族就長期佔據遼東，直到被司馬懿攻滅爲止；後續鮮卑慕容家族與高句麗政權在此地爭奪不止，隋唐多代帝王對高句麗征伐不休，付出巨大代價後將東北地區連同朝鮮半島的一部分收入國土，後又有渤海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先後經略這一地區，直至明代中後期，一批漢化程度較深的女真人崛起，成爲了後續清王朝的前身。 清廷入關後，對於東北地區在政治上給予非常高的重視，被視爲“龍興之地”。清廷一統中華之後，無論是關內關外、大漠南北都是大清的國土，但是身爲滿洲的皇族仍然對漢人戒備極深，具體表現就是禁止漢族民衆的遷徙入境，這使得東北地區在很長時間內是地廣人稀 的邊疆地區，只有以滿族、蒙古族、錫伯、赫哲等少量通古斯原住民留在當地，過一種半遊牧半漁獵的生活。東北地區擁有着極其豐富的耕地、森林資源，西方人稱之爲“東方的魯爾區”、“東亞的糧倉”。在地緣政治上，東北地區恰恰處於俄國在西伯利亞和太平洋不凍港連接的中間地帶，與朝鮮相鄰，同時從海路到日本的距離也很近，今天我們打開地圖也可以看到，海參崴（符拉迪沃斯託克）的地理位置極其重要，恰巧是突破“第一島鏈”的重要節點。而東北地區長期被清廷以政治目的封禁，導致漢人數量較少，農耕開發嚴重不足，還曾經被當做流放犯人的重要目的地（一句熟悉的“流放寧古塔”就成爲不少江南士人的最終歸宿）。和內地相比，在缺乏民間力量、地廣人稀的東北，僅靠黑龍江將軍、吉林將軍和盛京將軍這種軍政合一體系去守衛這塊戰略地位、經濟價值都非同一般的地區，不免顯得非常單薄。因而早在康熙年間，沙俄的兵峯就第一次和清軍交火，最終簽署了清廷的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平等條約”：《尼布楚條約》。因爲當時無論是沙俄還是滿清，都無意於繼續開拓此地：沙皇此時的戰略重心仍在歐洲，滿清對於龍興之地的看法也有點類似於北魏孝文帝之後南遷洛陽的鮮卑人對六鎮故地，因而雖然這條約有中、拉、俄、法四個文本，語言表述與細節上也各有差異，但仍然維持了中俄雙方在東北地區大約一百五十年左右相安無事的和平。 二、中國現代早期的著名公共衛生事件 十九世紀後半葉，清廷國力衰微，屢屢敗於西方列強，作爲“龍興之地”的東北也被沙俄侵佔大量土地，除了因條約直接淪陷的國土外，整個東北都被帝俄視爲“黃俄羅斯”的勢力範圍。與西北地區沙俄的“一家獨大”不同，東北的事態更加複雜，日本在明治維新後迅速崛起，終於在1895年戰勝大清，侵佔臺灣，同時將整個朝鮮半島收入勢力範圍，並進一步染指遼東，最終因爲“三國干涉還遼”，才又對清政府勒索三千萬兩白銀後草草收場。對此，中國乃至沙俄和西方都必須面對的現實就是：日本勢力從此進入中國東北，尤其是東北南部，並展開了與沙俄的全面競爭，直至白熱化：1905年日本冒險般戰勝沙俄。東北地緣政治更加複雜化：某種程度上東北已淪爲日俄兩大帝國主義的角鬥場，同時美國和西方的目光也進一步關注東北。令日俄兩國媾和的《朴茨茅斯條約》遠比歷史教科書上的介紹更爲豐富，最重要的是，美國第一次以“調停人”的身份調解了日俄的矛盾，這是美國第一次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並通過其“門戶開放”政策對中國乃至新世紀的外交準則施加自己的影響。 本書中，作者威廉·薩默斯指出：“清末東北鼠疫是否只是一場人類的不幸悲劇？抑或它在歷史上起到了更爲重要的作用？我（指作者）將考察這次疫情所發生的當地特殊環境：由各國在中國東北地區的不同訴求形成的地緣政治及權力的運作機制，以及不同國家與文化交鋒的各種歷史遺產。......我將思考疾病的多種‘用途’：作爲政治策略的工具、作爲研究自然與醫學科學的載體，以及作爲獲得聲望與財富的機遇。” 縱觀全書對於這一歷史事件的展開，我們可以發現，近現代以來的對於疫情的爆發與防治，從來都不是單純的公共衛生事件，不可避免的涉及了政治，有國內的因素，也有國際的因素。鑑於當時東北地區負責的國際地緣政治環境，還進一步加深了原有的矛盾。政治對於近現代公共衛生事件的影響一開始就需要引起足夠的重視，這絕不是今天才有的情況。正如本書的開頭引入的文章《防疫與博弈：清末鼠疫背後的大國外交》（作者：程龍）中寫道：“以管理公共衛生之名行擴張權力之實，這是明治維新後日本從西洋老師那裏學來的本事，並在臺灣島和朝鮮半島的統治中屢試不爽。建立公共衛生管理機構和修建醫療衛生設施，是傳統社會邁向現代化的標誌，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是強化政治權力的隱蔽手段之一。”