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與賑務：盛宣懷的晚清四十年（當代中國人文大系）

切口好，選擇洋務和賑務的關係來理解盛宣懷的起起伏伏頗爲巧妙，是非常好的個案研究，此一思路值得借鑑。後人書寫的行狀勢必會帶有目的性去建構，類似研究有《國史家事 致身錄與吳江黃溪史氏的命運​》一書，也很精彩。第二章災荒背景下西征洋務和賑災在時人當中的不同分量很值得玩味，反映了朝野內外不同人的各種各樣的心態，非常有趣。第四章所揭張之洞和盛宣懷人事關係非常關鍵，但證據似乎還不是很充足，值得進一步發覆。晚清人物人事關係頗多想當然之處，需要多加註意。

喜歡看這種史實的書籍 其實道理恩格斯原來早就告訴了我們 歷史的偶然性 必然性 還有能動性 盛宣懷是如何成爲盛宣懷，在這本書裏留下了可見的腳印 李鴻章門徒的時期 - 其實李鴻章並沒有如何破格的提拔這個半商人半官宦的後輩，只能說是專職專用的工具人（但其實這難道不是一個正常狀態嗎？） 盛在這個時期找到了自己力量的源泉 - 江浙的民間商人 和張之洞博弈的時期 - 這個時候盛已經羽翼豐滿，他已經能夠靠自己的資本 以及熟悉的規則 漫天要價坐地還錢 拿到了漢陽鐵路 鐵礦 上海各種實業 這個時候他早已超越了胡雪巖 頂峯時刻 - 這個時候他已經有了奏事權 坐擁鄉鎮 試圖引入洋資金 開設銀行 他甚至已經可以和李一起 對抗朝廷 玩起了東南互保 到最後再來一個鐵路國有 自保 - 和孫大炮，袁世凱，東洋人 開始玩火中取炭 復產 盛就麼一步步走來 從一個官員門徒 到建立商業閉環 到改變國家命脈 到多方平衡 最後竟然可以一種程度上的善終 真的是步步難 步步命

