杉木與帝國：早期近代中國的森林革命

《被馴服的森林：在杉木的紋理中窺見文明的演化邏輯》 當我翻開這本由孟一衡（Ian M. Miller）所著的《杉木與帝國》時，窗外正有一棵不知名的樹木在風中搖曳，它的葉片在陽光下呈現出一種生機勃勃的綠意。這種日常的景象往往容易讓我們產生一種錯覺，彷彿自然界是獨立於人類社會之外、靜謐而永恆的背景。然而，這本書卻像一把鋒利的手術刀，剖開了這層表象，向我展示了森林並非僅僅是自然的造物，更是人類歷史進程中一個極其活躍、甚至可以說被深度“馴化”的參與者。閱讀的過程，恰似在顯微鏡下觀察切片，那些原本被視爲靜止的樹木，竟然在宋元明時期的漫長歲月中，隨着帝國的脈搏一同呼吸、生長、被砍伐、再重生。作者並沒有沉溺於枯燥的數據堆砌，而是引導我們去思考一個更爲本質的問題：在一個資源看似有限的封閉生態系統中，一個龐大的文明體是如何通過某種近乎生物進化般的適應機制，解決了木材危機，並以此支撐起其輝煌的上層建築？ 綠色的演化：從掠奪到管理的適應性突變 在自然界的演化史中，物種爲了生存會不斷調整自身的形態與習性；而在人類社會的經濟史中，制度的演變往往也遵循着類似的邏輯。書中最爲引人入勝的論點之一，便是對“森林革命”的剖析。長久以來，我們習慣於接受一種線性的、悲觀的敘事——即人類文明的擴張必然伴隨着森林的毀滅，正如伊懋可（Mark Elvin）在《大象的退卻》中所描繪的那樣，環境在不可逆轉地惡化。但孟一衡通過對大量契約、家譜等微觀史料的考證，向我們展示了另一種圖景：在華南地區，森林並沒有消失，而是發生了一種“功能性突變”。 讀到此處，我不禁爲這種精妙的社會適應機制感到驚歎。面對木材的極度短缺，明清時期的中國社會並沒有坐以待斃，而是演化出了一套極其複雜的林業管理制度。這不僅僅是簡單的植樹造林，而是一種高度成熟的商品化運作。人們開始像種植莊稼一樣種植杉木，甚至發展出了跨區域的木材交易市場、複雜的產權制度以及長週期的資本投入模式。這種轉變，在某種程度上，與生物界中某些物種從野生狀態走向家畜化的過程有着異曲同工之妙。杉木不再是荒野中自由生長的植物，它們變成了帝國經濟機體中的一個個細胞，被精準地輸送到需要它們的血管——無論是建造紫禁城的宮殿，還是打造下西洋的寶船。 帝國的養分：木材流動的社會生態學 如果我們把帝國比作一個巨大的生物體，那麼木材就是維持其骨骼強健的鈣質。作者在書中花費了大量筆墨去追蹤這些巨木的流動軌跡，這種視角的轉換令人耳目一新。通常我們關注歷史，目光總是聚焦在帝王將相或戰爭條約上，卻很少去追問：那些宏偉建築的原料究竟來自何方？ 書中對於木材供應鏈的復原，讓我看到了一幅驚心動魄的圖景。這不僅僅是樹木的物理位移，更是社會關係的重組。從貴州深山的伐木工，到穿梭於江河的排工，再到江南的木材商人，無數個體的命運被這一根根杉木串聯起來。這種跨領域的視角——將環境史與社會經濟史完美融合——揭示了環境不僅僅是被動的受害者，它反過來也在塑造着社會的結構。例如，爲了適應木材運輸的需求，水利設施被改造，市鎮因木材集散而興起。這種相互作用讓我聯想到生態系統中食物鏈的傳導效應，任何一個環節的微小變動，都可能在頂端引發巨大的震盪。 挑戰“大分流”：環境史視野下的重新審視 在閱讀的後半程，作者將視野拉高到了全球史的高度，試圖回應那個著名的“李約瑟難題”或是彭慕蘭的“大分流”理論。這部分內容的思辨性極強，讀起來頗爲燒腦，卻也極具啓發性。孟一衡認爲，中國在早期近代所展現出的這種“森林革命”，實際上證明了其內部存在着強大的自我革新與資源調配能力。 這種觀點是對傳統“停滯論”的有力反駁。它提醒我們，在評價一個文明的興衰時，不能僅看其是否產生了蒸汽機，更要看其如何在其既有的資源約束下，通過制度創新來維持系統的運轉。