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與政治思想家

很喜歡《恐懼的自由主義》、《政治學與知識分子》和《學而不知》三篇，第一篇尤其好，反覆讀了幾遍。 施克萊頗爲怪異的寫作風格爲原本平實的思考製造了一些起初是障礙後來看着還有點迷人的意味：儘管以政治思想和政治思想家爲對象，但是她卻幾乎從不引述，而是重述他人的觀點。但是重述與她自己的分析往往界限不明，不知何時，我們已被她帶到觀念的矛盾之處。以至於難以分清何者是她自己的觀點，不同觀點之間的差異，或是論證的層次。 相比於建構政治理論，施克萊更願意從過去與同時代的政治學中尋找關乎人類“道德心理學”的刻畫，這是一種更爲平實的“人類情況”。她能得出的結論不多，往往只是澄清既有的政治觀念中“希望派”的、烏托邦的、浪漫主義的、直覺式的或最終合理化暴力的誘惑，於是我們走到了“理智的執中”，因此我們仍然得到的足夠多。正如她在《恐懼的自由主義》中做的那樣，她的自由主義與許多我們熟悉的概念無關，和其他一些最多隻有心理上的親和性，也不同於其他的自由主義流派。她的自由主義專注於避免至惡：殘忍及其激起的恐懼。她所設想的政治生活的基本單元，乃是強者與弱者。而前者在現代主要表現爲掌握了系統性、壓倒性、不平等力量的政府。恐懼在其他人那裏只是一種生物性的反應，但是強大的歷史記憶告訴我們這可以成爲一種普遍的原則。對伯林的消極自由概念稍加改造，加以使之成爲可能的社會與政治制度，也就是公私領域、法治、限權、多元社會和民主，她便心滿意足。而那些對於至善、崇高、自我、教化、社羣的追求，在最好的意義上也要首先立足於立憲主義的保障。出於對弱者處境的敏感，對於不平等的痛苦，從沒有哪位作者能夠像盧梭一樣，能夠激起她的解讀熱情。因爲“盧梭就相當於爲失敗者譜寫史詩的荷馬。”人類因自身之故爲自己製造了不平等和奴役的牢籠，我們雖然可以想象每個人通過社會契約臣服於公共意志，過上了社會平等的生活，但是私人意志無時無刻不在腐蝕着社會，人類的本性無法改變。“實然的人類”無法被強迫以遵守“爲應然狀態”發明的良好法律。但是，盧梭的理論作爲一種“顛覆性的譜系學”，其意不在追溯歷史真實，而是以“自然狀態”的起源來評判我們當下的社會，他爲我們創造了一種神話般的記憶術，激起我們對於自身痛苦的理解。施克萊引用詩句“在痛苦的狂喜中/歌唱人類的失敗”，正是爲了說明其間以最激烈的方式體察到的關於人類命運的榮辱，悲喜交集。她“謹慎地解讀盧梭，就是爲了思考所有與政治哲學以及普遍的知性想象最相關之物”，因爲再沒有哪位作者，能夠提供如此豐富的道德心理學的意象。 她與阿倫特同爲那個時代最具分量的女性政治思想家，同爲流亡者，同樣將20世紀的暴力作爲思考的主題，卻有着截然不同的路徑。她在《反思過往》與《作爲賤民的漢娜·阿倫特》兩篇論文中對後者的分析極爲有力。阿倫特作爲“紀念史學家”總是在處理具有摩尼教特徵的對立結構，她所刻畫的雅典公共空間在歷史上其實充斥着鬥爭與戰爭。阿倫特對“賤民”身份的癡迷，對特立獨行的強調阻礙了她對於猶太人的評判。她作爲帶着德國的“教化”流亡的猶太人，與美國猶太人社區高度疏離。 我們還可以在18世紀啓蒙知識分子圍繞政治學、歷史學與知識分子自身角色的爭論中看到自己。比如亞當斯代表的記憶派與傑斐遜代表的希望派。傑斐遜希望用教育取代政治，以知識精英組成的“自然貴族”實現共和主義，科學的進步將會化解一切來自愚昧的政治爭端。但亞當斯卻指出任何基於自然的貴族制都將導向權力濫用知識的不平等會腐化爲權力的不平等，因此他主張審慎的制度化的權力分立。然而這背後卻埋藏着更深的悖論，知識分子被教導推出社會與政治，回到象牙塔推進知識的進步，但如果“自然貴族”對政體的腐化不可避免，知識分子又該承擔什麼樣的社會責任？史學的悖論同樣如此。對效用的渴望以及對治史術的懷疑使得史學家走向懷疑主義或者無用論，但是另一方面，保守主義歷史學在不同的時代反覆出現，並業已形成了一套關於證據、懷疑與自我約束的傳統，對歷史的興趣也已成爲教養意識的瀰漫性組成部分。至於那些期望史學教育與民主化相輔相成的人們，施克萊表示，“而事實證明，學校課程與學校品格之間的關係遠比他想象的複雜，事實上，亨利·亞當斯是正確的。哪一種教育可以幫助青年應對不確定的未來，我們不得而知。”她將這篇論文取名爲《學而不知》，但知道我們不能做或者做不到什麼，仍然是一種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