罕有且優秀的人物傳記研究，朱滸的這本《洋務與賑務》在我心裏已經足夠成爲一本典範。像有點評者說的那樣，“並非現在學者不愛寫人物，而是僅僅寫一個人物的性格（多有揣測之詞）、經歷，並不能構成現代學術意義上的知識增長和範式突破，極易淪爲平庸的考證敘述之作。”人物傳記研究還有着其他的困難，作者就提到，盛宣懷的生活和世界並不能被切割成一塊一塊的領悟，單純的政治史經濟史或社會史視角並不能完整的解釋人物，反而會構成對人物形象和事件的遮蔽。由此帶來的，要寫好一個人物傳記研究，作者的功底必須非常深厚，且必須窮經皓首地投入到史料之中，方能有所建樹。因此，此書可謂難得可貴。 話回盛宣懷，盛宣懷一生之事業可謂洋務與賑務，然而對他而言，兩者應該都是在政治領域進步的踏板。盛宣懷的理想是成爲一名影響力巨大的官僚，而後人和研究者其實更多的關注他的洋務賑務本身，並將他視之爲“近代紳商羣體的代表人物”，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的戲劇性。 而與之相關的是此書的一箇中心問題：在什麼樣的時代背景下，盛宣懷成爲了盛宣懷？作者提出了歷史必然性的假設，即盛宣懷的人生道路是近代新興階層的新陳代謝之路的一種投射。其實，這種假設對我而言並不是那麼具有說服力，除了我自己本身不相信歷史必然性的假設以外，更多的是我從此書所見的盛宣懷的經歷。盛宣懷在曲折的人生過程中感受到了歷史的驅動力了嗎？這個問題恐怕難以回答。或許不是階層的新陳代謝這樣的必然性主導了盛宣懷的人生軌跡，反而是盛宣懷等這樣一批人的行動構成了階層變動的歷史圖景。 關於盛宣懷的人生道路，作者其實在結語中已經總結： 盛宣懷走向洋務事業之路，就是一系列事件產生聯動效應的後果，而決非出於李鴻章的主觀設計。在這個時候的社會局勢中，最重要的事件線索有三條。第一條線索是政治上的權勢轉移。以天津教案爲契機，李鴻章接替曾國藩任直隸總督，從而擺脫了此前以軍務爲主軸的狀態，開啓了經營北洋集團的序幕。第二條線索是洋務運動進入了轉型期。以江南製造局、福州船政局爲代表的大型軍工建設，成爲“求強”階段的重要進展，但是這種完全依靠國家財政支持的洋務建設也面臨發展困局，以至於爆發了停造輪船的爭議。第三條線索則是災荒造成的社會衝擊。同治十年(1871)的直隸大水，使官賑體制無法獨力應對，引入社會資源成爲官府的主動行爲。盛宣懷在這一時期所經歷的坎坷之途，正是由於這三條線索之間的交織：李鴻章調任直隸、劉銘傳接管陝西軍務，使得盛宣懷的從軍之路難以爲繼；直隸賑務所產生的剛需，則爲盛宣懷從軍營脫身提供了機緣，並且因在上海協辦賑務期間，得到了與輪船等新事物打交道的機會；朝廷內部則因停造輪船之爭引發的發展航運業大討論，使得在這方面急於用人的李鴻章，開始注意到對航運業有較多認識的盛宣懷。最終，隨着輪船招商局的創辦，洋務運動開始進入兼顧“求富”的新階段，而附驥於該局的盛宣懷，也幸運地成爲洋務民用工業的第一批建設者。 從19世紀70年代後期到80年代初，盛宣懷的洋務事業之路出現了從囧途到坦途的戲劇性轉折；而要全面理解這一轉折，當然不能把目光僅僅聚焦在盛宣懷的個人際遇上。盛宣懷之所以在起步階段屢遭頓挫，固然有其個人原因，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他無法從李鴻章那裏獲得足夠的支持。至於李鴻章不能爲之提供足夠支持的原因，則又來自此際各種大氣候和小氣候形成的制約。其中最爲顯著的社會脈絡有三條：其一是中國遭遇了嚴重的邊疆危機，海、塞防之爭以及朝廷的相關決策，意味着國家財政已經沒有多大的調整空間；其二是步入轉型期的洋務運動還缺乏必要的社會基礎，李鴻章的建設宏圖遲遲不能得到社會響應；其三是空前嚴重的“丁戊奇荒”製造了嚴峻的社會危機，成爲國家事務層面必須重視的緊迫問題。由於這三條脈絡的交織，使得處在軍務和賑務雙重擠壓下的洋務企業建設，整體上一路走低。因此，盛宣懷在辦理湖北礦務過程中雖有個人失誤，但是這種失誤肯定不是導致其徒勞無功的決定性因素。 在“丁戊奇荒”之後，不僅盛宣懷得以走出事業的囧途，而且洋務企業建設的整體形勢亦大爲好轉。對於這一局面，以往研究長期忽視了經濟範疇之外的一大因素，那就是義賑活動引發的社會動員。本來，李鴻章和盛宣懷在災荒期間處於既要應對賑務又要維持洋務的兩難境地，以致左支右絀。出人意料的是，由於他們在賑災過程中與義賑力量發生了聯繫，竟然使洋務企業建設得到了新的社會資源。具體說來，先前的洋務企業建設存在兩個明顯的短板：其一是投資不足，其二是缺乏人才。而原本處於經濟範疇之外的義賑力量，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這兩個短板：一來義賑活動募集了鉅額捐款，爲洋務企業建設吸收大量社會資金展現了良好的前景；二來李金鏞、謝家福、經元善和鄭觀應等義賑領袖所表現出的組織管理能力和實幹精神，顯然遠勝於許多參與洋務建設的官員。而義賑力量進入洋務企業建設，一方面促進了中國社會投資近代工業化的勢頭，另一方面則擴大了中國新興階層的社會來源。可以說，正是從這個時候起，新生產力纔開始成爲中國社會中不可忽視的一種力量。 甲午戰爭對中國社會造成了空前影響，誘發了頭緒紛繁的社會變動。要理解盛宣懷在這一時期所處的特定局勢，必須把握兩條脈絡：其一是政治權力格局的劇烈演變，其二是洋務建設事業的再度轉型。