這種對“內卷化”的另一種解讀——即在有限空間內通過精細化管理實現效率最大化——雖然最終未能導向工業革命，但其本身的複雜性與有效性不容小覷。這讓我陷入沉思：也許歷史的演化並沒有單一的方向，不同的環境壓力篩選出了不同的生存策略，而杉木林，正是中華文明在那個特定時代篩選出的最優解之一。 合上書頁，窗外的樹木依舊靜默，但在我眼中，它們已不再僅僅是植物。這本書以一種冷靜、客觀卻又充滿洞察力的筆觸，爲我們重構了那段被遺忘的綠色歷史。它不是一本枯燥的學術報告，而是一部關於生存、適應與演化的宏大敘事。對於那些不滿足於表層歷史故事，渴望探究文明底層邏輯的讀者來說，這本書無疑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觀察樣本。它教會我們用一種更長遠、更系統的眼光去審視我們與自然的關係——畢竟，在漫長的時間長河中，人類與森林的博弈，從未停止，也遠未結束。

讀了紙板，發現了電子版，也讀了國內的大明神木，產生了很多感受，其實人類在生態系統之中影響演化的力量，即使在沒有太多科技手段，改變自然循環狀態的情況下，也是使得生物發生了非常巨大的變化，最爲典型的巨大生物體不斷的減少和滅絕，不僅僅是動物植物也是如此，在大洋航行之前陸地上猛獸滅絕了很多，而且各種高大的樹木也是如此，因爲動物本身生長週期比較長，一旦種羣規模下降之後，就會逐漸滅絕，在孤立的島嶼之中，如馬達加斯加島上巨大的鳥類，已經滅絕，但是還存在着若干鳥蛋的殼，巨木則是平均壽命可以達到數千年，而且會以成林的方式存在着，一旦被砍伐之後，似乎恢復起來幾乎不大可能。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說，人類的壽命大多短於巨型生物的壽命，對於滅絕的感受不是那麼真切，但是每個民族似乎都存在着巨獸的傳說，當然其中的真實性不完全確定，但是曾經存在着還是事實。對於我們來說，似乎存在着很多知名的建築，而我們使用的材料大部分都是木頭，到了故宮看到了大梁的建築發現木材佔據主導，當然一方面取材容易，另外一個方面就是需要不斷的維護，在我們國土之中超過千年的木質建築還是非常稀少，或者毀於戰火或者毀於自然災害，可能也是我們失去了過去的留存。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說如何來獲得可持續的發展，還是非常重要的，在我們歷史上植樹造林似乎還是不多的，似乎只有不斷破壞，但是在南宋開始就開始有了樹木的種植，還是讓自己非常喫驚的，森林的種植在宋元時代可能不知道生態價值，但是產生的經濟價值還是非常明顯的，可能唯一的就是我們傳統的哲學是如何來理解短期和長期的受益。其實商品化往往是解決很多問題的關鍵，在我們國家真正減少了森林的消耗，使得森林覆蓋率增加還是在兩千年之後，一方面不在使用樹木作爲燃料，另外一個方面大量儘快木質紙漿和樹木，因爲國內已經產生了價格的益處效應，使得在兩千年後，世界上大多數的森林增加都在中國，甚至引起了西方的羨慕嫉妒恨。對於我們來說發展工業也能夠保持環境，還真是具有挑戰性。

