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象自心出：中國古書畫研究

六十年前的文章都可以毫不過時。但寫作風格有明顯轉變，似乎直接受到西方藝術史體制影響。59到83年，作者在Cleveland Museum幹文獻工作，這個時期的思路、手上功夫真的非常陳寅恪。後來跑去堪薩斯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這會兒就藝術理論得多，文章出現的高頻詞彙是格林伯格、後現代、錢鍾書——錢也要從中國畫/文論自身走到藝術邊界的討論。作者在董其昌研究上想走到這一步，把南北宗畫論、挑戰職業化的動機視作早期的現代主義，92年爲此辦了個展，得到高居翰意味深長的好評。過了幾年，高接着評價他是sinologue-in-the-museum。方聞那樣做風格分析斷代的，適合直接進入藝術史理論；但作者的進入方式是通過博物館。作者想要直接接上新理論，局面就是對話錯位。

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藝術史學家何惠鑑師從陳寅恪。中西貫通，深爲西方人所敬佩的藝術史大家；他去世後，《紐約時報》的訃告稱其爲：一位“藝術史偵探”。 “不斷地尋找確鑿無疑且罕爲人知的證據，以求爲他的藝術史研究提供無懈可擊的案例。對於論點與論據的極致探索，既體現出他自身的研究能力，也展現出他總能發現與解讀被別人忽視的證據。” 20世紀50年代中期，西方學者對中國繪畫知之甚少，創作的年代更是無從考察。而何惠鑑利用他對中國文史知識的瞭解和考證式的分析研究方法，爲他們開啓了關於中國及東方藝術研究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