甲午戰後發生的湖南災賑事件，從災荒史視角來看，只是一次較爲普通的賑災活動，但由於這一事件恰好位於前述兩條脈絡的交叉點上，從而提供了觀察盛宣懷此際動向的良好線索。通過追蹤其中的人脈關係，可以辨識出盛宣懷對王文韶的迎合、對張之洞的漠然。這兩種面相又牽連出了盛宣懷這個時候的兩個重要動向。第一個動向是盛宣懷主要依靠王文韶的維護，得以躲過戰後因李鴻章失勢而被清算的危險，並保留了在北洋範圍內所經營的洋務基礎。第二個動向是盛宣懷對張之洞的進擊態勢，趁張之洞難以維持其所主辦的洋務事業之機，盛宣懷成功地將實業經營擴展到了南洋系的勢力範圍之內。根據這種追蹤可知，以往廣爲流傳的張之洞與盛宣懷以政治換經濟的交易之說，純屬以訛傳訛。事實上，盛宣懷這時的事業變動，決不能僅僅從個人生涯的角度來認識。這是因爲，盛宣懷得以兼顧北洋系和南洋系的諸多洋務事業，又以“中國”名義開辦了鐵路公司和通商銀行，一方面意味着他業已成爲整個中國經濟體系中的重要人物，另一方面標誌着中國近代工業化進程從此超越了地方督撫所主導的洋務運動階段。 到了庚子時期，盛宣懷面臨着更加詭譎多變、危機四伏的局勢。對於盛宣懷在這一時期的活動，一般多將“東南互保”視爲其巔峯時刻。其實，只要觀察一下此時的歷史進程，便可發現，盛宣懷與上海紳商社會針對京津兵災和陝西旱災而發起的兩場跨境救援活動，其作用和意義決不在“東南互保”之下。首先，這兩場救援活動在空間上表現爲南方對北方的救助，這就使得本來以保全南方各省爲主線的“東南互保”之舉，在客觀上成爲開展救援行動的前提和基礎，而不意味着南方社會與北方社會的割裂。其次，這兩場救援活動在權力格局上表現爲社會對國家的援助，在國勢極度動盪的情況下，顯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東南互保”對朝廷權威的挑戰意味。也只有將“東南互保”和這兩場救援活動疊加在一起，才能準確把握上海商業會議公所得以創立的兩條主要脈絡。其一是盛宣懷個人運勢的戲劇性轉變。從甲午到己亥，盛宣懷先因南洋系排擠、後因“經元善事件”牽連，始終未能成爲商務建設的中心人物。而在及時援助了陷入旱災威脅的流亡朝廷後，盛宣懷很快得到了商務大臣的任命，從而獲得了推動商務組織建設的必要權力。其二是上海紳商社會力量的重新動員。在經歷了戊戌政變、己亥立儲等事件後，上海紳商社會一度備受官府壓制。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和陝西旱災的爆發，恰恰促成了上海紳商社會的新一輪整合。上海商業會議公所的創辦，則標誌着整合後的上海紳商社會從此走上了組織化發展的道路。 盛宣懷之父盛康的去世，本來只是盛宣懷的一件家事。但是，由於這件家事與外部大環境之間產生了疊加效應，使之成爲盛宣懷此後數年間陷於事業低谷的導火索。盛康去世之際，恰逢清末新政剛剛啓動，而不得不丁憂守制的盛宣懷，突然遭遇了新的危機。首要的危機來自袁世凱的進逼。袁世凱在庚子之後迅速崛起，力圖恢復北洋集團的勢力範圍，爲此逐步從盛宣懷手中相繼奪取了輪船招商局、電報局和鐵路公司等多項實業的控制權。而盛宣懷只能一退再退，喪失了很大一部分經濟基礎。另外一個危機則來自政治復出的不利形勢。盛宣懷丁憂期滿之時，因朝廷籌議官制改革以及高層人事紛爭等因素，盛宣懷遲遲得不到實職任命。其爲謀求復出而結交岑春煊，又差點被“丁未政潮”所連累。也正是結合這樣的危機背景，盛宣懷在中國紅十字會建設過程中的諸多離奇表現反倒比較容易理解了。盛宣懷直到日俄戰爭時期纔開始重視紅十字會旗號，並且將呂海寰和吳重熹拉入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領導層，其背後是藉機謀求平衡各方勢力的努力；當“丁未政潮”的結局已定之際，盛宣懷才向朝廷建議在上海萬國紅十字會基礎上建設中國紅十字會，這種節奏巧合得令人難以置信；而對創會事宜尚多猶疑的盛宣懷，居然被朝廷任命爲首任會長，看來更可能是朝廷爲了順利調派盛宣懷進京的掩人耳目之舉。因此可以說，清末紅十字會的建設，很大程度上成了盛宣懷在事業低谷中騰挪借力的工具。 辛亥革命是盛宣懷一生所經歷的最後一道重大關卡，也堪稱是最爲艱難的一道關卡。剛剛到達仕途巔峯的盛宣懷，轉瞬之間便跌入前所未有的深淵。因鐵路國有政策而成爲革命勢力的打擊對象後，又迅速被清政府作爲替罪羊而拋棄，無處容身的盛宣懷只得踏上了流亡異國之路。然而，在革命、建設與民生交織而成的特定局勢下，瀕臨絕境的盛宣懷竟然出現了生機。南北政權的相持，造成革命並不能徹底顛覆舊有的社會基礎和經濟基礎；臨時政府的財政危機，使得孫中山等人有如飲鴆止渴一般寄希望於外債；恰巧處於革命勢力範圍內的江皖水災，又成爲以民生爲宗旨的革命政權無法迴避的巨大負擔。在這三條線索的作用下，盛宣懷的家產逃脫了被沒收充公的命運，成爲孫中山等人誘使盛宣懷承擔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談判責任的砝碼；而盛宣懷爲了掩蓋與孫中山之間的政治交易，又以江皖賑務爲說辭，祭出了捐賑復產的手法。雖然盛宣懷與孫中山之間的交易因政治形勢的急劇變化而中止，但是它無疑爲落難中的盛宣懷贏得了喘息的機會。而在袁世凱上臺以後，盛宣懷更以先前的捐賑復產爲由頭，順利解決了不少關於產業的懸案。因此，透過盛宣懷在辛亥革命時期上演的這場悲喜劇，可以清楚地看到當時中國社會結構中多方力量的博弈及其走向。

