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談社·日本的歷史02：從大王到天皇：古墳時代-飛鳥時代

精彩程度不輸於上一本，且主線更爲清晰、集中，流暢好讀。自公元4世紀末前後（古墳時代中期）至公元7世紀後半（天武天皇即位時期），倭王權從王中之王成爲“治天下大王”，進而建構爲天皇。因此，本書以倭王權爲核心，圍繞以下幾條線索的展開與互動加以論述：（1）東亞國際秩序與戰爭；（2）內部社會變革與政治改革；（3）人、物、技術、思想的流動；（4）建築、儀式、觀念對權力的塑造等。可以看到，在這個時段，日本列島的發展一方面與朝鮮半島以及整個東北亞的形勢緊密相連；另一方面，作者指出，對日本列島的統治者而言，中國王朝的冊封制度並非必需品。奈良時代以前，半島交通線始終持續，而大陸交通線幾次中斷，每一次退出冊封體制後，恰恰都是王權發展的重要時期。這一雙重性質使得倭王權建構起日本式的有限的天下觀念。另外，在天武朝以前，倭王權雖始終以在中央與地方建立起一元化統治秩序爲目標，但從“王權的誕生”到律令體制的建立，仍需要藉助外界的刺激加以推進，且經歷了幾個世紀漫長的博弈與妥協。 相比於之前看過就忘的通識書，可以說這本書第一次給了我關於這段歷史的一個清晰的線索，因此下面是關於全書的流水賬式讀書筆記： 公元4世紀開始，通過掌控半島交通線的外交及其人員（渡來人）、物資與技術，大和與朝鮮半島南部的“加羅”（以金官國爲中心的伽倻諸國）形成緊密往來，並與百濟結爲同盟。421年開始，倭五王向南朝宋朝貢，並獲賜官爵，到倭王武時期，王權大爲強化，但始終無法獲得半島除高句麗以外的軍政權，因而選擇脫離冊封體制走上自主道路。 公元5世紀，爲擴大統治基礎，倭王權將政治與生產中樞擴張至河內，作爲王權中樞的主要氏族也隨之遷移。此時的倭王權仍然通過維繫中央與地方之間直接、相互的人員和物資往來，支撐倭王與地方豪族間的互酬性關係，但另一方面，也通過壟斷與分配介入地方豪族動亂，重塑地方社會。在478年前後的幼武大王（倭王武）時代，由於倭國在與朝鮮半島諸國的外交關係中憑藉軍事實力掌控了外交主導權，形成小世界盟主的觀念，“治天下大王”就此誕生。 公元6世紀，即繼體朝、欽明朝時期，國際形勢方面發生重大變化。由於新羅的崛起和百濟的南進政策，倭國在朝鮮半島的據點—伽倻諸國，接連遭到新羅、百濟的吞併，最終全部走向了滅亡。倭王權馬上打出復興任那計劃牌，在安羅設置任那日本府，並在失敗後執着於要求新羅獻上“任那之調”，作者指出，“海北之屯倉—任那”的權力建構性存在支撐着大王的“天下”。其次，中央、地方統治機構得到飛躍性發展。地方的國造（倭王權的地方官）、屯倉（倭王權在各地設立的政治據點）、部（倭王權承認各氏領有的民衆）等和中央的氏（構成倭王權的實力派豪族）作爲倭王權統治機構的主幹，均於六世紀前半形成。“部”的二重性質體現了此時的王權尚未實現君臣一元化統治秩序。對倭王權而言，部是具有公共性質的“王民”；對於領有“部”的王族和各氏族而言，“部”是隸屬於己的私有民。而從倭王權的中樞權力結構來看，大和與河內的臣姓、連姓氏族形成的是具有排他性的地域權力集團。另外，在這一時期，新王的即位儀式表明此時的王仍需獲得羣臣推戴，並獲得天神的“委任”方具正統性。 自公元600年（推古朝）派遣遣隋使起，倭國重新開啓對華外交，形成了不接受冊封的前提下，繼續同隋朝維持朝貢關係的外交形態。但因受到文明的衝擊，倭王權爲脫離“蠻夷之國”而進行一系列政治改革，包括營造小墾田宮、制定冠位十二階制度與《十七條憲法》。其中，小墾田宮的營造爲王權創造了處理政務、舉行儀式的禮儀空間——“朝廷”。 公元七世紀中期的大化改新，是倭王權面對諸多內外變動與挑戰下的政治改革，目標爲統治階層內部的君臣關係和全國的統治體制走向一元化，構築起以大王爲核心的中央集權體制。首先是蘇我氏的專權。其次是部民制陷入危機。各氏族分割、領有“部曲”的體制導致伴、部對伴造的人身依附關係強化，同族排他意識增強。最後，是高句麗、新羅、百濟三國之間矛盾激化，內部政變，走上集權道路。因此，大化元年(645)中大兄皇子等人實施剷除蘇我入鹿的“乙巳之變”。其後實施的政治改革分爲兩個層面：①在地方，廢除國造的“國”，取消“部”，設立嶄新的地方行政組織“評”；②在中央，剝離掉氏族領有“部”的權力，設立新的政治機構，將氏族官僚化。其中，第①項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而第②項並不徹底，保留了氏族階層的既得權益。同時，孝德朝建立了龐大的前期難波宮，其朝堂院成爲從視覺上彰顯王權受天神委任，實行一君萬民統治的象徵空間。 到了齊明朝時期，齊明天皇爲鞏固和神化王權，一方面大興土木建設“倭京”，如後飛鳥岡本宮、“石之王都”、須彌山像（三次建造）、漏刻（水鍾），倭京成爲了舉行蝦夷、肅慎等化外之民臣屬儀式的禮儀空間，雖然在齊明朝以後神聖空間發生轉移，但其性質仍然不變，且臣屬仍需以向神起誓爲中介。另一方面，阿倍比羅夫三次遠征北方，使蝦夷在任那之後擴張倭王權的“天下”領土。 不僅如此，因660年百濟滅亡，齊明天皇不惜與唐朝爲敵，也要復興百濟，這一繼續擴張“天下”的渴望以白村江戰役（663年）的慘敗而告終。在外部危機之下，繼位的中大兄皇子實行甲子之宣（664年），進一步推進大化改新的中央機構和氏族改革政策，重新分配了氏族傳統的經濟基礎—部曲和奴，當然氏族改革仍然只是氏族的重組和等級化。儘管天智天皇九年(670)製作了最早的戶籍庚午年籍，但直到天武天皇四年(675)，倭王權廢除了部曲（=民部），將它們編爲公民，並建立起食封（封戶）制度；持統天皇四年(690)制定庚寅年籍重組家部，並通過律令制定良賤制，由此“公民制”才得以最終建立起來。而官僚制的建設則更爲緩慢，要等到《飛鳥淨御原令》（689年）才得以實現。 最終，隨着大海人皇子在古代日本最大規模的內亂壬申之亂（672年）中擊敗近江朝廷，這一驚人的勝利使得大海人皇子升格爲神，“天皇”這一稱號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條件下被製作出來作爲他（天武天皇）的尊稱，天武天皇進而成爲快速推進律令體制建設的卡里斯瑪式統治者。其後，於持統朝時期，隨着《飛鳥淨御原令》的制定，“天皇”稱號作爲統治者稱號被法定化。 在意識形態上，“天皇（スメラミコト）”作爲一種在政治上、宗教上聖化的具有神聖超越性的特殊尊稱，其作用在於肯定王權的存在。其包含着兩種觀念：“延續天神系譜的神”以及“與皇帝同級的統治者”。與之相配合的是，這一時期圍繞“天”與“日”進行了種種意識形態上的建構：如伊勢神宮地位上升、王權神話進一步系統化（《古事記》和《日本書紀》開始編纂）、天照大神地位擁有了天日合一的神格、天日嗣觀念的形成、反映日式中華思想的日本國號同時誕生、創造大嘗祭與大極殿、興建第一個都城藤原京並開始編纂《飛鳥淨御原令》……在天皇即位儀式上，天皇即位的合理性轉而來源於其“日之御子”的血統和先帝主觀的意願。 就此，作者詳細講述了倭國大王由“治天下大王”升格爲“現神”天皇的歷史過程。從互酬性並需由神的終極權威委任的王中之王，轉變爲“作爲降世之神統治天下的聖人”，天皇並非人們信仰的對象，而是作爲“現神”的天皇是賦予王權統治正統性的終極權威。當然，作者最後指出，在外部表現與支撐“天皇”的日式“天下觀”，不過是一種在孤芳自賞的小世界裏得以實現。