對於樹，所有人都不會陌生，植樹節也成了中國固定的節日。而我們能成長的過程中，樹木成林也是耳熟能詳，我們去玩兒的地方也是小樹林。 但真要追究起來，關於林地的經濟概念，我則是來自一本關於投資週期的書——《資本的秩序》（英文版書名《THE DAO OF CAPITALI》）。我當時對德國的林地經濟模式深深折服。 沒想到，新出現的《杉木與帝國》是專題研究中國森林革命的最新力作，甚至讓我把宋的南遷杭州與羅馬帝國裂變出的東羅馬帝國拜占庭聯繫在了一起。這本書，大大顛覆了我對中國古代經濟的既有認知。 中國的景觀既不是全新的，也不是完全舊的。大約在1000年到1600年之間，中國南方的林地從一個包含人類的生物羣落——一個由火耕流種和擇伐改造而成的混交林——過渡到另一個具有更多人類影響的羣落，即以杉木人工林爲主的景觀。 18世紀中葉之後，很明顯，中國南方林地在1750—1980年之間經歷了另一次根本性的轉變，這其中很大一部分受到戰爭掠奪和激進社會政策的制約。但1980年以來的景觀變化更像是回到了18世紀以前的形式，而不是19世紀和20世紀趨勢的延續。這表明中國還沒有完全走出它在宋朝進入的森林時代。 木材利用形式歷經千年，其持續重要性表明，我們必須反思我們對森林和林業的理解。即使像“森林”(forest )和“木材”(timber)這樣的詞語，也代表了行政管理上反映和改造生物生長模式的嘗試。考慮到人類聚落對中國環境影響的深度和強度，生物羣落，即使被認爲是野生的生物羣落，也受到人類規則、規範和行爲的制約。鑑於林業和農業產品在物質上的持續重要性，即使被認爲屬於人類的制度機構，也與它們賴以建立的生物羣落密切相關。 在過去二十年，隨着環境史研究的國際化，世界上很少有像中國這樣湧現出如此豐富的學術成果的地方。中國作爲環境史研究對象的吸引力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檔案記錄可以追溯到幾千年前，如果一個人有足夠的中文水平，就可以發掘人類與環境互動的深層歷史，這是在世界上其他大多數地方都難以複製的。另一方面，矛盾的是，當代歷史中急劇加速的環境變化，鞏固了中國在新興人類世(Anthropocene)敘事中的中心地位。今天即使一個漫不經心的觀察者也會很快意識到，就像我2019年夏天第一次來中國的時候一樣，中國是一個既古老得驚人，又嶄新得驚人的地方。關於中國近期的急劇轉變，包括其深刻的環境轉變，任何令人滿意的歷史敘述必須建立在理解其深厚歷史的基礎之上。 公元前5000年，亞洲象幾乎分佈在中國所有的森林，但是森林植被的消失迫使它們退卻到今天西南部的幾個避難地，緊鄰緬甸和老撾的邊境地帶。伊懋可把這個過程叫作“大毀林”(Great Deforestation)。他的權威著作《大象的退卻：一部中國環境史》將野生大象數量的減少作爲一項指標，證明中國環境史的決定性趨勢。 在《杉木與帝國》一書中，米勒創新地使用當地和民間的新材料，分析土地利用和植被變化，揭示了中國南方的森林歷史，修正了伊懋可關於前現代中國持續毀林的敘事。通過這項工作，他認爲在公元1000年到1600年之間，即伊懋可所說的“中世紀經濟革命”所導致的森林危機期間，以及從17世紀開始的另一場全面爆發的森林危機期間，在中國南方地區主導的趨勢其實是造林(afforestation)。米勒揭示，這一時期更應稱之爲“大造林”(Great Reforestation)，而非伊懋可所言的“大毀林”。 公元1000年至1600年之間，中國南方地區通過種植杉木和其他經濟林木，實現了重新造林。不僅如此，米勒還認爲這幾個世紀裏中國出現了一種獨特的森林管理體系，這一體系在之後的幾個世紀裏傳播到世界，堪稱現代林業制度的先驅。《杉木與帝國》不僅顛覆了我們把中國歷史看作森林銳減的故事的認知，它還表明，早期近代中國的森林管理具有驚人的創新史。 這個故事始於南宋初年（1127—1179）稅收政策上一個微妙但至關重要的變化：原本只對農業土地徵稅的政府，開始對山林土地徵稅。國家通過使用差役，從採伐公有林轉變爲對木材工人強制性徵收銀稅，而這些工人必須在私人木材市場掙取工錢來交稅。他認爲，這是從天然林過渡到人工林的清晰證據，這一變化意味着公有林對木材市場和其他資源採集的開放程度要低得多。