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談社·日本的歷史01：王權的誕生 : 彌生時代-古墳時代

出乎意料的好看，在大量考古學成果的基礎上把故事講的很圓，雖然是一家之言，但是推理和想象很過癮。日本自繩紋時代晚期後半（約公元前6世紀末至公元前4世紀）水稻在北九州傳入以來，快速建立了國家與王權。而作者進一步將王權成立的階段性過程均做了提前。他認爲，自公元前3世紀（彌生時代前期）至公元1世紀前半（彌生時代中期末），九州北部地區率先出現了國家的雛形。這裏的國其實指的是“聚落—部落聯盟—國”結構形成的“部族式國家聯盟”，並且在獲得漢朝冊封之後，伊都國和奴國的首領成爲“王中之王”，伊都國掌握朝鮮半島—對馬海峽的南北市糴路線，對包括中國和朝鮮制青銅器、鐵原料、玻璃原料、絲織品在內的舶來品形成半壟斷，奴國形成青銅器生產的密集型基地，隨着奴國獲賜金印以及伊都國王朝貢，“伊都倭國”誕生。其次，作者綜合考古學成果，認爲古墳時代的起點應該定在公元3世紀。隨着東漢發生大亂，伊都國衰落，倭國沒法形成一個對外代表的實體，以出現楯築墳丘墓的吉備地區爲主導，包括出雲、近畿等西日本各地的部族式國家聯盟共同擁立卑彌呼爲王，建立新的倭國即大和王權（聯合政權），其王都就是位於奈良盆地邪馬臺國（大和國）的纏向遺蹟，同時期的纏向型前方後圓墳也應是前方後圓墳體制的開端。新生的倭國王權具有全新的祭祀文化和政體，邁出了走向王國的第一步，並且倭王的階級地位也遠超伊都倭國時期。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在北九州首領初步形成期的戰爭之外，作者認爲現有的考古學並不能夠證明其後國家、王權建立和發展的過程中存在大規模的戰爭與征服。作者討論了大量因爲政治中心的形成所造成的區域緊張，比如青銅器祭祀的三個階段、三批高地性聚落等現象發生時的具體形勢背景，但是緊張並未轉化爲衝突。新生倭國與伊都倭國的權力交替，也並未呈現爲近畿與北九州之間的暴力衝突。 相反，日本式王權具有強烈的祭祀屬性。彌生人祭祀（マツリ）的主要對象是精靈（谷靈和地靈）和祖靈這兩種神（カミ），使用青銅器作爲祭器。青銅祭器的不同階段王權孕育的階段具有對應關係。在彌生時代後期（公元1世紀後半至公元2世紀），青銅祭器出現了重大的轉型，青銅祭祀開始具有政治性，主持祭祀的大首領和王作爲神意志的代行者，實際上擔負起了管理神的責任。在公元2世紀末，彌生時代後期接近尾聲之際，神開始兼具谷靈和祖靈的職責。而王則作爲體現了神之意志的人格，被立於民衆之前。祭器從銅鐸向特殊器臺-壺轉型，銅鐸的集體祭祀轉化爲首領靈繼承儀式。公元3世紀，作爲王都的纏向遺蹟以及纏向型前方後圓墳的出現，在祭祀文化層面意味着什麼？新生倭國的統治者們開始設計出一整套祭祀儀式來讓王繼承首領靈，以此作爲新的祭祀取代青銅器祭祀。爲了使繼承首領靈的祭祀最大限度地得到完善，統治者們創造了取代青銅祭器的巨大咒器——前方後圓墳。而纏向遺蹟中火與水的祭祀儀式，則顯示了大和王權集中掌握農耕禮儀的重要儀式。王權的確立既然與首領靈繼承儀式等宗教改革互爲表裏，權力的整合與擴張也就會表現爲宗教的統一與擴張，既包括古墳樣式及祭祀儀式、三輪山祭祀在地方上的傳播；也體現在銅鐸、青銅武器、鐵器、銅鏡等器物（及其樣式）在中心的壟斷、製作、流通與分發。 作者由此進一步討論了日式王權的本質，即相較於大陸式王權的區別。彌生時代末期與大和王權及前方後圓墳一同誕生的首領靈繼承觀念與祕密儀式，成爲了天皇靈繼承儀式的雛形與本源。把祕密儀式升格爲天皇靈繼承儀式，並將其形式化爲任何人不能進入的聖域，上述程序直到現在仍然沿用的程序。作者認爲，日式王權的特質與承接“治天下之天命”的絕對權力者無關，而是因血統而被神化之人反覆實踐這種繼承神靈的祕密儀式，或並被昇華爲一種觀念。 最後，本書的翻譯大概是有一些問題的，很多段落的邏輯關係有點理不清，爲一本邏輯性很強的書人爲製造了障礙。

