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特涅：帝國與世界（全2冊）（索恩）【哈布斯堡首相的顛覆性傳記】

知道梅特涅是看了基辛格的名著《大外交》，僅僅是知道他是奧匈帝國的國務首相，留下了善於螺絲殼裏做道場的粗淺印象。 而看過《偉大民族》之後，突然搜到了一本《梅特涅：帝國與世界》，這本德國學者的研究專著，爲我們展開了那個1750-1850這一百多年間，歐洲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前後的風雲變幻，這位梅特涅侯爵無疑是非常重要的親歷者。 用稍加改編的布萊希特的話：​“我們看到，涉及自己。大幕落下，問題依舊。​” 在穿越梅特涅的一生以及他那個時代的時候，有一點教訓是確定無疑的：對政治理想，要追問其深層次的、有意掩藏起來的真正意圖，同時要將其去神聖化。應該如何評價資產階級爭取自由和平等的鬥爭，如果通過這種鬥爭，他們同時也變得更爲富有了呢？如果貴族、僧侶、吉倫特派，甚至最後羅伯斯庇爾本人都上了斷頭臺——以自由和革命進步的名義——那麼，人權的價值何在？如果爲了其存在需要蓄奴，並且需要剝奪原住民的權利，美國民主黨的以及共和黨的憲法還算數嗎？ 舊制度與大革命，是否很悖論？還是來一起梳理一下這位親歷者的生平吧。 我想，按時間來分爲上下兩部分，（上）從梅特涅家族譜系追溯開始到1814年的世界大戰。（下）從1815年維也納會議開始到他最後的逃亡1851年，直至1859年6月11日，星期六下午，梅特涅在他位於跑馬路的別墅中“安詳而無痛苦地去世”​。 承載着梅特涅家族綿延數百年輝煌的三個根基，在各個時代的演變中明顯地突顯出來，可以用三個詞來形容它們：皇帝—教會—家族實力(Kaiser-Kirche-Familienstärke)。此處作下提示：皇帝意味着要依靠權力；教會意味着要置身於可以促進加官晉爵的帝國天主教會的關係網中；最後，家族實力則要說明，要不斷地繁衍大量的後代，後代中永遠要有一個主要繼承人，以及爲了保持和擴大家族的財富，要目的明確地、持續地增強能量。 無疑，梅特涅出身貴族世家。可以上溯到中世紀，是所謂的舊制度下的統治精英階層，主教、佩劍貴族、封建領主的後代。 梅特涅1773年5月15日出生在父母位於科布倫茨的家中，並以克萊門斯·溫策斯勞斯·羅塔留斯·內波穆策努斯(Clemens Wenceslaus Lotharius Nepomucenus)受洗命名。 他19歲之前是由家庭教師來施教，之後與家庭教師一起進入斯特拉斯堡和美因茨的大學去學習，直到1794年8月，​“學業”方能被看作“完成”​。在1788～1794年的六年中，學習、革命、戰爭以及帝國的衰落，這些經歷基本全部聚齊。 崇奉新教的斯特拉斯堡大學在其最鼎盛的舊秩序年代，好似“法蘭西和德意志之間的萬花筒轉盤”。它既是法蘭西的，也是——除哥廷根(Göttingen)之外——德意志文化區的頂尖大學。 教授國家法和歷史的克里斯托夫·威廉·科赫(Christoph Wilhelm Koch)，使得斯特拉斯堡大學自1772年起獲得了“外交官學校”的美譽。 科赫說，歷史是“哲學的一種方式”​。它積累經驗，並通過舉例教授人們“在私人和公衆生活的各種情況下該如何表現”​。 ​“歷史比所有規定更能治癒我們由於自負和民族偏袒而誤入歧途的毛病。誰只認識自己的國家，誰就會變得自以爲是，認爲只有他生活所在的那個地球角落的統治、習俗、觀念和主張是唯一合理的。人與生俱來的自負會培養這種偏見，並瞧不起其他所有民族。​” 科赫將歷史看作科學的方法，而不是教授史實和原始史料的收集。在他那裏學習，你會學到對原始史料進行價值判定的觀念、對原始史料進行批評的觀念，以及運用原始史料對歷史的固定說法去證僞的強迫性衝動。 