徽州是這場變革的中心，米勒利用徽州的林契和租佃合同，揭示了人工林地及其成長週期長的樹木作爲私有財產，在這幾個世紀裏是如何以複雜的方式發展的。他論證了國家如何通過對一部分流通到市場的私人木材供給徵稅，實現間接管理人工林，以此代替國家主導的木材行業。 這個新的森林羣落唯一難以勝任的就是明朝時期帝國首都北京的建設，它需要巨大的原始木材，而這些原始木材只有在長江峽谷的深處才能找到。 這一體系及其造就的約2000萬英畝人工林地，在17、18、19世紀解體和消失，而此時歐洲國家、日本、美國正在發展現代的、國家的林業管理機構。中國19世紀的森林危機是可怕的，沒有林業機構來解決這個問題看上去是一種保護失敗。 在過去千年的中世紀，中國遠非唯一面臨木材需求高峰或經歷森林治理革命的早期近代帝國。中國在11世紀木材危機期間的狀況，包括城市化、軍事競爭和海外擴張，與1500年左右歐洲的狀況驚人相似。爲了應對木材短缺，無論是真實的或感知到的，許多歐洲國家也加強了對森林的監管，在此過程中創造了新的環境治理形式及其專門知識。反過來，歐洲的經驗又是我們認識現代林業、官僚體制和經濟之間關係的核心。 “forest”（森林）一詞，以及與它具有親緣的forst、forêt 和foresta ，都源於貴族或城市莊園控制的森林管轄區的行政術語，其中有些地方甚至並沒有特別茂盛的樹木。 在北歐和西歐的大部分地區，宮廷只是在17世紀和18世紀才調查其王室領地以外的森林。正是這種監管的不斷擴大，特別是森林調查的擴大，使行政術語“森林”(forest)幾乎變成了描述性術語“林地”(woodland)的同義詞。 從萊茵河開始，木材採伐的邊界沿着波羅的海向北和向東移動，然後向西到達美洲，最後達到非洲和亞洲。但是，無論他們代表的是科學團體、官方壟斷企業，還是私人利益集團，歐洲的調查員都在尋找同樣的東西——木材，以便替代更熟悉的國內供給。在此過程中，從挪威雲杉(Norway spruce)到里加冷杉(Riga fir)、美洲白皮松(American white pine)和印度柚木(Indian teak)，他們把一系列樹種分類並轉化爲商品。歐洲人，尤其是受過訓練的德國和法國林務員、蘇格蘭外科醫生和博物學家，在林業、植物學和環境科學方面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插圖]英國植物學家甚至將中國南方主要的造林樹種以蘇格蘭外科醫生詹姆斯·康寧漢(James Cunningham)的名字命名，他於1702年將第一批標本從浙江送回國。他們提出的術語、概念和原則至今仍影響着我們理解世界的方式。然而，如果我們剝離過去兩百年的發展，回到公元1800年前歐洲的森林監管，中國的經驗看起來就不那麼陌生了。 當歐洲國家擴大官僚機構來監管國內森林並在海外進行殖民以擴張木材供給時，中國基本上沒有這麼做。但是，官僚林業的缺失並不意味着中國的國家完全放棄了對森林的監管。相反，管理者通過土地稅收、勞動力和商業等多方面的監督來監管森林。他們在12世紀就開始調查森林，比歐洲類似的調查早了500年。他們對市場上的木材運輸進行徵稅和管控。在14世紀，他們將“山”統一爲應納稅森林的官方用語。 雖然幾乎沒有官僚式的森林管理，中國多功能的財政政策仍然使木材和其他林產品貿易產生了驚人的生產力。通過實踐和偶然性事件，行政管理改革促進了專有的土地所有權，規範了木材的等級和價格，取消了卑微的伐木徭役，使農民能夠自由地在商業勞動力市場上從事工作。雖然這都依託於非常不同的規則和制度，但他們可能已經建立了歐洲思想家所稱道的“自由市場”——一個由獨立木商競相滿足廣泛需求的競技場。