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早期社會主義思想史：大杉榮與他的時代（歷史學堂）

芝加哥的所謂新馬克思理論與日本考據學傳統結合的一個優秀範例，從書中很容易讀出Harootunian、查克拉巴蒂、普殊同等芝加哥大學學者的影響。作者用翔實的考證作爲血肉填充了這幾人的理論骨架，同時又做到了日本史學家極少能做到的-較爲嫺熟且不令人生厭地使用理論提綱挈領。總體上來看是一本優秀的、值得一讀的作品（雖然在口吃和短歌的兩節上對後殖民主義批判有入戲太深之嫌）。 對本書的疑問主要有兩點： 一：從歷史學和理論出發 我們固然不能把時間作爲線性的均質進化來理解，也就是說我們不能簡單認爲早期社會主義者只是日本科學社會主義出現之前的不成熟階段，但是日本早期社會主義者又何以成爲我們現在的解藥呢？幸德秋水與大杉榮固然對科學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有其獨異的批判，但是假設回到Harootunian的看法，假設藉助傳統超克現代性的嘗試是失敗的因爲傳統在被現代性製造，幸德與大杉的理論又是否能免俗呢？假設資本主義時間是不均質的，前智有可能勝過後智，那麼爲何不回到水戶學、公羊經學、甚至遠在資本主義之前的學問宗教呢？幸德等人的思想和以上的思想資源區別何在？ 二：從社會主義者角度出發 縱然馬爾托夫、盧那察爾斯基、普列漢諾夫等與列寧分道揚鑣者對列寧有多少正確的批判，十月革命由布爾什維克黨主導，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由列寧指導建立；同理，不管幸德和大杉對科學社會主義的批判多麼鞭辟入裏，成立日共的還是荒畑寒村等科學社會主義者們。怎麼說是輕易的，怎麼做是艱難的；當有一個靶子時你可以任意開槍擊中它，但是豎起一個靶子恰恰是最難的事情。 批判或許是有價值的，但是批判如果不能帶來對“怎麼辦”的回答，那麼本書的意義也只能停留在Arif Dirik對中國無政府主義意義的尷尬回答上：“作爲一個批判的原點。”而歷史的終結後最可悲的恰恰是批判的原點太多，豎起靶子的人太少。

回到早期的社會主義思想史，“退一步海闊天空”。比我想象中有意思很多。作者的意思是運用後馬（對馬進行內部批判）的資源，從資本主義反覆出現的不均衡多樣性發展這一空間維度而非時間性的階段論出發，在喪失了標準答案的今天，重新闡釋早期“不成熟”社會主義思想中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爲當下的批判激活想象力。當然實際上作者這“後退一步”首先激活的是對明治末年以來相關歷史和思想的理解（也可以看出這本書是論文的集合，前面解釋方法論時候的重複尤爲明顯，後面第四章開始分析大杉榮開始大量使用材料的時候漸入佳境）。具體比如第一章中對亞洲主義的“傳教士”定位、平民社的“非戰論”在天皇制國家對殖民地與國民的重新隸屬與排除中才迎頭遇上殖民地的民族主義者（“大逆事件”與安重根的勾連），第二三部更是涉及大杉榮對於自我/身體被權力規訓維度的重視從而把主體理解爲在抵抗中形成，幸德秋水和石川啄木文體選擇背後的“時間政治化”問題，這些討論更背後的是“國民國家”與線性時間觀同構、“敘事性自我”等問題。但作者藉助這一步重新打開的視角想要反過來支撐起早期社會主義的論述，尤其是體現全球性的不均衡的所謂資本主義地理學，其努力最終達成的效果則是見仁見智了。