1770年出生的這一代人，兼有舊歐洲法理秩序的思想，這種思想不能被理解成封建鎮壓制度，而是一種使弱勢羣體也能獲得某種權利的制度。 18世紀末，中歐經歷了從未出現過的“文化衝突”​：處於歐洲大陸中央的舊帝國，作爲一個鬆散的千年同盟，歷史悠久、情況複雜而又等級社會結構固化，正面臨着從啓蒙運動生髮出來的理性化、集中化和思想解放的前景，這種前景在法國大革命所謂反對舊秩序的風暴中，通過暴力取得突破。 年輕的帝國伯爵克萊門斯·馮·梅特涅在17和19歲，兩次正式出席了皇帝的加冕典禮。 1789年法國的革命：​“這是一個殘酷的世紀，所有國家的貴族都被打倒了，人們就是要求他們倒臺，而不幸的是，他們在數量上處於劣勢，只是一小部分。​” 在斯特拉斯堡，這個16歲的青年也親身經歷了革命的爆發——衝擊市政廳，與攻佔巴黎的巴士底獄一模一樣，就是說：從它使用暴力的角度來看，一模一樣。 ​“混跡在一大羣自許爲人民的沉默的觀衆中，我也看到了斯特拉斯堡市政廳被一羣醉醺醺的暴徒燒殺搶掠，這些烏合之衆同樣也自稱人民。​”——革命泥沙俱下。 他們喊出的口號表明，來自巴黎的消息如同火上澆油：​“不要稅收！三級會議萬歲！”沒有一間辦公室能倖免於難，城市金庫被洗劫一空，公用馬車被全部砸毀。一部分暴亂者闖進市政廳酒窖，用17000升葡萄酒將其“全部淹掉”​。眼睜睜地面對衆多民衆，士兵們似乎束手無策，只是零星地干預一下，以免最壞的事情發生。廣場周圍的大街小巷擠滿了人，帶着從市政廳獲得的戰利品：窗簾、文件、信函、窗框以及玻璃器皿等。 衝擊市政廳，看起來好像是一場被經濟狀況惡化所驅動的人民的憤怒情緒的爆發。經濟狀況惡化肯定起了一定作用，但實際上，這是一個精心策劃的行動的後果。他自己的家庭教師西蒙實際上是這次行動的幕後主使。 ​“他是這次衝擊斯特拉斯堡市政廳的領導人之一，目的是毀滅在市政廳中保存的歷史文件、地產登記冊以及一切有關保護土地所有者的文獻資料。​”這樣一來就使這次暴動具有了理性和革命的意義。它的矛頭指向了貴族手中還殘存的封建特權，指向了梅特涅越來越以“舊帝國法理”所理解的東西，而西蒙則顯示了該如何宣傳鼓動人民羣衆，以及如何利用他人爲自己的目的服務。 西蒙還翻譯了全本的法蘭西國家憲法，梅特涅也同時把它記錄下來，因爲他也想擁有一份法國的首部憲法，所以他親手作了抄錄，並在留白處寫滿了評註。 在爲1792年8月10日攻佔杜伊勒裏宮作準備時，西蒙也在場；進攻時，起義的人們大肆屠戮瑞士僱傭軍，驅使國王逃到了立法議會。 關於西蒙，梅特涅寫道：​“在那個可怕的年代，他是革命法庭的成員”​，​“在那個不幸的省，那個令人厭惡的法庭對造成的流血所負有的責任，他難辭其咎。​” 梅特涅說：​“就極度膨脹的激進主義而言，我不可能（比起在他這裏）在一所更好的學校裏，來認識激進主義的學說、手段和途徑了。我的直覺使我在這場鬧劇中認識了我的老師的最基本品性。他個人的瘋狂和行動中的愚蠢，我是非常清楚的。由於在一個的確是激進主義的學校中受到了教育，使後來出現的自由主義在我看來是最爲平淡無味的形態。​” 弗里德里希·西蒙屬於那類很容易興奮，以及很快就會被鼓動起來，並在爲了人類理想的爭論中，要求毫無顧忌地作出犧牲的人，因爲目的就是一切，爲了達到目的，任何手段都可以採取。 梅特涅將自己首先看作革命的“持續的見證人，然後纔是它的反對者”​。 在美因茨大學，梅特涅還是比在斯特拉斯堡更深地沉浸於革命的討論中。美因茨選帝侯宮殿既是那些流亡者的聚集地，也是本地雅各賓黨人的聚焦之所。梅特涅在這裏看到了革命是如何戰勝國家權力，進而贏得人心和思想，並喚醒了集體的興奮：​“美麗的陽光照射着成千上萬狂熱的人們，他們所有的人幾乎都相信，馬上就要開啓一個黃金時代。​” 許多做學問的教師，都有對他們祖輩相傳下來的學說，在革命的視角下進行重新解讀的傾向；年輕的大學生梅特涅在斯特拉斯堡大學教教會法的弗朗茨·安東·布蘭德爾(Franz Anton Brendel)教授那裏，即已感知了這種傾向，他將教授稱作他的“宗教老師”​。