官員干預這個市場是爲了滿足自己的需要，偶爾也會用嚴厲的規則和過度的壓榨扭曲市場，但在很大程度上，他們將監管控制在最低限度，並逐漸將稅率降至象徵性的水平。在這些條件下，木材生產暴增。公元1200—1600年間，杉木人工林面積和長江地區的木材貿易量都增長了許多倍，這幾乎完全是由私人伐木工、林農和木商自發實現的。 在某種程度上，這種自然湧現的木材市場看似驚人的現代。正如周紹明所指出的，森林所有者形成了複雜的機制來劃分風險和回報，這實際上是一種木材期貨市場。 中國的森林體系是創新的，它對國外尤其是朝鮮和日本，也有着顯著的影響力。鑑於日本在其他許多制度上都採用了中國的模式，因而在林業方面也可能同樣如此。朝鮮和日本都使用中文詞語“山”（朝鮮語：san，日語：san/sen/yama）來表示其行政上管理的森林。 儘管與衆所周知的歐洲經驗，甚至日本傳統有很大不同，但中國有一個有效的森林監管體系，提供了大量商業木材產品，防止了災難性的退化，這一體系提供了超過六個世紀的制度和環境變化的充分證據。 作者自南宋開始，延申到元、明，涉及到了建都和鄭和的造船業，這都需要大量木材，給我們呈現了一個迥異的中國。

流動的森林：一個會計寫的環境史學 《流動的森林》，由北大金融統計學畢業，留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張萌所著，基本上延續了她的導師孟一衡《杉木與帝國》的思路，肯定中國在宋代林業革命後的制度創新，起到生態災難的延緩作用，更聚焦在清代在金融上的創制，其中林地的私有化，可分割流通的股權期貨交易和牙行的作用，很有意思。 學金融會計的當然是人才，前一個這樣的人才是《會計刺客》裏的主演大本，自閉症冷酷殺手，兼會計強迫症，用專業計算主持人間公道。 寫《左道》的萬志英，寫《杉木與帝國》的孟一衡，全是張萌的導師，據說他們有一個學術小組，“在小組會議上，預設被質疑，假設被推翻，假想的歷史成爲趣談，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必須相互理解”，原來現在學術創作也是我們廣告人那樣teamwork了！普通個體，單打獨鬥，是根本不可能的，跟隨導師的思路做點補充工作比較切實。 純粹學術書籍，毫無閱讀趣味可言，我粗略瀏覽還是有幾個知識點頗感興趣，說明我真是純粹求知慾旺盛了。 1、作者澄清了一個我也一樣關心的問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實際上並非現代經濟上的所有權，而只是說明無主，待開發。唐宋變革後的大趨勢是土地私有化，山林也不例外。誰開墾誰就擁有所有權。那些所謂公山，會變成寸木不生的童山，官員鼓勵私有化。 2、作者畢竟是北大金融學的，特別擅長計算。她發現木材尺寸與價值之間有一套“龍泉碼”，凸函數算法，乃明末江西進士之女郭明珠設計。 3、因爲大運河漕運水手工資低，所以允許官員水手，夾帶私貨，沿途貿易！這就是青幫走私的起源。 4、贛江木排上可住100多人，搭板棚，養豬養雞種菜。扎木牌需要特別的竹篾匠人。我正好在讀《即將逝去的生活》浙江百工就有篾匠。關於走私和放牌，沒有細節，要是寫成馬伯庸《長安的荔枝》那種漕運故事會很有意思。 5、明代開始牙行制度，有牙牌才能貿易，私牙叫經紀。類似買辦或批發代理商，又作爲信息與金融，將資本引入生產，控制木材種植業。 6、作者書中的杭州木材市場和運河，來自1918年《甘博攝影集》正好我看過，並關注過木材運輸問題。 7、集體納捐和市場準入。一方面，牙行牙牌控制市場準入，商人大發壟斷財，另一方面，豬養肥了可以殺了，財政虧空要這些商人來填！