一、爲什麼要了解日本 1. 日本是中國的鄰邦，無論喜歡與否，這個鄰居就在家門口，低頭不見抬頭見，我們無法選擇。 2. 瞭解一點關於這位鄰居的故事，有助於我們把握周遭的環境，更好地面對未來。 3.在古代歷史上，中國長期影響日本的發展，很多時候，中國歷史的汪洋大海中掀起一重波浪，擴展出去，會對日本文明產生重大影響。這意味着，日本的歷史也是一面鏡子，可以幫助我們換個角度觀察自己的過去。 4.在近現代歷史上，日本曾快速發展，但也一度對東亞犯下罪行，中國深受其害。從這個角度看，瞭解日本歷史是必要的，既爲了總結進步的方法，也爲了避免苦難的重現。 二、本書作者 1. 一位考古學家，名爲寺澤薰，他被稱作研究日本“彌生時代”的第一人 。 2.在這本《王權的誕生》中，寺澤先生列舉了一重又一重證據，讓我們看到日本文明“由點到線再到面”的發展過程。 三、日本早期歷史“繩紋時代” 日本最早名爲“繩紋時代”，這得名於那個時代的陶器上大多印有繩子的紋樣。 關於“繩紋時代”到底是什麼時候開始的，說法非常多，而且差別很大，早的話有人主張一萬六千年前，晚的話也有人主張五千年前。 四、日本彌生時代 1..彌生時代”從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3世紀，持續了500多年。這500多年可以分爲前、中、後三個時期。 “彌生時代前期”大致對應我國戰國末期和秦朝時期，100年左右。“彌生時代中期”大致對應我國的西漢、王莽時期，200多年。“彌生時代晚期”大致對應我國東漢、三國時期，200多年。 2.“彌生時代”在日本歷史中處於什麼地位呢？在彌生時代以前，日本是完全的原始社會，但正如本書題目，到彌生時代，“王權”誕生了。原來一盤散沙的原始民衆開始逐漸聚合形成政權，日本的歷史正式開啓了。 3.什麼是日本文化的原點？.水稻就是日本文化的原點 日本的水稻就是從中國長江中下游傳入的，早在繩紋時代，水稻或許已經零零星星傳入日本列島，但公元前300年左右，水稻短時間內在日本列島快速普及，並將日本帶入一個新的時代“彌生時代”。 4.“彌生時代”開始於公元前4-3世紀，這是我國的戰國後期，七國爭霸進入了白熱化。不少民衆爲了求生，經由朝鮮渡海前往日本逃難。被日本稱爲渡來人 5.或者是因爲經商過去的，總之，在戰爭和商貿的影響下，一批中國人登陸日本列島，他們不僅爲日本帶來了稻種和耕作技術，還有配套的灌溉技術、青銅器製造技術。 6.出現“環壕聚落”，環繞聚落挖溝就是“環壕”，目的是防禦洪水、猛獸以及敵對勢力的侵襲。壕溝有兩重，分別是內壕和外壕，內壕更安全，村長的量級。 7.到了彌生時代中期，相當於中國的西漢時期，日本列島的一些成熟大聚落，由於人口過載，會定期把一些人口紓解出去。。 新生的“子聚落”距離“母聚落”並不遠，它們往往會發展成部落。同一水系的幾個部落還會結成“部落聯盟”。若干部落聯盟也有可能進一步形成更大的“部落聯盟羣”。作者把這樣的“部落聯盟羣”稱作“國”，將“部落聯盟羣”的負責人稱作“王”。 8.在公元前3世紀末，也就是我國秦朝時期，日本的九州島北部地區發生了多次戰爭，連續作戰使各個“部落聯盟羣”的國家輪廓越來越清晰 。這一時期聯盟首領的墓葬中，出土了不少象徵軍事權力的青銅武器，以及象徵宗教權力的鏡子、玉器。如果你關注日本皇室，你會知道日本皇室有三神器：一把劍、一面鏡子、一塊玉。這樣的傳統，便是始於“彌生時代”。 五、最開始日本叫倭國 1."倭國"是什麼 "倭"原是中國古人對遠方日本列島的籠統稱呼（《說文解字》："倭，順貌，從人委聲"，也有遙遠之意），並非指某個具體國家，而是泛指列島上的衆多政權。 2. 第一代倭國：伊都國（九州北部，公元前2世紀—公元2世紀） -崛起原因：位於九州島北部（離大陸最近），通過漢朝設在朝鮮半島的樂浪郡與西漢建立直接聯繫，獲得金屬器技術和政治經驗，實力迅速超越其他部落聯盟。 - 標誌性事件：公元107年，伊都國國王帥升向東漢進貢160名奴隸，被中國史書明確記載——"倭國"從此從集合名詞變成有特定指向的政權。 - 衰落：東漢末年（184年黃巾起義後）中原動亂，伊都國失去漢朝靠山，聯盟內部爆發內亂，舊倭國崩潰。 3. 第二代倭國：邪馬臺國（奈良盆地，公元3世紀） - 權力中心東移：內亂後各方協商重組，新倭國的盟主從九州北部轉移到本州島奈良盆地的邪馬臺國。 - 強大的三大支柱： 1. 中國政治背書：先獲遼東公孫氏支持，後向曹魏朝貢，女王卑彌呼被冊封爲"親魏倭王"，獲金印紫綬。 2. 祭祀統一：卑彌呼吸收中國道教思想（太平道、五斗米道），整合各部落祭祀儀式，用統一的宗教規範加深聯盟認同——這是她從"王"升格爲"大王"的關鍵。 3. 壟斷鐵器：控制從朝鮮半島進口的鐵資源，掌握軍事和經濟命脈。 - 歷史地位：邪馬臺國主導的新生倭國，是日本第一個真正具備廣域統治力的政權，標誌着日本王權的正式誕生，也開啓了此後的"古墳時代"。 六、“古墳”時代。 在300多年間，日本列島上出現了大大小小几十萬座墳墓，這些墳墓的外形有個鮮明的特徵，前方後圓。這麼大規模的工程，正體現了日本王權發展 。因此，接續“彌生時代”的那300多年，被稱作“古墳時代”