信奉天主教的帝國伯爵在這裏學到了，革命的新說教是如何使教會秩序屈服於國家法律的。 1789年的大革命和拿破崙的軍事優勢是梅特涅一生中經歷的最爲主要的兩大事件。 他非常明確地聚焦於美因茨選帝侯區發生的事情。在這裏，革命軍在屈斯蒂納將軍的指揮下活動，梅特涅把這位將軍貶斥爲“總幹事”​；這位“總幹事”在許多散發給德意志人的傳單中，向人們灌輸一種觀念，即這種軍事擴張是在解放人民，並將他們從舊秩序的暴政下拯救出來。 ​“一個按照道義基本原則行事的國家，一個高舉正義和博愛旗幟的國家，一個選舉口號是向宮殿（枷鎖）宣戰，給貧民以和平的國家，一個這樣的國家去進行燒殺搶掠是不合適的。​” 法蘭西的所作所爲正在悖逆其大肆宣揚的原則，他們在德意志並不是在尋找朋友，而是在蒐羅錢財。 也有媒體對所謂“解放”的意識形態的反駁：​“我們自由了！我們不再戴着掠奪成性的暴君強加於我們的、令人屈辱的枷鎖了！我們不再出於奴隸般的恐懼而去熱愛政府了，而是出於這個政府以慈父般的愛爲其市民謀取福祉！你們爲什麼想要去除我們本來就沒有戴上的枷鎖？你們爲什麼想要將我們不需要的福祉強加於我們？你們爲什麼要動搖一部不是因爲其古老，而是因爲其功能而使人敬畏的憲法？​” 梅特涅認爲法國大革命：全面顛覆現行的社會狀況和法制狀況發生在即。在1792和1793年的新年相交之際，他已經看到，這個號召全體“人民”的運動，將衝出法國國界，漫延到整個歐洲，進而從根本上顛覆所有內部的行政機構。 19歲的梅特涅所收藏並加工整理的報紙和傳單，透露了許多人對這位成長中的年輕人到目前爲止並不瞭解的情況：他研究了德意志最早期的革命出版物，如美因茨的革命出版物，並且表明，他早就認識到新聞媒體是“第四權力”​，需認真對待，而這種認識要比拿破崙早得多，即便這一說法的發明權已歸後者，並且用現有的方式操縱新聞媒體也是後者所創。梅特涅認識到了美因茨雅各賓黨人的意願形成方式，以及他們與法國佔領者的交媾(Kohabitation)。而從一個讀書協會發展而來的美因茨雅各賓俱樂部的運作和後來的分裂過程，也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對他來講，雅各賓俱樂部好似後來所有祕密社團的一幅“藍圖”​，像是所有“革命黨”的細胞核與生殖細胞，就像他後來所說的，無論“革命黨”的稱謂是意大利叫作的“燒炭黨(Carbonaria)”，在巴黎的德意志早期社會主義者中成立的“被唾棄者聯盟(Bund der Geächteten)”或“正義者聯盟(Bund der Gerechten)”​，還是瑞士的政治組織勞工聯合會，以及位於上意大利的朱塞佩·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的“青年歐洲(Junge Europa)”​，它們均無一例外。 在尼德蘭，梅特涅認識到了政治的三重維度。首先是在一個政治組合體的內政中的危機管理——類似於神聖羅馬帝國，由多國組成的政體，在歷史遺留下來的等級制憲法的基礎上建立。其次是在外交上的國際衝突管理，在這一方面，梅特涅學到了戰爭是如何發生的，又如何導致了國與國的結盟，以及一個國家從戰爭狀態中擺脫出來是何等的困難。最後一個維度告訴他，比利時的內政和外交是如何由於鄰國革命戰爭的激進化，而糾纏在一起的，從此以後，這個現象在革命年代以及後續的一個世紀中，一直影響着政治。 1789年攻佔巴士底獄之後，起初一切看起來完全是另外的樣子：法國大革命爆發，歐洲列強並沒有感覺受到特別的威脅。大革命爆發初時，正趕上歐洲遇到危機，列強們各自都在以不同的特殊方式，參與到這場對它們來講顯得更爲重要的危機中：葉卡捷琳娜二世女皇(Katharina II)的俄國捲入了與奧斯曼帝國的戰爭，並將波蘭爆發的革命看作一個求之不得的緣由，以便重新瓜分這個國家。