這讓我想起徽商胡雪巖資助左宗棠收復新疆的事，後來成爲官府的提款機而財空人亡，這是杭州馬的前車之鑑。 中世紀歐洲的行會性質的公司也是如此，比如東印度公司。但中國的行會，最終還得看政府臉色。 8、作者做了一些木材產量的估算，認爲皇木7000根，相比18世紀運往南京每年500萬根，不值一提。皇木不是問題，這我是認同的，想想就是。另外作者還做了南方木稅闕關，杭州城內木商的統計，對訴訟案件分析，甚至對一個徽商詹鳴鐸的自傳體小說《我的小史》做了引用，但可讀性不強。 後話： 不好意思，這本書還沒上微信讀書，我卻讀完了，無處安放我的評論，借她導師的書評寶地先擱一擱。

一般般，不太好看。中國宋以來就有人工林了，確實出乎意料。不用工錢的徭役加上不需要錢的樹木，再多的原生林也不夠嚯嚯的，元明森林徭役伐木破壞最厲害，清時應該沒怎麼大興土木，主要人口暴增，美洲作物搶佔了高地林木的空間。

非常好的一部作品，通過獨特的視角進行不同時期的社會分析，這對我們從枯燥的歷史敘述中看待歷史的發展着實有趣。軍事，經濟，民生等領域都離不開木材這一基本產業資源。陳從周的《品園》也能感受到，中國幾千年來園林建築這一獨特的文人生活方式其中木材的精雕細琢也是比比皆是，2025年好書推薦👍

從制度變遷與財稅調整的視角切入，本書試圖探尋中國森林政策中的“現代性”特質。然而通讀正文後不難發現，其論述重心大多仍落在制度演進與稅務改革之上。雖然作者強調了木材市場監管在長時段上的連續性，但圍繞林業構建的各項制度在實際運作中似乎呈現出較強的隨機性，並未形成一以貫之的政策路徑。歷朝對林業的管控，更多是出於軍事、營建或財政等具體的功能性訴求，而非真正聚焦於森林生態系統本身。此外，西南山區木材供給的顯著衰減，也暴露出保護性開源並非官僚體系的核心關切；供應端的變革實際上僅侷限於東南數省的商業木材領域，且基本由民間力量自發推動完成。那麼，若要論證中國森林管理“早熟而奇特”，僅憑南方局部省份的森林結構重組與木材供應狀況作爲事實依據，是否足以支撐這一宏大判斷？這一時期的森林政策，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體現真正的生態學意義？對此，我仍存有不少疑問。

《杉木與帝國：早期近代中國的森林革命》【美國】孟一衡 著，書的細節，也就是材料上用的好，以小見大，但是又過分放大了局部，並且最後以偏概全，認爲這一小點就是引起社會崩潰的原因。大廈將傾，獨木難支，所有的景象都是倒塌，你還分的清誰是最先的緣起嗎？

這本書旨在探討中國古代的林業制度或者說在植樹造林上所作的嘗試，這有其成功和先進的地方。一方面原始森林不斷遭到破壞，另一方面，人們（主要還是民間）不斷出於各種功能性需求建造人工林，杉木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種，因爲它長得快，能夠提供木材以備使用。 歸根結底，“中國大象的退卻是過去千年裏這種真實而深刻的環境變化的結果，中國失去了衆多的原始森林及賴其生存的生物。從生態學角度看，由“大造林”形成的人工林生物羣落，與消失的原始森林相比，顯得蒼白無力。”

“《大象的退卻》中，將千年來中國森林的變遷稱爲‘大毀林’。《杉木與帝國》，雖然沒有否認中國歷史上森林衰退的長期趨勢，但顛覆了過去人們對中國森林變遷的認知。它告訴我們，早期近代中國南方曾經發生過‘大造林’，不僅維持了宋代以降中國持續增長的木材需求，還保持了中國南方的森林景觀，形成了一套獨立於歐洲近現代林業的制度體系，堪稱現代林業制度的先驅，至今仍有啓示和借鑑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