這本書研究的年代主要在公元前6世紀到公元4世紀之間，橫跨繩紋時代、彌生時代和古墳時代前期，着力點在於彌生時代（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3世紀），由於這段歷史的文獻史料比較少，因此作者主要以考古出土的聚落遺址、古墓、文物遺蹟以及引用《三國志》《後漢書》等史料推論，追溯日本列島王權誕生的過程。歷史小白無法評價作者觀點客觀與否，只能說作者好厲害，從考古中推論出一套和大家觀點不同的學說屬實不易。關於日本國家形成的時間學界有很多種看法，有的認爲是7世紀，有的認爲是倭五王時代以後的5到6世紀，還有的認爲是3世紀中葉（定形型前方後圓墳說），而作者認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世紀末，不過他這裏指的國家是部落式國家，源於他認爲定義國家的關鍵要素（具備完善國家權力的律令、族羣認同感、一致對外的族羣集體意志）在九州北部的部落中已經具備了，之後在其他地區也紛紛出現部落式國家，在不斷的擴張與征服中走向聯盟，並在公元3世紀產生了大和王權。作者認爲大和王權可能是邪馬臺國，卑彌呼女王是由列島諸國王通過協商，共同擁立的聯盟國之王，但可能是傀儡女王。而考古學界普遍認爲日式王權的形成與天皇稱號的確立、大嘗祭制度的形成、天武朝時期制定的律令國家的國體密切相關。作者並不以爲然，認爲戰爭是國家形成乃至王權誕生的歷史原動力，並以從銅鐸祭祀到前方後圓墳祭祀的轉變代表政治權力結構演變爲依據，認爲前方後圓墳是大和王權誕生的標誌，在該墳上完成的首領靈繼承儀式宣告了王權的正統性，首領靈儀式還是後面天皇靈繼承儀式的雛形與本源。然而，從文獻史角度研究的學者強烈反對古墳上誕生王權的說法，他們認爲王位繼承和即位儀式從未有過在墳墓上舉辦的先例，繼承主要是通過象徵王位的神器與玉座來實現的。針對這一說法作者引用《尚書》中的記載認爲中國古代也有類似的繼承儀式，大嘗祭是以首領靈儀式爲核心，吸收了古中國的即位儀式形成的來反駁。