意在擴大其在歐洲權勢的普魯士，也想要同等程度地參與波蘭的危機。但另一方面，它也同時支持列日和布拉班特的革命，目的在於削弱奧地利在哈布斯堡皇朝所屬尼德蘭國家以及在整個帝國中的優勢。在約瑟夫二世皇帝統治下的奧地利，以及在其於1790年2月20日去世後，於利奧波德二世皇帝統治下，則致力於與土耳其締結和約，並像大不列顛一樣，更願意將法國國內的動亂，看作他們求之不得的對法國自身的削弱。 法國國王1791年6月20日從巴黎出逃到瓦勒納(Varennes)，改變了一切。 ​“情況到了這種地步，我們不久將面臨大的事變，這不僅對法國人，而且對所有國家人民的命運都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流亡者的政策也使梅特涅意識到，革命不會僅僅侷限在法國境內。 作爲見證人，他在戰爭準備階段就陪同父親參與其中。弗朗茨·喬治作爲派駐奧屬尼德蘭的常駐全權大臣，是法國軍隊進軍的直接當事人，因此，在商討如何繼續做戰爭準備工作時，他必須帶着所有的情報參加。 ​“夏末(1792)我前往布魯塞爾。戰爭正全面展開。​” 法國國民公會聲明的在理論上準備輸出革命，在迪穆裏埃將軍征服比利時之後不久，就變成了冷酷的政治現實。 從1792年初開始直到1815年結束，歐洲六次結盟，從而進行反法同盟戰爭，而克萊門斯·馮·梅特涅則成爲參與所有結盟，並經歷了所有反法戰爭的唯一的歐洲政治領導人，無論是以積極的見證人身份，還是以外交官的身份，抑或以政治家的身份。這一經驗爲1813～1814年的他帶來了很多益處，那時他要親自處理第六次，也是最後且最具決定性的一次反法同盟戰爭。 當梅特涅正致力於與軍人們保持持久的聯繫時，他得到了瑪麗婭·安託瓦內特(Marie Antoinette，路易十六王后，奧地利公主)於1793年10月19日被送上斷頭臺的消息。在那個時代，再也沒有其他事件像此事一樣帶給他莫大的震動，以至於直至暮年，此事都一直對他產生着影響：他一直將 這位王后、瑪麗婭·特蕾莎的女兒祈禱時所使用的最後一本《聖經》——即使在監獄中她也帶在身邊——保存在科尼希斯瓦爾特的宮殿中。 反法同盟軍的窘境，即進一步的軍事行動需要盟國不列顛的援款。1794年3月，弗朗茨·喬治·馮·梅特涅委託他的財務總管——奧地利屬尼德蘭財務總管(Trésorier géneral des Finances des Pays-Bays Autichienne)——皮埃爾-貝努瓦·德桑德魯因子爵(Vicomte Pierre-Benoît Desandrouin)去倫敦談判一項借款事項。他將他的兩個兒子——克萊門斯和約瑟夫——託付給德桑德魯因，以便使他們認識大不列顛並結識其政治首腦。 這是梅特涅第一次前往不列顛拜訪上流社會和英國王室。他們於1794年3月25日從布魯塞爾動身，一直待到7月方纔重新回返大陸。這是青年梅特涅政治宇宙中的封頂石。 由此，他遇到了不列顛議會中的“加圖(Cato)”——埃德蒙·伯克。並與這位1730年出生的英國著名人物的政見驚人地一致。 伯克的暢銷書《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第一版於1790年11月出版，也就是梅特涅抵達英國之前的那段時間。 下面僅點題性地列舉一下書中很符合梅特涅想法的論點。 ①伯克對光榮革命的詮釋是保守的：它應當保持現存的、具有貴族特色的憲法。法國革命不過是克倫威爾的清教徒式革命的重複，兩次革命都導致弒王殺君、宗教式的政治狂熱和社會的無政府狀態。 ②與此相反，伯克引經據典地證明要遵守謹慎的、尊重歷史傳統的改革原則，進行緩慢、耐心的改變，這種改變不能破壞（人們）賴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社會結構。