這一點在1910~1911年東北大鼠疫期間被日俄兩國發揮到了極致，1910年底，哈爾濱的疫情日漸嚴重，由於當時俄國勢力主要集中在哈爾濱，當地的俄國報刊《新生活》甚至發文敦促俄國調集足夠人數的軍隊進入中國東北，強制推行“令人滿意的衛生措施”。到了12月中旬，俄國總督阿凡納西耶夫將軍甚至在報紙發佈通告，提出一系列防疫措施：包括在哈爾濱的華界傅家甸建立軍事封鎖線，以對違反者判處死刑。這一系列簡單粗暴，而且軍事幹涉中國的野心暴露十足，藉着“防疫之名”已經完全顧不上喫相難看了，不僅遭到中國地方政府的抵制，同時也遭到哈爾濱非俄羅斯的西方居民的普遍抵制。日本方面也同樣不甘落後，在其控制的東北南部，如大連等城市，借防疫之名增派了許多警察與軍隊維持秩序，同時加強了南滿鐵路的建設，沿鐵路線修築了大量的兵營，並以防疫爲名，從廣島向旅順增調陸軍第五師團，加上原先的第十一師團，日本在東北駐軍兵力增加到三萬餘人，增長近一倍。與俄國的野蠻粗暴不同，除增加駐軍外，日本的做法更加隱蔽也更具有長期性，這就不得不提到一個名著的人物：後藤新平。 此人曾在德國學習醫學，但絕不是簡單背誦希波克拉底誓言之人，其人曾是兒玉源太郎在臺灣的重要副手，將臺灣的殖民經驗完全移植到東北：首先是“尊重”當地習俗和政治傳統；而後是加強當地的現代化建設，諸如鐵路、郵政、醫院、公路乃至學校，同時加強當地的警察管理體制的建設，通過現代化設施強化對於當地的政治控制，積極推行所謂“文裝的武備”，重點推行文化上的殖民與侵略。 日俄兩國同時對中國虎視眈眈，且在國際上對中國多家污衊，宣稱中國不具備現代公共衛生體系的能力，不具備單獨抵抗疫情的水準，因而藉此加強本國醫療乃至政治力量加強對中國主權的粗暴干涉。 但此時的中國也絕非案板上的肉對兩國聽之任之，在單純的醫學意義上，有伍連德博士這樣優秀的醫學家，完全不輸給諸多西方和日本的醫學大家（包括日本著名的諾貝爾醫學獎候選人北里柴三郎）。這名出生在馬來西亞檳榔嶼的華人醫生畢業於劍橋大學醫學專業，並獲博士學位，在東北防治鼠疫期間有了非常多的開創之舉：親手實施了中國醫學史上第一例病理解剖，爲鼠疫的病理原因乃至病毒溯源都打下了基礎，成爲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第一人，敏銳察覺到東北鼠疫不同於俄國和西方醫護人員認爲的“腺鼠疫”；設計“伍氏口罩”，讓中國人第一次用口罩預防傳染病，首倡分餐制。 在政治上，清末新政絕不是全無成績，此時作爲地方大員的東三省總督錫良、外務部右丞施肇基都不是等閒之輩；錫良在疫情最爲嚴峻的時刻，一方面廣泛接受各種“國際援助”，同時也明確對各國提出了行政管理方面完全屬於中國事務，不容外國勢力干涉。至1911年底，各國爲了各自的利益都派出了“專家”，預備在東北成立某種國際聯合體，但此時的俄國又在打自己的小九九，希望該組織擁有一定行政管轄權，而後可以獲取這一組織的控制權，但錫良對此予以堅決抵制，日本方面也給中國以同樣壓力，不過也被錫良以種種手段予以回絕。在疫情基本結束的1911年4月，清廷還主動召開了“奉天萬國鼠疫研究會”，並由中國醫生伍連德主持，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組織的第一次國際學術會議。會議結束後，清廷組建了“北滿防疫事務管理處”，後改名爲“東三省防疫事務總處”，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現代意義公共衛生管理機構，中國也終於學會通過自身改革的完善抵禦外國勢力干涉的企圖。此時的清廷積極推動社會各領域的制度改革，從立憲到公共衛生，從高等教育到科學研究，可惜的是，歷史沒有給予沒落的清王朝更多的時間，1911年的秋天，大清走完了自己歷史的最終章。

還沒看到一半就忍不住吐槽了。 翻譯校對背大鍋： 1.書名和英文有很大差距，明明主要是講東北鼠疫的，但是在中文標題裏完全沒體現。 2.關於鼠疫的歷史，好幾個地方的年份都寫錯了，不知道是原文如此還是翻譯的問題，就算原文有問題，翻譯也完全應該標註出來

翻譯的原因？文字可讀性較差，並且對於政治的博弈稍顯單薄，有一些地名、地理範圍的問題，還有前後邏輯的硬傷

12.14去哈爾濱的飛機上看了一半，12.26從瀋陽回來的飛機上看完了。在閱讀和親歷中，東北三省對我來說終於不再是模糊一片。 ​​​

回頭看看之前三年的各種情況，再看看這一百年前的歷史，真是感慨萬千啊，衛生問題也不能單純就是個衛生問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