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紀蘭：西溝村的幸福花（中華先鋒人物故事匯）

爲了學習老一輩先進分子的精神、工作、生活來的，值得推薦。

申紀蘭是中國勞動婦女的一個傳奇，艱苦奮鬥的一面旗幟。七十多年，她始終不改勞動本色，她嚐到了勞動的甜頭，是勤勞的汗水讓昔日貧瘠的西溝村綻放出了幸福的花朵。

唯一連任13屆的全國人大代表，從田間來，到田間去。申紀蘭的出現，也是中國婦女解放的先鋒，爭取男女同工同酬的開創者。不爲名利，只爲羣衆，艱苦樸素，奉獻一生。

太行精神光耀千秋 紀蘭精神代代相傳 這是山西省長治市平順縣西溝村李順達紀念館中，習近平同志爲太行精神和申紀蘭精神題詞的展板內容。 這本小冊子，語言精煉，樸實無華，爲我們粗線條記述了一位傳奇婦女的平凡故事和不朽精神！ 現摘錄一篇文章再次解讀紀蘭精神！ 申紀蘭（1929—2020年），出生于山西省平順縣一個農民家庭，195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平順縣西溝村黨總支副書記、中共平順縣委副書記、山西省婦聯主任、長治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等職。她是全國勞模、全國優秀共產黨員、“改革先鋒”稱號和“共和國勳章”獲得者。自1954年當選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開始，申紀蘭連續擔任了13屆全國人大代表，是全國唯一一位連任13屆的全國人大代表，是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見證者和參與者。倡導“男女同工同酬”寫入憲法1951年，西溝村成立了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申紀蘭被選爲副社長。當時社裏勞動力短缺，社長李順達鼓勵申紀蘭發動婦女下地勞動。好不容易動員婦女都下地了，可掙的還是“老5分”，按當時社裏規定，不論活幹得好壞，男人一天記10分，女人只能記5分，這就嚴重挫傷了婦女的積極性。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就得改變這個不合理的規定。於是，她帶領西溝婦女在太行山的這個小山村和男人們展開勞動競賽，贏得了西溝的婦女們和男人幹一樣的活就拿一樣的工分的尊重和權利。1953年1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長篇通訊《“勞動就是解放，鬥爭纔有地位”——李順達農林畜牧生產合作社婦女爭取同工同酬的經過》，申紀蘭的事蹟在全國引起熱烈反響。1954年，申紀蘭當選爲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申紀蘭提出的“男女同工同酬”倡議被寫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申紀蘭用無比堅定的話語表達了自己的決心：我帶領婦女爭取同工同酬，就是要爲婦女爭口氣！1954年9月的一個清晨，梳着兩條大辮子的申紀蘭，穿着趕製的新衣，“騎上毛驢去見毛主席”。由於大山裏坡太陡，石頭山上的小路太險，她只能跟在毛驢後面，走了7個小時到長治，再從長治乘車去太谷，坐火車到太原，一路輾轉到北京。從西溝村到中南海懷仁堂參加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路，她一共走了4天。會議期間，申紀蘭見到了毛主席，而且還和毛主席握了手，令她終生難忘。“第一次開的人代會，是在中南海的禮堂裏面開的……投票是把紙發到手裏頭，我們真的是人民當家作主了。我們選毛主席，把毛主席的名字圈起來畫得圓圓的。”說到這，申紀蘭很鄭重地強調了一下，“我們這次投票是代表人民投票，不是代表個人。”