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爾根·哈貝馬斯：知識分子與公共生活

不要哈根達斯，要哈貝馬斯！ 首先，任何人的思想史都是根植於他的生活史，社會歷史裏，閱讀傳記可以看到他們思想的發育過程，他們的“生活形式”與“學說形式”是相互統一是一個完整的整體，用哈貝馬斯的原話說，即是“哲學史的意義，在於通過了解思想生成的歷史，以及思想者本人的生活史，更透徹地理解思想本身”，所以爲什麼閱讀《哈貝馬斯》傳記如此重要 想起以前看卡西爾的《康德傳》（海德格爾曾經大量引用此讀本）就瞭解到德國民族的性格特徵和傳統對康德的影響與形塑，這點在《哈貝馬斯傳》裏也看到，還有像遇到的人很重要，朋友還是導師，對其的學術性格和文化情懷都有決定性影響，比如《本雅明傳》裏，本雅明和阿多諾以及肖勒姆之間的競爭性友誼，與阿多諾相遇，本雅明成了法蘭克福學派意義上的哲人，和肖勒姆的相遇，本雅明又成了猶太教神祕主義意義上的哲人 哈貝馬斯同樣如此，整本傳記裏“生活史”有兩條主線線索很重要，第一條線索，是他高度關注時代和政治的個人原因，第二條線索，是他所參與的那些政治論戰和衝突，首先，根據他在京都的演講承認，最初影響小哈貝馬斯看待世界的事件，是他患有先天性的脣齶裂，先天性殘缺讓他在面部和語言表達上一直都有問題，這時從他很小時候就體驗到語言作爲媒介是多麼重要，進而開始思考：沒有語言，就沒有個體生活。他的哲學研究中，包括研究語言學的意義理論，簡單地說，這項研究是在分析語言到底產生了什麼作用都和這種少年經歷有關，而兒時德國納粹的戰敗對他影響很大，怎麼對待納粹的歷史遺產就成了他年輕時候政治生活的主題，哈貝馬斯把這種思考從人類政治學和社會學的研究領域開掘到了罕見的精深程度，可以說他對德國納粹的戰敗反思是史無前例的，但他對德國的具體問題，有兩個顯而易見的原則：一是激烈反對任何對這段歷史的漠視和掩蓋，隨時準備狙擊民族主義復辟，二是毫無保留地認同民主，知道了他的經歷，我們就能理解他的情感和這份思考背後道義的堅持，也許很多人會感覺哈貝馬斯交往理性本身充滿了烏托邦色彩，在實踐政治關係裏，交往不可能理性，但哈貝馬斯的堅守理性的力量始終是來自“公共的反思精神”。 第二條線索即是“哈貝馬斯參與的那些政治論戰”，這條線，一直延續到了今天，哈貝馬斯的一輩子是鬥出來的，他參加的各種名激烈政治爭論肯定數不過來，本書裏最有代表性的兩件，一件存在於學術界內部，是他挑戰前輩大哲學家海德格爾，另外一件是德國的公共事務，關於修建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但這裏值得一說的是哈貝馬斯和德國之間的態度，在政治上，哈貝馬斯的立場屬於中性偏左，比如，他在政治上主張程序民主和憲政愛國主義，他的憲政愛國主義，簡單地說就是“愛國就是愛憲法”，因爲憲法是公約，他認爲傳統的血緣和文化構建的民族認同已經不適用於現代多元社會，人們需要憲法這種理性成果作爲認同基礎構建當代政治文化。所以，當探討德國的問題時，“民族感情”從來就不是他考慮的，這必須在國內那些“哈貝馬斯”迷們注意到這點的問題，哈貝馬斯毫無疑問是愛國的，但他也是和自己德國傳統文化中的錯誤成分決裂。 最後，一定是非常感動於哈貝馬斯的公共精神，一個知識分子，不管是學哲學還是學物理的，應該不聽命於任何一方，公開地使用所掌握的專業知識，儘可能地提供充足的論據，同時，知識分子不能把他們通過言語獲得的影響，作爲獲取權力的手段，從這方面應該就明白哈貝馬斯的一切，不只是性格原因，更是他認爲自己作爲社會公民，作爲公共知識分子的本分