不能低估合法的、功能與效率均高的現有機構和社會關係的價值作用。法律和憲法要持續和有機地發展。 ③改革的概念要定位於和瞄準於歷史，歷史已經對權利和自由——每一個等級的“特權”——宣示闡明。 ④革命前的法國，即舊秩序時期，並非一個以專制、經濟停滯、混亂不堪爲特徵的社會。貴族並沒有壓迫和剝削他們的臣民。 ⑤ 伯克將矛頭指向了在法國大革命所有的宣傳背後起作用的經濟利益。資產階級金融寡頭——“資產階級的股市投機商、銀行家、土地購買者、律師”——想要奪取貴族的田產和教會資產，而那些代筆捉刀者——知識分子——在這個方面助了他們一臂之力。他們對下層階級隱瞞了自己“金錢上的利益(monied interests)”​，並將下層階級對王室、教士和貴族的忌妒與仇恨煽動起來，爲他們的個人利益所用。 ⑥貴族的任務是，在“人民”與君主之間進行調解。通過這種方式產生一部“平衡憲法(balanced constitution)”​。伯克也研讀了孟德斯鳩對專制主義的批判。在他看來，加強有利於王權的官僚國家機器，並因此損害各個等級以及歷史特權，是根本性的罪惡，因爲它會葬送正在成長的社會關係和社會機構，並最終摧毀它們。 ⑦法國大革命是事關全歐洲的事件，因爲它攻擊的是歐洲的共同基礎。 ⑧1789年5月三級會議的召開，給了法國機會去重建早期的歷史性憲法，並剷除17世紀的專制王朝，就是說，可以續接“前”專制主義的傳統——“歐洲舊有普通法的古老原則模式(ancient principles and models of the old common law of Europe)”​。 ​“自由”​，就像伯克所說的，只有進入了有着自身的紀律、有着軍隊的服從、有着確定的和合理分配的國家收入、有着公序良俗和宗教信仰、有着私有財產的確定性、有着和平與秩序、有着市民的和社會的風俗習慣的公共權力領域，作爲價值觀纔有意義：​“沒有這一切，自由是存續不下去的；沒有這一切，只要它存續，就不會有好事發生。​”這纔是1790年11月，伯克所產生的（對“自由”​）可以預計到的懷疑。而梅特涅此時已經認識到“恐怖執政(Terreur)”是革命體制的一種退化變種，這促使他更進一步對這種事物持保留態度。 至此，青年梅特涅已經在政治上有了基本定型的選擇。 1773年出生於世襲貴族之家的梅特涅，在21歲時，因爲個人所受的教育，已經親身經歷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可謂舊制度與大革命的親歷者。

梅相，很久沒有如此近距離的去追隨一個偉人的一生，以他的視角看遍19世紀歐洲的發展。他是以一己之力撐起搖搖欲墜帝國大廈的忠實大臣，是一個着眼於歐洲整體推動德意志邦聯的世界公民，是國務活動家，是改革者，是舊貴族，是地主。睿智的頭腦、全局的視角、冷靜的心智，身居高處而謙遜自抑，身處絕境而不絕望，面對強權而不屈服，一生孜孜不倦，爲祖國和歐洲和平奮力奔走，這樣的偉人跨越國度，只能讓人仰望。 但是這本書也有一些問題。就作者來說，預設的立場：對普遍說法的反駁、對以往傳記的顛覆、對梅相幾乎無條件的支持，讓書有失偏頗。事實上，無論多麼偉大的人，我們能接受他歷史的侷限、道德上的瑕疵，可作者卻試圖以藝術化的表達、浩如煙海中精心挑選的史料、同時代人的侷限，說服讀者接受這是一個完美的人，他所有的選擇、觀點即使有誤，也不過是外界影響的因素，反而讓人懷疑餘下表述的準確性與客觀性。而這一點，在描述梅相與女人的關係，以及對待革命的態度時尤爲凸顯。 最後是翻譯，我很少苛責譯者，但這本書的譯者真的太過生硬，無數不符合中文閱讀習慣的長難句，無數個破折號，詰詘聱牙，讓閱讀的清晰性與愉悅度大幅下降。同時，很多歐洲背景的人物與事件，缺少註釋與介紹，這個在作者面向歐洲人寫作的時候，因爲有共同的歷史背景可以理解，但當譯者面向的羣體是國人時，不得不批評其偷懶之嫌。