“我是個農民，我知道農民想甚盼甚”申紀蘭66年的履職生涯，不僅親歷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完善過程，更以樸實無華的堅持和腳踏實地的行動，詮釋了“人民代表爲人民”的深刻內涵。正如她所說，“我是個農民，我知道農民想甚盼甚”。爲此，她紮根西溝，一輩子沒有離開農村。1973年，當上山西省婦聯主任這個“廳官”的時候，她和組織來了個“六不”約定：不轉戶口、不定級別、不領工資、不要住房、不調工作關係、不脫離勞動。申紀蘭說，“我就是個農民，我的級別是農民。”擔任省婦聯主任期間，不開會的時候她就回西溝下地勞動。到了八九十歲高齡，申紀蘭還自己扛着鋤頭下地勞動，自己播種、自己收玉米。除了保持農民本色外，申紀蘭說自己種地，還有一個目的是爲了瞭解農作物的收成：我種了地，就知道老百姓收得上收不上；我要夠喫，他們就應該夠喫。申紀蘭在全國人代會上的議案和建議，大部分聚焦“三農”問題，從“村村都要通水泥路”到“修建公路不能侵佔耕地”，從“搞好山區水利建設”到“老區如何致富”，從“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到“提高農村教育質量”，從“農村幹部選舉”到“貧困地區旅遊開發”……擔任全國人大代表以來，申紀蘭共向大會提交議案和建議421條，其中單獨和領銜提交的建議80條。這些議案和建議，展現了她作爲一位基層人大代表的作爲。申紀蘭常說“新時代就要有新打算”。儘管已是耄耋之年，她依然參加調研，出席會議，積極建言獻策。她還說，新時代我有個“文明夢”，希望通過發揚我們黨的艱苦奮鬥好傳統、好作風，把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好、推進好，讓西溝美起來、富起來，讓中國的農村一天更比一天好！2019年，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她所提的建議是“建設美麗鄉村，建議國家加大支持力度，把農村環境美化和硬化設施建設搞得更好。”作爲基層人大代表，一直以來，申紀蘭在西溝自己的住處，長年向所有人敞開，接待來自全國各地的普通百姓，聽他們反映問題和困難，內容涉及經濟訴訟、刑事訴訟、債權糾紛、交通肇事、鄰里糾紛、情感困惑等。申紀蘭總是儘自己所能爲這些遭受人生困境的羣衆解決問題，讓他們懷着希望來，帶着滿意歸。還有的給她寫信反映問題，她除了把問題反映給有關部門外，還把來信整理成建議提交到全國人大。“代表人民說話、代表人民辦事”從1954年9月到2020年5月，66年來申紀蘭從沒有因個人身體或其他原因缺席全國人代會，由此成就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史上的一個奇蹟。2020年5月20日，臨終前一個月，重病在身的申紀蘭仍堅持和大家一起乘火車去參加全國兩會。到達北京後，第一件事情就是開始整理自己爲會議準備的議案。儘管身體狀況很差，但她還是和往常一樣，將羣衆來信和意見一條條梳理、總結。看到她晚上仍伏案工作，同爲代表的楊林花忍不住勸她早些休息，但她一投入工作總會忘記時間。5月21日，接受兩會記者專訪時，她表達了對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的信心和期待。大會開幕當天，她全程認真傾聽，還不時記着筆記，開幕會結束時，起身瞬間雙腿顫抖，幸好旁邊楊林花眼疾手快一把扶住她。會議期間，申紀蘭病情加重被送進醫院。到了閉幕會那天，她硬撐着早早起來，脫下病號服，換好她常穿的那套藍色西服，把代表證戴好，在病房裏端端正正等着閉幕會開始，一直到結束，爲她的履職生涯畫了一個圓滿的句號。申紀蘭用一生詮釋了“人民代表”四字的千鈞重量，踐行了“代表人民說話、代表人民辦事”的莊嚴承諾。她那畢生堅守的履職精神，永遠鐫刻在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豐碑上。