4世紀初畿內地區的大和取代了北九州勢力，完成了日本列島主體部分的政治性統一，作者認爲這是倭王權發展的原點。不同於上本書《王權的誕生》認爲日本早期國家形成於彌生時代，作者認爲政治性統一才標誌着國家形態的形成。而這本書探討的重點在於4世紀到7世紀，倭國王權如何從“治天下大王”轉變爲神格化的“天皇”，進入律令國家時代。公元7世紀，在天武朝時期才正式確立了“天皇”的稱號和“日本”的國號，加強了中央集權國家體制，並組織編撰了日本的史書《古事記》《日本書紀》。以往倭國王權的合法性來自於大臣們的擁護和天神委任儀式，經過壬申之亂奪取政權的天武天皇被升格爲人們崇拜的“神”，天皇被賦予了終極權威，新天皇即位的合理性轉而變成來源於“天照大神直系子孫”的血統和先帝主觀的意願，兄終弟及的繼承製也逐漸讓位於父子傳承。有意思的是目前的日本皇室之祖可能是入贅過來的繼體天皇，應神天皇五世孫，和之前的大和皇室直系已經沒什麼關係了。當時武烈天皇沒有子女，爲了延續皇室血脈，大連大伴金村等人擁立繼體天皇，並讓其娶武烈天皇的妹妹手白香皇女爲大後以增強繼位的合法性，繼體天皇的血脈一直傳承至今。還有日本皇室近親結婚的傳統，雖然一直耳聞，但還是很震驚。敏達天皇和推古天皇是同父異母的兄妹，也是夫妻，天武和持統既是叔侄，也是夫妻，爲了維繫皇室血統的純正，這樣近親結婚真的難以理解。飛鳥時代出過三位女天皇，彌生時代也出現了第一位女王，雖然其中可能是男性主權者博弈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結果，但還是好奇當時日本社會的女性地位和所扮演的角色，可惜書裏這方面的描述比較少，不過還是漲姿勢了。