梅特涅在《共產黨宣言》裏是被設定爲反面角色，共產黨的第一死敵，就是那個所謂的“舊歐洲的一切勢力”代表，不僅打敗了浪漫主義激情的拿破崙，還創立了維也納體系建立歐洲防禦鎮壓革命恢復了傳統君主制，雖然是舊體制，但它的直接意義也是看到了，爲歐洲帶來了五十多年的和平，直到世界第一次大戰，而基辛格也對梅特涅的“均衡外交”理念大大肯定：一種國際的均勢需要通過合法性和被合法性所制約的權力所形成。 可以說19世紀的梅特涅，就是這樣一個清醒的充滿理性算計的保守主義者，梅特涅反對革命和自由主義本身，擁護傳統和平，認爲革命是對慾望和權力的要求，但政治存在的真髓是均衡，它的表現形式是法律，它的機制是平衡，因此，這位保守主義政治家的對手則是“空想主義者”，是拿破崙是馬克思是…… 是不是喜歡梅特涅個人有個人看法，但引用拿破崙對梅特涅的一句評價“你死了，還有巨大財富遺產，而像我這樣的人，一旦死了了就是什麼都沒有了”，確實，梅特涅家族的財富是受到皇帝嘉獎和保護，所有家產不可分割，即便拿破崙能打敗他充公，他在英國在各地還有巨大財富，即便自己家族負債九十萬，相當於現在的幾千億，梅特涅也能通過政治手段（給皇帝擬寫詔書）直接接管幾十萬稅收的大莊園，他確實看到了大國之間的均衡外交，但他有否看到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均衡？ 我個人覺得整本書卻一般般，最主要是主題分配不太科學，梅特涅未當上奧地利首相之前的事情講的太多，當然作者有作者的理由，但開始建立反法同盟，裏面的介紹還是少了點，有點關鍵點不足，頭重腳輕，還有他的政治觀念系統性評價分析少了點，語言描述比較僵硬，不知道是不是翻譯的問題

通過一個人，瞭解一個時代 第①次聽到這位歐洲歷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克萊門斯·梅特涅，是初中的時候，那時候經常聽到當歷史老師的嫂子說起他，久而久之，就對他起了好奇之心；再一次提到梅特涅，是前段時間朋友的蓷薦。於是我就買了他口中的《梅特涅：帝國與世界》來看。 說實話，收到書的那一刻，我驚呆了，那麼厚的兩本，七十多萬字，差點兒被勸退。不過很慶幸我沒有放棄，讓我從這套很客觀的書中荃面細緻的瞭解了這位影響了歐.洲正治格局的奧地利正治家、外交家那充滿傳奇色彩的一生，以及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的正治、文化和社會背景。 克萊門斯·文策爾·馮·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1773年出生在德意志萊茵地區的一個貴族家庭，他的父親曾是奧地利大使，使得他不僅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更在父親的影響下，成了一位尤秀的外交官。這個充滿矛盾和複雜性的人物，不僅是奧地利帝國的外交家、正治家，還是歐洲協調的奠基人。他在19世紀初的歐洲正治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他歷經法國大gé命、拿破崙戰爭等重大歷史事件，見證了歐洲格局的鉅變。在這個過程中，他憑藉着敏銳的洞察力和高超的外交手腕，爲奧地利帝國在動盪的歐洲政局中謀求了一席之地。書中通過豐富的史料，還原了梅特涅在正治鬥爭中的種種表現，也讓我們彷彿置身於那個時代，進而對他以及他所在的時代有了更爲深刻的認識。 除了正治和外交方面的智慧與手腕，梅特涅在文化、社會等領域也有着不可忽視的貢獻。他積級推動文化交流，支持教育事業，對當時的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然而，他在權力鬥爭中的種種手段與策略，展示了他冷酷、狡猾與權謀的一面。正是這種多面性，使得梅特涅這一歷史人物更加豐🈵和立體。 本書的作者沃爾弗拉姆·希曼是慕尼黑大學近代和現代史退休教受，他通過深入挖掘史料，以嚴謹的治學態度還原了梅特涅及其時代的真實面貌，讓這本書成了具有很高學術價值和可讀性的鉅作。看完後特別喜歡這套書，因爲它真的夠客觀、夠公正、夠嚴謹。