朱滸老師這本書新見頻出，受益匪淺。這樣問題意識明確、章節安排清晰的人物研究實在難得。以往研究受革命史觀和現代化史觀的影響，多看重盛宣懷的“洋務”，但對其“賑務”方面的事蹟忽略頗多。這樣的人物研究勢必不能更加全面地評述盛宣懷的一生。 事實上，盛氏一生多次起伏都與賑務直接相關。賑災之事不僅成爲盛宣懷與江南紳商聯繫之中介，也成爲他與清廷中樞、北洋李鴻章、直隸王文韶、湖廣張之洞、兩江劉坤一乃至孫中山和袁世凱溝通談判的一大籌碼。同時，與盛宣懷的聯繫也讓晚清江南的紳商得以涉足政治，獲取政治資源。賑務成爲一筆雙贏的交易。這是人物的關係史，也是晚清政治、經濟與社會的互動歷程。 以盛宣懷爲例，可以看到賑務對政治人物的價值，也能更好地復原人物與時代的關係，歷史人物的形象由此更加立體。用作者的話說，就是探究盛宣懷何以成爲盛宣懷。當然，我們也清楚，盛宣懷始終是一個政治人物，賑務也好，洋務也罷，都是他在清廷宦海生存的手牌。而且，這位清廷的“誤國首惡”可撈了不知多少錢。“去盛宣懷，則公憤可以稍平，大難庶幾稍息。”

盛宣懷參與紅會建設的確不是一項有充分準備的活動，但也不是其生平事業中無足輕重的一筆，這當中關聯着盛宣懷在深陷事業低谷之際的輾轉騰挪。 兩處細小錯誤，一是岑春煊字雲階，廣西西林縣人，而不是岑春煊字西林。二是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而不是駐日公使日置益。

20260301 深入探討了盛宣懷在晚清四十年中的重要活動及其對中國歷史的影響。 通過對盛宣懷的早年生涯、賑務與洋務事業的交織、甲午戰爭後的實業佈局、庚子災變中的社會動員，以及晚年時期的慈善活動等方面的詳細分析，揭示了他在晚清複雜局勢中的角色轉換和事業成就。

左手賑務表忠心，右手洋務做業績，在夾縫中生存的實業家的起伏進退，盛老校長屬實不易

寫的太好了！要是我能把文章寫到這種程度，此生無憾矣。

考證詳細，推理精密，難得的好書。

資料非常翔實，視野開闊，論述深入本質，下了大功夫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