把倭五王對華外交努力、背後思想變化梳理得非常清楚，把治天下之大王向最終的天皇轉變過程、統緒的幾次遷移脈絡都講得很明，且與第一部承接柔和，看得出是基於事實而非虛無縹緲的某些傳說。

鮮明的問題意識：如何天下？爲何天皇？何以日本？ 作者回顧了公元4世紀末到7世紀後半的日本內外歷史，描述了古代天皇制的確立，即倭國大王如何被有組織神化，進而由“治天下大王”升格爲“現神”天皇的過程。 作者一直抓住不放的線索是日式的“天下觀”形成的過程：從帝國意識的自我表徵（加羅=任那）和執念（任那之調），到對外的頓挫（對隋唐的“對等外交”嘗試和堅持不臣）、對內的勉力撐持（化外臣服的表演和漸進的政治改革），再到最後自成一天地的孤芳自賞。這是全書自覺最精彩的部分。 “天武天皇在壬申之亂中獲勝，被人們尊稱爲“神”。而正是這樣身負神權的天武天皇纔是現神“天皇”與“日本”的締造者。換言之，不論是“天皇”的稱號，還是“日本”的國號，它們都是那個誕生了卡里斯瑪式統治者的史無前例的特殊歷史條件的產物。”

本卷講述倭國/日本從“大王”到“天皇”的轉變（古墳→飛鳥時代）。日本的統治者並非自古以來就是“神”，至天武天皇在壬申之亂中獲勝後被人們尊稱爲“神”，又通過一系列制度的設置（包括天皇稱謂、日本國號、齋宮制度等），至此天皇超凡的神權通過制度的形式被確定下來。天皇是“神”，是日本的終極權威，這一思想長此以來存在於日本人的觀念中。直至二戰後，昭和天皇發佈《人間宣言》，否定天皇的“神性”，天皇僅作爲國家的象徵而存在。除了王→皇的變化，蘇我氏家族是此時期重要氏族，衆多后妃出身於蘇我氏，天皇也與蘇我氏有親緣關係。蘇我氏幾代當家人（蘇我稻目→蘇我馬子→蘇我蝦夷、蘇我入鹿）長期掌握政權，甚至控制天皇的廢立。

讀完《倭五王》，順便二刷下這本。 兩條線互爲表裏。內：天皇制的形成。從幼武大王的治天下大王到天武、持統時期正式確立天皇制度。外：倭國的天下觀。打腫臉充胖子也要拗任那的屯倉設定XD。半島局勢對這一時期的日本影響很大。and作者爲蘇我氏說了不少好話。

書絕對是好書，就是太學術了，裏面經常會有大段的考古學內容。作爲目的僅僅是初步瞭解日本史的我，實在是過於學術。但我又沒有足夠權威和認同的其他書籍備選，只能生啃，痛苦啊(┳◇┳)。

對於普通讀者而言，比第一冊要好看的多了

有趣的歷史，最後一章進入了新的時期

寫得還是很好的，學到很多。從大王到天皇的日本史，與日式華夷秩序的建構、部曲到自由民的轉型、大化改新的歷史意義，宮庭空間與權力的關係等，都說了很多。雖然涉及到具體的史實考證就看不懂了……