從考古學角度介紹日本列島的文明之初。最初，是距離朝鮮半島／大陸最近的九州北部吸收渡來人文化，較爲發達，以銅戈／銅矛爲象徵，近畿地區則以銅鐸爲象徵，在衝突中雙方都有在邊界處埋葬象徵物作爲詛咒的行爲。隨着列島內外政治壓力的增強，很可能是由各個部落聯盟協商，在大和(今奈良)地區建立了大和王權，推舉卑彌呼爲女王，並且大和成爲大陸的魏國／燕國的附屬國，接受了印綬。大和王權的特徵是巨型化的前方後圓墳，其中可能舉行過祖靈迭代的神祕儀式，需要女祭司以及太陽紋／三角緣神獸紋鏡的參與，大和王權的勢力是逐步增長滲透的。同時，交通路線也從較北部的位置，轉向注重瀨戶內海沿岸，經過九州南部的路線。

本書是“講談社日本史”的第一卷，講述日本國家成熟和天皇出現之前的歷史，也就是日本石器時代的歷史。 因爲石器時代日本的文獻太少，這本書實質上是一部出色的人類學和考古學著作，而且旁徵博引，有助於通過日本的史前觀念豐富對世界史前史的認知。雖然猜測的部分稍多，但那是基於文獻太少的無奈之舉。 這本書帶給我的最大啓示是：因爲跟大陸隔着大海，渡來人是零星、分批地乘船到達日本，彼此之間也缺乏聯繫，難以組成類似於草原帝國的強力結構征服日本，所以日本對大陸文化的吸收是一個在本土繩文傳統的基礎上自主、緩慢地挑選的過程，這是日本保守主義的根。 大和政權從奠基開始，就不是暴力征服型國家，而是合議制國家，這個傳統同樣鐫刻在日本千餘年的歷史之中，直到今日。大和政權建立之時暴力程度還不如商朝，更不用說周和秦了，後來也沒有被異族完全征服過，其社會和政治的演變是緩慢的，這是日本與英格蘭相似之處，也是二者社會結構與社會觀念具有同質性的原因。 總之，以文化相似的日本史爲鏡子自照，可以發現很多之前沒注意的東西，非常有益。

我期待看到類似中國夏商時期的敘述，但作者幾乎完全從考古學角度切入，與我預期落差很大 作者的嚴謹值得肯定，觀點也能自圓其說。畢竟那段歷史太久遠，可靠文獻只有中國史書的邊角餘料，只能靠考古證據拼湊。但讀起來確實喫力，內容太密了，對不是很熟悉日本地理的讀者不太友好。我抓得住觀點，但中間大段的考古證據推演讀着費勁，咋個都灌不進腦殼頭！更棘手的是這本書不止陳述史實，還帶着史觀引申，兩層內容疊在一起，門檻又抬高了一截。搭配一本簡明的通史先搭框架，再用這本書填充細節，體驗會好很多

本書告訴我一點：日本史學界根本不承認公元4世紀之前的天皇。暨應神天皇之前的14個天皇。很客觀，主要根據出土文物論證大和王權是在九州之後出現的。

爲不得不仰仗大量考古學材料而難免枯燥的考古學注入人的氣息。 作者反駁彌生文化後稻米主流論，認爲古代開發神話的“誤算”實因8世紀條裏制的混入，主張關注彌生混合農業制度的實際運作。 嘗試重思國家的誕生，將日本列島出現國家的時間上溯到公元前3世紀後半至公元前2世紀，即將九州北部的部落式國家聯盟視作彌生時代地區性緊張的始源和國家雛形。而將大和王權的重組式誕生視作日本國家形成的第二階段的開端（該階段以公元7世紀後半，律令國家的成立，即完成王國建設爲階段性目標）。 作者的敘述尤重日本與大陸、半島的聯繫，物質、文化、政治象徵的外源性成爲了刺激區域性權力形成和擴散的基礎：交流的壟斷，極大刺激了政治上的緊張感，引發了一系列連鎖反應；交流的中止，又引發了內部政治重組的契機，激發了在區域秩序中尋找自我同一性的迫切訴求。 作者不無洞察地說：“日式王權的特質與承接“治天下之天命”的絕對權力者無關，因血統而被神化之人反覆實踐這種繼承神靈的祕密儀式，或將其作爲一種觀念反覆吟味，纔是天皇制度到現在爲止仍能綿延不絕存續下去的根源所在。”

很好解答了我對繩紋和彌生之間區別的疑惑。

對不瞭解日本及其歷史的人而言，這不是合適的入門讀物。其讀者羣可能至少得接受過日本通識教育，比如讀完小學的日本人，或者學習日本文化或日本史的外國學生。作者行文有種割裂，因爲其立論主要來自考古，其推論過程收納入大量史學詞彙，卻缺乏形象描述或對比而乾枯。另一方面，作者執着於個人化展開，以古頌今深情宣告着日本社會有淵源兩千年的創新，和諧，民主，外交，及獨特的東亞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