最初瞭解到日本社會主義是在看金一南的《苦難輝煌》時，在那本書裏金一南提到了北一輝這一日本法西斯主義的理論鼻祖竟然是一名日本早期社會主義者。對於北一輝的思想，我認爲是把馬克思看到狗肚子裏去了。但是也因此，我對日本社會主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感興趣於日本竟然也有社會主義者，卻最終走上了法西斯主義的道路。有次在微讀上偶然看見了這本《日本早期社會主義思想史》，於是饒有興致地翻看起來。但是在看完了這本書之後，我並沒有覺得這本書有什麼誘人的或值得稱道的地方。首先，作者自稱用了歷史—地理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但是，實際情況是本書的內容和大衛·哈維的那一套不能說毫無聯繫，只能說毫不相干，只有在章節標題上用了些諸如“鳥瞰圖”這類地理學表述，堪稱“學術碰瓷”。其次，本書以“大衫榮與他的時代”爲副標題。但大衫榮這一人物在全書的結構中並沒有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不足以串聯起整本書的解釋邏輯。最後，本書觀感之一大特點就是“模糊”。儘管作者在許多細小的地方做了嚴謹的考證。但是整本書並沒有一個大架構來支撐歷史敘事，而只是一些比較零碎的、細小的所謂歷史的“還原”。看似做了很多辛苦的工作，但我認爲沒有收到從總體上把握歷史研究的效果。特別是有關於日本早期社會主義的誕生環境、發展脈絡、滅亡結局的科學分析十分薄弱。 但是，看完本書還是有一個收穫，那就是對日本早期社會主義者有了一個大致的認識：日本早期社會主義事實上跟馬克思主義還有相當的距離，因爲日本早期社會主義立足的現實基礎導致其有多種思想來源，除了馬克思主義還深受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同時，由於日本早期社會主義者中的馬克思主義者受到第二國際考茨基主義的影響，表現出議會鬥爭的傾向，反而是無政府主義者主張訴諸暴力。這種種表現出日本社會主義發展有其獨特的時代背景和歷史脈絡：例如無政府主義在意識形態上是徹底否定政治社會的。而對無政府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否定，就必然要重新發現並肯定政治社會的存在。這種肯定的極端就是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通過雜揉進種族主義的調味料，不僅給本民族的市民社會以“希望”的規定，還給其他民族的市民社會強加了一個“恐懼”的規定，並在此之上燒出了一個令法西斯統治階級迷醉的國家的“天堂”，而這個“天堂”的美好遮蔽了社會主義本身給國家塑造的“地獄”。我認爲這就是給人類帶去二戰災難的意識形態基礎。

北村語錄 瞭解一下大杉榮，日本左派，無政府主義者。他死在了甘粕正彥手裏，後者後來執掌滿州映畫株式會社（長影前身）直到戰爭結束。老教授認爲：即便大杉榮活着，日本無政府主義者的最終結局也同樣是虛無主義，與陀斯妥耶夫斯基筆下《羣魔》的三個代表人物別無二致。

從明治社會主義、大正無政府主義和昭和馬克思主義中我們竟能如此提前地看到後來歐陸哲學明星的思想，譬如幸德的“新共性”和對移民社區的關注（馬爾庫塞、霍米巴巴）、平民社的把國民當做主體的“呼籲”（阿爾都塞）和“多的平民”（奈格里）、大杉榮的“肉”和“身體”（梅洛龐蒂）、石川三四郎的“土民生活”（海德格）、石川啄木的“短歌時間”（布洛赫的“痕跡”），很多問題到今天還沒有解決，今天看來一些最新的理論無非是一些強迫症式的重複； 總體而言是非常有啓發性的著作，但是在大杉榮和堺利彥的爭論之中有明顯地偏向大杉榮的傾向，可能是因爲整本著作都是從大杉榮的視角延伸出去的； 總之向日本的同志們，向在大逆事件的隆冬中改變世界的先驅們致敬。亞洲主義者中的宮崎滔天深刻影響了孫文，李大釗直接受到幸德秋水的影響，竹內好的魯迅研究又在日本產生了重大影響，陳獨秀對山川均的背棄又撰文回應，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就算在中國近代化進程中也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