在傳統的男耕女織的小農社會下，女性是作爲替補勞動力的存在。“田”是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 而女性自出生起便被排除在主力軍之外，她們是替補勞動力，非主力，是被框在家中的，沒有獨立勞動的權利。如文內所述:“申家失去了壯勞力，十幾畝土地面臨沒人耕種的困境。申紀蘭便承擔起了家中男丁的責任，開始了在田間艱苦勞作的農耕生活。十二三歲，犁耬耮耙、耘種摟鋤等農事農活，她樣樣拿得起放得下，做得井井有條。” 很狡猾的一點是，這樣的社會將女性排除在勞動之外，隔離女性與社會的聯繫，阻擋她們獲得社會經濟價值的途徑。且，從出生開始便被排除在主要勞動之外的女性，從出生起便很難獲得應有的鍛鍊機會。 如文中所言，“平日喫飯也不一樣，男人喫好的，喫乾的，婦女喫賴的，喫稀的。婆婆常說，咱全家是靠你公爹過日子，有了好的，讓他多喫，咱就喫賴點兒。” 中國重男輕女的原因有很多，就自己已知兩點: 一是宗法家族思想。即男性可以延續香火，後繼有人，死後會有人供養。女性終會歸爲其他家族，分割女性與孃家的聯繫，最後的結果便是，女性的身份地位很尷尬，在夫家，她是一個外來人，外姓人。而孃家，她已經是位親戚，在宗法血緣上她已經不在屬於孃家。兩方都很難成爲女性的家。爲什麼女性會成爲男權家庭的執行者？她們別無選擇。 二是勞力方面，或者說是經濟收入。不可否認的是，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民問題一直是重中之重的問題。而社會資源在分配上存在着不公，社會資源在分配上存在着傾斜。 生活資料和生活工具傾向男性（如上方原文舉例）。如此一來，女性的發展定會受到限制。當然，這並不代表女性並未踏入生產，只是“女織”部分並非經濟重心。女性被排除在主要收入之外，自然會受到不公的待遇和排擠。也就會變成人們口中的“賠錢貨”。 但落到實處，婦女的勞動並不比男性差。這便是申紀蘭奶奶比拼爭取的結果。婦女獲得相應的培訓和教育後，社會經濟價值並不遜於男性。 重要的一點是，在長期男耕女織的思想影響下，很多女性並不認爲自己會勝任主要的社會工作（現在亦是如此）。 如原文所言“可是，在那個年代，想發動婦女走出家門，太難了。平順縣有句老話：‘好男走到縣，好女走到院。’在山區生活一輩子的人，任你怎麼說，觀念就是轉變不過來。 男人說：‘下地受苦，是漢子們的事，媳婦就是做做飯，縫個衣，生個孩子喂個豬。’ 女人說：‘嫁漢嫁漢，穿衣喫飯，婦女能種地，漢子們幹個什麼呢？’ 男人說：‘娶來的媳婦家中寶，炕臺鍋臺離不了，拋頭露面瘋個啥？’ 女人說：‘抱抱孩子做做飯，已經累得不行了，還要下地勞動，還不如不解放了。’” 女子本弱，女子生下來便不如男性，這一點思想一直在毒害着所有人。 申紀蘭奶奶“她把工作重點放在發動婦女參加勞動上。 婦女只有在勞動上有地位，才能讓人瞧得起，才能解放自己。” 婦女只有在勞動上有地位，才能讓人瞧得起，才能解放自己。 這是申紀蘭奶奶說的，或許男性也瞭解這一點，女性一直被排斥在勞動外。 企業會因爲你是女性而排斥你，懷疑你的工作能力。 而取得一份可以獲得高收入的勞動，有需要很多條件。你需要有高學歷、高眼界、高思想、高格局、工作經驗等等等。 一份經濟收入高的勞動工作所需要的條件很多，而每一項都像是在限制女性，因爲，每一項都很難被放到女性培養目標內。

十幾歲的女生和大人一樣做勞力趕蝗蟲，放羊，學識字，學織布，參加婦救會，敵後支援，給十里八村的婦女接生，從婦救會組員到主任到合作社副社長，從全國婦女代表到山西省婦聯主任到全國僅有一名連任十三屆的換全國人大代表，她是黨狂熱的積極分子，她是民族的脊樑，時代的先鋒，她熱愛土地，熱愛勞動，推動了男女同工同酬，男女平等，組織婦女下地勞動，實現婦女自我解放，爭取產假，餵奶時間，響應國家號召，完善聯產承包，探索發展之路等具有非同尋常的社會意義之事，她是我瞭解到的最偉大女性之一，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始終代表了人民，共和國勳章獲得者中唯一的農民，無愧於共和國勳章的榮耀。

樸實農民，傑出的代表，鼓舞當代人紮實幹好本職工作。爲集體、爲國家幹好工作，祖國不會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