如果說《重建的世界》裏已經將梅相的“術”展現得淋漓盡致，這本傳記就力圖更進一步刻畫出他的“道”。史料新穎史觀陳舊的批評或許的確恰到好處，但於我而言這更像回到歷史現場，又以當代的眼光省思與回顧——原來只是不同的「愛」。

歐洲舊時代的守夜人，站在新時代黎明的前夕。他曾在回憶錄裏的結尾寫道：“我要麼是生得太晚，要麼是生得太早，如今我已經一無是處。” 早年他接受過伏爾泰的思想，遊歷英國，嚮往君主立憲，目睹法國大革命，因而對暴行深惡痛絕，後來被稱爲歐洲的消防隊長。 他出身萊茵，最後卻爲奧地利帝國服務一生。他主導了維也納會議，在戰後體系所爲系的歐洲上，此30年被稱爲梅特涅的時代。 梅特涅生性輕佻浪蕩，風流成性。他追求理性，堅守正統主義。人們出於對他外交上的所作所爲，半戲謔半欽佩地稱呼他爲“蝴蝶大臣”。 當歐洲革命之年到來，他又成爲王朝的替罪羊，女裝成貴婦一說洗衣工，匆匆流亡英國。 可以說，是奧地利愧對這位首相。 他時而統治歐洲，卻永遠不被奧地利善待。

世界外交第一人 梅特涅所處的歐洲時代，和春秋戰國時代相似，都是暴君妄圖侵佔弱國，但是結局卻截然不同，歐洲成功阻止了暴君拿破崙。 其中，梅特涅一方面將奧地利公主嫁給拿破崙，爲奧地利保存實力贏取了寶貴時間，一方面遊說歐洲諸國，完成各國同盟，不僅保存了弱小的奧地利，還擴展了奧地利在歐洲的地位。在法國戰敗後，梅特涅提出和平方案，不採取任何報復方案，爲世界和平奠定基石，一直延續至今，史稱“梅特涅外交”。

史料新穎，史觀老舊，完全回到18-19世紀的神羅/奧地利帝國去理解梅特涅的個人動機。如果從唯物史觀來看，這無疑忽視了革命運動的歷史成因，即便其中仍舊充斥着大量受小資產階級市民階層意識形態影響的大量羣虻…但重新挖掘、梳理史料後，一個全新的梅特涅形象出現了，他年輕時考慮移民美國，他非常認同英國式的議會民主，他渴望建立的是大德意志多民族和平共處的開明專制，可他失敗了，緣於在皇帝和諸大公爵心目中“朕即國家”，緣於同僚的拆臺與利益集團和本位主義，也緣於舊貴族的政制革新永遠也突破不了舊制度藩籬的閾值。總之，一個男人，七個時代…新歷史敘事應該警惕一點，個人日記/回憶錄對於傳統敘事的批判，並不等同於它們可被視作真理。 4.5星。大量挖掘新史料，也對原有研究作了回應，寫得異常密實，功力深厚。作者批判了早先那種將梅特涅簡單視爲反動派、專制主義者的進步史觀和德意志國家主義史觀，呈現了一個極其複雜、視野廣闊的國際政治家形象，並以此入手展現了19世紀歐洲曾可能有過的其它歷史道路和不同選擇。不過，所謂“理解即原諒”，他對梅特涅視角的深切理解很容易被看作是爲梅特涅曲爲辯護，對之不加批判（儘管他在後記中委婉加以否認），確切地說，20世紀歐洲慘烈的戰禍與歐盟的鍛造影響了他的判斷，使他將梅特涅看作一個先知，率先提出某種歐盟雛形的設想。問題是，這將梅特涅看作一個“歐洲人”，但在梅特涅設想一個強到足以自衛、又弱到無法發動侵略的德意志邦聯時，恐怕更多是作爲一個奧地利人，是爲了奧地利的利益。

全書充滿了皇帝和宮廷的陰謀詭計，很少寫到民生，所以作者無法解釋爲什麼梅特涅從老首相一下子就成了流亡者。歐洲的政治，從羅馬帝國滅亡以後，就一直是亂糟糟的。看歐洲政局的歷史書那是真累啊。不推薦讀。

梅特涅，歐洲近代體系的策劃者，哈布斯堡王朝的堅定維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