Stefan Müller-Doohm在2014年出版了Jürgen Habermas：Eine Biographie，哈貝馬斯時年85歲。與其他側重純思想分析的學術著作相比，Müller-Doohm強調哈貝馬斯是活躍的公共知識分子，也側面反映了德國的公共輿論生態。涉及如六十年代的學生運動、高校民主改革、德國統一、德國“去納粹化”與戰後反思、北約干預南斯拉夫（科索沃戰爭）、歐洲一體化、基因工程等社會政治議題。同時，相比於Matthew Specter的早期哈貝馬斯傳記，Müller-Doohm更深入探討了影響哈貝馬斯哲學形成的各種動因以及跨大西洋哲學傳統對他的影響。 哈貝馬斯如此描述他們這代人：“確切地說，就是這一代人，純粹因爲出生年份的緣故，沒有因參與納粹犯罪和對納粹罪行的緘默而喪失名譽，但對影響了每個人一生的法西斯主義的清晰的記憶，卻盤踞在這代人的心頭揮之難去。”這既是“晚生的恩典”，也是“後來人的責任”。 1956-1957年，在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任阿多諾助手的幾個月裏，哈貝馬斯成了阿多諾思考的見證者，這也是令他印象極爲深刻的一種前所未有的體驗。“人們看不到阿多諾思想的生成過程，”哈貝馬斯回憶說，“因爲他的思想一出來就是思想成品。他一刻也不能忍受思想的緊張。只要和阿多諾在一起，思想就始終在澎湃激盪。” 雖然阿多諾表面上有一種“思之無畏”，但哈貝馬斯也覺察到，他與之相處的這個人，“在在善於利用他弱點的圓熟老練者中，毫無還手之力。阿多諾特有的弱點和他的傑出品質密不可分。”哈貝馬斯說，他“是我平生真正喜歡，且在某種程度上熱愛的第一個人，在他身上，我見識了作爲學者無偏無黨、收放自如的堅定的藝術立場，以及生活方式的完美的不協調”。 在六十年代初，哈貝馬斯曾被邀請參加伽達默爾在家中舉辦的非公開研討課。在這樣一次課上，他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私人場合遇到了海德格爾：“我在貝爾格街148號那個由隔斷門隔開的大客廳裏參加海德格爾的研討課，課沒給我留下什麼印象——那是我與舉止中透着些霸道的老先生的唯一一次相遇（而我未發一言）——次日，伽達默爾掩飾不住難過地對我說：‘真遺憾，您沒在海德格爾最輝煌的時候認識他。’” 1969年，阿多諾在瑞士瓦萊州度假去世。哈貝馬斯在墓旁講話與逝者告別。9月，在阿多諾66歲誕辰之際，他在《時代週報》發表了令人動容的紀念悼文：“阿多諾從不接受，保持童真和變得成熟只能二者擇一。早年的經歷和觀念一直在他身上鮮活地存在着。他讓現實裏那些刺目的、尖利的、有害的東西暴露出來。在他那裏，感覺尖銳與思想無畏始終相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白月光。

文本與內容 都太過寡淡 哈貝馬斯無論文本與人生都太過寡淡 沒有理論的革新也沒有政治行動的綱領 僅此而已 大教主 也只是教主

這是一本以時間脈絡書寫的到停筆之前的哈貝馬斯大事記。一個人的思想絕不是孤立存在於世間，它一定與思想的主人的境遇有密切的關係，瞭解一個人的經歷對理解其思想大有裨益。

作爲一本學者自傳顯然是不合格的，且不說語言稀碎囉裏囉嗦，就單純的一些理論介紹也是隻言片語，而且哈貝馬斯作爲一個與時代緊密有關的學者，傳記對他本人的時代經歷也支離破碎…讀者讀起來更是相當困難——最後還是要說，哈貝馬斯的很多時評思考和想法，也都是很難經得起推敲的。

認識哈貝馬斯的入門書，作者翻譯還是原作者都很淺顯易懂，從哈貝馬斯不同的哲學理論出發通過他本人的大事記和來往信件展示他的哲學思想。第一次瞭解哈貝馬斯是在許紀霖先生的現代知識分子的革命，剛好和這本書的主題不謀而合，許紀霖討論的也是哈貝馬斯作爲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擔當以及他的對話理論。這本書對於哈貝馬斯的介紹並非完全是基於他本人哲學家的身份，從哈貝馬斯的生平一點一點分析他的哲學理論和他人生經歷的關係，他還是一位丈夫，學生，也是老師，也是演講者，也是社會評論家。這些不同的身份豐富他本人的哲學思想，我覺得很奇妙的一點是他後面對於宗教和法哲學的思考都顛覆我對他此前的瞭解。所以如果想了解哈貝馬斯的經歷和他哲學思想的來龍去脈，這本書會告訴我們答案。

作爲一本傳記，內容破碎囉嗦，介紹時一大堆名字，看起來不太舒服，不過大體上還是能瞭解哈貝馬斯的一生以及相關重要理論（如果有這個耐心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